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格拉底论德性
如果我们相信，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反映了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的话（并佐之以色诺芬的《回忆录》），那么，我们会发现，作为“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不但就很多具体的德性都有过论述（《游叙弗伦》论虔诚；《卡尔米德》论节制；《拉克斯》论勇敢；《吕西斯》论友爱）；而且，他还围绕德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经典的命题和论断（主要是《普罗塔戈拉》和《美诺》），阐述了他的理性主义道德哲学；他的思想既展现了他与同时代的智者派的辩驳与争论，也引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后来的修正与发展。
一 德性即知识
在《普罗塔戈拉》和《美诺》这两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坚持一种作为知识（epistēmē）或智慧（sophia或phronēsis）的德性概念，而“知识”和“智慧”这两个术语又与“技艺”（technē）这个术语互换使用，所以，“德性即知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与“德性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virtue，指诸德性统一于智慧）问题以及“德性是一门技艺”（德性与技艺的关系）问题密不可分。
关于“德性的统一性”，苏格拉底有过多种表述。在《普罗塔戈拉》中，他向普罗塔戈拉提问：“究竟德性是不是一个东西，而它的各个部分则是正义、节制、虔敬；抑或我刚才说的这些不过是实为一个东西本身的各个名称”（329c-d）？[5]但这篇对话通篇都没有解释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德性统一于智慧。[6]其他地方倒是有过一些说明，《斐多》中的解释似乎最为详尽：“但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与之交换的唯一有效通货便是智慧。有了智慧，我们才会拥有真正的勇敢、节制、正义，也就是真正的德性，无论快乐与恐惧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存在与否。它们的相互交换，没有了智慧，所谓的德性便不过是德性的一种幻影；它事实上适合于奴隶，既不健全也不真实。”（69a-b）[7]
色诺芬的《回忆录》也记载了苏格拉底说过的话：“正义和其他一切德性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将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III.9.5）[8]
德性统一于智慧的确切含义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显然是暧昧不明的，而学术界对此也多有争议，当代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认为，“统一性论题是道德灵魂方面的一种本质主张，是一种对道德行为的因果解释。这种因果解释的原则，就是对话依照智慧描绘的那种东西，也就是，关于善恶的知识”。[9]卡恩则指出，要想进一步地理解这个命题，有必要区分出两种德性概念：一种是真正哲人的超凡德性，这是一种罕见的、艰难的理想；另一种是普通民众的德性，可以希望一般公民能够获得的德性；而德性统一性（诸德性统一于智慧）论题只适用于哲人德性。[10]
“德性即知识”这个命题指涉的德性与知识（智慧、明智）的关系问题，同样存在争议。这个命题似乎认为知识是德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但维斯认为，“若细读将德性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段落强调的不是知识之于德性的必要条件，而是知识之于德性的充分性：《卡尔米德》174b—176a；《普罗塔戈拉》349e—360e；《拉克斯》199b9—c7；《欧蒂德谟》279—282”。也就是说，没有智慧（道德知识）的人也有可能获得德性，成为好人；只要他能够拥有真实的道德信念，并依此行动。[11]与之直接相关便是一个著名的“苏格拉底式悖论”（Socratic paradoxes）：知识足以带来道德/正确的行动，人们做错事只是出于对善的无知，亦即没有人会有意作恶（德性等同于知识、恶行等同于无知）。[12]所有这些观点都被卡恩概括为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Socratic intellectualism）。作为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解释，这种理智主义当然是不适合普通人的，就像后面要指出的，它（也许是刻意地）忽略了人的情绪、情感等非理性因素。
二 从哲人德性到公民德性
抛开（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提出的“德性即知识”“德性统一于智慧”“德性是否可教”等命题及其相关论辩的复杂面相和具体细节不论，[13]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个初步的结论：首先，应当区分哲人的德性与普通人的德性；其次，在具体的德性上，有些德性属于公民德性，亦即普通公民需要具备的德性，这对于城邦公共生活的维系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他们在德性尤其是普通公民德性的培养（公民教育）问题上，对苏格拉底的唯智主义是有所反思和修正的。
第一个结论和第二个结论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普通公民的政治德性主要包括什么呢？我们注意到，《普罗塔戈拉》的“大演说”（以普罗塔戈拉之口发表）特别提到“正义”与“节制”这两种德性，谈到这是宙斯要赫尔墨斯分配给所有人的“政治技艺”（322b—e，politikē technē/ the art of politics），并将其称作“政治德性”（323a—323b，politikē aretē/ political or civic virtue）；这种德性不是“天生的或自己冒出来的，而是教会的，靠努力培养出来的”（323c5），“对世人来说，好品质出自努力或训练或施教”（323d5）。
无论苏格拉底本人的进一步看法如何，我们都可以由此大致确定（应该也是当时普遍被接受的一般性看法[14]）：（1）政治德性、公民德性主要指向正义与节制这两种具体德性；（2）政治德性是能够为所有人（多数人）所享有的，而不只为少数人所享有；（3）政治德性不是天生的、偶然得来的，而是靠习惯培养的，是可教、可学的。[15]
如果说这种指向普通公民的日常德性没有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早期对话）的足够重视——反而可以说故意贬低（尤其是对智术师自诩的“政治技艺”）——的话，那么，柏拉图（后期对话）和亚里士多德则在他们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需要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式的哲人德性也从未被放弃或取消，[16]相反，由于公民美德的培育问题必然要产生由谁（哲学王、立法者）来教导的问题，所以，哲人德性必然要嫁接到公民德性上来。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要处理这个问题；甚至在更为晚近的马基雅维利、卢梭那里，仍然摆脱不掉政治秩序之创建者的德性（德能）、立法者的超凡性等问题。
由此可见，我们转到第三个结论上来，亦即在道德教育问题上，“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过分重视理性，忽视习惯、习俗；对非理性的激情及其训练的忽视；在方法上是否定性的，缺乏正面的道德建议和实质性的描述；没有考虑到受教育对象原先的品质和基础，等等。“苏格拉底对美德及其论证的关注并没有得出清楚的、明确的结论，起码在柏拉图早期对话的描绘中是这样。……无论苏格拉底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声望和影响的实际效果是促使传统原则被削弱”。[17]对于这些问题与不足，柏拉图中后期的对话以及亚里士多德都有所反思、弥补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