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密折藏玄机

康熙一朝激烈的党争，尤其是诸皇子之间长期的互相倾轧，只能让言官长久保持缄默。很明显，储位之争那是皇帝自家事，旁人不敢多言。康熙则深深苦恼于言路不畅，迫切需要有收集政情、军情的途径。密折作为传递情报之用的特殊载体，不能不受到康熙的格外重视。渐渐地，密折成为康熙了解驻防事务和政情、军情的一个重要渠道，并上升为高级官员可以普遍使用的正式官文。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康熙也很快意识到，密折制度的推行对于监控官员有很大好处。由于配合密折制度的推行，办理政务可以转为隐秘，而不再拿出来进行公开讨论。密折所陈之事，多为机密要务，大多需要紧急处理，强调办事效率，故而既有公文的处理模式也被打破。至于每一份密折如何办理，全等皇帝批示。有的时候，他会选择将密折存档，有的时候，他会选择将密折交由内阁或议政处阅处。只有皇帝才有权对密折作出程序和处理要求，内阁的职权则被大幅度限制和削弱。在这种情况下，铲除异己和贪腐官员，也可以变得神不知鬼不觉，密折由此成为威慑群臣的一种最佳途径。康熙曾对朝臣宣布：“尔等果能据实密陈，则大奸大贪之辈不知谁人所奏，自知畏惧。”^[7]处在严密监视之下的驻防将领和各级官吏，无不处于惶恐和畏惧之中。所以，密折的使用，“是清代君权高度集中及中枢辅臣权力进一步削弱的重要标志之一”^[8]。

这种监控行为，到了雍正年间更是发展到了极致。据《南亭笔记》记载，某省新上任巡抚在家与夫人、女眷等打牌，忽然发现一张牌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只好悻悻地休息。没过多久，巡抚得到雍正召见，在汇报一些施政情况之后，巡抚道别。可就在他将要出门之际，突然又被雍正叫了回来。只见雍正从怀里徐徐拿出一张牌来，笑着说道：“这是你家的东西，现在还给你。”巡抚定睛一看，大惊失色，原来雍正手里拿着的竟是前几天巡抚打牌时所丢失的那张牌！虽说《南亭笔记》所载多为遗闻逸事，其中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却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对于官员的监控有多么严密。

还有一个关于帽子的故事，也足够反映当时对于官员的监控之密。有位大臣前一天买了顶新帽子，第二天入朝免冠行礼时，雍正特意提醒其注意别把新帽污坏。官员换顶帽子，当然犯不着日理万机的皇帝来关心，得到这种提醒的官员也只会在万分惊愕之余，感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但雍正却不会理会这些。他有时候甚至故意将所收到的情报透露给被监视的官员，“借以提高这种特务手段的威慑力。”^[9]很显然，暗箱操作式的密折制度，让清代皇权更多了一层令人恐怖的神秘感。

密折既然成为帝王了解政情和社情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便必须采用严密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而且对办理和使用的权限都予以严格规定。雍正结合军机处的相关设置，除了借鉴康熙朝的某些做法之外，也对密折制度进行了改进，作了更为严格的管理要求。

很多人将密折制度和军机处比作为左右手，认为正是它们二者的密切协同、紧密相扣，最终帮助雍正实现了集权统治。其实，考察雍正对于军机处的设计便可发现，密折其实是军机处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密折制度的改革也始终和军机处息息相关。

在雍正朝，军机处更多局限于办理西北军务，尚且无法真正取代内阁中枢，但雍正相关密折制度和公文制度的改革，其实已经是在为军机处职权发生改变做了很好的铺垫，同时也是在为中央政府的决策体制全面改革进行了很好的准备。而且，通过这种改革，也已经部分实现了他自由行使皇权和高效处理政务的设想。皇权也由此在雍正手中呈现明显的加强趋势。

雍正更加重视奏折在中枢决策中的地位。与康熙朝相比，雍正朝具备具折奏事权力的官员数目明显增多，奏折涉及内容也更加广泛，奏折数量也呈现激增态势。有学者统计，康熙时期，具折言事官员不过一百余人，奏折总数约九千余件。而在雍正朝，具折言事的官员已经骤升至一千二百余人，奏折总量约四万件。^[10]奏折已经成为雍正了解政情社情和军情的最重要上行文书。举凡边疆军务、官员政务、民众疾苦和雨雪灾害等各方面情况，雍正都需要通过一份一份的奏折来获得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