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条件

（一）历史条件：革命、建设和改革

邓小平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2]邓小平研究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当然也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因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的。

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著称，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至今仍熠熠生辉。但清政府的腐败及其夜郎自大、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的衰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的爱国仁人志士纷纷寻找救亡图存之路。但历史证明，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挽救不了中国人民受屈辱的命运。正在中国人民陷入迷惘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划时代意义，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十月革命也给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就生长在这样一个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上也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还带着“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幻想到法国勤工俭学，但残酷的现实使幻想成为泡影。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想把革命干成功。“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3]，而要解放穷人，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他们、武装他们。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武装穷人，把革命干成功，这是需要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革命家们思考的问题。从1929年起，邓小平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敌军的主要成分也是农民。如何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工作以及统战工作，这是邓小平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在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样，邓小平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条件下，围绕着革命与战争这个时代中心任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怎样服从和服务于革命与战争，从而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系列观点。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彻底打垮了蒋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结果。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历史条件开始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而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号召全党要重新学习，最根本的是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指导新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这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是一项伟大的、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需要，全党重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1951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3月发出通知，就党的干部的理论教育问题提出了要求和措施。三年中，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思想政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学习理论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取得了显著成绩。正如邓小平所说：“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4]

战争环境逐步向和平环境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党的中心任务也逐步向经济建设转移。这些新的历史条件，不能不引起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探索。在他看来，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利。他说：“过去在战争环境，学习马列主义有困难，而现在到处都有马列主义的书籍，有时公家还发给我们，所以有条件学好，也应该学好。今天处在胜利的环境，要求应当更加严格。”^[5]同时又指出：今后的宣传教育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艰巨了，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教育工作。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邓小平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新的探索，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发展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1975年以来，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主持拨乱反正和引导改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新的历史条件”。他说：“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6]，“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7]，“现在，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8]。因此，“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后来还审时度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国际国内形势的这些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善于学习，继续学习，再重新学习一次。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以身作则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使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

总之，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这样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

（二）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恩格斯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10]。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无产阶级”^[11]。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要把这个武器交给无产阶级。当然，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工具。

中国共产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工具。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2]邓小平“来俄的志愿”就是“学习革命工具”^[13]。1926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革命工具”即马克思主义。他学习“革命工具”，是为了用这个“革命工具”去武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个武装的过程当然也离不开这个“革命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产生以后，自然也成了“革命工具”。邓小平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1985年，邓小平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4]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搞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也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邓小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说：“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5]如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的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为指导形成的。他说：“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两者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16]不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为指导，就很难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在实践中就会发生错误甚至灾难。又如，邓小平提出的培养“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的个体综合素质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再比如，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善于照辩证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因为他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特别是深厚的唯物辩证法修养。他也一再提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对头。正是由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才得以形成与发展。

（三）思想来源：实践经验

认识来源于实践。“经验总是从实际斗争中积累下来的。”^[17]实践经验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为亲身实践所得，间接经验为他人实践所得。邓小平指出：“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18]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也是这样，是对前人和今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吸收了前人和今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研究成果。

邓小平5岁入私塾发蒙，6岁接受新式教育，22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一路走来，他人进行教育的实践经验不能不对邓小平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在法国时，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革命宣传活动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周恩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经验，为邓小平提供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间接经验。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里民主讨论、自由辩论的教育方法对邓小平产生了重大影响。邓小平18岁就开始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也开始积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直接经验。19岁时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编辑工作，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19]。1926年6月，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要求，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填写：“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20]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邓小平一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邓小平是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如1926年底从苏联回国途中，就向同行者介绍苏联的情况，沿途调查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宣传革命。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邓小平都在亲身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积累了大量的直接经验。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新东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个新东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探索。就这样，大量的实践经验在不断地产生，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内容、关于党的建设的内容等，邓小平当然要学习、要吸收、要运用。如1946年6月邓小平就说：“政治工作要真正走群众路线，实现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的决议案。”^[21]

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很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经验及其总结概括的成果，对邓小平都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刘伯承等。刘伯承始终把政治工作看成是我军的生命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邓小平和刘伯承合作共事达13年之久，刘伯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经验及其总结概括的成果，不能不对邓小平产生影响。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事是靠实践锻炼出来的。1993年1月，邓小平给孙辈写信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呆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22]邓小平总是讲，要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实践锻炼，会产生“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23]。这就需要善于及时地对经验进行总结、概括。邓小平正是通过总结、概括实践经验（包括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他人的实践经验），才形成和发展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四）主观条件：个人素质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还离不开其主观条件即个人素质。邓小平的个人素质是全面发展的，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能力素质等。邓小平的个人素质也是很强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24]，“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25]。

思想政治素质方面，邓小平党性坚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很高、道德高尚、作风优良。他爱祖国，爱人民。他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自己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邓小平在回忆他的法兰西岁月时说：“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苦，职业化以后生活来源是公家，但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位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员的特点”^[26]，“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年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27]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候就说：“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28]他确确实实这样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29]。这个奋斗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的奋斗。邓小平极强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最重要的主观条件。

科学文化素质方面，邓小平知识广博，科学文化素养高。他爱学习，终生爱学习，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知识他都学。邓小平酷爱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女儿毛毛深受影响。她深有感触地说：“父亲爱学习，终生爱学习。他从书本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从社会生活的大课堂中学习，更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他从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中的所学所得，多于学校，胜于学校”^[30]，“父亲特别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势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通通都喜欢读。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父亲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翻字典。我从小就常常受父亲的差遣，为一句话，为一个词，为一个字，去翻辞海、辞源和康熙字典。结果，不知不觉地，我也就养成了一个嗜好——翻字典”^[31]。

健康素质方面，邓小平注重锻炼身体，喜欢游泳和打桥牌，一个锻炼体力，一个锻炼脑力，身体健康顶得住；乐观积极，心理健康，经得起“三落”或“三下”的磨难。1972年，邓小平已经68岁高龄。8月3日，他在江西致信毛泽东说：“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32]12月10日在瑞金参观时，有人要搀扶，他更是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二十年。”^[33]到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邓小平确确实实又干了20年。这样的自信来自他的健康素质。

能力素质方面，邓小平学习（自我教育）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宣传组织能力、理论思维能力、辨别是非能力、创新能力等等都很强。这些能力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必备的。比如组织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不可或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活动，需要有把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能力。“理论教育主体通过具体的理论教育活动，如将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工人变成一定的班组集体，安排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时间，制定理论教育活动的规章制度等，将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组织起来。”^[34]列宁1894年借用李卜克内西的话，将党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归结为：“研究，宣传，组织。”^[35]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显示出极强的宣传组织能力，得到大家的一致首肯。1926年5月，来苏联访问的国民党领导人冯玉祥希望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选拔四五十名优秀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11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先派二十几人。邓小平被列入选派人员名单，党组织对他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36]1926年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为邓小平（当时取俄文名字多佐罗夫）签写了这样的鉴定书：“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37]邓小平也认为自己最适合做宣传组织工作。1926年他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要求，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填写：“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38]

海外也有学者注意到了邓小平的个人素质。如俄罗斯《真理报》2004年8月19日发表题为“永恒的伟人”的文章。作者亚历山大·德拉布金指出，在战争年代，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和平时期，他是一名杰出的改革者；在众多外国领导人心目中，他是妙语连珠的外交家；在普通百姓眼里，他是体恤疾苦的政治家……很少有人能够兼具如此众多的优秀素质于一身，但邓小平做到了。^[39]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的个人素质太优秀了，而这正是他能够创造性提出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主观条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应该向邓小平学习，不断地全面地提升个人素质。“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