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变化助推当代中亚学科的诞生与发展

赵常庆

作者1993年9月24日在阿拉木图市总统广场（摄于哈萨克斯坦）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以来，各项事业发展很快，学科建设突飞猛进，一些久负盛名的人文学科多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的需要诞生了一批新学科，当代中亚研究领域就属于问世不久的新兴学科之一。

苏联解体与当代中亚学科的诞生

当代中亚学科是研究位于我国西部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一门学科，属于国际研究的分支，与中东研究、南亚研究、东北亚研究一样，属于国际研究中的地区研究，当然也包括对位于该地区国家的国别研究。

与南亚研究、东北亚研究不同的是，中亚研究的起步较晚。位于南亚、东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韩国等独立已经有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而中亚国家独立迄今只有20年，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独立国家之一。此前，中亚国家是沙俄和尔后苏联的一部分，并不是独立主权国家，因此，研究该地区只是作为研究苏联地方事务或者民族问题来对待。我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就撰写过关于中亚地区的论文。当时是作为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的。中亚国家真正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对象是在20世纪90年代，即在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中亚国家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也是顺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的需要，于1992年年初成立了中亚研究室，我有幸成为该室首任室主任，与我的同志们一道，开始对这个国人很陌生的西部邻国的“拓荒”研究。可以认为，一个新的学科在我院从此正式诞生。

根据研究所的工作安排，中亚研究室分工研究中亚五个国家和外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但侧重点为我国毗邻与近邻的中亚五国。这五个国家面积总和为400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为5000万人。中亚五国在苏联时期处于封闭状态，外国对它们知之甚少，到过那里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它们作为我国的西部邻国或近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与我国有长达3000公里的边界线，从安全角度来说对我国十分重要。20世纪90年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化年代，也是大步走向世界的年代，从发展经济合作考虑，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丰富的中亚地区是我国特别关注的地区之一，了解中亚国家成为国内各方面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的研究机构，应该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中亚信息，为各部门走向中亚服务，这是我们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中亚国家独立之后，中亚广袤地区被国际社会某些势力说成是“真空地带”，其意是需要外部力量来填补。于是，西方大国、宗教极端势力都对此地兴趣勃生，中亚成为各种势力角逐的场所。对于与我国近在咫尺的地区出现的这种狼烟四起的局面，我们中亚学者不能视而不见，作壁上观。

学科诞生初期面临的困难

“万事开头难”，这句至理名言用于当代中亚研究也不错。当代中亚研究起步阶段遇到的困难很多，主要有：第一，研究人员专业基础薄弱。尽管中亚室研究人员都有过数年研究苏联的经历，但多数人都是从事苏联政治、苏联民族、苏联经济研究的，对中亚地区的情况了解不多，更谈不上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基本属于半路出家，与现在中亚室在职成员多为中亚专业出身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有很大的不同；第二，缺乏资料。中亚室成立之初，连一份对象国的报纸和杂志都没有，有关外文书籍也都是苏联时期出版的，中文资料极少。当时还没有电脑和互联网。从资料情况来看，中亚室与院内传统学科相比犹如乞丐与富翁，中亚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俄罗斯报刊；第三，国内学术交流困难，因为当时从事中亚研究的专业学者寥寥，根本无法与学术底蕴雄厚的文学、历史等学科相比，就是与俄罗斯相比也要仰视，好不容易召开一次中亚问题研讨会，参会者多为非中亚研究专业人员。因此研讨很难深入；第四，出访困难。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如不出访研究对象国，其研究成果往往缺乏厚重感，多少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而中亚室建立之初一则所内经费困难，二则与对象国联系困难，因此包括室主任在内的所有研究人员无一到过中亚国家；第五，国内学术思想分歧也对研究工作有所影响。例如，如何看待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苏共与中亚国家共产党的变化等。以上困难持续几年，有的甚至多年，致使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亚室的科研成果多为资料性、介绍性，专著很少，有影响的专著几乎没有。

中亚研究虽然面临不少困难，但也感受到院所两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在书报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研究所为中亚研究开绿灯，同意出国人员遇到合适的书籍尽量购买，还与中亚图书进出口公司协商订购中亚国家报刊事宜。由于各方共同努力，到1995年，中亚室订阅的报刊数量明显增加。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报刊已经各有几种，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各有一种，加上从国外购买的图书资料，到90年代末，资料短缺的情况已经明显改观，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拥有的中亚国家资料数量虽然还不够多，但已经令国内同行羡慕。

研究所还发掘各方面资源为中亚研究人员提供出国考察的机会。我第一次前往中亚国家是在1993年，即中亚国家独立后一年多。这次出国是由时任所长徐葵同志带队，中亚室三人参加。此行是参加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六国国际中亚研讨会，会后顺访哈、吉、乌三国。出访经费由美国提供。这次考察使我们亲眼看到中亚国家的一些情况，包括它们的一些基础设施状况、人民生活状况和独立初期各国遇到的问题，其中以日用品的极度缺乏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各种商品已经十分丰富，而当时的中亚国家通货膨胀严重，各种商品严重短缺，商店里的许多货架都是空的。由于经济困难，科研工作和出版工作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本来想购买一些书籍，结果发现，新书基本没有，书店出售的书籍还是苏联时期出版的。当时出国访问条件很艰苦。我们从吉尔吉斯斯坦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乘的是火车，火车之破烂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卧铺车厢里没有卧具，包厢门上的玻璃损坏严重，没有暖气，没有饮水，夜间冷风吹进车厢冻得我瑟瑟发抖，所有御寒衣服都穿上也无法抵御中亚的寒冷，谁都无法入睡，都盼望熬过近20个小时的车程，尽快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抵达后我们几个人都感冒了，这是意料中事。此行列车出吉尔吉斯斯坦经哈萨克斯坦再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其实不仅火车是如此，长途汽车也是如此。此行尽管匆匆，看到的也是浮光掠影，但多少使我们感受到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遇到的困难，也使我们对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交通方面的合作存在龃龉的原因，有了更深的了解。

旅途艰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时还伴随着危险。1996年，我与邢广程同志前往塔吉克斯坦访问。当时塔国还处于内战状态，国内前往该国访问的人还很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访塔成为一条新闻。我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陈忠诚会见了我们。我们还到塔吉克斯坦总统府会见了总统顾问。在塔期间，晚上不时听到枪声，白天看到俄军装甲运兵车在杜尚别街道上穿行。我们还应邀夜访俄驻塔201摩托化步兵师“战旗”报社，编辑部人员身着便衣带我们沿墙根疾行，以免中反对派的冷枪。居住条件也很艰苦，访问一周无处洗澡，吃饭也是凑合。此行虽然险恶，但是收获不小，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影响。联想到此前不久邢广程在乌兹别克斯坦纪念铁木尔诞辰66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身份代表中国发言并受到卡里莫夫总统的接见，使乌兹别克斯坦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为中乌学术交流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还要提到的是，中亚室建立初期在资料方面得到中亚国家驻华使馆的大力帮助。中亚室还与吉、乌等国使馆举行圆桌讨论会，就发展双边关系交换意见。现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先生曾任吉首任驻华大使，中亚室与他建立了友好关系。至今他看到当年中亚室的熟人还热情地以老朋友相称。直到目前，中亚室一直与中亚各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始终被他们看作是中国研究中亚问题的重要单位和推动彼此友好的重要力量。

国家关系向好为当代中亚研究创造良好环境

社会科学研究除要有优秀研究人员外，还要有良好的科研环境和一定的物质保证。对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对国别研究来说，正常的国家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国际关系良好，肯定对研究工作有利，国家关系不好，情况会反之。我本人对此有切身的体会。

我是1964年走进国际问题研究者队伍的。当时是在中联部先是从事东南亚研究，从1972年起从事苏联问题研究。根据中央指示，当时的中联部重点负责研究苏联问题，其主要研究手段是通过阅读苏联公开报刊收集资料。当时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中苏两国关系严重交恶，除部分外交商务人员外，能前往苏联实地考察情况的人很少，而能到苏联中亚地区的更是少之又少。不能说不出国实地考察就不能从事国别问题研究，但未到过对象国的研究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正如毛主席所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当然，阅读报刊也是一种调查方法，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不如身临其境亲眼目睹认识和体会更深，看问题会更准确。中苏关系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解冻的，1983年以后两国交往逐渐增多，许多断绝多年的交流项目陆续恢复，如互派留学生等。我院与苏联科学院的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也在这一时期开展起来。在国家关系转好的情况下，我作为研究苏联十七八年的学者，才有机会于1990年第一次踏上研究对象国苏联的土地，能亲眼看看苏联的情况。当时我是乘火车经过7天6夜的颠簸抵达莫斯科的。尽管旅途辛苦，但作为研究人员还是十分高兴。在苏联我待了两个月。后来我又在莫斯科大学以访问学者身份访学半年，使我对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有了较多的了解，对我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了验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也修正了一些错误的认识。

我之所以用一定笔墨谈谈自己的体会，无非是想说明，从事国别研究，最好亲访对象国，而对象国的开放程度和与中国关系的好坏都对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当年中苏两国关系从沸点到冰点，再到融冰的剧烈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同时也想说明，独立后的中亚国家与我国的关系只有20来年，但彼此关系的友好发展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截然不同。

中亚国家独立后，我国与它们的关系发展可谓顺风顺水、高歌猛进。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12月27日，我国就承认了中亚五国的独立，几天后即1992年1月2—6日就与中亚五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很快建立了大使馆，包括与内战正酣的塔吉克斯坦。1992年和1993年中亚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我国。1994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出访中亚国家。1994年和1995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相互信任和裁军协议。1997—2000年，中国与哈、吉、塔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2001年中国与哈、吉、塔、乌和俄罗斯一道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起，中国与哈、吉、塔等国签署了“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上罗列的涉及彼此关系的一些事实和重大事件读起来很枯燥，但它们的内涵相当丰富，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不断前行的真实记录，饱含着我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中亚研究工作者为上述外交成就的取得大声叫好。我们的感觉不是枯燥，而是鲜活，因为这不仅是国家关系的改善，也意味着我们工作条件的改善。20年来，在我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改善的形势下，学术界的交流也日趋活跃。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院及其所属研究所就先后与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研究中心、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大学等单位建立了定期交流关系，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建立不定期的交流关系，与建交初期相比，中国学者访问中亚国家不仅次数多、访问的单位多、访问地区多，而且办理出访手续也容易得多。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一位研究人员在访学期间，竟访问过哈萨克斯坦的20多个城市和大学，这在以往是很难办到的。当然，由于中亚国家的开发程度不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像哈萨克斯坦那样宽松。但与各国独立初期相比，更不用说与苏联时期相比，亲临中亚国家看看绝对不是一件难事。我本人就到过中亚五国，而且每个国家都到过不止一次。这本身既得益于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更得益于我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建立。我们深刻体会到国家关系友好的重要性，是国家为我们中亚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院领导和外事部门恰到好处地利用国家关系向好的变化，积极推动当代中亚研究和对外交流，这一点同样不可忽视。

由于我们研究人员能够经常访问对象国，对中亚国家的真实情况有更准确的把握，提供的研究报告受到了上级的重视与好评。我院学者还不止一次应邀参加中亚国家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的观察工作，将目睹的真实情况告知世界，体现了中国学者的责任和良知。

当代中亚学科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始终将发展社会科学包括创建和发展新学科作为己任。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一些古老学科以新的研究成果得到充实，一些前所未有的学科得以建立。当代中亚学科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建的学科之一。

如上所述，当代中亚研究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后起步的。由于中亚地区在世界格局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与我国的密切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这表现为关注中亚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方法逐渐多样，研究手段日益现代化。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而且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家不行，还要分布在全国各地。

1992年以前，国内从事中亚研究的专业机构只有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和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原则上讲这是研究苏联中亚地区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不多，还不能称作一门学科。

1992年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成立中亚研究室以后，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研究当代中亚问题的研究室或研究所，除北京外，还有新疆、兰州、上海、西安等地区研究人员较多。当代中亚研究作为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学科开始在全国产生。除研究人员不断增多外，更令人高兴的是，有了培养当代中亚研究高级人才的机制，这是指199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开始招收攻读当代中亚专业的博士生。此后，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如新疆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以及现代国家研究院也陆续招收中亚政治、中亚经济、中亚文化等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在培养当代中亚研究高级人才方面，我院走在国内的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系（即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几乎每年都有新生入学，成为国内培养中亚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国内著名中亚研究学者孙壮志、吴宏伟等都毕业于该系。

作为一个学科还需要有能够奠定学科基础的著述。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室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得到国内同行的广泛承认。中亚室在1995年以前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以论文、研究报告、资料汇编等为主，有分量的专著不多。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问世，奠定了当代中亚研究学科的基础。这包括系统介绍中亚地区和中亚五国的工具书和学术普及读物，如薛克翘、赵常庆主编的《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列国志《乌兹别克斯坦》（孙壮志等编著，2003）、《哈萨克斯坦》（赵常庆编著，2004）、《吉尔吉斯斯坦》（刘庚岑、徐小云编著，2005）、《土库曼斯坦》（施玉宇编著，2005）、《塔吉克斯坦》（刘启云编著，2006），以及赵会荣著的《大国博弈中的乌兹别克斯坦》（光大出版社2007年版）；综合性和理论性的专著，如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赵常庆主编的《十年巨变·中亚与外高加索国家卷》（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介绍中亚地区某一领域的情况的专著，如孙壮志著的《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孙壮志著的《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庚岑等著的《中亚穆斯林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吴宏伟著的《中亚人口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壮志著的《阿富汗问题与中亚安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陈联璧等著的《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苏畅著的《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研究》（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张宁著的《中亚能源与大国博弈》（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赵常庆主编的《“颜色革命”在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等；反映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专著，如邢广程著的《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薛君度、邢广程主编的《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论述上海合作组织的专著，如邢广程、孙壮志主编的《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张宁著的《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职能》（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从2009年开始出版的每年一册的《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这些专著内容广泛、资料充实，成为研究中亚问题和中亚国家国情变化的必备书籍和参考读物。《中亚五国概论》等书为国内多家图书馆所收藏，为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规定为有关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必读参考书。

中亚室除为学科建设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外，还积极参与应用研究，为中央对外决策和一些企事业单位服务。中亚室每年都提供多篇上报研究成果，其数量约占本所研究上报研究成果数量的1/3至1/2，不少上报材料受到中央或部门领导的重视，有的建议还为中央所采纳。

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还多次与中亚国家举行双边学术研讨会，2010年在院直接领导和支持下举办了大型中亚论坛。中亚室学者还多次应邀参加由中亚国家、俄罗斯、美国、德国、伊朗、荷兰等国举办的关于中亚问题的国际研讨会。而国内中亚问题研讨会，中亚室学者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中亚室学者的学术地位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下列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些人被国内外聘为较为重要的学术职务。例如，赵常庆担任了由季羡林先生作为总主编的大型学术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中亚篇的分主编，赵常庆、孙壮志担任伊朗、瑞典等国刊物的编委。赵常庆还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国际中亚研究所的创建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中国委员，赵常庆之后由孙壮志继任这一职务。中亚室学者还多次担任国外博士论文的评委；

中亚室学者多次被国内媒体邀请担任关于中亚问题的评论嘉宾，中亚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能听到中亚室的声音；

中亚室学者经常充当国内培训部门的讲师，包括对外军、外国行政官员和我出国人员的培训；

中亚室是国外学者、媒体以及许多驻华使馆官员了解中国中亚研究状况以及探讨中亚问题的首选或必选之地。

当代中亚学科的形成与国际形势变化有关，也与我国国力逐渐强大有关。国家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和对我院拨款的增加，使我院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学科建设工作。如上所述，院所两级领导除在购买资料和为学者出国提供方便外，还通过建立院重点学科方式对新兴学科给予财政支持。中亚室是多年院重点学科，每年都在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院所两级还注重对中亚室研究人员的培养工作。2000年以后在中亚室工作的人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中亚国家访学过，有的还被借调到我驻外使馆工作。对中亚室每个研究人员来说，出国访问或参会已经是常态，一年出国几次并非个例。这同样与国家的发展与强大分不开。

形势发展对学科提出更高的要求

早在1998年，当代中亚学科即被列入院“重点学科”，2003年再次被列入院“重点学科”。但应该看到，当代中亚学科建立不过20年时间，作为一个学科还很年轻，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存在许多不足，包括研究队伍规模较小，研究领域比较狭窄，研究方法缺乏创新，研究资料仍显不足等。

从研究队伍来看，目前中亚室只有五六个人，甚至不如刚建室人多，难以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就全国而言，随着一些单位建立了中亚研究部门，从事中亚研究的专业人员有所增加，但也都普遍感到人手紧张，特别是缺乏高水平的人才。我院中亚研究面临研究力量亟待加强的现实。研究人员短缺无疑会制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从学科建设要求来看，研究领域也有待于拓宽。目前包括我院研究人员在内的学者，其文章选题、立论，甚至内容上有较多雷同，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如中亚国家的性质、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与中亚国家如何实现战略合作等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资料不足仍是制约研究深入的现实问题。中亚个别国家如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资料迄今仍严重短缺。研究方法也有待创新。

中亚室尽管还存在一些困难，但形势变化却对中亚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近20年，国际形势、地区形势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国家刚刚独立时的情况与现实作一下比较，就不难发现中亚对我国的意义有多么重要。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对中亚还仅仅处于觊觎状态，它的军事力量还从未到过那里，而现在，它在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有了军事基地，而且与俄罗斯的空军基地只有咫尺之遥；20世纪90年代初，阿富汗还处于内战时期，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尚未驻足阿富汗，美国和北约只是远远“关注”阿富汗局势，而现在，美国与北约在阿富汗参战已经数年，军力已接近我边境，“三股势力”对我国安全的威胁自进入21世纪后明显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为“一般友好”，还存在领土纠纷，而现在，不仅领土争议问题圆满解决，还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誓言“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并共同组建上海合作组织；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额只有4亿多美元，中国在中亚开办的只有暖水瓶厂、服装厂等微小型企业，而现在，经贸额已经超过300亿美元，投资数十亿美元的包括油田、输油管道、输气管道等大型项目已有多处；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中亚国家人员往来屈指可数，来往也不方便，而现在，飞机、火车可以在双方首都间或通过乌鲁木齐直飞或直达，往来乘客如织，人文交流呈现常态化。

20年形势巨变拉近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距离，国内不少部门和地方希望更多了解中亚、走向中亚，国人对中亚的兴趣不断提升，前来我院中亚室咨询的单位络绎不绝。从全国来看，研究当代中亚的队伍已不仅仅局限在最初少数从事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和研究单位，一些与上述问题有关的部门，如能源、交通、金融、安全、民族宗教和其他有关部门对中亚地区的兴趣有增无减，一些高等学校也加强了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工作。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人们对该地区的兴趣增加，但研究队伍和研究规模仍逊于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优势传统学科以及美、俄、日、欧盟等大国，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形势发展与变化要求我院中亚研究能更上一层楼，能对诸如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大国争夺中亚的态势、“三股势力”对中国的威胁、油气资源与开发动向以及生态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与中国的关系问题等，提供更加准确的判断与预测。鉴于国际问题研究要为中央决策服务，为全社会服务，中亚室将会继续遵循这条方针，做好自己的工作。

最后还要指出，尽管参与中亚室组建的老同志都已经退休，但当代中亚研究的新生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都熟练掌握不止一门外语，出版了个人专著，能够完成院所交办的工作任务，正活跃在国内外中亚研究的舞台上，使我院当代中亚研究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平。展望未来，中亚室仍会与时俱进，以丰硕的成果充实当代中亚学科，使其成为我院具有特色的学科之一。中亚室将朝着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目标继续努力。

（赵常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