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浙江滨海旅游发展历程

当我们追溯滨海旅游发展的历史时，就会发现滨海旅游出现得很早。自从人类航海活动开始，人类欣赏海洋旖旎风光就没有停歇过。

一、滨海旅游的发轫与发展

滨海旅游的起源发展与休闲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同步。休闲旅游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钱币和贸易出现之时。公元前3000多年，腓尼基人就开始在地中海和爱琴海进行海洋旅行。他们的旅行范围西越直布罗陀海峡，北至波罗的海，东到印度洋的波斯湾。古罗马时代的奥古斯都皇帝，就在今天被称为“欧洲旅游中心”的卡普里岛修建避暑行宫。以后历代帝王、诸侯、贵族、富商不断在这里修建别墅，借以来此休闲享乐。

现代滨海旅游发轫于18世纪早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海水浴出现于1730年英国的斯卡伯勒和布赖顿。1754年医生罗素首次发现海水有治疗某种疾病的功能，于是将布赖顿沿岸的一个小渔村开辟为滨海疗养地。30年后，由于摄政王前往此地疗养，布赖顿声名远扬。为了吸引更多的达官贵族们前来疗养，疗养地不仅配备了医疗设备，还修建了不同档次的旅馆、别墅，并增设相应的娱乐设施。18世纪中期，英国人又发现了一处理想的“越冬地”，即法国东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包括尼斯（Nice）、戛纳（Cannes）、耶尔（Hyères）等城镇。他们发现这里冬季依然温暖和煦，处处可以凭海临风，悠然漫步，是避寒度假的绝佳之地，于是每到冬季便像候鸟一般按时迁徙而至。19世纪中期，英国人又在法国开辟了第二片“越冬地”——西南海岸。大西洋之滨的阿卡雄（Archachon）和比亚利茨（Biarritz）由此开始快速发展起来。这一传统延续至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现代旅游，例如滨海度假区和山地度假区变成富人流行的去处（见表1-1）。

现在，大众旅游深深地植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大众旅游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但最普遍的仍然是阳光/滨海旅游和冬季运动旅游。海洋和滨海旅游被广泛地认为是现代旅游增长最快的领域。

二、浙江滨海旅游发展历程

新石器时代，浙江沿海先民就已经涉足海洋，开始踏上漫长的海滨之旅。距今约8000—7000年的萧山跨湖桥文化的遗址，距今约7000—6500年的河姆渡文化的遗址，距今约5000年的浙北、浙东地区的良渚文化的遗址，既是古代浙江人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海洋拓荒史、创业史，又是浙江滨海旅游文化生成、发展的源头。

从7000多年前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发掘的独木舟可以说是船的古老标本，从“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到“编木（竹）为筏，扯风为帆，结绳为网”，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受到大海的宠爱。浙江先民古属东夷，因长期居住河边、海边，与水为伍，也就自称越人。据《越绝书·计倪内经》记载：越地“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口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越人不仅把船用于交通与捕鱼，还用于战事。吴越争霸时，“句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越绝书·记地传》）虽然这些记载不一定与事实相符，但标志着浙江滨海居民活动范围由陆地扩大到海洋，为往后浙江滨海区域海洋旅游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国历史上的商旅活动开展较早，在夏、商、周三代，商旅活动已非常活跃。翦伯赞先生认为，商朝商人的足迹已“从东北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达到今日皖鄂乃至四川，西北达到了今日之陕、甘、宁、绥，甚至远及新疆⋯ ⋯已经走遍了他们所知道的世界”。

1．秦汉时期浙江滨海旅行活动

早在秦代，浙江滨海地带就出现了类似于旅游活动的踪迹。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全国，“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越绝书·记地传》对秦始皇在会稽的活动做了颇为详细的记载：“政更号为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东安，今富春）、丹阳、溧阳、故鄣、余杭柯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尺六，西面广尺六寸。刻文立于越东山上，其道九曲，去县二十一里。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已去，奏诸暨、钱塘，因奏吴。”秦二世即位后（前209年），率领丞相李斯等东行郡县，“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这不仅开启了浙江滨海旅游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今天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

秦始皇在会稽郡的活动，《越绝书》《水经注》以及嘉兴、宁波、绍兴各地历代地方文献中都有秦始皇巡行会稽时在当地活动的记载。在今绍兴、宁波、杭州、嘉兴直到上海的金山，迄今还流传着许多秦始皇的传说。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的故事于东汉末年已在这一地区流行。《慈溪县志》载：“相传秦始皇曾欲由此航海以达蓬莱。⋯ ⋯现存秦渡庵画像石刻，⋯ ⋯制作年代无考。”大蓬山—东霍山—岱山，互相在嘹程内。明嘉靖《定海县志·遗事》载：“秦始皇东行郡县，登稽山，刻石记功。既已，徐市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 ⋯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而象之西山名小蓬莱者，市遂居焉。始皇闻之，驯至鄮三十日，发舟之悬海夷亶二洲而返。”

高祖五年（前202）十二月，汉将灌婴追击项羽至东城，项羽自刎。灌婴渡江破吴，平定会稽、鄣郡。二月，刘邦即皇帝位，史称西汉，会稽郡、鄣郡地域纳入汉朝版图。越国故地进入诸侯王国与郡县制并行的历史时期。汉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东瓯、闽越之地纳入中央政权控制之下，隶属会稽郡。会稽郡地域广大，面积为汉郡国之冠。此后，今浙江境域长期分属于会稽、鄣两郡。

汉代司马迁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旅游文化大师。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由此可知，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便开始漫游大江南北，遍访名山大川。

2．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滨海旅行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国土分裂，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作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兼有的旅游，遂成为逃避现实、对抗黑暗和遥寄情感的最好场所。此一阶段，游人之多、游兴之浓、游迹之广、游风之独特，皆为前所未有。著名的梁朝诗人沈约在题为《悲哉行》的诗中写道：“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这是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旅游”一词。

永嘉以后，北方许多望族纷纷举家南迁浙东沿海。浙东秀美山水深深地吸引了大批南渡名士与江南士绅，滋生出无比的愉悦感和新鲜感。《晋书·王羲之传》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孙绰传》也云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世说新语·言语篇》:“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宕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蒸霞蔚。”例如王羲之于永和九年（353）率领右将军司马孙函公、前余姚县令谢胜等官员以及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名士，宴集会稽山阴兰亭玄游，举行传统的“修禊”之礼。兰亭风景极美，“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或者盘桓其中，游目骋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则“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晋书·王羲之传》）。谢灵运，“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任永嘉太守时，他“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宋书·谢灵运传》）。永嘉的谢公岭、谢客崖、谢公亭、谢公池、谢公楼、王（羲之）谢祠、谢康乐祠、澄鲜阁等故址，至今犹存。在绍兴期间，他曾遍访会稽山和四明山一带，其《山居赋》虽只有400多字，但对当地自然环境和经济作物的描述却颇具综合性。秀丽的风光和丰富的人文色彩，吸引历代文人游客慕名前往，塑造了许多名垂千古的旅游景点。

“山水神秀，释道共栖”（孙绰《游天台山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道教兴旺、神仙之说泛滥的时期，佛道教徒和士大夫们热衷于游观山水，领略自然之趣。此一时期，浙江乃寺庙建筑兴盛之地，高僧汇聚之所。据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六至二三四著录，始建于六朝的有148所。按六朝郡域划分：吴郡（今属浙江境域部分）22所，吴兴郡26所，会稽郡32所，临海郡30所，东阳郡27所，永嘉郡10所，新安郡1所。据嘉泰《会稽志》卷七和宝庆《四明志》卷第十三、卷第十五、卷第二十一著录，会稽郡六朝建寺院65所，其中西晋3所、东晋14所、宋13所、齐9所、梁26所。按县域分，山阴县16所、剡县22所、诸暨县6所、永兴县8所、余姚县7所、上虞县2所、鄮县2所、鄞县2所。荷兰学者许里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中认为：“在此期间，佛教在士大夫圈内活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会稽地区。”会稽郡，尤其是剡县东部，高僧云集，名士接踵而来，是江东的佛教中心之一。《高僧传》共14卷，收录东汉永平十年（67）至梁天监十八年（519）长达453年间中外僧人257人，傍出附见者239人。

浙江沿海，特别是会稽郡，晋室南渡后成为道教传播的重要区域，道教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起于蜀中的五斗米道自孙吴传入之后，已在这里深深扎根，信徒遍布各阶层，东晋隆安年间为孙恩所利用，成为次等世族反对当权的门阀世族的工具；葛洪、陶弘景等的宗教活动，在这里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今遗迹可寻；钱唐县是当时五斗米道传播的一个中心，剡县至始丰县天台山一带则是道士和世族中不少道教信徒的栖身之地。东晋道士葛洪在大江南北仙游中曾经过浙江，他曾在杭州宝石山西面的葛岭结庐炼丹并留下炼丹台、炼丹井、抱朴庐、葛仙庵等遗址。此外，上虞兰风山也有葛洪的旧居。葛洪之后，陶弘景、陆修静都曾仙游浙江各地。除道教徒的仙游外，释游是当时高僧佛徒和社会名士的另一种选择。两晋之间的高僧于法兰、于道邃、竺道潜等都曾游历浙江大地，特别是嵊州境内。

3．隋唐宋元时期浙江滨海旅行活动

隋唐是中国佛教和道教的兴盛时代，寺观建筑不断增加，全国范围内以寺观为主体的多数山岳风景名胜区在这一时期也陆续形成。在浙江境内，名僧智顗入天台山建草庵，率弟子20多人居山10年，创立天台宗。公元598年，杨广承智顗“寺若成，国即清”的遗意，在天台山麓建造了国清寺。杭州下天竺寺也在此时建成。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普陀山唐时已建“不肯去观音院”。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它的延伸段杭甬运河，联通浙江的滨海与内陆地区，对浙江滨海旅游的影响直接而深远。杭甬运河的开通不仅使得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商人和游人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各地游览，而且直接促进了运河沿岸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设施的建设和旅游城市的兴起，促进浙江滨海旅游的发展。

唐朝是浙江滨海区域旅游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许多地方官员的经营和文人墨客的游览不仅有力地促进了资源的认识，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山水浙江的文化内涵。李白、杜甫、孟浩然、陆羽等对浙江各地风光的赞美，对提升浙江旅游资源的品位和知名度都有深远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开元十三年（725），二十五岁的李白离蜀出游，曾“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由海路赴越，途径舟山。他操琴弄弦，赋诗《估客乐》，把一份商旅之情留给了舟山。诗云：“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杜甫与李白相同的都是从20岁起结束书斋生活，开始漫游。开元十九年（731）,20岁的杜甫离家南游吴越。自洛阳行舟运河途经江宁（今江苏南京），与许八、僧人曼上人，同游瓦官寺，对顾恺之创作的维摩诘壁画像之“神妙独难忘”。接着东下而后入浙江，乘船沿着剡溪（曹娥江上游，在当时浙江嵊县城南）一直游到天姥山下。

唐时高僧鉴真东渡曾经过宁波、杭州、绍兴、湖州、台州、温州等地，这是与浙江滨海旅游发展密切相关联的事件。鉴真六次东渡，三次浮海。第一次船发扬州，经大运河入长江后又进东海，历经嵊泗大悲山、下川山及小洋山，或歇泊避风，或上滩避难，而后随接应官船横穿舟山群岛海域，抵达宁波港至阿育王寺。第二次，东渡之舟发新河，驶过大运河与长江，到东海嵊泗列岛，避风后又乘风驶抵署峰山（即今舟山岛），横渡舟山群岛和浙东海域，遇风暴后，又在与风浪搏斗中穿越东海与南海，来到海南岛，打算从广东万宁入海东渡未成，又返回扬州，开创了横跨东海与南海的壮举。第三次，则是顺利平安地驶越东中国海及日本海，抵达日本，在中日海洋交通史上，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

享乐意识是宋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浓烈的、普及于整个城市社会的享乐意识是前所未有的，后世也属罕见。游乐，是宋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宋人的享乐意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兴趣、有权利、有条件去领略阳春三月的优美景色，去观赏士女如云，歌咏阗野的热闹场面，从游乐中获得审美享受和身心舒展。

苏东坡两度任职于杭州，为杭州的旅游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还曾游及海盐双寺、嘉兴鸳鸯湖、富阳新登风水洞、临安九仙山等滨海地区的风景名胜。除苏东坡外，范仲淹、王安石、陆游、杨万里、李清照、朱熹等都曾留下颂扬浙江滨海秀美山水的千古诗文。沈括对括苍山、雁荡山的科学考察既提出了对不少景观形成的科学见解，又扩大了这些风景名胜的影响。

南宋定都杭州，历时150余年，南宋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为了便于接待越来越多慕名前来参观游览的外国商人、僧侣、教徒和旅游者，朝廷在杭州专门设置了“四方客省馆”“市舶务”和“度牒库”等机构。这对浙江滨海旅游活动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杭州的游览活动，自隋唐以来便成风习。南宋定都临安之后，临安很快就成了人们向往的著名的旅游胜地。《武林旧事》卷三说：“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蒋捷《女冠子》词云：“蕙花香也。雪晴池馆如画。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难怪当时就有人把杭州称为“温柔乡”“销金锅”。当时西湖可供游览的著名风景点即有169处。南宋时期的西湖游船数量众多，制作精巧。《梦粱录·游船》中有记述：“若四时游玩，大小船只，雇价无虚日。遇大雪亦有富家玩雪船。如二月八及寒食清明，须先指挥船户，雇定船只。若此日分舫船，非二三百券不可雇赁。至日，虽小脚船亦无空闲者。”三月清明，桃红柳绿，踏青之游阗集于南北两山之间，“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梦粱录·清明节》）。五月天气渐趋炎热，“游湖者多于夜间停泊湖心，月饮达日”（《熙朝乐事》）。八月秋潮，九月赏菊，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真是“赏玩殆无虚日”（《梦粱录·观潮》）。

浙江沿海一向为东南屏藩，兵家必争之地。文天祥坚持抗元，不屈不挠，当年从海上南归过台州时有诗盛赞浙东滨海风光：“海上仙子国，邂逅寄孤蓬。万象图画里，千崖玉界中。”另一首名作《过零丁洋》也写于这一海域。温州江心屿今存文丞相祠堂，有诗凭吊云：“只身北使撑危局，九死南归当大任。正苦绝联无对句，拼将热血作铭箴。千寻双塔出师表，百折中流入海心。丞相祠堂歌正气，江风潮雨满衣襟。”

唐宋以后，浙江沿海地区明州、杭州、温州、澉浦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特别是明州（今浙江宁波）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货物丰衍”（《乾道四明图经·分野》）。唐代至宋元时期，浙江逐步成为经贸繁荣之地。商贸活动遍及全国各地，而且涉及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大量客商云集浙江，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人领略各地风光，中世纪西方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等都曾到过浙江旅游，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来到浙江的西方旅行家。他于1275年到达中国后，在17年的居华时间里，游遍中国各地。他多次来到杭州，对城中之事多加留意。在由他口述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浙江杭州的描写是其中最精彩、最重要的一个章节。在该书中，马可·波罗对杭州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称杭州是世界上最富丽、最名贵的城市，住在杭州所感受的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对杭州西湖，马可·波罗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他这样描写当时人们在西湖游乐的情况：

靠近湖心的地方，有两个小岛，每一个岛上都有一座壮丽的建筑物，里面分割着许多精室巧舍。岛上，亭台水榭，各自成趣，数量之多，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行时不会左右倾斜摇晃。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是携带家眷，或是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 ⋯他们（船夫）长篙轻点，画舫缓缓而行。整只画舫油彩斑斓，五光十色。游客倚窗而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这样驾上一叶轻舟，在湖面上荡漾的乐趣，确实胜过在陆地上的任何游乐。

4．明清时期浙江滨海区域旅行活动

明清时期，浙江先民已经开始以深厚的滨海文化为背景，以贵含蓄、重深隐的审美观为指导，以传统文人的山水诗画为蓝本，对自然山水资源进行了有意识的开发与提升，不仅大大提高了浙江滨海旅游景区景观的品质，也大大提升了滨海旅游景区的知名度和人气指数，山川名胜和寺观园林的分布格局基本定型。

明代浙江旅游吸引物的地域分布也呈现极不平衡的态势，集中聚集在北起嘉兴海盐，南止温州永嘉的沿海带状区域，以上天竺（观世音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普陀山（观世音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天台山（天台宗的祖庭）三大佛教圣地为核心的众多寺庙是明代浙江沿海核心旅游吸引物，如杭州的石屋寺、飞来峰，宁海的弥陀庵，天台的下方广寺、上方广寺、国清寺、天封寺、万年寺、大悲寺、高明寺、护国寺，新昌的介如寺、南明寺，温州的灵峰寺、灵岩寺、云静庵、能仁寺、真济寺、凌云寺、罗汉寺，嘉兴的天宁寺等。到了旅游旺季，有的佛教圣地到了几乎爆棚的程度，仅以普陀山一处为例，“近日香火顿兴，飞楼杰阁，嶷然胜地。春时进香人以巨万计，舍赀如山，一步一拜，即妇女亦多渡海而往者”（《广志绎·江南诸省》）。

明代后期，享乐之风蔓延至各个基层：豪富之人以坐拥画船箫鼓、歌童舞女为乐；幽隐之人以探访奇花异草、危石孤岑为乐；读书之人以酒坛诗社为乐；权势之人以郊游远足为乐；而浪子光棍、市井小民、衙门胥役也有他们的享乐方式，“往往拉入肆中，欢歌畅饮，一食万钱，虽至典衣借债而不顾”。这一享乐风气使得明清时期的浙江滨海区域成为各类旅行者的首选之地，如科考旅游、文人仕游和帝王巡游等。

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是一位被忽视400年之久的人文地理学家、旅游家。王士性喜游历，宦迹所至，几遍全国。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著成《广志绎》六卷。他通过对浙东地区地理环境、人民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考察，从人地关系进行思考，认为地理条件不同，会影响人民的经济条件；经济条件又会影响人民的风俗气质。他将浙东地区分为三民，“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广志绎·江南诸省》）。

徐霞客从22岁（1609年）开始以身许山水，开始“周览名山大川，以阔大心胸，增广见闻”。直到他56岁（1640年），即逝世前一年止，东渡普陀，南涉闽粤，北历燕冀，西北直攀太华之巅，西南远达云贵高原的腾冲，足迹踏遍当时两京十三省，相当今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河北、北京市、天津市、河南、山西、陕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18省（自治区、市），行程45000余km。1613年，徐霞客从浙江宁海踏上求知问学的行程：“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闻此於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在浙江，徐霞客所登名山有普陀山、洛迦山、天台山、雁荡山、仙霞岭，所涉名川有钱塘江，所泛名湖有西湖等。不仅对其风景名胜做出了详细记述，而且也为历代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明朝文学家张岱痴于山水，癖于园林，曾于崇祯十一年（1638）寓居普陀山多日，他的《海志》是一篇游记，作者于海景山色的描写中，穿插了许多风土民俗的记叙，为我们揭示了明末普陀奇特的历史风俗画卷。如写民俗：“张帆，卒过招宝山，舟人散纸钱水上，扑扑亟拜。余肃然而恐，毛发为竖，问渠何拜，答曰有龙也。”如绘鱼市：“沈家门，⋯ ⋯带鱼船鳞集，触鼻作气。江鸥闻鱼腥，徘徊不肯去，掷之鱼肠，则攫夺如战斗，⋯ ⋯”如叙海盗：“更定矣，闻炮声，或言贼船与带鱼船在莲花洋厮杀。⋯ ⋯见钓船千艘，闻警皆避入千步沙。十余艘在外洋，后至者贼袭之，斫杀数十人，抢其三舟去，焚其二舟。火光冲天，海水如沸⋯ ⋯”

明代浙江海鲜资源丰富，滨海饮食文化发展迅速，有力推动沿海旅游发展。明代梦觉道人在《三刻拍案惊奇》一书中对此曾有形象描述：“浙江一省，杭、嘉、宁、绍、台、温都边着海。这海里出的是珊瑚、玛瑙、夜明珠、砗磲、玳瑁、鲛鮹。这还是不容易得的对象，有两件极大利，人常得的，乃是鱼盐。每日大小鱼船出海，管什大鲸、小鲵，一罟打来货卖。还又有石首、鲳鱼、鳓鱼、呼鱼、鳗鲡各样，可以做鲞；乌贼、海菜、海参，可以做干；其余虾子、虾干、紫菜、石花、燕窝、鱼翅、蛤蜊、龟甲、吐蚨、风馔、蟺涂、江鳐、鱼螵，哪件不出海中，供人食用、货贩。至于沿海一带，沙上各定了场，分拨灶户刮沙沥卤，熬卤成盐，卖与商人。”浙江沿海丰富的渔业资源不仅是沿海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

清代帝王尤其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曾多次下江南巡游，其对浙江旅游的影响之深，为历代帝王所不及。康熙六下江南，除首次外五到杭州，到处吟诗题字，以示他的文化素养和风雅。西湖“苏堤春晓”“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双峰插云”“三潭印月”“曲院风荷”“平湖秋月”“南屏晚钟”“雷峰夕照”“断桥残雪”等十景，经他“御题”“钦定”更加名闻遐迩。“云林寺”是他“灵隐寺”误题之作．至今灵隐寺天王殿大门上还挂着这块名不副实的匾额。乾隆曾于1751年、1757年、1762年、1765年、1780年和1784年六下江南，且六巡杭州，四止海宁，还曾到绍兴祭奠禹陵。1751年，乾隆首次驾临杭州。其时康熙时造的行宫，因地方财政不堪负担，奏请雍正圣裁，已改为圣因寺。乾隆要游杭州，只得在圣因寺西面重建新行宫。新行宫规模不亚于康熙行宫，正殿叫“明湖福地”。自山下到山上，又建造八个景点，他御笔亲题“四照亭”“竹凉处”“瞰碧楼”“鹫香亭”“领要阁”“玉兰馆”“贮月泉”“绿云径”。乾隆游杭州后，渡钱塘江，去游绍兴，祭禹陵。

浙江沿海风景之优美，景色之宜人，可以从西方许多外交家、旅行家、航海家、科学家、商人和传教士等游记、回忆录和信札相关记录中发现。

早在鸦片战争前，葡萄牙人平托就在游记中这样记载双屿港：

双屿港由对峙两岛构成⋯ ⋯有海岸八处，最宜泊舟。又有风景优美之小溪，溪水味甘，源出高山。溪流所经之地，松、柏、橡树等小丛林，皆甚繁密。

1793年7月，马嘎尔尼使团在从舟山到宁波的航行中赞美道：“这一段航行上的风景，无法形容出多么优美动人了。”1838年6月，法国传教士加略利搭乘英国的商船到达浙江沿海地区，并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停留。他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对普陀岛的考察过程。秀丽的风景和佛教的盛况深深吸引了他：

受到中国人和近代旅行家们大加赞赏的普陀山，是中国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在那里祭祀中国人承认的所有神祇。它远离了商贾们的竞争和大城市的喧哗，仅由僧侣们居住，在某种意义上可与基督教中的神秘隐修地相比较。全岛共分布有72座佛塔，其中居住有大批的佛教法师。岛中以其财富和多变性气候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都供奉着佛像，这些佛像既显得野蛮又令人望而生畏。隐修处均被神秘地隐蔽在美丽的森林中，森林的各个方向均有漂亮的铺石路。甬道由无数大树形成的茂密森林遮阴，阳光似乎从未透射入其中。随着我们在森林迷宫中前进，又有一大堆东西吸引了人的注意力，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美景展示在面前。诸多石刻把我们引向了遥远的唐、宋、元时代。那里有巨大的山崖、孤立的岩石和堆得奇形怪状的峰岩，上面用大字写着本处之主神的名字。还有些地方建有供奉低级神的亭子。全部建筑都按最多种多样的形状而落成，可以透过树叶或面对昏暗山道而遥望。再远一些是许多自然形成的山洞、沟壑，这一切都可以使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最后是其水清澈见底的溪流，这说明我们已接近主寺中僧侣们的居住处了。主寺中有200多名僧侣居住。佛寺大雄宝殿大门的直径与高度均在50尺以上。佛像有30尺高，至少有10尺宽。虽然佛陀是印度人，但这里供养的佛像都酷似中国人，大雄宝殿门口挂着法鼓，其直径也有150至200尺。

鸦片战争前，舟山定海是英国人魂牵梦绕的美丽城市。在1840年鸦片战争第一次定海保卫战中，英国皇家海军随军军医兼画家克里·爱德华·霍奇斯在其日记中写道：

1840年7月4日，所有船只都起锚，但是几乎没有风，女皇号蒸汽船牵引着威勒斯雷艇舰，带头向舟山城（定海）进发。我们尽量跟随，并在傍晚到达，几乎被陆地包围的海湾周围有许多美丽的小岛，无数的船只上装满了当地人和物品，当地人来来往往毫无惧怕。舟山多山，山下种植水稻，山丘约700～800英尺高，山呈阶梯状，用来种植茶叶、土豆和竹子，棕榈树长在山谷。对这样美丽的乡村发动战争，我感到羞愧，但是我必须抛开这个想法来考虑来自家乡的命令。

这些活动都一定程度影响了浙江滨海地区旅游活动的发展。

5．近代浙江滨海区域旅游发展

20世纪初期，浙江境内铁路和公路交通条件不断改善，为各地游客来浙旅游提供了更多便利。浙江省第一条由商资建筑和通车经营的公路是杭余路（杭州至余杭），属省道浙皖线的第一段。1923年2月，杭州松木场至留下段首先建成，9月全段工程告竣，10月1日试通车。杭余路通车后，由于沿线集镇较多，商业比较发达，由杭州至余杭当天可以往返，反响甚好，行旅称便，汽车公司获利丰厚，因而相继又有5家筑路公司设立，共修筑公路219.52km。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间，浙江省共增加通车里程3307.38km。浙江的航运业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了较大发展。外海轮船航运业中轮船吨位等级有了明显提高，1000吨级以上、3000吨级以下的轮船由1911年的3艘到1935年增至9艘，500吨级以下的小轮船由1911年的7艘到1935年增至78艘，增长了10倍多。外海轮船业的中心在宁波、海门、温州等地，基本上形成了中国民族轮船占优势地位的航运格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有利于旅游的发展。

而旅行社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浙江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192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开拓和经营旅游业务，专门设立了旅行部，1927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旅行社，成为我国第一个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专门机构。中国旅行社成立之初就率先在杭州设立了分社，之后还成立了中国旅行社杭州分社汽车股份公司，对推动浙江旅游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旅行社及其分社在浙江境内安排的旅游目的地覆盖杭州、宁波、绍兴、舟山、温州、嘉兴等地区，西湖、富春江、雁荡山、天台山、普陀山、雪窦山以及海宁、八堡的钱江潮都是当时的旅游热点。与此同时，中国旅行社在其创办于1927年的《旅行杂志》上对浙江滨海独具特色的美景进行了宣传介绍，促进了浙江及其滨海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冯柳堂在《杭州湾头之名胜风景》一文中，对景观有描述为：

群山之中有名胜地 沿沪杭公路行自乍浦逸西，滨海一带，群山起伏，至六里堰，过黄湾以迄闸口，山势蜿蜒，峰回叠嶂，不可以尽名，而其间多名山水，乃风驰电掣于沪杭公路者，竟交臂失之，宁不可惜，爱为表而出之。

南北湖上之风景区 六里堰之南不数里有湖名永安，周十余里，中贯以堤，界湖为南北，因亦名南北湖。三面皆山，独缺其东南隅为大海。山中盛植桃李，阳春天气，绿荫婆娑中，娇红粉白，与湖光山色相映，疑似身处桃源中也。沿湖杨柳依依，芙蕖亭亭。山中又多翠竹乌桕，想见矣。红枫绿槐，故虽至深秋，犹有为看枫叶而往者，景物宜人矣。

为实现旅游产品的有效销售，旅行社还在《旅行杂志》上刊登了旅游营销广告，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如广告语为“双十欣逢明月夜，万人争看浙江潮”的观潮广告：

十月四日至十二日，杭州中国旅行社特开海宁观潮汽车，上海中国旅行社出售海宁观潮联票。杭州中国旅行社已在海宁海滨公园至镇海塘一带布置围场可容五百余客。地点既佳，座位舒畅，并与公路局商定特开专车迎送，当日可往返。

随着各类旅游活动的开展和大量游客的进入，浙江境内的旅游点也随之增加，许多原有旅游点的设施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近代已经有人提出“旅游开发，规划先行”的观点，大大推进了浙江沿海旅游资源的开发。蒋德敬在《建设浙江名胜区域》一文中提出“在实施区域建设之前，必须有区域设计”, “设计必须依据资料，资料的来源，就要靠区域综合调查”。

与此同时，旅游宾馆、饭店、茶楼、城市游乐场所和城市公园等旅游服务设施也得到较快发展。辛亥革命以后，杭州的戏剧演出曾一度出现繁荣景象。于是有些商人便筹资修建新的演出场所，杭州城里一时娱乐场和游艺设施遍布，其中规模较大、名气较大的有杭州第一舞台、盖世界游艺场、西湖大世界游艺场等；嘉兴有嘉兴国货陈列馆游艺部等。

宁波也是浙江较早出现娱乐场所的城市之一。宁波市中山公园1929年秋，共耗资11万元，新建各式房屋21座、亭台4座、廊3处、牌坊2座，以及围墙、花圃、假山等共占地60亩。公园里的碑记则是由鄞县文献委员会负责建筑的。中山公园建成后，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逐渐成为当地民众游玩和集会的主要场所。1947年，“立夏方过，暮色徐浓。本埠中山公园百乐门、快乐林饮冰室渐呈活泼景象。记者今日乘天日晴和，驱车往游，正见园内红男绿女顾盼情话，游人熙攘热闹情景不减盛夏。冷饮室前围坐酣饮者纷至沓来，一食万金无吝色。处此社会经济危机深重之际，若辈畅饮，怡然自得⋯ ⋯傍晚，记者复至公共体育场巡礼，场上男女青年骑自由车穿梭如云。儿童群做嬉戏，热闹景象宛若太平盛世云。”1930年，镇海县也开始动工建设中山公园，其经费主要是由各处所募捐而来的。为了给城区居民提供一个更好的消遣场所，公园里还设立了咖啡馆，同时还搜集各地报章杂志及购备象棋、围棋等以供游客阅览消遣，并且备有各种茶点。1944年，“镇海中山公园自当局整理后，园道修洁、风景幽雅，颇合公余休息”。

民国时期，浙江滨海海鲜饮食业的发展十分迅速，仅在宁波三江口闹市区，当时规模较大的酒楼饭店就有40多家。面对激烈的竞争，各店纷纷聘请名厨掌勺，推出各自的风味特色菜，久而久之形成了“六帮三馆”的格局。“六帮”中有甬帮菜馆状元楼、中央楼等六家；徽帮菜馆有聚福园、东福园等四家；绍帮菜馆有真绍兴等五家；京沪帮菜馆有梅龙镇等七家；天津帮菜馆有味一家。所谓“三馆”，是指野味馆、清真馆、素食馆。较有名气的小吃店有缸鸭狗汤团店、陈万兴点心店、大丰仁羊肉粥店等。宁波菜随着宁波商业的外向发展而饮誉上海、江苏，甬帮菜馆也纷纷走出宁波，向外拓展。特别是由于宁波与上海地域相近，人缘相亲，宁波人在上海开店也最多。如宁波人经营的“甬江状元楼”“四明状元楼”“鸿运楼”等，在上海颇有名气，受到消费者的赞誉，生意十分兴隆。

6．改革开放前的浙江滨海区域旅游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30年，由于特定政治经济环境和体制背景的影响，人们在认识上一直局限于把旅游视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对内，旅游活动被视为百姓闲暇生活的一部分；对外，旅游活动被视为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纽带。在此背景下，国内旅游依然处在自发和停滞状态，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但对外接待工作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49年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设立了交际处，负责接待前来浙江参观、访问和游览的外国代表团、友好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和内宾。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和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等多家单位的努力与协调，全省对外旅游接待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这个阶段浙江省整体旅游产业经营惨淡，初步估计，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时间，浙江省接待的外国旅游者、华侨和港澳同胞总量只有5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仅2000～3000人。

由于旅游业尚未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也难以取得很大的进展。从全省来看，各地原已形成的风景名胜、寺观庙宇和城市公园是这一时期接待旅游者的主要载体，新增的旅游设施和旅游景点屈指可数。这个时期，浙江滨海旅游产业基本没有得到发展。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全省各地包括滨海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旅游资源遭受破坏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金短缺造成许多文物古迹无法得到必要的保护和维修，十年浩劫更使大量具有旅游价值的寺观庙宇和古民居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二是许多旅游资源和旅游景点相继被一些部门和单位随意占用、分割和拆建，风景名胜区内出现了大量违章建筑，对旅游资源品质、城乡聚落风貌和风景名胜区风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其后果往往都是不可逆转的；三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滥砍滥伐和不合理的挖沙开矿、填湖造地等行为，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水面、湿地、山林等许多旅游景观资源和生态环境面貌。

7．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滨海旅游发展

1978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的旅游业开始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轨道。旅游活动不再仅仅被简单地当作居民闲暇生活和政府外事活动的补充，旅游业已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项社会事业转变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同浙江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滨海旅游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已在许多方面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提出要走中国式的旅游业道路，为旅游业发展指明了方向。1978年，浙江建立了浙江省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此后，全省各滨海地市和县市区也相继建立了政府旅游业主管部门。目前，全省7个滨海地市都已建立了旅游局或旅游委员会，各滨海县市均已设立了旅游管理机构（旅游管理局、风景旅游管理局、文化旅游局和体育旅游局），形成自上而下完整的旅游管理体系，为全省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浙江滨海旅游业已经具备较强的基础，全省滨海旅游已经成为集观光、度假休闲娱乐、海上运动、购物、渔家风情于一体，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的综合性海洋旅游。旅游业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新兴的支柱产业。“九五”期间，浙江省入境旅游者、国内旅游者和旅游总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1.48%、11.68% 和16.55%，旅游接待量和旅游收入稳步增长。已基本形成以杭州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旅游布局。旅游星级饭店的数量名列全国第二，百强旅行社数量居全国第三。外资和民间资本成为旅游投入的主体。1990—1995年间外向型经济大发展，外资投入比重占到2/3，民间资本占6.9%;1996—1999年间，民间资本大量涌入，4年内政府投入13亿元，民间资本投入达42亿多元。滨海旅游得到一定的发展，开发了舟山朱家尖、宁波松兰山、温州洞头风景区等一批新景区景点。滨海旅游经济指标统计工作于1997年启动，1997年全省海洋旅游接待入境旅游者22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1.2亿美元；到1999年，全省滨海旅游接待入境旅游者28.5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2.4亿美元。浙江省基本形成了食、住、行、游、购、娱配套的滨海旅游产业体系，为滨海旅游业的加快发展奠定了较强的产业基础。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提高。

此时期，浙江滨海旅游节事活动特色明显。浙江省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各种民俗活动、商贸节事活动特色明显。其中上规模、上档次的主要有中国国际钱江观潮节、中国舟山国际沙雕节、象山开渔节。此外，还有玉环海岛文化节、海盐南北湖观光旅游节、宁海徐霞客开游节、绍兴柯岩香林桂花节、临海江南长城节、苍南三月三观潮节与渔寮观海节、龙湾永强观潮节、鹿城温州旅游节、普陀曙光节、奉化桃花节、鄞州梁祝婚俗节、绍兴中国兰文化博览会、普陀中国舟山海鲜美食节、三门青蟹节、中国普陀山南海观音文化节等。

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依托海域面积广阔、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长、海岛沙滩众多的优势，已逐步形成了以嵊泗列岛、普陀山、朱家尖组成的国家级海洋旅游风景区，以钱江观潮为特色的旅游项目，以温州为中心，由雁荡山、楠溪江、洞头、南麂岛组合而成的旅游线，并基本形成了“游海水、观海景、买海货、住海滨”的滨海型旅游格局。浙江滨海旅游接待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均占全省旅游业的一半。2007年，全省滨海旅游收入约为1200亿元，成为浙江海洋经济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约占海洋经济总产出的25%。

这个时期，省内滨海旅游的景点个数、从业人员、游客数量、滨海旅游收入以及滨海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滨海旅游业不仅已经成为浙江省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和充满活力的优势产业，而且已经成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和区域对外知名度、弘扬优秀文化、促进城乡就业和加快农民致富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