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一）邓小平的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阶段划分的方法论原则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过程，这个观点是黑格尔首次提出来的。他把整个自然界、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事物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又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恩格斯指出：“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41]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可划分为若干阶段。进行阶段划分，不能“六经注我”式地主观臆想出几个阶段，而应该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这个方法论原则就是历史性、客观性和主体性三原则的统一。

一是历史性原则。历史性原则即历史主义原则，是研究历史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也是这样，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要划分其形成发展过程的阶段，首先要考察它得以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邓小平历经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形成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体的任务、对象、内容、方法等等，都是有所不同的，这也会反映到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中。因此，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应该大体上与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对应。

二是客观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列宁把这个原则看成是辩证法的第一要素。他指出，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时要注意“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42]。因而，要划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阶段，就要把它本身作为一个“自在之物”，考察其客观上呈现出的阶段性特点，以此作为阶段划分的依据。

三是主体性原则。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其主体性（即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主体性原则要求考察邓小平本人适应时代需要而发展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主体意识。由于邓小平极具超前意识，1949年解放大西南后就开始着手建设大西南，1975年就开始改革试验，因而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超前于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是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而是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

（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依据上述方法论原则，遵循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逻辑脉络，我们认为，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孕育萌芽、初步形成、深化发展和完善成熟四个阶段。

1.孕育萌芽阶段（1922—1929年）

邓小平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就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又到苏联比较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知识，1927年到1929年战斗在武汉的腥风血雨和上海的龙潭虎穴中。1927年到1929年，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当时中央的各种会议，负责记录，从他人那里学到很多。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道：“父亲曾说过，他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作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43]，“他总是说：‘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地就学会打仗了。’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陈毅元帅的小女儿姗姗来我们家玩儿，父亲看见她，还在说：‘我从你爸爸那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44]

从1922年到1929年，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从事革命活动的早期。在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在“学习革命工具”^[45]，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在国内外进行了初步的革命实践，积累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经验，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这一阶段，邓小平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即“革命的理论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必需的。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46]；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些方式方法，如演讲、讲授、开讨论会、自由辩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出版刊物、写文章等；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主动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影响他人。如他把《赤光》杂志邮寄回家，弟弟邓恳最早最初就是受《赤光》的革命思想影响由“赤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2.初步形成阶段（1929—1949年）

“政治思想工作是从我们军队里出来的，是我们军队的看家本领。”^[47]邓小平“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48]。他长期在军队当政委做政治工作。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就形成于他干军事这一行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开始独当一面地开展革命工作，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即“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49]、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服务。提出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还要武装战士的头脑，战士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除了手中的武器外还要掌握宣传的武器，做到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指出要加强对敌的思想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开展政治攻势，占领思想阵地。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共产党人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论述了平时政治工作与战时政治工作的关系，系统地提出了战时政治工作的诸原则，即①战时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战争胜利；②党是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③政治工作要保证战斗行动，主要指爱护战士、民众、根据地，保证军事技术提高，保证战争胜利，保证供给，保证卫生，保证兵站，保证本军的巩固与秘密；④政治工作要适合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来进行工作，提出具体口号；⑤政治工作要有计划性、准确性及有系统的不间断精神；⑥政治工作要有高度的集中性与自动性；⑦政治工作要具有广泛的群众性；⑧政治工作要发扬传统与新的创造；⑨平时政治工作是战时政治工作的基础，要在平时有计划、有系统、不间断地打下坚固的基础，在战时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等（显然，第④、⑤、⑥、⑦、⑧、⑨条也是适用于平时政治工作的）。明确指出要纠正、抛弃不妥当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并主张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如普及与深造相结合、教育与纪律相结合、教育与解决困难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整风、密切联系群众、榜样示范等。这些观点已经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在整风教育方面，邓小平也提出了系统思想。如1943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结论报告指出：“目前整风工作重点应在于：内容方面，着重于学风的深入研究与检讨，即主要着重于思想方法与思想意识的改造；对象方面，重点应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一级，军队旅与分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具体进行步骤及其方式与方法方面，应该注意将整风与战争结合起来，与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文件学习与工作业务相结合。”^[50]这表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这一阶段已初步形成。

3.深化发展阶段（1949—1974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今后的工作重心是由农村转到城市。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个转变，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可以说，从主政大西南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坚持党的工作重心要从乡村转到城市，党的中心任务要从革命战争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1949年9月，他在第二野战军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区、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二野及地方工作的同志，将要去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51]全西南的主要作战于1949年12月27日宣告结束。西南局所决定的西南新任务有两个，一是要学会管理城市，二是要加强农村工作这个基础。这就是说，西南局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大西南。邓小平1950年1月在《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西南局的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于重庆的接管。伯承^[52]与各界见面最多，际春^[53]兼职市军管会，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大家忙得气都喘不过来。”^[54]1951年2月在《一九五〇年主要工作情况》中又说：“过了今年这一关，我们就聚精会神地搞生产、教育这两件大事。”^[55]但部队有些干部以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什么艰巨的建设任务并未想到，广大的基本群众与下级干部战士的生活并未见到。邓小平指出：“这是何等危险而最可怕的现象！”^[56]

既然党的工作重心、中心任务在转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就要适应这种新变化有一定的新创造。早在1949年10月，邓小平就说：“形势变了，党的任务变了，工作方针也要变。”^[57]这里所说的工作方针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工作方针。从1949年主政大西南到1974年，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展开了新的实践和新的思索，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这一阶段获得了深化发展。在这一阶段，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要把宣传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来重视，一再强调要造成学习理论的空气；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提出建立并逐步健全宣传部和宣传网；提出从工矿企业到农村，都要建立政治工作系统，要像解放军那样，有一套政治机构；强调学校本来就是教育部门，在学校里宣传教育第一，要善于引导在学校里的任何工作，包括党、团、行政都必须注意这一点；提出要认真建立经常系统的学习制度，加强对学习的领导，组织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提倡深入细致的经常工作，把经常的组织工作、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起来；明确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突出强调教育方法要正确，强调实事求是、紧密结合中心任务、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拿笔杆子、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4.完善成熟阶段（1975—1997年）

从1975年到1997年，邓小平先后主持整顿工作、领导拨乱反正和指导改革开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其实在邓小平看来，1975年他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就是开始拨乱反正、开始改革了，1978年是重新发动改革。1984年10月，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58]1985年7月，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乔治·迈克尔·钱伯斯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管了一年的工作，做了一点试验，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当时整顿很快见效，各方面都有点起色，人民高兴，但‘四人帮’不高兴。”^[59]1987年10月，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60]

到这一阶段，邓小平经历了“三下三上”的坎坷而又传奇的人生，亲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新论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并身体力行地坚持做思想政治工作。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国内经验和国外经验、自身经验和他人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使之完善成熟。邓小平完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更加准确地摆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位置，更加深入、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如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创造性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全面地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专业知识学习的关系；明确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提出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要求，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培养好的学风的途径；提出政治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一定要坚决执行“双百”、“三不主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要采用按照差异区别对待、透彻说理、从容讨论、让事实说话、“两手抓”等一系列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