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浙江滨海旅游发展基础

浙江是海洋大省，海岸线曲折绵长、海域岛礁众多、海岸类型多样、港口海湾资源丰富、滩涂面积广大、海洋渔业资源丰富，全省海域面积26万km2。在漫长的6696km海岸线中，蕴含着海岛、海滨、海岸及海洋生物等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浙江省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浙江省旅游强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浙江滨海旅游业发展的资源优势

浙江滨海地区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的最东端，北濒杭州湾，处于长江与钱塘江交汇处，南部紧邻福建沿海，包括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7个地市（见表1-2），整体上可以划分为环杭州湾滨海旅游区、舟山群岛滨海旅游区以及浙东滨海旅游区三个区域，海域面积26万km2。海岸线绵延曲折，北起平湖市的金丝娘桥，南至苍南县的虎头鼻，拥有6696km的海岸线（含海岛岸线），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20.3%，蕴含的滨海旅游资源丰富。

1．具有优良的自然滨海旅游资源

浙江滨海地区自然地理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处于长江与钱塘江交汇处，是我国重要的出海通道的出口，地处长三角经济圈南翼，是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浙江滨海地区气候环境良好，生态环境优越，较为适宜滨海旅游活动的开展。浙江海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四季分明、年温适中，雨量充沛、空气湿润、热量充裕的气候特点，太阳年辐射量在4000～4800M J/m2之间。浙江沿海年平均气温在15～18℃之间，全年气温适中，冬暖夏凉，秋温高于春温，海洋性气候特征明显，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000～2000mm之间，是适宜人类居住、旅游的地方。浙江有6696km的海岸线，滨海旅游资源丰富，海岛、海滨、海岸及海面的旅游活动形式多样，形成了以滨海观光为主，康体疗养、休闲度假为辅的滨海旅游产品体系。

浙江是全国海岛最多的省，陆域面积大于500m2的海岛有2878个注1，分别隶属于舟山、台州、宁波、温州和嘉兴5市（见表1-3）。浙江全省有188个常住人海岛，人口总数约为125万，约占全省人口的3%。

注1按照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2013年印发的《浙江省海域海岛海岸带整治修复保护规划》（浙发改规划〔2013〕1126号），全省500m2以上海岛总数为2878个，其中无居民海岛2639个，有居民海岛239个。

2011年4月12日，国家海洋局向社会公布全国首批可供开发利用的176个无居民海岛，涉及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8个省区。其中，辽宁11个、山东5个、江苏2个、浙江31个、福建50个、广东60个、广西11个、海南6个。浙江首批31个可开发利用无人岛位于宁波（3个）、温州（7个）、舟山（10个）、台州海域（11个），具体见表1-4。

在海岛地貌景观中，沙滩作为传统滨海旅游3S（Sun、Sea、Sand）的核心要素，对海岛旅游开发尤为重要。然而浙江海岛沙滩资源相对稀缺，海岛砂砾质岸线长度约73km，仅占全省海岛岸线总长的1.1%，主要分布于舟山群岛。浙江省海岛沙滩均为岬湾型沙滩，类型单一且规模不大，最长的基湖沙滩约2.7km，受季风影响，季节性变化显著。旅游开发对沙滩的规模有一定要求，据调查统计，浙江海岛上长度大于100m的沙滩共计63处（见图1-1）。

浙江沿海港口群在长三角港口群乃至中国的沿海港口中占据重要地位。浙江海岸蜿蜒曲折，状如锯齿，加上东海洋面上散布的众多海岛，形成了许多优良的港湾，拥有以北仑港、朱家尖等为主体的天然港区。同时，许多海湾口小腹大，风平浪静，为避风水域，适宜海上体育运动旅游项目的开展（见表1-5）。

浙江海岸线外侧的潮间带面积，共计2443.8km2，其中分布于大陆沿岸的为2123.8km2，分布于海岛上的为320.0km2。沿海各市的潮间带面积为：嘉兴市44.9km2，宁波市936.7km2，台州市666.5km2，温州市649.1km2，舟山市146.7km2。注2随着浙江沿海围垦工程的开展，浙江潮间带面积呈明显减少趋势。宁波市杭州湾南岸湿地是全省沿海面积最大的潮间带滩涂湿地（见表1-6）。

注2按浙江沿海的习惯，入海河口的潮间带亦称为海涂，成片分布的为钱塘江河口和瓯江河口，面积分别为442.0km2和5.0km2。

受地质影响，浙江海岸分布着不少海湾，其中面积较大的有杭州湾、象山港、三门湾、浦坝港、隘顽湾、漩门湾、乐清湾、大渔湾、沿浦湾。其海域面积及海岸线长度如表1-7所示。

食是旅游产业六要素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对于滨海旅游而言，渔业资源早已超越了食物作为旅游者基本生理需求的意义，成为美食旅游的核心。浙江滨海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沿海滩涂、浅海有鱼类、浮游生物等多种生物，并且拥有多个省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不完全统计，浙江渔场面积达22.27万km2，拥有鱼类523种、游泳虾类78种、头足类26种、底栖生物340多种、浮游动物220多种、浮游植物260多种、潮间带生物580多种、大型藻类160多种，渔业资源品种多、质量优、生长快，是我国海洋渔业资源蕴藏最为丰富、渔业生产量最高的渔场。在养殖方面，浙江省浅海、港湾和滩涂养殖资源丰富，养殖条件优越，养殖品种多样，有鱼、虾、贝、藻、蟹等五大类四十余种。“四大渔场”之一舟山渔场共有鱼类365种。其中属暖水性鱼类占49.3%，暖温性鱼类占47.5%，冷温性鱼类占3.2%；虾类60种；蟹类11种；海栖哺乳动物20余种；贝类134种；海藻类154种。鱼类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鳓鱼（鲞鱼）、银鲳（鲳鳊鱼）、海鳗（鳗鱼）、蓝点马鲛（马鲛鱼）、鮸鱼、黄姑鱼（黄婆鸡）、白姑鱼、褐毛鲿鱼（毛常）、棘头梅童（大头梅童）、石斑鱼、鲐鱼（青鲇）、蓝圆鲹（黄鲇）、舌鳎鱼、绿鳍马面鲀（马面鱼）、虫蚊东方鲀、红鳍东方鲀（河豚）、黑鱼安鱼康、鲻鱼、鲥鱼、黄鲫、鲚鱼、鳀鱼（烂船钉）、沙丁鱼、龙头鱼（虾潺）、白斑星鲨、双髻鱼、扁鲨、犁头鳐、黄鱼工、弹涂鱼，还有梭子蟹、细点圆趾蟹和虾类等，可以看出浙江滨海地区是我国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

2．丰富的滨海人文旅游资源

浙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是浙江境内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在遗址地层中发现的独木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之一。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层保存着水稻种子，表明浙江是水稻栽培的发祥地。距今约5300—4200年，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两岸的良渚文化，则是继河姆渡文化以后在浙江出现的又一远古文明高峰，玉器雕刻是良渚先民对人类的最主要贡献。传说上古时期的治水英雄大禹，死后就葬在绍兴，大禹陵、禹王庙成为人们的景仰之地。

在浙江深厚的人文背景中，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享有盛名，浙江有“东南佛国”之誉。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东晋南朝时期，在统治者的扶持下，佛教很快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并由上层社会开始向下层民众扩散。南朝时寺院遍布江南各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东吴时，浙江只有9所寺院，两晋时增至56所，至南朝则达到了132所。如当今名刹灵隐寺、天童寺、雪窦寺及大佛寺等均创于两晋时期。到了隋唐时期，佛教进入了鼎盛时期，北方的禅法和南方的义理开始统一，浙江佛教接受了北方的禅法，并在寺院建筑、雕刻等方面吸收了北方禅法的精华。隋唐时期佛教鼎盛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僧团相继而起，宗派众多，而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净土宗和禅宗。天台宗的祖庭在浙江天台山，浙江各地的寺院大都受到天台宗的影响。而净土宗倡导易修易行，对下层平民百姓尤其有吸引力，中唐以后得到广泛传播，现存的佛教寺院，大多数与净土宗关系密切。禅宗则是我国流传最久、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佛教宗派，浙江寺院以传播禅宗为多，如余杭的径山寺和宁波的天童寺。浙江佛教在宋代，尤其在南宋更为繁荣。宋室南渡后，杭州的佛教寺院就从360所增至480余所。从浙江佛寺的分布来看，浙北地区建寺早，寺院众多，密集程度大，而浙中和南部地区则稍迟。佛教的广为传播，对浙江的人文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在历史上以出产瓷器闻名，浙江更是青瓷的故乡，越窑、婺州窑、瓯窑、龙泉窑，为浙江青瓷的发展撑起了一片璀璨的天空。越窑分布于今浙江上虞、慈溪、余姚一带，唐属越州，故名。晚唐五代是越窑的全盛期，据考证，仅慈溪上林湖周围就有越窑窑址100多处。越窑生产的瓷器精品“秘色”瓷，不仅帝王将相视之如瑰宝，作为日常起居与礼佛随葬的必需品，民间百姓与骚客文人也常常为之咏赞吟唱。自东汉至北宋的1000多年间，越窑瓷器生产从未间断，不仅窑业作坊增多，生产技术水平亦有显著提高，基本上摆脱了烧制陶器和原始瓷器的传统工艺，形成了制瓷工艺的自身特点。越窑瓷器造型规整，采用板印、雕、堆等技法制成方壶、桶、谷仓、扁壶、狮形烛台与多种新式器物。胎质细密坚硬，胎色灰白，釉层较厚，釉面光滑明亮，釉色淡青，少有青中闪黄者。东晋时以褐色点彩装饰为特色，南朝时盛行莲花纹装饰，反映出佛教艺术对瓷器装饰艺术的影响。六朝时期的越窑瓷器在浙江东北部和江苏的南京、丹阳、金坛、句容、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宜兴，辽宁的辽阳，安徽的马鞍山等六朝墓葬中都有出土，足以说明其产量之大、质量之精、销售之广。入宋后，激烈的产业竞争和当地燃料的匮乏致使上林湖、上虞、东钱湖一带传统越窑产地的瓷业走向衰微，但部分融合了北方制瓷工艺的青瓷制造业仍然在南宋时期形成了乳浊釉瓷中的低岭头类型。

除此之外，浙江的丝绸、茶叶和造纸业也很发达，其中所蕴藏的文化气息和独特的东方美学意蕴丰富而神秘。

在历史的长河中，浙江人才荟萃，群星璀璨，在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思想家王充、陈亮、刘基、宋濂、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诗人贺知章、骆宾王、孟郊、朱淑真、周邦彦、陆游，画家赵孟頫、徐渭、马远、黄公望、陈洪绶、任伯年、吴昌硕，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科学家沈括，戏剧家李渔、洪昇，教育家蔡元培，史学家沈约、胡三省、宋濂、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以及章太炎、王国维、秋瑾等志士仁人。而文学方面，自东汉至现代，浙江籍文学家载入史册者已逾千人，约占全国文学家的六分之一，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出现了鲁迅、茅盾，以及柔石、殷夫、郁达夫、冯雪峰、夏衍、邵荃麟、艾青、丰子恺、徐志摩、吴晗等文坛名人。据统计，被列入“二十四史”有籍贯可考的人物中，浙江籍人占了12%。截止2013年12月，在全国1600余位两院院士中，浙江籍院士达到225位，位列全国第一。

浙江区域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是五代吴越西府和南宋行都所在地，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截止2016年5月，浙江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9座，即杭州、宁波、绍兴、临海、衢州、金华、嘉兴、湖州、温州。浙江省人民政府还相继公布了天台、温州、余姚、舟山、嘉兴等12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余杭塘栖镇、萧山衙前镇、宁波慈城镇、余姚梁弄镇、象山石浦镇、海宁盐官镇、桐乡乌镇、绍兴东浦镇、绍兴柯桥镇、绍兴安昌镇、诸暨枫桥镇、温岭箬山镇等43处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全国1268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浙江区域就有良渚文化、嵊泗花鸟灯塔、天台国清寺、临海桃渚城、绍兴古纤道、温州永昌堡、奉化蒋氏故居、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鄞州它山堰、宁波庆安会馆、临安功臣塔、杭州西泠印社、杭州六和塔等名列其中。

优良的滨海自然旅游资源和丰富的滨海人文旅游资源，是浙江省滨海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二、滨海旅游需求市场优势

浙江滨海旅游区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中部，是我国“T”字形经济带的核心区。该区域是中国最富庶、最具经济活力、旅游客源市场容量最庞大的地区，区域内的城乡居民收入高、生活富裕，旅游需求旺盛。同时，该区域旅游资源丰厚，旅游产品特色鲜明，是国内外游客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因此，浙江滨海旅游发展具有优越的市场优势（见图1-2）。

世界旅游组织（UNWTO）发布的最新《2015全球旅游报告》（UNW TO Tourism H ighlights 2015 Edition）显示：全球国际游客到访量总数从1950年的2500万人次，到1980年的2.78亿人次，1995年5.27亿人次，到2014年达到11.33亿人次。全球范围内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国际旅游花费在1950年为20亿美元，1980年增加到1040亿美元，1995年增长至4150亿美元，在2014年达到12450亿美元。在2014年国际游客到访量和旅游收入方面，法国、美国、西班牙和中国继续居全球前列（见表1-8）。其中中国以5560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量，继续稳居第四位。

《2014年长三角核心区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长三角核心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达到40203元，增速均值为9.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达到20638元，增速均值为10.6%，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95∶1，总体呈现出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发展特征。

2014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8844元高40%；农村居民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0489元高84.7%。2014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4年居全国第3位、省（区）第1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年首次超过北京506元，列上海之后居全国第2位，连续30年居省（区）第1位。2014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28.3% 和31.8%。居民消费中，文化教育、休闲旅游、信息通信、交通出行的支出快速增长，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居民消费更趋个性化、高档化、品牌化和便利化，享受型消费成为主流。2014年，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分别达到2643元和1355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9.7% 和9.3%，成为仅次于“吃住行”的第四大居民消费项目。特别是旅游成为居民增长见识、放松心情的重要选择，出国游、乡村游以及度假游、购物游等多种旅游方式迅速兴起，旅游花费成为文化娱乐消费的主体。2014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团体旅游支出达660元，占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比重高达74.7%。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浙江省滨海地市共接待游客45596.6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44854.3万人次，接待国际游客742.3万人次，可以看出巨大的旅游消费市场是浙江省滨海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力支撑，并且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旅游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因素中是影响浙江滨海旅游产业发展的主导因素，占绝对优势。2014年浙江省滨海地市旅游外汇收入为44.1亿元，累计增加值278.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21.2%，也是发展较快的市场。

三、滨海旅游企业及其支持性产业优势

旅游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相关产业的支持。浙江省滨海地区交通、通信、供水、供电、旅游接待等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并趋于成熟。截至目前，浙江沿海区域已拥有星级饭店668家，经济型酒店、中档酒店、精品酒店、特色主题酒店、民宿层出不穷，丰富了消费者的住宿选择，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扩容；旅行社1901家，占全省旅行社数量的80.8%。另外，各旅游区内的旅游汽车公司、航运游船公司、旅游票务中心等服务体系也不断完备，已初步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方位服务系统。

智慧旅游是推进滨海旅游智能化、便捷化、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浙江滨海城市智慧旅游建设始终走在前列。目前，杭州的5A级旅游景区、高星级酒店已实现Wi-Fi全覆盖，率先在全国推出了“杭州旅游”“特色潜力行业”“旅游执法”等App手机应用；温州市已建立首批35个智慧旅游体验点，实现32个A级旅游景区和四星级以上饭店Wi-Fi全覆盖，74家三星级以上酒店全部采用业务系统管理，180多家旅行社使用导游地接系统，85% 以上的旅游企业建立了网站及网络预订业务；宁波在旅游电子合同签约平台、同业分销系统、地接统计系统的运用，进一步规范了旅游行业网络营销的业务流程，赢得了广大游客的青睐。

此外，浙江滨海各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强化市场监管、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旅游安全管理、旅游标准化建设、质量监督等行政职能，表现出信息化、事业化的特征，旅游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四、滨海旅游发展的宏观政策优势

海洋经济是目前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是未来世界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支撑。2011年全球海洋经济总产值达2万亿美元，2020年有可能达到3万亿～3.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10% 左右。海洋旅游是海洋产业与旅游业交叉整合而形成的重要领域，从产业结构上来看目前占海洋经济总量的14%。全球旅游经济中，海洋旅游经济总量占50%，比十年前增加了3倍。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报告，在旅游业发展规模和收入水平上位于世界前十位的旅游大国全部为沿海国家，滨海旅游在这些国家的旅游业发展中均占有主导地位。在位于世界前40位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中有37个是滨海国家，这37个国家的旅游总收入占全球旅游总收入的81%。

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将旅游业打造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大力推进旅游与海洋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2012年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积极发展海洋服务业，大力发展海洋旅游业，因地制宜打造滨海黄金旅游带，把“滨海旅游”列为新兴的支柱性海洋产业予以重点发展；2013年发布的《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大力发展邮轮游艇、海洋海岛等高端旅游产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海洋强国”的目标，国家旅游局确定2013年为“中国海洋旅游年”。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指出：“积极发展森林旅游、海洋旅游。继续支持邮轮游艇、索道缆车、游乐设施等旅游装备制造国产化，积极发展邮轮游艇旅游、低空飞行旅游。”

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大省，浙江的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2011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舟山成为我国发展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是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提出浙江要落实国家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要求，“提升发展临港先进制造业、滨海旅游、现代渔业等优势产业，做强国际知名企业和品牌，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2013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822”行动计划（2013—2017）》明确指出浙江未来五年重点扶持发展的八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之一就是加快发展滨海旅游业：“积极打造滨海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滨海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争取实施更开放、更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重点培育建设宁波南部滨海旅游休闲基地、舟山海洋旅游基地、温州滨海休闲旅游产业基地等具备一定产业基础并有较好发展前景和成长空间的海洋特色产业基地。2014年9月，浙江省召开全省旅游发展大会，李强省长在讲话中首次明确“旅游业已经成为我省的支柱产业”。11月省政府正式出台贯彻落实〔国发31号〕文的政策文件《关于加快培育旅游业成为万亿产业的实施意见》，强调“把浙江建设成为更加发达的旅游经济区和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率先全面建成旅游经济强省”。2016年2月，《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大力推进海港、海湾、海岛‘三海联动’，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纲要》同时指出：“加强重要海岛开发和无居民海岛保护利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港口物流、绿色石化、船舶制造、海洋旅游等产业。”

一系列宏观政策在体制改革、发展政策和发展环境方面加强改革创新，在管理体制、简政放权、区域合作、金融扶持、用地政策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滨海旅游发展的方向和布局，给浙江滨海旅游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