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苏联剧变和苏联历史的珍贵读物

——记徐葵、张达楠的25本译著

张森

徐蔡、张达楠25本译著

在1998年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曾向参加会议的各部委和各省市领导同志推荐阅读三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徐葵和张达楠的译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说“这三本书很值得一读”。另据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出版社终审、资深翻译家孙维熙介绍，江主席对徐葵、张达楠的另一本译著《一杯苦酒》也很重视，曾推荐政治局委员一读，并对钱其琛说，“看了徐葵给这本书写的《译序》，才知道首先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马林科夫。”苏东国家剧变以后，江主席办公室打电话给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要求新华社提供与苏联解体有关的、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带‘俄’字头的图书”，特别点名《一杯苦酒》。当年出版社提供了十本有关图书。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原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整体性的剧变和解体。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历史变迁，震惊世界，也极大地震动了中国。剧变发生以后，国内各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思想混乱和波动，众说纷纭。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及时果断地向全党提出了应对苏东时局变化的24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绝不当头。小平同志的24字方针，为全党正确认识和对待苏东国家剧变，指明了方向，统一了思想，同时也向全党特别是理论界，提出了一项十分紧迫的历史性研究课题，这就是要尽早弄清楚苏东剧变的真相和原因，以便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此，党中央动员和组织全国学术单位和高等院校加强对苏东剧变的研究和探讨。新华出版社是全国五家被授权出版内部图书的单位之一。经研究，出版社决定，以公开或内部图书的形式出版系列图书——《国际问题参考译丛》和《回顾与思考——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目的是为了及时了解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动态，借鉴并参考国外的研究经验与成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维熙和时任新华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后被提升为新华出版社总编辑）张首第一起，于1992年到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与当时的所长张文武和党委书记徐葵同志共同商议，决定翻译出版一套俄罗斯作者和西方国家作者写的反映苏联剧变的图书。其工作程序大致是：由徐葵和新华出版社的同志合作选取书目，出版社编委会通过选题后，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批，然后经与相关作者和作者所在国家的相关出版机构联系，取得同意并办理版权事宜，再由徐葵、张达楠负责组织翻译并对译文进行统校，最后交出版社责任编辑初审后，由孙维熙同志终审出版。从1992年到2007年，徐葵、张达楠翻译、校对并在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苏联剧变和苏联历史的译著，共计16本。在这期间和在其前后几年，他们还在其他出版社出版了反映苏联剧变和苏联历史的7本译著，其中东方出版社1本，中国社科出版社2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本，民族出版社3本，加上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葵等翻译的《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和199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徐葵等翻译的《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一书，共计25本。（详见文末书目）

上述25本图书的原著作者，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以俄罗斯的作者居多。他们“都是所在国家的名流”（孙维熙语）。其中有戈尔巴乔夫、纳扎尔巴耶夫、雅科夫列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物；有在总统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如切尔尼亚耶夫；有在苏联和国际上颇有名望的资深学者如阿尔巴托夫；有多次参与起草苏共中央重大文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有俄罗斯电视台著名的人物栏目主持人姆列钦；有苏联军队的高级将领如布兰涅茨；有长期驻莫斯科的外国资深记者如意大利的基耶萨；有长期研究苏联历史的英国专家伦纳德·夏皮罗和美国的斯蒂芬·科恩等。这些作者中的多数人，是苏联剧变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还有的是长期研究苏联历史并对苏联剧变的历史已有深邃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因此他们的这些著作，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把这批著作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引进到中国来，这对于渴望了解苏联剧变真相的中国读者，无异于霜中送炭，弥足珍贵。同时也是对我国苏东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和推动。

这套译著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知识量很大，载有大量鲜为人知的翔实材料，可读性很强。这里我想择其中的10本作些介绍。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是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阿·阿尔巴托夫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先后有俄文、英文两个版本，徐葵同志以题名《被拖延了的痊愈》的俄文第一版为主译出此书。这一版是在苏联解体前出版的。此书英文版是在苏联解体后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根据当年美国副国务卿、苏联问题专家托尔伯特的建议改书名为《制度》，在内容上删减了苏联解体前的一些情况，而增加了解体后的一些情况。

阿尔巴托夫年轻时参加过卫国战争，后来在苏共中央工作多年，曾直接为库西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以至叶利钦做过工作，参与过苏共中央一些重要文件和苏联领导人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曾是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20世纪60年代，他创办了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并一直担任所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是一位著名的具有很深学术素养的学者。这样一位兼备政治活动家和资深学者双重身份的作者，他所撰写的这本书，自然会引起世界文坛的广泛重视。在该书俄文版的封面上，出版社这样写道：“作者向读者叙述了他对斯大林去世后到改革开始之间我国历史上这段复杂和重要时期的回忆和思考。在这段时期中，他从‘近处’进行了观察，有时还参与了各项重要的政治事件，并直接为许多政治领导人做过工作。”徐葵同志在为此书中文版书写的《译者的话》中也写道：“作者对这部回忆录的写作态度是严肃和认真的……书中讲到的很多事情和内幕，是我们中国读者，包括许多苏联问题研究工作者在内，所不知道或不清楚的。”的确如此，该书的时间跨度大，涵盖了苏联后斯大林时期，即1953年到90年代上半期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其所记述和论述的问题和领域非常宽泛，几乎囊括了这几十年苏联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政治、经济、内政、外交、文学艺术、社会思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无所不包。作者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是一个患有严重疾病的病态社会，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十年，本应是苏联从病态走向痊愈，恢复社会正常生活的过程，然而由于革新与保守两种思想和力量的曲折、复杂的斗争，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个过程被耽误和推迟了。围绕这条主线和主题，作者对过程中的许多人和事作了立论严谨的评述，尤其是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领袖人物，根据自己的近距离接触和观察，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有别于他人的独到见解。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至于叶利钦、盖达尔的“休克疗法”，阿尔巴托夫在书中也作了认真的分析和评述。还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学者，书中对这几十年苏联的学术思潮、学术领域的思想斗争、发展变化，作了详细考证与介绍，这在同类著作中也是很少见的。阿尔巴托夫的这本回忆录，在苏联出版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译介到中国来以后，同样引起很大反响，以至江泽民向参加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同志郑重推荐此书。

《一杯苦酒》的作者亚·尼·雅科夫列夫，是苏联解体前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的左膀右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苏共领导人，在书中却明确表示他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总书记和其他领导人之所以非常重视这本书，恐怕也与作者的这种特殊身份不无关系。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俄罗斯人。此人1943年即年仅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时期，1950—1953年，任雅罗斯拉夫尔州州委院校部长。在赫鲁晓夫时期，1956—1960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部学习，其间，在1958年苏美两国开始学术交流时，作为访问学者被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一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1965年被任命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9—1973年，任代理部长，1973年因撰写了《反对反历史主义》一文引起勃列日涅夫不满，把他贬职并放逐到加拿大当了10年大使，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把他从加拿大调回国内。1983—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4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主管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同年6月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委托他与当时负责苏共中央的组织人事工作的利加乔夫（当时利被认为是中央第二把手）两人共同主管宣传思想工作。从此时起，雅科列夫对改革的激进立场与利加乔夫的正统立场开始出现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从以上的简历中不难看出，从斯大林晚期的苏联一直到苏联剧变、解体之前，雅科夫列夫总体上说一直都在受到历届领导人（当然程度不同）的信任和重用。不仅如此，在雅科夫列夫的胸前，还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勋章：十月革命勋章、红旗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劳动红旗勋章、红星勋章……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苏共高层领导人，到头来却变成了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开反对者。雅科列夫于1991年8月6日，即苏联解体前的4个月，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1991年12月中旬，在苏联民主改革运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该运动的联合主席之一，12月下旬，他参加了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移交权力的会晤……雅科夫列夫说，《一杯苦酒》是他“多年来思考、怀疑、踌躇和苦恼的结果”。该书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明等多方面，回顾了苏联的历史和苏联的历次改革，对诸如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苏联走过的道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改革的教训、俄罗斯走什么道路以及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分析和看法，对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六位不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分别给予评价。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决策的倡议者和参与执行者，书中披露了改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及其内幕，论述了戈氏改革的“来龙去脉”、苏共最高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以及矛盾尖锐化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了戈氏改革的失误、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书中还对剧变后叶利钦在俄罗斯推行的“改革”及其前景，提出了看法和预断。作者把自十月革命以来的苏维埃政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他自己在这种制度下的政治生活，比喻为一杯苦酒。表示“反对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并说他是以“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革命派的观点”来回顾、分析、判断苏联历史并撰写此书的。从内容上说，这本书历史跨度大，内涵丰富，有深度，确实值得一读。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能够给读者带来许多联想，引起许多思考。一个长期生活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且在这种制度下成为苏共高层领导人，为什么会如此地崇信社会民主主义？一个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怎么会成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领导人？苏联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干部制度）为什么会培养出并重用像雅科夫列夫这样的干部？叶利钦是由利加乔夫从地方物色并提拔到莫斯科并最终进入苏联的最高领导层，而恰恰又是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这批人导致了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什么才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可怕的毁灭者？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那么距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源，就不会太远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作为一个实体主权国家的苏联，正是在他的手上从地球上消失的。他不仅是剧变的当事人，而且是这场悲剧的领衔主演和导演。200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徐葵、张达楠翻译的戈尔巴乔夫1998年所写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戈尔巴乔夫在《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读者将有可能……‘从第一手材料’，了解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思考。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的尖锐的学术和政治争论已有好多年了。我所指的首先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作用、苏联的命运和新的政治思维等问题。”又说：“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光是学习书本知识的产物，而且是个人的多年沉思、直接参加革命事件和40多年政治经验的结果。”戈尔巴乔夫这本书提出并逐一加以论述的所谓“根本问题”包括：苏联的急剧解体及其对维护与巩固世界稳定和安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应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对东西方的关系应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冷战”结束的成果是否得到了合理的利用？如何避免倒退到国际对抗？新的政治思维是否有根据？它在21世纪的全球挑战面前在多大程度上还是迫切需要的？等等。该书还就读者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这些问题包括：十月革命的意义和影响？十月革命是历史的错误、偶然性，还是具有必然性？苏联是否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不是可以保留？为什么没有保留住？悲剧性的转折是什么？等等。书中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独立风潮、新联盟条约的产生、关于联盟去留问题的全民公决、“8·19”事件、叶利钦的阴谋、别洛韦日勾结等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这几大事件，做了具体的描述、揭示和评估。总之，戈尔巴乔夫的这本书，虽然有故意回避、淡化和掩盖他本人对苏联剧变的历史责任之嫌，理论深度不够，但读一读这本苏联“首个，也是最后一个总统”写的书，对我们了解苏联这段历史，特别是了解苏联剧变的真相——哪怕不是全部，还是很有帮助的。

阿·切尔尼亚耶夫所写的《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对了解戈尔巴乔夫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了解苏联剧变，更具可读性和客观真实性。作者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期间的“亲密助理”，而这本书又是以他自己在这六年期间所写的详细工作日记为主要依据写成的。文字流畅平实，内容、材料丰富。此前他曾撰写过两本回忆录：《我的一生和我的时代》、《1991年：苏联总统助理日记》，社会影响都比较大。徐葵同志在《译者的话》中写道：“这本书看来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我们增加对苏联历史的许多了解。一是苏联这六年的改革过程，书中提供了许多细节和内情，披露了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小范围中的不少谈话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对许多问题的讨论情况；二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这六年中的改革思想的发展变化和他对苏联国内和世界形势的认识的演变；三是苏共党内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的复杂的矛盾、分歧和斗争；四是这段时期苏联社会上各种思潮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五是这段时期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的外交活动的内情，书中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和撒切尔夫人、密特朗、科尔、里根、布什、舒尔茨、贝克等西方大国首脑和政要的许多谈话记录。作者在书中也根据他的日记叙述了他在各个阶段对苏联的改革和内政外交方面许多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及他自己提出的政策建议，还分散地在各章中谈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弱点和不足之处的一些观察与分析。”徐葵同志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和它的价值所在。一个知情者透露出来的“内情”，恰恰是我们研究工作者最为需要的。

《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是一本全面介绍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的力作，在哈萨克斯坦很有影响。它是由哈萨克斯坦的一位俄罗斯族女作家奥利加·维多娃所写作的，并由她认识的一位中国年轻女翻译帮助译成中文初稿，由新华出版社请徐葵进行校对而出版的。众所周知，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执政以来，纳扎尔巴耶夫都被公认为是一位深负众望的政治家和卓越领导人。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我国出版了多部纳扎尔巴耶夫本人撰写的著作，其中徐葵、张达楠翻译、校对的专著就有三部，它们是《在历史的长河中》（2005）、《哈萨克斯坦之路》（2007）、《欧亚中心阿斯塔纳》（2007）。这些译著对我国深入了解纳扎尔巴耶夫和他所领导的新生的国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更为集中地反映纳扎尔巴耶夫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这段历史中的痛苦经历、感受以及他的反思，也就是对我们研究苏联剧变最有参考价值的，还是《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这本书。作者旨在撰写此书，运用了前苏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许多著作和苏、哈报刊上的大量报道、评论资料。该书在书写纳扎尔巴耶夫一生经历的同时，详细地介绍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的许多重大事件，历史背景，他本人的心态、观点和看法。

努·纳扎尔巴耶夫生于1940年，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0年任哈共中央书记，198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89年任哈共第一书记，苏共二十七大、二十八大均被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表面上看来，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经历一帆风顺，实际上并不平坦。在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时期，他就逐渐“看清了苏共党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政命令体制、高层不正常的权力关系等问题”，正如书中所说，他“痛切地看到党的衰弱过程……党的威信在下降，党的影响在逐年缩小”。在1986年2月的哈共代表大会上，他公开而尖锐地揭露、批评共和国党政工作的严重问题，引起当时哈共主要领导人的“不满、压制和打击”。在1986年“阿拉木图事件”中，他因涉嫌“同情学生”而受到牵连，事后他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用传统的高压方式处理阿拉木图事件”，是在民族关系上“犯的第一个大错误”。早在20世纪70年代，纳扎尔巴耶夫就认识到苏联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对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热情支持的态度，但是随着改革带来的困难和混乱日益增多，以致到最后走向失败和导致苏联解体，他又深感失望和痛心。书中将1989年到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这三年，称之为纳扎尔巴耶夫政治生涯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书中写道，纳扎尔巴耶夫1989年当选为哈共中央第一书记时，苏联已进入了大动荡、大混乱时期，政局失控，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斗争激烈，俄罗斯等多个共和国同苏共中央进行针锋相对的“主权战”和“法律战”，各共和国的离心倾向空前加剧，直到1991年的“8·19”事件、三位斯拉夫领导人共同炮制宣布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1991年12月25日的最终解体……书中对上述三年苏联走向衰亡的一幕幕历史，以及纳扎尔巴耶夫身处困境却竭尽所能阻止苏联解体的种种努力，作了尽情而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对于苏联的剧变，纳扎尔巴耶夫的结论是：“苏联共产党的解体，首先是内部的过程”，“日益觉悟的民族自觉意识也是极权主义制度垮台的另一重要原因”，“没有俄罗斯就不会有别洛韦日文件；没有俄罗斯，原苏联不会解体。”这些观点显然对我们有重要参考价值。

研究苏联剧变和苏联历史，离不开对赫鲁晓夫和他执政时期的研究，因为赫鲁晓夫是变革苏联旧体制的第一位领导人。俄罗斯历史学博士亚历山大·阿拉基米罗维奇撰写的《解冻的赫鲁晓夫》，以档案材料为基础，全面记述并评论了赫鲁晓夫年代。作者写道：“从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这一时期，是祖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它对国家和社会今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约·维·斯大林的逝世和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想这正是该书作者的主题。赫鲁晓夫开始变革苏联旧体制，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打破了坚冰，“开始了体制的自由化进程”，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产生着“不可逆转”的影响，也同20年后启动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着不容割裂的内在联系。在这本书中，作者着重研究了如下几个重要课题：战后的苏联社会和赫鲁晓夫改革的前提；对斯大林的偶像崇拜是怎样被推翻的；苏共的党内进程和权力制度的演变；“全民国家”模式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民族问题；在苏联社会非斯大林化的条件下的行政——护法政策；60年代初期的政治改革方案……书中尤其详细披露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始末细节。不难看出，这本书所研究和铺展开来的内容，比起一般研究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十年执政的著述，要系统、全面、深刻得多。书中还不惜笔墨，追述了苏联史学界研究赫鲁晓夫的几个迥然不同的阶段，这对我们同样很有启发。第一阶段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这一时期对赫鲁晓夫和他所推行的政策，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称颂为“伟大的10年”；第二阶段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官方禁令，史学界对赫鲁晓夫及其推行的政策，不予置评，“回避不谈”，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留下了一段空白；第三阶段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难以抑制的赞扬”，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方历史学中的一切，都全盘否定，而把与官方历史学中没有联系的一些人的看法，又过分地理想化和美化”；第四阶段是苏联解体即苏联不复存在以后。作者认为，只是在这个阶段，史学界才以“更加慎重和权衡的态度来审视”赫鲁晓夫执政这段历史，作出“更加客观的和不带偏见的结论”。作者把完全按照官方意志或单纯根据官方政治需要进行的学术研究，称之为“政治投机”，指出学术研究的“政治投机”，会中断、压制、掩盖历史真相，不利于科学地总结汲取历史经验，还会因为错误的理论（或舆论）误导，招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作者强调指出，恰恰是在压制史学界研究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西方学界反而更加强化了对赫鲁晓夫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成果，而恰恰是这批成果，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却几乎成了苏联社会和学界的至宝，“一些历史学工作者，甚至完全依靠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作者所指出的上述苏联时期研究赫鲁晓夫的不正常现象，对中国学界，包括苏联东欧学界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东欧中亚学界，恐怕也值得深思。

《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和《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是俄罗斯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的两本文集。作者在第一本文集《致中国读者》中说：“奉献给中国读者的这本书，分析了苏联和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这种分析也许不仅对研究从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过渡时期政治体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是颇为有用的，而且对一些政治家也是颇为有用的。”又说，对苏联和俄罗斯“改革的悲剧性有了了解，就可以巩固中国领导人对他们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的认识，可以防止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进行急剧政治改革的诱惑，因为这些诱惑有可能会破坏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改革成果的可预测性”。经过对俄罗斯200年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考察，作者认为，在政治体制现代化的道路上，俄罗斯存在着四大阻碍因素：一是农奴制（俄国）和公民无权；二是只突出国家，无视社会和个人，国家就是一切，国家吞噬了社会和个人；三是官僚阶层掌握全权，垄断了政治社会生活；四是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和孤立。在《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一书中，作者重点考察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才能从极权向民主过渡”等重要问题。作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与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体制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和巩固，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的过程，而公民社会能否得到发展和成熟，又取决于是否能正确处理个人、社会和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明确指出，苏联30年代定型的政治制度，国家吞没了社会和个人，公民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压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作者还指出，苏联政治体制的最大弊害是没有权力的划分，没有制衡机制，而是把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中心，这导致最高领导人利用集中在他手上的权力，在没有任何来自社会的监督的情况下，变成唯一的权力支配者。在作者看来，苏联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制度，虽有借鉴巴黎公社经验的初衷，但在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又不得不采用“代表制民主”的形式的条件下，其所形成的政治制度，不是直接民主，也不是正常的代表制民主，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作者说，所谓权力异化就是国家的官员“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又说：“苏联的政权机关，虽然也具有响亮的名称，具有它的外部标志，实际上不为人民所关注。全面的异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比如说，在一个美好的一天，假如这些苏维埃被解散的话，那时恐怕谁也不会对此去关心和注意。”这段话，是作者在苏联剧变之前三年说的，三年后苏联剧变时的情景，人民对剧变、“红旗落地”的冷漠，被不幸言中。

尽管作者痛切地感受到在苏联实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无论在《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一书中还是在《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一书中，作者都对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治改革持严肃的批评态度。作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犯了改革战略的错误”，“是一条走向解体、混乱和失去可控性的道路”。又说：“苏联共产党应该是一支使大家都能学会适应，并保证改革进程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的力量，可是它由于改革者们采取的忙忙乱乱和并不高明的行动而垮台了……被解放出来的社会政治力量没有变成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因素，而成了社会制度的破坏者，变成了反体制的因素。”作者认为，“从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政治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中间必须经过权威主义的阶段”。苏联“能够在保持完整性的情况下实现同极权主义政体的决裂”，“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家们在没有很好搞清社会制度的性质的时候，就企图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书中还写道，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围绕政治改革，始终存在着三派，即三种政治社会力量和改革主张。一派是对西方政体持激烈的批判态度，根本反对民主化和市场化；另一派是激进的自由派，主张以最快的速度把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政治机制，移植到俄罗斯本土上来，并要求实行最快的市场经济改革；再一派主张建立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但完成这种过渡需要很长时间，必须保持国家的可控性，推行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不能操之过急。作者自称属于第三派。作者对中国的改革（包括政体改革）表示赞同，并在俄罗斯报刊两次撰文，介绍中国的做法，呼吁俄罗斯当权者积极借鉴中国经验。

《别了，俄罗斯！》是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愤怒地告别了俄罗斯以后撰写的一本书。作者在1980年到1989年作为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的记者，常驻莫斯科，1990年又作为意大利《新闻报》的特派记者和政治观察家被派驻莫斯科。将近20年的记者生涯，切身经历和目睹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巨大历史变化。书中对苏联剧变，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戈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对叶利钦在剧变中所起的破坏性作用和他在俄罗斯推行的内外政策以及叶利钦本人的所作所为，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述、揭露和批评。对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中和俄罗斯改革中的别有用心的“帮助”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给予充分揭露与批判。书中对诸如“别洛韦日条约”、“炮打白宫”、1993年俄罗斯宪法的制定与通过、1993年和1995年的议会选举、1996年总统大选、俄罗斯私有化的实施和金融寡头的出现、叶利钦周围各派人物之间的钩心斗角、叶利钦家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俄罗斯民主派与金融工业集团和美国“顾问”的策划、计谋等重大事件和问题，均作了详细的陈述和评论，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作者鲜明指出：“俄罗斯的民主派改革家们，不顾俄罗斯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丢掉了俄罗斯精神，照搬照抄在西方也有争论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东西，结果使俄罗斯陷入今天这样的灾难性地步。”还揭露说，美国推荐给俄罗斯的不是民主、自由、市场等世界文明成果，而是已使这些文明成果改变了面目的西方价值观，美国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规则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俄罗斯。徐葵在《译者的话》中说：“虽然本书的涵盖时间截至1997年年初，但由于这段时间中俄罗斯政坛上各种斗争特别复杂和激烈，因此它仍不失为一本对了解叶利钦时代有较大阅读价值的著作。”我补充一句，本书对了解苏联剧变，也不失为一本有较大阅读价值的著作。

《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是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资深苏联问题专家伦纳德·夏皮罗的一本专著，该书第一版于1960年在英国出版，徐葵是根据1970年第二版于1991年苏联剧变前夕译成中文的。他在《译者说明》中首先指出：“作者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和研究苏共历史的，因此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作出的论断不能不反映他本人的立场和观点。”尽管如此，我认为该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第一，这本书在西方有较大影响，具有代表性。据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认为，苏联出版的《联共（布）简史》不可信，不真实，需要把苏联共产党的历史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当时由福特基金会提供了一大笔资金，由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所长菲利普·莫斯利发起，确定了一个苏共党史研究项目，吸收了30多名学者参加研究。根据这项研究计划，他们还邀集20多名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移居美国的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以及临时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如克伦斯基、米留可夫等和后来移居西方的前苏共党员提供资料，撰写回忆录。伦纳德·夏皮罗是应主持这个研究项目的委员会邀请参加研究并执笔撰写此书的。因此这本书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研究委员会集体项目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的立场、观点，也不仅仅代表着作者一个人。第二，围绕苏共历史这一主题，该书对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成功与失败、同人民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对党的机器、对党员的社会成分和人员素质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有联系的考察和论述。这些对我们了解苏联共产党及它的垮台，都有参考价值。该书对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列宁当然曾经控制过党，但他是通过党进行统治的”，而斯大林则“是凌驾于党之上，又通过党进行统治”的。书中写道，与列宁时期不同，斯大林时期的个人特性日趋明显，即斯大林凌驾于党之上实施对党和国家的领导问题日趋严重并导致了严重后果。作者认为：“斯大林逝世时，党遇到的和党内发生的事情，有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强有力人物的个人特性造成的，以致……这种党治形式的某些基本特征的东西，有时候却显得黯然失色或模糊不清。”该书对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大加赞扬，说“1956年他作出的把斯大林时代骇人听闻的事实，放到公众讨论的舞台上”，“将同1917年二月革命或1861年农奴解放一样，被证明为不可逆转”。甚至说，赫鲁晓夫执政10年的最大功绩就是“干了这件事”。作者对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震惊，但对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在苏联历史上产生的影响，表示期待。作者说：“在苏联党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最大震惊和最出乎意料的事件，可能就是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垮台”，“但是在俄国，不管将来的情况怎样，事物或许不能再保持原样”。这些观点，对我们考察苏联剧变的历史根源，有直接的参考作用。

在徐葵、张达楠的25本译著中，除对以上10本作重点介绍外，其他15本这里就不再继续介绍了。其实，这些著作，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所包含的材料，都值得我们认真去读，对我们了解苏联、俄罗斯，对我们研究苏联剧变，具有同等的学术价值。例如，《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一书，该书以叶利钦不断夺取苏联大权为主线，深刻地揭示了苏共政权从嬗变到更迭到丧失的内幕，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1988年以后权力的此消彼长态势，即戈尔巴乔夫不断妥协退让和叶利钦不断进攻夺权的政治态势，通过大量事例作了清晰的记述和评论，对苏联最后几年党内几次重大斗争，作了详细介绍。《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一书透过自1917年到2005年相继13位外交部长的职业生涯、政治命运，揭示了苏联各个时期内政、外交政策，以及党内、社会上复杂的政治斗争，正如作者所说，它反映了“1917年到今天的历史的一个侧面”。苏联高级将领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布兰涅茨撰写的《棋子：国防秘书眼中的俄罗斯将军们》和《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以大量可信的材料，描绘了俄罗斯军队的高级将领在苏联解体、苏军衰败以及在俄军改革过程中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呈现出来的种种面目和表现，论述了苏联剧变和解体对军队造成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揭露了俄罗斯军队上层的腐败以及军队内的“道德沦丧”的种种表现。《布哈林的政治传记（1888—1939）》和《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重点写布哈林坎坷的政治人生。作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苏联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的政策主张、理论见解、同斯大林的矛盾和斗争，其中包括苏联20年代工业化问题大论战的激烈斗争，等等。还有《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丢失的巨人》、《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等译著，这些书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同样给读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内容和丰富的历史资料。

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徐葵、张达楠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和俄罗斯普京总统办公厅支持下选编和翻译的两部普京总统文集——第一部是《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2002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江泽民写的“序言”和普京写的“致中国读者的信”；第二部是《普京文集（2002—2008）》，2008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胡锦涛写的“序言”和普京写的“致中国读者的信”。两部文集中收集的普京总统每年向俄罗斯国家杜马提交的国情咨文和发表的重要讲话与文章，对我国各阶层人民和各界学者了解当代俄罗斯，都有重要价值。

从以上的简略介绍中，不难看出，徐葵、张达楠在苏联剧变以后翻译出版的这20多本著作，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翔实的材料，从政治、历史、军事、外交、理论、文化等诸多方面，再现了苏联历史特别是苏联剧变的历史，从而为我们多视角、全景观地观察和研究苏联剧变，提供了重要帮助和十分宝贵的参考。我以为，这正是这套译著的最主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对我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科建设的最主要的贡献。

第一，这套书知识含量大，内容涉域深，理论分析和概括的水平高，又不乏独立见解。其所提出的诸多理论观点和论断，可以帮助研究工作者拓展思路，引发思绪和作出判断。前已述及，这套书的作者多是“所在国家的名流”，他们中的多数又是苏联剧变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因此撰写此书，一定程度上背负有历史责任，不敢轻言、妄言，不是应景之作、仓促之作，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甚至沉重反思的结果。认真研读这些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各种观点，认真对待每一个判断和结论，深刻把握这些观点、判断和结论的内涵，发掘其所由产生的思想理论根源和社会政治背景，对于深入研究苏联剧变、苏联历史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也有助于我们总结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当然，由于这些作者的社会地位不同，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出现偏颇，有些结论甚至明显站不住脚。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拒绝研究他人观点的理由。“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要有包容。正确对待不同观点，重视了解和研究在同一问题上的各种不同观点和看法，对于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并取得突破，不可或缺。这一点，在徐葵所作的“导言”中，不止一次作了说明。

第二，这套译著给读者提供了大批资料，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历史史料和“内幕”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大多来自于作者的切身经历、回忆录、工作日记或国家档案，可信度强。从而为我们了解苏联剧变真相，观察和研究苏联剧变的实质，提供了大量的新的依据。在这套译著中，许多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苏联历史和苏联剧变中的某些重大事件，都作了翔实不等的记述。例如：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20年代工业化问题大论战，30年代大清洗，赫鲁晓夫1956年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共二十七大、二十八大，1988年政治改革（包括苏共19次代表会议），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风潮，1991年“8·19”事件，12月8日“别洛韦日条约”，12月25日宣告苏联覆亡……对这些事件，有些作者不仅披露了内情，而且对事件的始末包括起因、过程、性质、结局，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评论。对那些被认为是改变历史即对历史产生转折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如十月革命、30年代大清洗、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8·19”事件、“别洛韦日条约”等，许多作者都不仅详细记述了事件本身，而且作出历史分析，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历史不是事件的堆砌，但任何一起重大事件都不是孤立发生，也不是孤立地在发挥作用，因此把它们连贯起来解读，还是能够从中发现苏联由盛到衰、到亡的大致轮廓以至于内在联系。系统了解上述这些事件，对于研究苏联剧变和苏联历史的作用，不容忽视。当然，由于每个作者的立足点和观察历史的“视距”、“视角”不同，在材料的取舍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差别，甚至存在材料失真现象，但了解了来自几十位作者对同一段历史或同一起历史事件的描述，经过梳理和辨别，总能让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和事件真相的最终揭示。还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不少作者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大量资料，还在自己的著作中无保留地提供了相关资料的来源和档案索引，这对我们研究工作者来说也很有用。例如《解冻的赫鲁晓夫》一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使用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他把书中使用的材料分为原始文献、原始材料、档案材料、历史史料、支柱性材料等若干类别。为了广泛而深入地索取资料，寻找支撑立论的基础资料，他查阅了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中央等各个高级别的相关会议的“速记记录”，还查阅了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和51个区委会的会议记录，并把这些重要文件现在存放的档案馆，如实地写进书里。《丢失的巨人》，作者是一位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苏联问题专家，旨在撰写此书，他从1993年至1997年，赴俄罗斯进行过四次大型社会调查，几乎遍及俄罗斯全境，被调查的对象数以万计。他把这四次调查的课题、范围、人员（职业、年龄段）、结果，都写进书里。把索取写作资料的途径、方法，如实地告诉读者，这在一般的著作中是很少见的。

徐葵、张达楠的这套译著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从上到下”的普遍欢迎，受到一致好评。据孙维熙介绍，当时钱其琛多次委托秘书打电话，感谢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有关苏联剧变的书，并向撰写《译者的话》的同志表示“敬意”。宋健同志充分肯定这些书对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参考价值，他在致孙维熙的信中说，90年代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应当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读了这些书“如渴得水”。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同志，一直对新华出版社出版反映苏东剧变的译作表示关切和支持，他对徐葵、张达楠的译作表示称赞和感谢。这套书在学术界的影响就更大了。因是内部发行，全国各地的学术研究单位和外事部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全国高等院校、地方社科院以及国家军委、外交部、中联部等部门及其研究机构，纷纷向新华社索要、内部定购，供不应求。在研究工作中，这套书被广泛使用，引用率相当高。例如，中国社科院所属的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署名谭索的专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一书，全书从徐葵、张达楠翻译的《一杯苦酒》、《苏联的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等译作中转引使用的论述和材料，多达161处。由此可见一斑。

徐葵、张达楠的外语水平在业内是公认的，在国外也很有名望。他们都具有熟练高超的翻译技巧，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文字修养，对苏联、俄罗斯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因此，翻译这套书，本应不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是，由于这套书肩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又是被授权的新华出版社以“内部”图书来出版，加上这套书的作者多是历史上的当事人、见证者，级别高、分量重、影响大，因此对译文的质量和翻译人员的水平，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容有失。正因为如此，徐葵、张达楠同志，为翻译出版这套译著，倾注了超乎寻常的心力。在选定书目的过程中，徐葵同志到处搜索书源，除了与首都和外地相关单位广泛联系外，还多次与我国驻外机构取得联系。找到原著（俄文或英文）以后，他要一本一本地先行阅读和筛选，认为可以拿来翻译的，交到新华出版社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批。这是一项十分细致而复杂的工作。组织翻译队伍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参与这套书翻译的，除徐、张二人外，还有来自中央编译局、外交部、中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中调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多个单位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大多是离、退休的老年人。组织、协调的工作量相当大，包括书稿的分发与成稿的收集等这样的具体工作，都需要徐葵、张达楠亲自操作和完成，非常烦琐。翻译并校对书稿是徐葵、张达楠工作的主体。每一本书，徐葵、张达楠都要亲自翻译其中的部分章节或最重要的章节（英文版的原著基本上由徐葵单独翻译），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则是校对、审定成稿。由于参与翻译的译者水平不尽相同，文字表达能力和风格也不尽相同，徐、张二位须一词一句仔细斟酌，修改的文字量很大。为每本译著作序、加注，是一项难度很大但又非常重要的工作。每本译著，徐葵同志都加写了《译者的话》、《校者的话》或者《译者说明》。业内人士清楚，这项工作要求很高，难度很大。不仅对全书的内容、写作背景、作者情况要有透彻的了解和理解，而且还要对全书作出准确到位的客观介绍与评价，这样才能起到正确的导读作用。有的书如《一杯苦酒》，作者“喜欢使用文学笔调、生僻的字眼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徐葵同志用了较大篇幅，以中国读者易于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译者的话》中加以介绍，效果很好。“加注”既取决于原著的水平，更取决于译者的水平。徐葵、张达楠为他们所翻译的这套著作加了不少“注”，有的“注”成了原作的重要补充和修正。例如，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一直认为始于赫鲁晓夫，徐葵同志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采用加“注”的方式，纠正了这一看法，指出第一个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马林科夫，引起很大反响。徐葵的“注文”如下：“1997年5月27日俄《独立报》刊登的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Ю.Н.朱可夫的文章《悄悄地非斯大林化——反个人迷信的斗争是在1953年3月开始的》。文中引用档案材料说明，从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后到9月7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前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他从3月19日就开始反个人迷信。他提议4月召开苏共中央非例行全会，专门讨论个人迷信问题，并起草了反个人迷信的讲话稿和决议草案。但因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多数主席团成员（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反对，这次全会未开成。6月发生了贝利亚事件。7月2—7日召开了讨论贝利亚的中央全会，马林科夫在总结发言中除讲贝利亚问题外又着重讲了反个人迷信问题。全会的决议中也提到个人迷信问题。但由于许多中央委员的坚持，会后发表的全会公报对个人迷信只字未提，马林科夫的讲话和全会决议成了秘密档案，直到1992年才公开。文章说9月赫鲁晓夫担任第一书记和苏斯洛夫主管宣传工作后，苏联报刊上又开始宣传斯大林。”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苏联史实介绍到中国来，徐葵是第一人，他以加注的方式写进为《一杯苦酒》所作的《译者的话》中，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内各界的高度重视。我把这一“注释”全文抄录下来，也是因为这个“注释”实在是太珍贵了。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需要，徐葵同志在翻译工作中，还对有的原著作了大幅度的加工处理。例如《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作者第一版系为俄文版，于1991年在莫斯科出版，取名《耽误了的痊愈（1953—1985年）——当代人的见证》。后来作者进行修改，又于1993年在美国出了英文版，取名《制度——苏联政治中的一位知情者的一生》。两本书的内容有较大的变动，前者写到1985年，后者写到苏联解体，书名也较为苦涩含混，不够醒目。于是徐葵经征得作者同意，以俄文版为主，对两个版本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全书的结构和章节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设计，最终把译著定名为《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翻译过来的中文版本，比原来的俄文或英文版本，内容更丰富，逻辑性更强，作者和出版社都非常满意。徐葵同志深通俄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文字，但对两本不同文种的著作做大面积的砍伐、重组并译为第三种文字，其难度、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徐葵、张达楠呕心沥血，精心工作，所以他们的译著质量堪称一流，有些则被称之为“精品”，赢得了出版单位的一致称赞。

回望徐葵、张达楠的这25本译著，我们不禁被他们的求实、严谨、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所感动，同时更被他们的忘我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接受这项翻译任务时，他们二人都已是年逾六旬的老年人。如今徐葵85岁，张达楠82岁，而他们的这组译著，其中的23本又是在他们二人在70～80岁之间完成的，这期间徐葵同志体弱多病，一直在抱病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徐葵同志和张达楠同志，为发展我国同原苏联东欧国家（现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关系，为传播我国和这些国家的文化，推动文化交流，为我国开展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事业，不懈努力，作出了宝贵贡献。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徐葵同志就被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1950年就陪团赴苏联学习、访问。1958年被派往总部设在捷克布拉格的国际学联工作，一去就是4年。他曾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团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全国学联副主席、全国青联副秘书长等职。1976年中央联络部恢复苏联东欧研究所以后，他被调到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编译组组长、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苏东学会会长等职。他曾是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时刻密切关注对象国的变化，总能根据国家需要开展工作，并经过深入研究向国家提出自己的对策建议和意见，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2000年1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曾单独接见中联部的俞邃同志和徐葵同志二人，交谈叶利钦总统任期未满就决定提前辞职，并指定普京为接班人的俄罗斯形势，还着重交谈了对普京当时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的看法。苏联剧变以后，他立即投入了剧变问题的研究，除撰文直抒己见外，还主编或参与编辑了如《苏联剧变研究》、《苏联剧变新探》、《苏联兴亡史论》等颇有深度的理论专著。1998年离休后，笔耕不辍，继续为他所钟爱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晚年。张达楠同志也和徐葵同志一样，几十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俄文”。张达楠1950年毕业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的上海俄文专修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至1976年先后在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从事俄语翻译工作。其间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主译）以及“九评”文章的中译俄翻译。1978年转业调到中联部苏联东欧所（现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后，担任《苏联问题译丛》、《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编辑部主任，直至1991年退休。早在青年时期，张达楠同志就已在俄语界崭露头角。在南京军事学院俄文译员训练班他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他两次受到院方嘉奖，时任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元帅，对他至为器重，曾直接写信给他布置工作和商谈译本的事。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译作颇丰，翻译校对40余部著作，译、校文字总量将近800万字，著名的《朱可夫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传》等大部头译著，均出自于他的笔下。1988年被中国社科院评为“译审”，1992年被国务院誉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2002年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徐葵、张达楠的识见、学养以及他们的成就，在国内外，凡是知道他们的人，有口皆碑。然而，正是这样两位耄耋老人，殚精竭虑，在苏联剧变后，又为中国读者奉献了几十本珍贵读物，为我国的俄罗斯东欧中亚文库，增添了一份如此厚重而又永世受用的宝贵财富！孙维熙非常感慨地说：“同徐葵、张达楠同志真诚而默契的合作达十几年之久，难能忘却，他们对文稿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抠得很细、很准。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值得学习。”又说：“徐葵同志在用心、用血做这件事，他不顾疲劳，不顾衰弱，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令人感动。”这是对他们的最好总结。其实，孙维熙同志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品格和同样严谨的治学精神。几十年前，她给我的印象是“一团火”，对待工作雷厉风行，热情豪爽，追求真理，奋不顾身。如今见到她，一如既往，除了年事已高，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谈起工作来还是像“一团火”，炽烈、执着。应该说，徐葵、张达楠的这套书，同样饱含着她的心血。我同徐葵、张达楠共事多年，谦虚谨慎，默默无闻，勤于做事，不尚张扬，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谈起这套译著，张达楠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俄文。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就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语言很质朴也很实在。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们永远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且总能不断地取得成就的动力源泉，也是他们能够赢得社会普遍尊重的根本原因所在。时下的中国学界，浮躁之风泛滥成灾，“做学问”变成了攫取个人名利的工具。不少所谓的专家、学者，不学无术，沽名钓誉，不知羞愧地骗取和占据着一大堆学术殿堂里的高级排位和名号，学术尊严已被他们践踏得面目全非。相比之下，徐葵、张达楠以及孙维熙三位前辈，迄今依然“择善而固执之”，不为所动，使人心生敬意。在即将结束此文的时候，还要提到一位青年学者王桂香。孙维熙、徐葵一再说，这套书的多数版权交涉工作，是由王桂香在莫斯科做的，当时她正在俄罗斯学习和工作，这方面工作委托她代理，很繁杂，困难很多，她工作得很好，新华社和徐、张二位至今对她心存感激。这次我向她谈及此事，说你做了那么多工作，许多人都不知道，她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应该做”，语气尤其平和自然。一位青年人，默不做声地为她所在的学科建设做事，难能可贵。

附：

}crp}徐葵、张达楠译著书目

1.［俄］阿·阿尔巴托夫：《苏联的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2.［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3.［俄］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4.［意］朱利叶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5.［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7.［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8.［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9.［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0.［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1.［哈］奥利加·维多娃：《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2.《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14.［俄］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布兰涅茨：《棋子：国防秘书眼中的俄罗斯将军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15.［美］杰里·霍夫：《丢失的巨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16.［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17.［哈］努·纳扎尔巴耶夫：《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18.［俄］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19.［哈］努·纳扎尔巴耶夫：《欧亚中心的阿斯塔纳》，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20.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布兰涅茨：《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21.［哈］努·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之路》，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22.［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3.《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4.［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25.《普京文集（2002—2008）》（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张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