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特色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展示着其特色即朴实。正如江泽民所说：“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

（一）语言通俗

1987年8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利昂妮尔德·约蒂^[61]和雷纳托·赞盖里^[62]及其家属，在回答是否出版新的邓小平文集时说：“我的东西没有什么高深的语言，只能说是对解决当前中国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63]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理论没有什么高深的语言。通俗朴实，口语表达，是邓小平理论的语言特色，也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语言特色。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作用、主体、客体、内容、原则、方法等方面的思想，都是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的。

邓小平是善于运用通俗朴实的语言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典范。据受过他教育的同志回忆：邓小平“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64]，“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65]。邓小平在红七军时几乎每隔几天就给学员们上一次政治课，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土地革命方针政策。他“讲课能够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的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66]。

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实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1934年11月，他主编《红星》报时就提出：“必须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67]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做报告又指出：“有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68]

（二）道理朴实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样，所揭示的道理都是很朴实的。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多角度地进行了阐述：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启发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些都是很朴实的道理。实实在在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不实实在在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邓小平提醒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但党的工作还是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状况，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社会风气一度不正，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力有关。所以，在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说：“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69]江泽民认认真真地抓党的建设，认认真真地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确确实实促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道理就是这样朴实。只有照着朴实的道理去做，才行得通。不照着朴实的道理去做就会出问题。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所揭示的道理之所以是很朴实的，是因为他看问题看得深、看得准，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本身就是质朴实在而不华丽的东西。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规律。这个规律是质朴实在的。人类活动一定要尊重这个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就要受惩罚。马克思主义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讲的就是很朴实的道理。因此，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70]

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还有一个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形式来表达的问题。本质规律是内容，语言文字是形式。本质规律是质朴实在的，语言文字也是质朴实在的，那所说的道理就显得很朴实。即使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却是用华丽或者晦涩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那就显得很浮薄或玄奥。如果既没有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又用华丽或者晦涩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那就是故弄玄虚。陶德麟就说：“苏轼给谢民师写过一封信，其中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其浅陋’。在他看来，扬雄讲的那点道理并没有那么玄乎，‘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扬雄是不是确有这个毛病，姑且不论，但苏轼讲的这个道理是很对的。他还引用孔子的话：‘辞，达而已矣。’并说：‘辞而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文不可胜用’，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境界！有人似乎以为话越说得艰深晦涩，佶屈聱牙，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这是极大的误解。其实恰恰相反，‘以艰深文浅陋’最不费力，而用准确明快生动活泼的语言讲清深刻复杂的道理才是最难的。”^[71]邓小平就是善于用准确明快生动活泼的语言讲清深刻复杂的道理的高手。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需要发挥抽象力的作用，对事物做高深的研究。邓小平主张既要对事物做高深的研究以认清其本质规律，又要用质朴实在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1941年5月他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曾批评我们的文化工作“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72]，明确要求把深造与普及结合起来。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邓小平善于用质朴实在的语言文字形式表达质朴实在的本质规律内容。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样，质朴实在的语言文字形式与质朴实在的本质规律内容高度一致，所揭示的道理是很朴实的。

（三）务实管用

务实、管用、解决实际问题，是邓小平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不讲空话，注重实效。他说：“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73]“小平理论管用！”^[74]这是群众发自肺腑的真心话。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也是务实管用的。邓小平反对空洞抽象的党八股的说教，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据实讲解，实实在在地解决人们的思想理论问题。他说，学理论不结合实际，学来学去，大家就会厌烦。他倡导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与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原则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些原则与方法，就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海外有些学者也认识到了邓小平的思想“务实管用”的特色，却把它理解为“实用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学者派伊，俄罗斯学者佩弗滋涅尔、杰柳辛、季塔连柯，日本学者渡边利夫和矢吹晋，美国学者戴维·W.张等。如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柯就认为：“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构想中的过分唯心主义的东西，如‘政治是统帅’、‘思想工作第一’，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因素和参加者的评价代之以完全实用主义的论点（‘猫和老鼠’论）。这与毛的社会理论及其思想标准有很大不同。”^[75]

“务实管用”就是实用主义？这是个涉及真理和价值关系的问题。真理和价值有着不同质的规定性。真理是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认识。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真理和价值分别体现了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活动所必须遵行的两大尺度：物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物的尺度就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遵行物的尺度，就是必须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就是必须追求和服从真理。人的内在尺度就是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遵行人的内在尺度，就是必须按照人自身的需要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使客观世界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和创造价值。

实用主义只强调真理的效用即价值，把“效用原则”即人的内在尺度绝对化并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视真理的客观性，用人的内在尺度去消融和替代物的尺度，把真理归结为价值，主张“有用即真理”。实用主义无视真理和价值不同质的规定性，是根本错误的。

邓小平思想“务实管用”既把真理和价值区别开来，又把真理和价值统一起来。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遵行物的尺度，全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它是从实践中来的，又是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是客观真理，具有科学性。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同时还遵行人的内在尺度，讲究真理的效用即“务实管用”。它的主旨是有效地启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使其认清自身利益并为之奋斗。其“务实管用”是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效用即价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76]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其科学性是其阶级性的前提，其阶级性是其科学性的必然结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77]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社会效益侧重于物的尺度，经济效益侧重于人的内在尺度。邓小平在这里强调了精神产品要在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来寻求经济效益，不能只讲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总之，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体现了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与实用主义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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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8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13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8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1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6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30]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2页。

[31]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0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6页。

[34] 孙来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010年重印），第136页。

[35]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39] 参见《参考消息》2004年8月22日。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41]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4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43]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44]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47] 转引自《学习江泽民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4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页。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52] 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53] 际春，即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5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0页。

[6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61] 利昂妮尔德·约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意大利众议院议长。

[62] 雷纳托·赞盖里，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意大利共产党众议院党团主席。

[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4页。

[64]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6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66]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6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6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6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7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71] 陶德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个问题的基本认识》，2010年1月26日，中国文明网（www.wenming.cn）。

[7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7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74] 林建公、林庭芳、金钊：《读懂邓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

[75] [俄]季塔连柯：《中国的文明与改革》，《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

[7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7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