第三节 朗诵艺术的时代责任

朗诵是服务于时代的艺术。纵观朗诵的百年历程，虽然不免有特殊时代的坎坷遭遇，但它始终以昂扬的精神风貌承担着引导民众、传播文化的重任。

朗诵由于能够和听众直接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因而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感召力，所以在传达时代情感、展现时代精神方面，有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每一次重大转折时期，也都是朗诵活动最活跃的时候。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破家亡的危机关头，是愤怒的朗诵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囿于当时传媒不发达、多数民众是文盲的现实，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朗诵这一便捷而有力的宣传武器，并为此创作出了大量通俗易懂、富有一定鼓动性和感染力的朗诵诗。那个时候，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无论是工厂还是学校，到处是慷慨激昂的朗诵，到处是民族解放的怒吼，并涌现出了以闻一多、田间、高兰、光未然、郭沫若、臧克家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朗诵者。尤其是诗人光未然1939年创作的大型朗诵组诗《黄河大合唱》，由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后迅速传遍全国，并和许多抗日救亡的歌曲一起，鼓舞着无数誓抵外辱的中华好儿女夜以继日地奋斗在工作第一线，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地奔赴疆场。

“文革”结束后，炽热的朗诵释放着人们长久郁积在心中的情感，点燃了亿万人民创造美好未来的激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回忆说：“在难忘的1976年，我虽然没有机会到天安门去目睹盛况，但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在一次朗诵会上，我朗诵了《扬眉剑出鞘》，那只是短短的四句诗，然而当时听众的反应使我感到，有些炽热而复杂的大时代感情，通过诗的朗诵传达出来，其浓度、力度和深度，往往不是一般语言所能企及的。”风靡全国的朗诵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情感象征。

虽然朗诵于我们是如此的重要，但也毋庸讳言，由于艺术品位的降低、朗诵人才的青黄不接、诗歌创作的不景气等因素，步入21世纪，朗诵已经无可奈何地陷入发展的低谷时期。这不仅映射出了人们精神上的荒芜与挣扎，也进一步突显了社会风气的日益浮躁。

面对如此境况，中国传媒大学张颂教授不无忧虑地说：“我国早在2001年就颁发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但对有声语言的认识，显得如此忽视、轻视、蔑视，仍旧停留在‘重文轻语’阶段，几乎没有什么提高。”心胸坦荡的著名播音员虹云更是直言：“我干了一辈子朗诵，……物质上我也没有很高的要求，我在乎的只是一种尊重，我为这门艺术感到不公平。”（2010年11月24日“中工网”）

如今随着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平年代的国人对战争时期动员民众之武器的朗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对朗诵传播经典文化、净化社会风气的期望越来越强烈；一方面朗诵走进校园，服务于语文教学和学生成长的呼声也越来越迫切。

谈起经典教育的缺失，著名朗诵家姚锡娟满怀期望地说：“我去美国时看到，每年暑假，公园里都会免费演出莎士比亚的戏，经典剧目常年走入校园，老百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高雅艺术的熏陶。我不反对‘小沈阳’，但群众文艺不能一直停留在小品上，应当让群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高品位的经典艺术，群众的文化素质才能提高。”（2010年7月15日《南方日报》）

说起朗诵艺术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巢宗祺教授甚是感慨：“我们都有一个体会，朗诵革命先辈的诗篇，会感到热血沸腾，这说明朗诵会使人受到思想熏陶。有的人可能不明白，觉得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能生产出粮食、住房和汽车？确实不能，但朗诵能产生强大的无形的民族凝聚力。如果说一个人积累了一百篇优秀诗文，他跑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心里都会惦记祖国。他还会让子孙后代去读，因为他知道这里面的美和价值。”（2009年6月25日《中国教育报》）

客观地说，人人可学的朗诵永远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作为文化的一种普及形式，过去的朗诵更多的是以现场纪实朗诵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而现在的朗诵，随着电视的发达，网络的普及，声画艺术的结合，出现了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舞台了；和过去相比，只是朗诵专场少了，广场式的舞台朗诵少了，这是随着朗诵现场的虚拟化，朗诵受众被分流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广大民众不再需要朗诵了。

其实，朗诵艺术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朗诵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朗诵艺术又出现了勃勃生机。1999年“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自2007年开始，由教育部主办的“中华诵·经典诵读大赛”在全国的影响日益深远。2008年文化部又做出了增设朗诵水平等级考试的决定。2009年，以共和国先烈诗文为内容的《红色箴言》朗诵会在上海公演。2010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首届“夏青杯”全国朗诵大赛也鸣锣开赛。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专业化、常态化的朗诵活动必能起到吸引、聚合、组织广大爱好者的作用。不久的将来，这个巨大的推动力势必会在群众中掀起一个新的朗诵高潮，正在复兴的朗诵艺术必将迎来一个明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