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海民族民间石刻历史演进

中国古代的石刻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它产生得最早。同样，此时的石刻在青海原始雕刻艺术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青海省的文物考古仅在大通县上孙家寨村一带墓地中就出土玉器、石器及专供随葬用的明器和礼器等各种文物1万多件。考古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青海先民的文化艺术活动就已相当活跃，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1]。在青海的许多山岩上，先民还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千姿百态的岩画，内容包括驯养各种野生动物、狩猎与战争场面、武士形象及其他符号等，显示了狩猎和游牧文化的特征。

幅员辽阔的青海高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各个时代，都出现了十分丰富的石刻文化遗存。著名的卡约文化，在青海境内首次被发现并命名，它起源于齐家文化，却又是地道的青铜时代青海土著文化，并被公认为是古代羌族文化遗存。诺木洪文化则分布在广袤的柴达木地区，与卡约文化一脉相承。种种迹象表明，青海古代的羌戎文化曾对西周奴隶社会的崛起和兴盛作出过巨大贡献。丰富的西汉时期文物和都兰吐蕃墓群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以及数量众多的藏传佛教文物，这些古代文化之中的石刻遗存表明了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为马家窑文化。它的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东起甘肃泾水、渭水上游，西至青海的兴海、同德县境，北抵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北部。由于时代早晚和分布地域的不同，马家窑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彩陶器比较发达，泥质红陶是主要的陶系。彩陶的主要纹饰有三角纹、草叶纹、花瓣纹、平行条纹、旋涡纹、水波纹、锯齿纹、葫芦形纹、圆圈纹、菱形纹、网格纹、变形蛙纹和波折纹等。纹饰繁缛细腻，结构严谨均衡，线条流畅生动，极富感染力。这些斑斓多彩的陶器，既是当时人们日常实用的生活用具，又是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作品。

马家窑文化中的石岭下类型，在青海境内仅发现10处，仅限于民和、循化两县。1986年民和阳洼波遗址的首次发掘揭示了这类遗存的主要文化面貌。在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等各类文物3000余件中[2]，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但狩猎还是先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作为主要生活用具的陶器残片出土最多，其陶质有泥质红陶、灰陶和夹砂红陶三种，并有相当数量的彩陶。从这些器形和纹饰观察，含有不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更多地带有马家窑类型早期风格。因而，这一类型文化遗存应当是它们之间的过渡形态。我们认为青海石岭下类型是东方仰韶文化西入的结果，有明显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因素存在，其本身有其独自的特点与风貌，如在相类似的器物中，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马家窑文化时期逐渐形成了青海古代文化的自身特色。如彩陶的发达、屈肢葬、洞室墓、石棺葬、二次扰乱葬等。从该时期的葬式来看，因地域或时代的差异，各墓地间的情况互不相同。在循化苏呼撒墓地中，二次扰乱葬占墓葬总数的75％以上。这种埋葬方式，在新石器时代，又有在半山类型中较多，马厂类型中较少的倾向。这种二次扰乱葬的埋葬方式是青海地区远古时期的特色。

宗日遗址是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分布最西端的一处大型遗址。1994—1996年间共清理墓葬340余座，出土文物2万余件。在宗日墓地发现有不少墓葬有葬具，其中的石棺是中国北方地区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中采用的主要葬具之一。宗日遗址无论从葬具，还是石器，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表明它与中原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说明它与北方及西部游牧文化有着极深的关系，它应是原始人类学会了制造陶器之后创造出来的一支青海土著文化。宗日遗址石器可分为装饰品和工具两大类。装饰品以石珠和绿松石为主，还有小水晶珠、玛瑙珠、玉璧等。工具有细石器、砺石、石刀、石球等。[3]

青海的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种文化形态。其分布范围基本上与马家窑文化相当。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品种齐全，其中一部分还选用了硬度较大的玉石料。通过以上事例，说明齐家文化时期预示着青海地区古代文化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

宗日遗址文化特征明显，与已知的马家窑文化差别较大，延续时间长，从已知的文化内涵看，其第一期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并存，并受该文化影响；第二期与半山类型共存，但其作为宗日文化的特征已较明显；第三期则全部是宗日文化，以粗陶彩绘鸟纹与折线纹为其特征，文化面貌呈现单一；第四期则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单纯的齐家文化。其年代与马家窑文化相始终，结束于齐家文化。宗日遗址的发掘，增添了青海省史前文化的内容，对青海土著文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彩陶由庙底沟类型逐渐衰落至甘青马家窑文化的繁荣，其间难以理解的契机，或许因为宗日文化的命名与提出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此外，宗日墓葬中的石棺葬、火葬、墓祭、葬式等，也是青海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相同葬俗的渊源。宗日遗址则可能属早期羌人的文化。

进入青铜时代，体现在青海古代石刻上，首先是新石器时代统一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多支不同的文化脱颖而出，如辛店、卡约等文化。卡约文化遗存是青海地区分布地域最广、遗址数量最多、时代下限最晚的青铜时代文化，可延续至汉以后。卡约文化时期制石比较粗糙，品种相对单调。辛店文化也有较多的石器出土，无论品种和数量均远逊于卡约文化，但其社会发展进程却与卡约文化相似。它们是齐家文化之后，河湟地区并列的两支青铜时代文化。这个时期人们大体过着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定居生活。由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的差异，一些地区的卡约文化则以畜牧业为主，甚至过着游牧的生活。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物质生活千差万别，加上时代早晚的不同，自然会出现一些各具特色的不同石刻文化类型。

先秦时期生活在甘肃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戎、羌各族。戎居东而羌偏西，戎族各部落有许多与华夏族杂居，原来绝大部分可能已融合为汉族的一部分了。羌族同华夏族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关于青海民族民间石刻诸远古文的族属问题，是一个较复杂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些文化在接受东、西方因素的基础上，对东方和西方同样有过较大的影响。由于寺洼文化的火葬葬俗与羌族相同，因此，可以断定寺洼文化与羌族有关。目前，关于古代“西戎”和“羌”文化的研究，在文物考古界仍有争议。但甘青地区古代文化对东西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

其中旧石器时代仅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地区发现几十件打制石器，目前尚未发现有遗址，但这些难得的实物，证实了早在二三万年前的青海并非荒无人烟之地，而是有比新石器时代更为古老的人类在此生存，创造了更为原始的远古文化。

中石器时代遗址为贵南县拉乙亥遗址，多以打制石器为主。种类繁多，做工精细，类型稳定，石器磨制技能很高。与国内同时期遗址比较，拉乙亥遗址具有年代古老，面貌独特，文化内涵及遗物数量丰富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其中马家窑文化在省内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民和、乐都等地。比较重要并经发掘的有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脑庄，民和核桃庄、阳洼坡，贵南尕马台及循化苏乎撒等处。由于文化内涵和地域的差异，又分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四个类型，其间共延续了2000年之久。

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为齐家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河湟谷地，其中以民和、乐都较为集中。经考古发掘的有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大通上孙家寨和民和清泉等处。制陶、纺织有突破性进展。

青铜时代遗址为辛店文化，在化隆、循化、民和、乐都较集中，发掘遗址有民和核桃庄、乐都柳湾、大通上孙家寨、互助张卡山、共和合洛寺等近80处。

青海土著文化遗址主要有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卡约文化中，先民们的居住遗址和墓葬近年都曾被发掘过，出土生产工具文物有大量石制的刀、斧、镞、臼、杵、锤、石纺轮。

在距今约一万年至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过石斧、石铲、石凿、石纺轮等文化遗物，其出土地点遍布青海的郊区、浅山区、河流台地和平原地，说明那时青海的先民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原始猎人，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他们使用原始的木、石工具，砍伐树木，芟除草莱，播种谷物，进行原始的农业活动。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青海古代石刻遗存的自身特征较为突出，体现在石器上，石质较粗糙，以夹砂石为主，造型和装饰图案相对简单。同时又出现了许多石制或骨制的生产工具。体现了青铜时期各种不同文化类型各自的特点。

“当我们看到远古人类最早制作的那些粗糙的打制石器的时候，没有几个人会把它们同艺术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第一次艺术创作，正是从人类打制第一把粗糙的石刀开始。人类第一次用砾石打制的石器，不论它多么简陋、多么不美观，它都是造型艺术的开端。它蕴涵着人类创作的思维和想象，同时也体现着创造的技巧和能力。它是人类以后所有创造的起点和最初形式。因此，最早工具的制造和最原始的艺术的萌芽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有的艺术史学家所说，人类打制的第一把石刀同时也是人类创作的第一件艺术品；艺术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是同步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4]说明原始先民所借以谋求生存的石质工具是早期的石刻形式，甚至是最简单的艺术品。当然，从石刻学的角度讲，广义上说所有经过人工雕凿的石质产品都属于石刻。而狭义上是指那些摩崖、碑碣、墓志、塔幢铭及法帖一类的文字石刻。所以，严格地说，青海地区此期的文字石刻至今还没有发现，历史上也无明确记载。

青海历史悠久，地处华夏民族的摇篮——黄河、长江的源头。早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先民即在今柴达木盆地、昆仑山一带活动生息。青海的古羌人活动地区很广，西起黄河源头，东到陇西地区，南达四川西部，北至新疆鄯善一带。商周时期形成了羌部落，史称“西羌”。据商朝甲骨文记载，商高宗武丁出兵征伐西羌，青海东部大片地区纳入商朝版图。西周时期，青海与中原地区发生了政治、经济联系。秦汉时期，羌人部落有百余个，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秦代时期的生产力低下，属原始社会形态。青海一直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