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英、法、德、美等国农业现代化历史和现实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形成和发展是改造落后的土地所有制及落后的经营方法的历史，资本主义农业取得了社会化和合理化的脚步，但仍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不是社会化的合理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这是他们建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立论基础。

一　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传统农业的小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农业产生发展的起点。农业小生产方式以土地个体私有和农民个体劳动为基础，经营规模狭小，是农民维持生计、发展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具有长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农业小生产方式的劳动主体是个体小农，他们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但“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1]，没有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地位的阶级；农业小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12]，个体小农的土地是“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他们的土地私有权是农民独立发展的基础，“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13]。传统农业的小生产方式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决定性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受到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造成了农业小生产方式被消灭的物质手段，它“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资本主义农业是农业小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历史画面，指出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色彩，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对农民进行了掠夺，资本主义农业在各国发展的表现不尽相同，发展水平也不平衡。

马克思恩格斯把16世纪以来的英国视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范例，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他们以英国为例，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过程。

首先，他们指出圈地运动是英国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他们描述了1688年以前英国圈地运动的场景，指出肇端于15世纪末的圈地运动“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最初的圈地限于私人圈地，因此规模小、数量少。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起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但又“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到17世纪最后的几十年，英国农业人口还有4/5，“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地主、资本家通过政府立法的形式，掀起了圈地建立大农场的热潮。马克思指出，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约在1750年，英国“自耕农消灭了”，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到了19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马克思对此总结道，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对国有土地，特别是公有地的不断盗窃，促使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增长，促使农村居民变成了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14]。马克思指出圈地运动使英国建立了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带来了土地所有权关系的革命，是利用国家权力把封建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15]，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方法。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提供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源源不断的供给，逐步形成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单位——租地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和家庭农场，推动了土地的集中和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与之伴随的是大批农民被排挤、被驱逐而日益贫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确立，为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马克思还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6]，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凡是同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17]，英国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走上了现代化道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在农业中占据统治地位，个体农民将会消亡。

其次，他们考察了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先进生产力在农业中的运用情况，论述了先进生产力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表现，说明了工业革命对农业发展的具体影响。马克思认为，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农场主为了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供应城市，开始积极追求土地的集中，扩大对农业的投资，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耕作方式提高了土地生产能力，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他考察了英国农业生产使用蒸汽机及其他各种新工具、修建排水工程、采用牲畜圈养及人工种植的饲料、使用矿物质化肥等情况，指出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土壤肥力同农业化学和农业机械的发展水平有着关联，“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18]。在农业中，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即使对土地进行机械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19]。一切现代的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方法“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20]，最陈旧和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21]，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原本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22]；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铸就了英国农业现代化事业。因此，用先进的机器武装农业，改进农业动力系统和耕作方法，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以广泛运用，农业资本得到有效运用，英国农业现代化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他们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对英国农业发展的具体影响。首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成为农业生产进步的技术手段，使用化学品和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成为常规的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其次，农业完全转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轨道。农业生产不能再在自己内部找到它的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23]。资本主义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将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及农产品作为商品纳入到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使农村和农民都融入到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资本主义农业取得的这些进步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再次，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绝对地和相对地减少。马克思说，英国农业在采取提高劳动生产能力的各种措施之后，“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后，又使得农村人口相对过剩起来了”[24]，机器耕作代替马耕，把马从经营上排挤出去。在英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机器“也把农业短工游离出来，造成了一个人为的过剩人口”[25]，所以，英国还存在着流动性强和劳动密集度高的家庭劳动，存在着由大农业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从农村得到了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却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26]，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农业与工业之间呈现双向流动的态势。

二　实现了农业社会化和合理化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农业的社会化和合理化。农业社会化是指资本主义把分散、封闭、落后及小规模的农业小生产变为了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从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到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农产品的销售等农业过程都变为了资本的全程控制，如农产品由满足农民个人和家庭需要发展为通过市场交易去满足社会消费的增长；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变为了劳动者共同使用，生产过程中促进农产品大量增长的某些要素和工序由工业部门提供或承担。农业合理化是指在农业中使用了农业机器，采用了先进的农艺技术，把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和管理，充分利用了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因此，农业社会化和合理化是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中取得进步的表现。

他们把农业社会化和合理化的进步置于完整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下进行认识。他们认为土地集中是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农业资本化经营使土地的集中和分散处在不断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农民也就伴随着土地的集中和分散而不断地分离。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存在不可消融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农业实行的土地私人占有“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资本主义农业不是真正的合理的农业。他们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农业在取得社会化和合理化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两个弊端。首先，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造成了对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土地、劳动力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把经济发展后不断增长的地租收益“装进他们的私人腰包”[27]，还吸引了更多的资本购买土地，导致地价和地租的不断上涨。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特点，决定了资本在投资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农业资本家不会追加对农业投资，不会对农业技术进行改良，不会雇佣工人，造成了农业资源和生产能力的闲置；租地农场主也力求避免因追加投资或技术改良，在租期内无法收回投资的风险，而竭力掠夺经营，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加速了土地贫瘠化的进程。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的角度看来，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因为农产品销售距离的扩大，使得居住在城市中的农产品消费者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返回土地，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被中断，“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8]，人口居住的城市化在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交换过程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29]，并且这种浪费还通过商品销售及商业手段远及国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还增加了对木材的大量需求，文明和产业的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30]。恩格斯就18、19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或正在出现的无林化（即森林被大量砍伐）现象，指出它和农民破产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31]，警示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2]。其次，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造成了农业工人和小农等农业劳动者的日益贫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封建宗法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一部分农民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加入无产阶级队伍。资本主义通过古怪、恐怖的法律，用鞭打、烙印、酷刑使农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33]，失地农民只能服从资本的安排，转化为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小农没有在自己成为农业工人，完成身份转变后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所以，大土地所有制在劳动力来源的最后领域（即农业领域），在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的贮存领域（即农民），“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34]，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是以个体农民和农业工人的赤贫，以农业资源和农业投资的浪费为代价的。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农业虽然采用了新的农业技术，形成了合理化和社会化的现代农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但资本主义在对传统农业改造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