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青海秦汉及以前的石刻

秦汉以前，青海地区被称为“羌戎之地”，并且羌人与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曾出土了精美的青铜礼器，陶制器皿、瓦当、货币、兵器、工具等，其工具中有斧、锛、凿、削、锥、针等。但可能由于石材暂时没有被开发，并没有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注意。

汉代以前，青海羌人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兼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发展，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自公元前121年开始，汉武帝在湟水流域设置行政机构，纳入了汉朝的郡县制内。“王莽时，在今海晏县设西海郡。东汉末建安年间，于今西宁市设西平郡。至南北朝、北魏时曾改西平郡为鄯州。隋时仍设西平郡。唐时复改西平郡为鄯州。”[5]

两汉时期中原的统治到达青海东部地区，中原的影响扩大了，但地方自身因素仍未消失。西汉中叶以前，整个青海是羌人聚居之地。汉武帝时征伐西夷，开地扩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宣帝时赵充国以其地开屯田置破羌县，属多城郡。东汉建安中分置西平郡，治西都县。因此，湟水流域和柴达木周围地区迄今保存有许多古代城址，如海晏三角城、尕海城，刚察北向阳城等。西汉时期的墓葬在湟水流域分布极为广泛，黄河沿岸也有零星发现。汉墓形制的演变基本上沿袭了中原汉墓的发展轨迹。从20世纪70年代后，考古工作者在西宁、大通、湟中、湟源、互助、贵德、共和、海晏、平安、乐都等市县相继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6]在随葬品方面也大体上与中原汉墓雷同。如陶器中常见的壶、罐、鼎、豆、仓、井、灶等；铜器常见车马饰、镜、带钩、驽机、钱币、印章等。此外，木制的车、马俑、漆制盒、奁、耳杯之类也较常见。其中上孙家寨200余座。随葬品有不同质量的陶、铜、铁、金、银、玉、石、木等生产、生活用具、装饰品及车马饰器、印章、钱币、兵器、刑具等1万多件珍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墓葬中有夹砂粗陶器的出土，虽与青铜文化遗物有别，但也绝不同于汉文化之物。所有这些，都是汉文化与羌、胡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见证，故而形成了青海地区汉墓一个突出的文化特点。

汉代盛行的画像石（砖），是一种特殊的浮雕形式：以刀代笔，或阳刻，或阴刻，或两者结合，还有浮雕的形式，或者浮雕与刻画相结合，可谓雕中有画，画中有雕。画像石（砖）通常是作为建筑装饰，镶嵌在祠堂、陵阙、更多是墓室内的门侧的砖室上。

青海汉代画像石（砖）存量不多，但保存完整，无论从规模、雕刻工艺，还是画像石反映的内容和文化内涵，在青藏高原地区是少有的。画像石（砖）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艺术形式，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从目前青海发现的画像石（砖）分析，匠师们巧妙地利用石材，创造了表现画像石（砖）内容的许多雕刻技法：一是凿刻线条表现人物、动物等形象的阴线刻；二是将物体形象凿刻得低于周围平面，再以线条表现细部的凹面雕刻；三是把物像周围的部位浅浅凿去一层，使物像突出，再阴刻线条表现细部减地平面阴刻；四是把物像四周的部分较深地凿去一层，并把物像的轮廓雕琢圆滑，再以阴刻细部的浅浮雕；此外还有高浮雕和透雕。综合青海现存的画像石（砖）看，实际上是汉代墓室、墓地庭院、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汉画像石（砖）本质上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青海画像石（砖）不仅是对汉代以前青海（建筑）石刻艺术的发展，而且对以后的青海各民族民间建筑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青海遗存的汉代画像石（砖）对于研究汉代的建筑、雕刻、绘画具有很大价值，作为雕刻艺术形式，上承先秦青铜艺术，下开两晋南北朝雕刻艺术的先河。

汉代艺术形象看起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7]

两汉时期，青海地区的石刻艺术有所发展，其工艺水平体现在今天的出土文物中。如汉墓出土的透雕玉璧，雕工精巧，出类拔萃，虽非石刻，但雕刻手法与石刻相近，无非是小巧与粗大的区别。而真正意义上的石刻，新中国成立后也陆续有所发现。如在海晏出土的西汉王莽时期的《虎符石匮》、乐都出土的东汉《三老赵宽碑》。湟源、民和、大通、西宁汉墓出土的带有四神及羽人升仙浮雕纹饰的画像石（砖）等，虽为数不多，但也是青海早期石刻遗存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