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刘清鉴 张昊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此后不久，胡耀邦同志指示学术界要出100本书，介绍国外（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情况和经验。这一指示，使当时隶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苏联东欧研究所很受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和任务艰巨。全所立即组织科研力量，展开对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的全面调研。然而，囿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以及所内外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工作存在多方面困难。首先是研究所自1968年开始整整停办了8年，业务荒疏，人才严重流失。其次，中苏关系仍处于僵持阶段，彼此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学术交流长时间处于隔绝状态。尽管如此，全所上下仍怀着一股强烈的使命感，勉力为之，还是在较短时间内，撰写了不少有针对性、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呈送给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虽然这一时期对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毋庸置疑，它对后来的研究工作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1981年苏东所转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是研究所研究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取得巨大进展并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十年；对于一门重大学科——苏联经济学科研究来说，也可以说是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这个时期，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从事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研究的一批专家学者，不顾疲惫，不计报酬，对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展开全方位的探讨和钻研，提出了大量具有深邃见解的观点和看法，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专著、论文、文章、研究报告，翻译和撰写了一批译著、译文和工具书，有效地配合了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较好地发挥了中央所期待的“参谋”、“智囊”作用，同时也为国内苏联经济学科的建立、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引领作用。当时推出来的不少作品，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以至影响了此后的几代学人。在这期间，研究所旨在推动全国苏东领域的研究，还通过创办苏东学会、创办学刊和举办多种形式和规模的研讨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被公认为主力军和“国家队”。

本文重点回顾苏联东欧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状况，意在将这段历史——一批学人奋斗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及其发挥的作用，记录下来，以示纪念，同时意在激励后学。苏联已经成为历史，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也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终结。但是，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却远远没有结束。无论是探讨苏联剧变，还是研究今天的俄罗斯，以至中国借鉴外国的改革经验，都离不开对当年苏联经济及其体制问题的研究。

一 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历史背景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也经历了一些严重的挫折。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深刻的借鉴和警示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东欧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选择了苏联模式，向苏联学习。虽然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上所遵循的思想理论以及采用的体制基本上沿用了苏联的模式。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虽然具有本国的一些特点，但总体上讲，仍然是苏联体制的翻版，如计划管理体制、部门管理体制、劳动工资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等，都没有突破苏联的模式，某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农业体制改革已见成效。改革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拟对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全面进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工业管理组织机构、基建管理体制、物资供应体制、计划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劳动工资体制、价格体制、商业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等等，均面临着完善与改革的任务，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除了国内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届改革的经验教训外，还迫切需要借鉴国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苏联历届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事实上，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在一些局部性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到8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体制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苏联原有的过度集中、排斥市场机制、用行政办法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已逐步演变为高度集中、有限地利用市场机制、用行政办法辅以经济办法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指导改革的理论，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因此，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方法、具体政策措施，以及改革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参考意义更大、更直接。

为了积极响应中央的要求，苏联东欧研究所首当其冲，于70年代末开始将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作为最主要的研究任务。在研究条件上，研究所也具备了一系列较为充分的优势。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所里也相当重视。苏联经济研究室成立较早，人力资源比较丰富。室内人员中有些曾于五六十年代留学苏联，学的都是经济专业，还有的曾在中国驻苏使馆工作多年。这些同志对于苏联的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既有感性的经验认识，又有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在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中起着带头和骨干作用。研究室其他同志，有的虽非经济专业出身，但转入苏联经济体制研究后边学边干，研究能力很快得以提升。在图书和资料上，研究所具有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所无法相比的优势。苏联经济研究室成立时，所内有关苏联经济的报纸杂志非常齐全。苏联各大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经济生活》、《苏联经济》、《苏联财政》、《货币与信贷》、《数据与事实》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甚至各州的主要报刊等应有尽有。此外，研究所每年还购进大量有关苏联经济的图书，为研究苏联经济体制及其改革奠定了雄厚基础，为出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 苏联经济及经济体制研究工作的展开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苏联东欧研究所对苏联经济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就已经全面铺开。在开始阶段，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撰写内部研究报告，另一方面翻译编写有关苏联经济及管理体制的资料。由于在80年代中期以前，很多研究成果不能公开发表、公开讨论，所以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以《苏联东欧情况》的内部报告形式上报，发送到中央办公厅以及各部委，供上级决策部门参考。从70年代末到苏联解体前，我所每年出《苏联东欧情况》80余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撰写的内部研究报告有1000多篇，其中涉及苏联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达300余篇。有代表性的如《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发展》，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分四期发表，后被收入1981年时事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经济体制问题》一书中。在撰写内部报告的同时，我所还组织翻译了不少有关苏联经济及管理体制的资料，并且以《苏联东欧问题译丛》（以下简称《译丛》）（后改为《东欧中亚问题译丛》）的形式由三联书店连续分辑出版。由于当时国内有关苏联东欧问题的一手材料较为缺乏，所以《译丛》的出版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欢迎。作为初级成果，《译丛》的使用率非常高，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都争相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并撰写文章。此外，所内还编写了上百万字的蓝皮和白皮资料，在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所积极发展与外界的学术交流，推动国内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开展。我所于1981年创办学术期刊《苏联东欧问题》，经过两年的试刊后于1983年正式发行。在整个80年代，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刊物的主要选题一直以苏联经济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如苏联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苏联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苏联价格体制改革、苏联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等等。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刊物引领着对苏联东欧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刊物设有“专题讨论”栏目，就某一个现实问题或前沿问题刊载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与思想，引导大家进行积极的学术争论。例如，在开始设置该栏目的1983年第3期，集中讨论“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因为长期以来苏联的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尽管苏联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扭转农业落后的局面，但一直收效甚微。中国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此问题看法不尽一致。在这一期上，一些著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葛霖生的《苏联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何在？》、张康琴的《试析苏联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周新城的《关于苏联农业的两个问题》、孙振远的《农业是安德罗波夫棘手的大问题》、姜长斌的《根本问题在于劳动者同自身产品的隔绝》。这个专题讨论发表后，引起学界很大反响，1983年第4期刊物就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又有王德根、陆南泉、李仁峰等14位学者在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

为了充分利用《苏联东欧问题》期刊这个平台，我所以刊物编辑部的名义，或单独或联合其他单位，几乎每年都举办一次大型学术讨论会。参会者必须提交论文，会后结集出版。在这些学术会议中，苏联经济以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往往成为重要的议题，而且经常召开有关这方面的专题会议。例如，1982年5月《苏联东欧问题》和《世界经济》两份杂志的编辑部在北京联合召开“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近60名专家学者，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有关精神的指导下，主要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一主题，着重从理论上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展开讨论。会议讨论的内容重点突出，理论色彩浓厚。在所讨论的问题中，一些观点趋于明朗，有的认识接近统一，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83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经济研究资料》三个编辑部，与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编辑部和苏联经济研究会，在北京联合组织了“苏联经济理论”研讨会，其目的是交流研究成果，推动对苏联经济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提供经验教训。应邀参会的有来自全国22个单位的50多名科研工作者、相关实际工作者、大学教师等。当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教授在会上做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的报告。会议重点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要性问题”、“关于苏联的所有制理论及其演变问题”、“苏联学术界围绕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对苏联所有制理论的初步评价”和“苏联经济战略”等问题。1984年4月，《苏联东欧问题》编辑部邀请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人事部劳科所、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所、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所等单位的相关苏联问题研究人员，就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进行座谈。学者们在讨论中对苏联东欧国家可能出现的经济改革趋势做了展望，对这一时期的苏联工资政策、农业集体承包制等进行了探讨和评价，并就苏联经济的发展潜力问题各抒己见。苏共二十七大以后，编辑部与本院世经政所、经济所的杂志编辑部，在山东青岛联合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围绕二十七大战略方针、戈尔巴乔夫改革趋向和苏联经济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会议纪要》及时上报。

上述学术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国内苏联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显著地提升了我所的研究水平，扩大了我所的学术影响。我所的研究人员积极参加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同时合作撰写出版了一批在当时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专著。在80年代国内的苏联经济问题研究方面，我所的科研成果在质和量方面都处于前列。据不完全统计，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十多年间，我所研究人员在所内及国内重点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经济及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约有200多篇。当时国内出版的关于苏联东欧问题的20多部论文集都有我所研究人员的参与，其中主要的有《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苏联东欧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出版）、《外国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苏联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等等。同时，我所还主持出版了一些涉及苏联经济的工具书以及一些译著，如《苏联国民经济发展70年》（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全书共66.5万字）、《苏联概览》（徐葵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全书共51.4万字）、《苏联财政》（\[苏\]М.К.舍尔麦涅夫主编，毛蓉芳、陆南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政治经济学》（\[苏\]В.А.梅德韦杰夫等编著的苏联高等院校教科书，高中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等等。

从80年代初起，苏联东欧研究所开始承担国家和有关部门的一些重点课题，苏联经济研究室承接的课题居多，课题完成后大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这一期间，我所主持和出版的国家重点课题与专著主要有：《苏联政治经济体制70年》，系国家“六五”计划（1981—1985年）重点课题，由刘克明（原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和金挥（原副所长、研究员）主编，组织所内外多名专家学者用七年的时间共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全书共58万字；《苏联经济概论》是受教育部委托为高等院校撰写的一部教科书，由金挥、陆南泉（原苏东所经济室主任、研究员）、张康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主编，以我所经济室为主，组织全国几所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与撰写的，全书共67.4万字，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5年11月出版；《苏联经济简明教程》，是陆南泉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的一部高等院校文科简明教材，1991年9月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由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1982年8月由辽宁出版社出版，全书60万字；《战后苏联经济》由金挥、陆南泉主编，苏东所经济室共同参与撰写，1985年2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1万字；《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杨家荣（副研究员）和张森（原苏东所副所长、研究员）等共同撰写，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全书20余万字；《苏联改革大思路》，由陆南泉主编，张础（研究员）、刘清鉴（研究员）和高中毅（研究员）等共同撰写，1989年5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0多万字；《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刘克明与吴仁彰（研究员）主编，东方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全书共25万字。

三 对苏联经济及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代表作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并且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社会实践。在苏联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这种体制经受了急风暴雨式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考验，也走过社会经济和平发展艰难曲折的道路；既显示了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性，也显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当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为经济危机所笼罩的时候，苏联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一道独特景观，吸引了大量西方经济学家到苏联去“取经”。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和经济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头仍然呈现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这种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已经暴露出它的缺陷所在。事实上，从斯大林去世之后起，苏联领导层对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即有所察觉，并开始进行调整。到戈尔巴乔夫启动导致苏联解体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前，苏联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进行了多轮调整和改革。苏联经济体制及其指导思想，以及历次改革的成败得失，在苏联解体前一直是我所的重要研究目标和对象。围绕这一方面，我所涌现了大批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能够经受历史考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

1.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总体论述

作为一个历时多年的宏大课题，《苏联政治经济体制70年》（刘克明、金挥主编）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逐渐减弱，到70年代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停滞”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竞赛中，苏联已经开始力不从心。苏联领导人虽然先后采取了许多调整和完善措施，但并未取得明显效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仿效苏联建立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也出现了类似现象。因此从体制上去寻找原因，分析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探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障碍机制”，成为该书的首要任务。其次，该书深入考察了苏联各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体制运转的成效，其历史作用和发展变化的特点。最后，全面论述了80年代苏联体制改革的新方向，苏联政府为振兴社会、政治、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采取的措施步骤。

由于学界对于政治、经济体制所包括的内容范围等问题逐渐明确，各国体制改革也在实际推行，因此该书没有对体制概念等问题过多地纠缠，但在具体的论述中触及了体制问题的广泛领域。在论述政治体制时，涉及政治组织结构、政治规范、法律制度、政治关系、政治思想、方针政策等；在政治组织结构中论及政治组织设施，即国家政权机关、行政法律机关、经济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等；在论述政治体制的运转机制时，着重分析各政治组织的设置、职能权力的划分及其各自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方面，着重论述从经济的最高领导机关到基层企业和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分析各组织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在宏观上和微观上经济运行的机制。虽然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各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极为密切，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苏联历届领导人中，明确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者不多，但实际上政治体制的局部变革还是常有的。在主要领导人更迭时，常常是在政治上进行了某些革新以后才进行经济改革的。有时政治和经济的完善、革新又是同步进行的。有的经济战略方针或经济政策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因素。例如，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历史上是作为政策上的转变出现的，实际上也是经济机制上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也有很大影响，在分析时很难将它们分开。因此，该书在论述各个时期政治和经济体制时有分有合，更注重历史的真实和体制运行的实际。

在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全面论述时，该书特别注意到各个阶段的划分。该书认为，对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发展阶段的划分，既不能按照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分期，也不能按照苏联经济史的历史分期。虽然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变化与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但体制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特征。体制有相对的稳定性，整体上的变化并不是经常发生的；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各个时期都打上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印记。因此，划分体制发展阶段有三条原则：第一，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在整体上有较大的变化；第二，采取了与体制有关的新的方针政策；第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体制有重要的影响。根据这三点，该书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划分为创建阶段、形成阶段、探索革新阶段、改革的徘徊和停滞阶段，以及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创建阶段，大体上相当于列宁领导苏维埃国家的时期。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执政，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进入了形成阶段，也是社会主义体制遭到某些扭曲的阶段。赫鲁晓夫虽然是第一个对30年代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提出批评并进行改革探索的苏联领导人，但是他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并不深刻，采取的措施也是局部性的、无力的。同时由于他存在严重的冒进思想和决策上的唯意志论，改革探索遭到了失败。勃列日涅夫是以赫鲁晓夫政策失败的挽救者面目出现的，他领导的18年是一个小小的回潮，名为“完善”管理体制，实际上长期踏步不前，政治上因循守旧，社会生活出现严重的“停滞”。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联进入全面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阶段，这是苏联体制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2.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体制的综合研究

对苏联经济及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综合研究深入而广泛，成果也很多，如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的《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和《苏联经济概论》等专著，我所刘清鉴与其他单位同志合作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概况》（载《外国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陆南泉等人撰写的《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发展》（载《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张森等撰写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变化趋势及其主要症结》（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37期）等重要论文。

《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与《苏联经济概论》体例相同，都是全面系统论述苏联经济和经济体制的著作，力图历史地、系统地论述苏联的基本经济问题，同时研究分析苏联各个历史阶段经济体制、主要经济政策的变化和今后的发展趋势。《苏联经济概论》是受教育部委托而撰写的一部高等院校的文科教科书。《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分为两篇。第一篇系统论述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变革，重点分析1965年经济改革以来的情况，包括计划、工业、财政、物资和价格体制五个主要方面。第二篇从当前苏联经济战略出发，分析苏联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苏共二十五大以来，苏联为了解决诸如经济增长速度日益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并使经济更适应对外扩张政策的需要，制定了发展经济的长远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在坚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同时，逐步调整长期形成的畸形的经济结构；改变生产力布局，大力开发东部地区，以加速经济东移；竭力解决国民经济中的两大战略弱点：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充分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解决国内经济技术上的困难；用完善物质刺激制度和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办法，来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并在政治上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召开，从大会制定的《苏联1981—1985年和199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来看，苏联当局仍将继续贯彻苏共二十五大提出的发展经济的战略方针。

《苏联经济概论》不仅系统阐述苏联的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情况，而且从历史上探索了苏联经济发展的道路，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速度和比例、生产力布局、科技发展趋势、基建投资方向、劳动工资、人民生活等，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对苏联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作者摆脱了西方和苏联某些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各种片面性的描述，以大量丰富的材料，尽可能客观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介绍苏联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且在探讨苏联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概况》一文从苏联经济体制的沿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等方面，论述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作者认为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大变动：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改组强调地区原则，削弱了中央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改革并不成功。1965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体制，将地区管理原则改为以部门管理为主兼顾地区的原则。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1979年制定和实施完善经济机制的决议，着重完善计划管理、科学技术和基本建设的管理，进一步加强经济核算制，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经过三次改革，苏联原有的过度集中、排斥市场机制、用行政办法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逐步演变为高度集中、有限地利用市场机制、用行政办法结合经济办法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作者认为，苏联经济体制中还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还存在根本性的缺点，如否定市场调节，计划管理局限于指令性计划等；在国家和企业的决策权划分上，仍存在国家集中过多、企业权限过小的缺点；在国民经济管理上，改革后苏联经济杠杆的运用仍然有限；经济形式上控制得过死，片面强调划一，忽视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多种经济形式与多种经营方式共存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变化趋势及其主要症结》一文也将战后苏联经济体制的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与上文有所不同的是，作者将第三次改革划为从1970年开始的建立生产联合公司，向二、三级管理体制过渡，进一步加强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阶段。作者对每一次改革的社会经济根源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发现它们的变化趋势，找到主要的症结所在。从当时的背景看，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经得起考验。例如，在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上，认为赫鲁晓夫是改革苏联旧体制的第一人，他提出的某些改革原则，如“物质利益原则”、“经济刺激”、“利润原则”、“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等基本上符合苏联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对后来具有深远影响。在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中，作者认为，在政治上，赫鲁晓夫撤销部委的大改组，大面积触犯了统治集团内部官僚特权者的利益，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经济上，地区原则大大削弱了中央对全国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导致经济上的严重失控局面，动摇了这个集团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两者共同构成了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根源。

3.对苏联经济及其管理体制改革的专题研究

除了对苏联经济及其管理体制进行综合的、总体的研究外，学者们还对一些中观和微观的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形成了体例不同的研究成果。例如杨家荣、张森等人撰写的专著《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以及一大批专题论文，如刘清鉴的《苏联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载《苏联东欧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陆南泉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农村私人经济政策》、金挥的《苏联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载《苏联经济体制问题》）、张础的《苏联80年代经济结构变化趋势》（载《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6期）和《谈谈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几个问题》（载《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2期），等等。

《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系统介绍了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的具体情况。苏联是世界上较早重视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的国家之一，始终把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为增强本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时期，苏联全面制定和确立了发展同西方经济关系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初见成效。斯大林时期，苏联遵循列宁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在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同西方的经济关系起步不大，尤其在1958年以前，基本处于半停滞状态，因此利用西方经济危机不太成功。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比较活跃、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在广度、深度上，还是在形式、方法上，同过去比较都有新的发展。安德罗波夫在短暂的执政期间，继续执行了前任的政策。本书除了从历史的纵贯角度论述之外，还总结性地介绍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引进资金、技术、设备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从理论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阐明苏联各个历史时期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的基本政策及其理论依据，指出成功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必须解决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如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问题，利用经济危机同坚持列宁的对外经济战略的关系问题，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关系问题，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形式、方法和途径问题，利用资本主义矛盾和提高引进效果问题等。

《苏联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一文梳理了苏联自斯大林时期以来经济管理组织机构所经历的改组和改革。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工业管理采用的是托拉斯制，当时的机构设置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托拉斯—企业。斯大林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苏联工业中基本上采用的是部门管理体制，整个工业管理机构是按生产的特征设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企业的地区分布情况。当时工业管理的组织机构为：部长会议领导下的部—总管理局—企业。这一套管理机构主要体现了经济管理权限高度集中的原则，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多次改组才形成的。赫鲁晓夫时期，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进行了大规模改组，撤销合并了许多部委，同时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区设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各部委所管辖的企业和建筑组织，几乎全部转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这样工业管理机构的设置是：苏联部长会议—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局—企业。勃列日涅夫时期取消了国民经济委员会，重新恢复部门管理机构，但不是简单恢复到1957年以前的机构，而是设立与新的部门管理体制相适应的机构体系，最后形成部—总管理局—企业的结构模式。70年代初期，苏联开始以建立联合公司为中心的工业管理机构的改革。文章对管理机构调整的原因、过程、优缺点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动态性地展示了经济管理机构的嬗变过程。

《谈谈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几个问题》一文，详细阐述了当时苏联一些主要领导人和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评价，以及在观念上的明显变化。如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的发明，它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变化，从商品自发交换发展到了有高度组织的机制；发展市场是继承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市场机制是唯一能把不同国家和它们的经济联系起来的机制，等等。文中谈到，这些领导人和经济学家虽对市场和市场经济机制有了大体一致的观念，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上却存在严重分歧。一派主张采用激进过渡方式，亦称“休克疗法”；另一派主张采用渐进过渡方式。由于双方分歧严重，争论激烈，致使正式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不仅阻碍了改革进展，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4.对苏联经济与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

在对苏联经济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中，我所还加强了对其理论与指导思想的探索，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著述。如刘克明与吴仁彰主编的《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陆南泉、高中毅、张础、刘清鉴等人的论文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吴仁彰的《关于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1983）、《苏联的超越阶段思想和经济改革》（1985）、《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初探》（1985）等。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一书分12个专题，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发展阶段、所有制、分配制度、商品货币关系、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民族等方面，系统介绍和分析了十月革命后至苏联解体止，整个74年中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演变的过程、内容、争论的问题以及历史背景。该书指出，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苏联的演变，首先是指导思想的演变，先是在历史上长期犯“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后来又在改革中犯“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一“左”一“右”两股祸水把苏共冲垮了。苏联演变的历史教训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这一思想路线是20世纪国际共运的最宝贵的经验。

《苏联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一书研究苏联经济各领域的建设和改革理论的发展与演变。该书由11位专家学者共同撰写，由19篇论文组成。各位作者从不同领域客观深入地分析了80年代初苏联经济及其体制改革理论的变化以及改革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新动向。如陆南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从理论上探讨了苏联从根本上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深入分析了集中管理与分散管理的相互关系，以及根本改革部门管理的理论依据和新的探索。高中毅的《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重点探讨了研究所有制理论的方法论和各种所有制形式相互作用的理论。张础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问题》深入研究了当时苏联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及其新的变化。刘清鉴的《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争论问题》主要探讨了苏联长期遵循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一传统观念的理论依据。随着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日益增长，苏联理论界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看法出现严重分歧并展开激烈争论，对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等等。

四 苏联经济及体制改革研究的意义

在当时我国实行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的背景下，对苏联经济及经济管理体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所的内部研究报告《苏联东欧情况》为中央及时了解和掌握苏联经济动态、苏联体制及其改革的进展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报告如《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发展》、《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搁浅原因》等直接报送中央，后被收入《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正式出版，限国内发行。论文方面，《外国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一书中《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概况》一文是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受国家体改委委托，专门为其参考外国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由外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牵头，组织我所和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和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专门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专家教授，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共同撰写而成。完稿后直接报送国家体改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其全面系统地了解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另外，我所专家学者在本所刊物《苏联东欧问题》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类似论文也相当之多，如《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及其主要症结》等，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专著方面，《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对我国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六五”计划重点课题《苏联政治经济体制70年》对我国专家学者和各有关部门深入系统地了解70多年来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受教育部委托撰写的高等院校教科书《苏联经济概论》深受各高等院校和社会广泛欢迎，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为本书作序，指出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该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应广大读者要求不得不再版。该书还成为报考我院苏联经济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之书。

我所在研究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及其改革方面起步较早，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所曾多次派人出国留学、进修、考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外国有关研究机构交流，使我所在该领域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带动了国内其他研究机构对该领域研究的拓展。在长期的深入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研究水平非常扎实的人才，为此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所不少研究成果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著名专家的高度评价，不少研究成果曾获得院级奖励。一些专家教授引起国内外关注，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讲课、报告会和研讨会等。

（刘清鉴、张昊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