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

采访对象：王改民

采访组人员：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郑国强

采访日期：2014年7月14日上午

采访地点：王改民同志办公室

王改民，生于1947年11月，陕西咸阳秦都区马庄镇人，1968年9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先后在洛川县百货公司、县商业局、县财政局、县政府办、咸阳地委办、省委政研室、省委办公厅、陕西日报社、省政协工作，曾任省委政研室农业处处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陕西日报社社长，省委秘书长，省政协常委、提案委主任。

2008年，任《习仲勋传》（下卷）编委副主任，负责编写工作。

习仲勋同志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你们县级机关的基础建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事，做了许多工作。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

——王改民

采访者：王秘书长，您曾经参与了《习仲勋传》（下卷）的编写工作，在几年的收集资料、调查走访和编写工作中，对习仲勋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有着很深入地了解，所以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您，听您讲一讲习仲勋同志与人民群众密切接触，深入基层、关心群众、热爱群众的事迹。

王改民（以下简称王）：习仲勋同志在陕西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西北地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建设、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他到国务院工作、“文革”后到广东工作、之后又回到中央书记处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展现了他一心为党为人民群众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我是陕西人，也一直在陕西工作。但是因为年纪相差太大，我和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没有过接触。我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同志是1996年10月15日，大家为他庆祝84岁生日的时候。我对他的了解，一些是从陕西老同志言传中得到的，更多的是从参与《习仲勋传》（下卷）编写工作中得到的。

2007年，我任陕西省委秘书长时，参加了广东省委召开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的首发式。因为由陕西主持编写习仲勋丛书，包括《习仲勋文集》、《习仲勋革命生涯》、《习仲勋传》。此时，《习仲勋文集》、《习仲勋革命生涯》已经先后出版，而《习仲勋主政广东》是《习仲勋传》（下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省委邀请陕西省委习仲勋丛书编委的领导参加首发式，陕西省原省委书记张勃兴是丛书的编委会主任，我是陪同他一起参加会议的。参加完首发式以后，齐心同志在广东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陕西汇报了《习仲勋传》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其中谈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促进《习仲勋传》尽快出版。回陕西后，我们向赵乐际同志作了汇报，按照他的要求，陕西加快了工作进度，《习仲勋传》（上卷）于2008年4月出版。上卷是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贾巨川同志执笔写的，他也已着手下卷的工作。贾巨川同志为这本大型传记著作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这个时候，省委决定让我做《习仲勋传》（下卷）的编委会副主任，这样我就有幸参加了《习仲勋传》（下卷）的组织编写工作。

从2008年5月开始，到2013年的8月《习仲勋传》（下卷）出版发行，我一直负责编写小组工作。在整个资料的收集过程中，在访谈、撰写的过程中，我对习仲勋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了解得更多了。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非常精彩的一生，他不仅对党的事业有着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也有着非常崇高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我感到特别突出的有三点：第一，他从来没有搞过“左”的东西，从没犯过“左”的错误，他为人处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第二，他从来不整人，你看，和习仲勋同志打过交道的人，甚至是反对过他的人，他从来没有整过任何一个人，即便是整过他的人，甚至在批斗他的时候打过他的人，他都不会计较，胸襟非常宽广。第三，习仲勋同志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调查研究，在任何职务上，他都坚持这两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敢为人先，甘为人先，贴近群众，实事求是，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人民。

习仲勋同志在晚年曾经不无感慨地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习仲勋同志的话很朴实，也很谦虚。而我们回顾历史，所看到的是习仲勋同志光明磊落、正直无私的思想品质和光辉的榜样，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习仲勋同志说的这番话，也和他解放初期刚到西北局工作时所讲的话如出一辙，他说：“我们要本着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去工作。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要做人民的长工。”那个时候刚刚解放，长工是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习仲勋同志的意思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是官老爷，高人一等，要像长工一样为人民服务。他还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的管教”。那么他指的掌柜是谁？就是人民群众。所以，可以说他的这种群众观念，是一以贯之的，总体反映了他一生的指导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为群众做事。

采访者：您在参与编写《习仲勋传》（下卷）的时候，一定了解到习仲勋同志的很多事迹，可否给我们讲一些他与群众密切相关的事例？

王：我讲几件事情吧。

1960年，三原县革命老区淳化有个烈士陵园建成了，当地给烈士陵园撰写了一篇碑文。当时县委书记说：“习仲勋曾经在这个地方工作过，我们这个碑文应该让他看一下。”旁边同志质疑说：“习仲勋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咋能叫人家给咱看这？”还有的同志说：“这事情太小了，麻烦人家行不行？”但是也有的同志说：“我看能成！习仲勋同志那时候在三原县工作的时候，群众找他办事情，他都给办，从不推脱，我看这事能成！”

1951年12月，习仲勋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青海西宁为即将返藏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送行。图为习仲勋与班禅在塔尔寺交谈。右一为十世班禅。

后来县委书记就把碑文发函寄给了习仲勋同志，同时派人到北京去找习仲勋同志办这个事。习仲勋同志见到这个同志以后，高兴得很，他说：“这是好事！”他亲自修改了碑文，让秘书抄清寄回三原县委。习仲勋同志对待群众的事情，对待基层的事情，都非常认真。这说明他对群众的事，对基层的事，非常重视。

还有一件事。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局工作，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民族问题，绝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表面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问题，它有着很深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也是你怎么样去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习仲勋同志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1950年，习仲勋同志有一次去青海塔尔寺视察，当地的藏族群众出来欢迎他，他就与大家交谈。他问：“你们愿不愿意土改？”藏族群众说：“我们不愿意土改。”习仲勋同志一听群众这么说便问当地的藏族干部：“土改是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情，老百姓为啥不愿意？”藏族干部说：“藏区的情况和内地有所不同。藏民生产的粮食，其中有一部分要供应给寺院，但是土改以后，就没有这个可能了。这种情况下，寺院就难以生存了。”这个同志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当时西藏土改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当时藏传佛教是藏族群众的唯一信仰，如果土改了，寺庙就难以为继，藏族群众肯定是无法接受的。习仲勋同志听后，当即就表态：“凡是寺院周围的群众，不搞土改。”群众欢呼起来。

后来，不搞土改的范畴又扩展到牧区、半牧区，这个当时是符合中央政策的。习仲勋同志觉得盲目地在藏区的一些地区推动土改，会伤害这些群众的利益，伤害民族感情，不尊重宗教信仰，就果断地修正牧区、半牧区土改政策。所以后来青海在牧区先不搞土改，只在农业区搞土改。这个决策很有效地稳定了当时的民族关系。就是因为习仲勋同志确实深入基层与群众交流，听到群众的呼声，了解了群众的诉求，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首先要倾听民族群众的诉求，尊重他们的文化，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民族群众的利益去考虑，和民族群众真诚地交往。习仲勋同志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局工作的时候，也是民族关系稳定、统一战线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时期。

1951年8月22日，习仲勋同志参加了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动员一切力量，为完成甘肃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的报告。报告中讲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问题，他说：“在这些地区进行土改，必须要以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为前提，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要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进行斗争”，“必须首先争取和团结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赞助土地改革，只有团结各族各界民主人士，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各族上层领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赞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农民声势更加壮大，地主阶级更加孤立”。他特别指出：甘肃的临夏地区是“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一定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即在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耐心地做好教育群众的工作，一切都要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反对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做法。他说：临夏的土地改革“就其全过程说，仍然是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的，这是不能变的。又必须是以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为前提的，这也是不能变的。是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开展反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又从深入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中，去提高回、汉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派出了100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专程前往临夏地区帮助工作，使正确的政策得到了贯彻。

采访者：“大跃进”期间，习仲勋同志曾赴西北视察工作，请您根据您所了解到的信息谈一谈这次视察的过程。

王：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习仲勋同志到西北视察工作。这期间整个中国包括西北地区生产都遭到破坏。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一下。

习仲勋同志先是到了陕西礼泉县烽火公社视察。他们来到一块小麦丰产田前，看到农田里面全都是土堆，像小坟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习仲勋同志很奇怪地问：“这是干啥？这是怎么回事？”当地干部说：“这是北京的一位大科学家搞的发明创造，扩大了土地面积，也增大了土地接受阳光的照射面，从而提高了产量。”习仲勋同志是农民出身，他对这种提高土地面积的方式非常怀疑，他说：“这就能行？”随后就用手把土扒开，看到麦苗的根系十分纤弱，他说，“这能行？这里面都是干的嘛！这不行！你们看这土堆的表面似乎扩大了面积，但底下的根根仍然只集中在一小块，有了阳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这样能增产吗？这恐怕还达不到原来的水平”。

事实上，这个时候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下降很厉害了，从群众的精神面貌到当地粮食的长势各个方面，习仲勋同志都能够察觉到。但是，习仲勋同志在公社食堂吃饭时，当地老百姓却为了招待他们一行人，弄了30个菜，有酒，有肉，习仲勋同志一看就很头疼，因为他一向艰苦朴素，觉得这样太浪费了，但是老百姓热情招待他，又不好给人家泼凉水。席间，在和人们的交谈中，习仲勋同志经常听到大家信心满满地说“人民公社将很快实现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的议论，他对这些都非常怀疑，质疑说：“难道这么快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1958年9月至10月，习仲勋率调查组到西北考察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了“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图为习仲勋与群众交谈。

接下来，为了节约考察的时间，习仲勋同志又连夜从陕西乘火车赴兰州。从西安到宝鸡的一路之上，他从车窗向外看，铁路沿线一派热闹的景象，到处是火光和人们忙碌的身影，几乎每个村镇都在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习仲勋同志见到此情此景，非常担忧，因为他就是关中人，这个地方是缺乏铁矿资源的，当时并不适合钢铁产业的发展。

当他到了兰州又了解到了更加触目惊心的事情。当时兰州正在盲目上马一个“引洮上山”的巨大工程，竟然要用1000余公里的渠道，从陇南山区把洮河水引到陇东黄土高原的庆阳地区来，让黄土高原变成肥沃的土地。不仅如此，当地还要用这个水渠的落差来发电，还要把这条修建在山上的水渠搞的非常宽，要可以在水面行船航运，当地把这个项目设想成为比巴拿马运河更加惊人的伟大工程。习仲勋同志见此情景，震惊之余，也深感忧虑。他了解到，当地农民们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个在他来看完全没有科学道理、胡乱规划的工程中，却不顾当地的农业生产，使农业方面的损失极为严重。当时，他就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

见到了“大跃进”的各种荒谬和乱象，以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习仲勋同志无法再保持沉默，当他返京后，就把自己的看法和担忧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不仅是写报告，他在几次工作会议上，也多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很快，时间就证明了他的担心是完全有必要的。甘肃在第二年开春就发生了粮荒，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引洮工程”这个造成了巨大浪费和沉重损失的荒谬项目立即下马了。发生粮荒以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对该地区开展救助，习仲勋同志第一时间召集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等领导干部开会，马上从陕西、四川、宁夏等周边几个地方紧急向甘肃调运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但不久之后，陕西也发生粮荒了，国务院也紧急给陕西调粮，这些都是习仲勋同志亲自办的。

采访者：“大跃进”期间，习仲勋同志有一个著名的“长葛调查”，您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王：“长葛调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习仲勋同志践行群众路线，深入基层调研，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求得正确结论的案例。

1961年4月上旬，为了调查“大跃进”及浮夸风给地方生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习仲勋同志率领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部分直属局领导同志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到河南省长葛县进行基层调查研究。

一般情况下，按规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到地方基层考察都是严格保密的。习仲勋同志到长葛以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及警卫人员都非常注意保密工作，不会向外界透露他的身份。但是，当习仲勋同志带着工作队在各村镇走访群众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民的注意。因为习仲勋同志与当地人有很大差别，一方面是他身边始终有很多人陪同，再加上他气质出众，说话又是陕西口音，虽然他衣着朴素，但仍显得与众不同，所以，当地群众都对他很好奇，都打听他是谁，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什么大领导。还有个社员当面问习仲勋同志：“你们是不是北京来的？你以前来过长葛吗？以前，大领导的参观团一来长葛，我们都得去夹道欢迎，你们没搞这一套，不像那些参观团。”见到这种情况，习仲勋同志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的身份没必要对群众保密，你们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样才能体现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关心，我们来这里是帮助群众工作的，把身份告诉群众有什么不好呢？”

由于“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的恶果，长葛当时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习仲勋同志在调查中针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的指导和改进，也亲力亲为地做了许多工作。在4月23日和5月9日，习仲勋同志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呈交党中央。在报告中谈到农村形势时说：外流的劳动力大部分已经回来，生产大队纷纷添购农具、牲畜、架子车等。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出勤率都有所提高，形势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当前农村在生产和生活上也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河南今年又遭大旱，夏粮肯定减产，春荒尚未完全渡过，夏荒又来了。其次，报告中具体介绍了公共食堂的情况，当时公共食堂已经大部分解散，由于大量的浪费和伙食太差，人民群众对公共食堂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大部分食堂已经解散或正在解散。再次，他还在报告中具体谈了劳动保护问题。因为粮食不够，饿肚子，人民群众体力很弱，所以当前要注意让大家劳逸结合，少劳多逸，给群众足够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最后，在报告上还指出了一些分配不公的问题，并给出了纠正解决的办法。

1961年，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月至5月间，习仲勋带领工作组到河南省长葛县进行调研。图为习仲勋等同当地干部群众合影。

在第二份调查报告中，习仲勋同志反映了农村的情况和群众情绪越来越好。他说，这段时间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都是有说有笑，十分亲切。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闲人，能够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也都参加了生产。社员白天在地里生产，晚上还披星戴月在自留地上劳动。这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多种地、多打些粮食的一种反应。这种情绪是好的，如果群众连这点兴趣也没有，就更谈不上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了。

此外，习仲勋同志还具体谈到了退赔问题、生产队的权限问题，还有粮食保管和分配权的问题。他说，群众对粮食保管和分配权有很大意见。过去在食堂吃饭，口粮不归群众自己支配，非常憋屈。最近食堂已经散伙，群众要求：“口粮不出队，指标分到户，大队、小队两把锁，群众监督，一月一发。”对于超产粮的分配，干部和群众都主张：除了大队提成部分，余下的全部归生产队保管，一部分发给社员做口粮，一部分以工分带粮实行多劳多吃，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储备。

长葛调查的过程中，习仲勋同志充分发扬了我党的优良作风。在他的带领下，调查工作队的成员也都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虚心学习，杜绝假大空和浮夸风，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习仲勋同志在长葛调查中始终坚持原则，讲真话，办实事，实事求是，坚决纠正和杜绝浮夸、盲目和脱离实际的工作方式。长葛县是毛主席曾经视察过的地方，由于在“大跃进”运动中，长葛组织农民深翻耕地，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当时的县委有关领导就开始头脑发热，大搞浮夸和奢侈之风。长葛当时新建的县城，马路建设得很宽阔，两边的建筑仿照北京长安街上的建筑来设计，大而不当。这些建筑占用了大量农田，农民不同意，就动用民兵武装强迫执行，而且，上行下效，各级干部中广泛存在着作风粗野、打骂群众的恶劣现象。

习仲勋同志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县委有关领导：“你们县级机关的基础建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事，做了许多工作。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还说，以后长葛县要切实改变工作作风，过去所犯的错误要编印成册，每年的干部会上都要拿出来，警示大家。

这样严厉的批评，使长葛县的各级干部非常惊讶，可以说他们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但是，也有些干部不服，他们在私下讲，长葛县的干部可是见过世面的，想当初，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一些中央部长级干部都到长葛来视察过，对我们的工作都是肯定和表扬的态度。我们长葛的工作一直是公社化运动的先进典型，否定长葛，就有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倾向，就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过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高扬文说我们长葛的小高炉大炼钢铁一无是处，结果被我们向中央告了状，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

当这些议论传到习仲勋同志那里时，他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的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他！”可见，习仲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坚定不移的，对刹住浮夸风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1962年被康生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迫害、受审查以后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这段时期的经历，《习仲勋传》编委会的同志们曾经实地采访，走访了当年与习仲勋同志相处过的群众，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这方面的内容，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

王：好的。我们编写组的同志在走访搜集材料的时候，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事例，确实让人感动。

1965年夏天，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同志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找到习仲勋同志，宣布了他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的决定。当时，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型企业，就坐落在洛阳市西郊。习仲勋同志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时，这个厂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了。

习仲勋同志到工厂以后，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赵祥庆带他在工厂各处熟悉工厂的情况，介绍厂部、车间的细节，跟他说了工厂的生产情况和职工的生活状况。大概熟悉了情况，赵祥庆就对习仲勋同志说：“你才来，是不是先休息一段，以后可分管设备和安全技术工作，至于参加劳动，每星期到车间劳动一天就行了。”习仲勋同志说：“我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一大二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来这里主要是劳动锻炼的，不需要休息，也不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但要保证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在车间参加劳动。”厂领导考虑到他需要读书和写作等需要，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习仲勋同志也婉言谢绝了，他说，“我的岗位就在车间”。

习仲勋同志对厂领导说这些话，态度非常诚恳，厂领导见此情形，也不好拒绝，就把他安排到工厂车间的班组里进行劳动。这个车间有车、铣、刨、磨、钻、钳、电等不同的工种，技术力量也比较强。

当习仲勋同志第一天到车间上班时，车间党支部书记修永章把他介绍给工人师傅们认识。习仲勋同志向大家友好地微笑，并且谦虚地说：“我到车间参加劳动，要向各位工人同志学习，拜大家为师，希望多多帮助，不要有什么顾虑。”他还说：“我以前下基层的时间不多，特别是到工厂的机会更少，这次能下放到洛矿这样的现代化大型骨干企业来，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但古人说过‘学而不厌’，我有决心向各位工人师傅求教，虚心学习工业知识，学习劳动技术，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国家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

习仲勋同志对车间工作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工作态度就和初进厂的年轻工人那样认真和诚恳，而且他对这个工作也很感兴趣。为了让他尽快掌握工作，车间安排电工班小组长赵发劳和宋福堂两位同志教习仲勋同志电工技术。习仲勋同志在工人师傅的帮助和指导下，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积极实践，专心地研究电工技术，努力工作。

习仲勋同志当时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上了年纪，体力也比较有限，赵发劳师傅有意照顾他，就经常给他安排那些不需要很多体力，而且也不脏的活。习仲勋同志察觉后，就跟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就是来干活，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识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见他这么说，赵发劳很感动，其他工人师傅知道了这个事，也深受教育。

习仲勋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时的工作证。

习仲勋同志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考勤，没有过一次旷工。不仅如此，他每天都会早早来到车间，开始干组长安排好的工作，有时候他下班了也不回宿舍休息，自己主动加班，放不下手里的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习仲勋同志很快就熟悉了电工和钳工的基本技术要领，而且能够不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自己独立地组装产品了。

习仲勋同志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大家，在工人师傅们的眼里，他不再贴着“前副总理”的标签，大家把他当成一名普通群众，一位可敬的长者和可亲的好朋友来相处。在工作之余，大家很愿意和他聊天，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跟他说；像国家大事，历史、军事等问题，大家也很愿意向他请教，习仲勋同志也向来是有问必答，和工人师傅聊得非常投机。

这个时候，尽管习仲勋同志的处境变化很大，但他仍然以积极的态度生活、工作、学习，他每天都要读书和看报，学习知识；在工作上努力学习和钻研，掌握劳动技能；他和工人们相处得也非常融洽，工人经常到他宿舍串门，聊家常，他也经常去工人家里做客，而且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赵发劳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家里四口人住在租赁的房子里，习仲勋同志知道这个情况，便到他家去拜访。到了赵发劳家，他看到居住环境很窘迫，居住条件也很差，而且他了解到，他家每个月支付的房租是个挺沉重的负担，他就拿出100元钱塞给了赵发劳，并宽慰他克服困难。那时候100元钱算是不小的一笔钱了，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赵发劳家里人非常感激，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但却不知道他是谁。等习仲勋同志走了以后，赵发劳的爱人就问：“这人是谁呀？说话做事这样在理。”当这位朴实的妇女知道这位和蔼的长者就是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时，激动得眼眶湿润了。

逐渐的，习仲勋同志和厂里各个部门的同志都熟悉了。有一个休息日，他到厂保卫科的干部杜道杰位于洛阳北郊井沟村的家里去做客，杜道杰带着他坐公共汽车，到了北郊，又登上邙山，走进位于山区里的井沟村。杜道杰的父亲热情地欢迎习仲勋同志，还给他煮了热腾腾的嫩玉米吃。习仲勋同志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说：“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这样的好东西了。”习仲勋同志和杜家人亲热地交谈，了解了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又到村庄里到处看，看地里庄稼的长势，看村里饲养的牲畜是否肥壮。当井沟村的群众知道有个领导来了，就来看他，围着他拉家常。习仲勋同志面带微笑，非常和蔼地问他们家里有几口人，生活过得怎么样。他还问生产队的生活情况，水利设施如何，农机具是否齐全、完好，还问了农民的劳动收入分配这些具体细节。当听到这里的群众生活还很贫苦，还面临着很多困难的时候，习仲勋同志深感忧虑，完全忘记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心中只装着人民群众的疾苦。

虽然这样，习仲勋同志仍然尽自己的努力帮助身边朝夕相处的同志们，经常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面拿出些钱，周济那些经济困难的同志，有时候给10元，有时候给20元。习仲勋同志自己平时省吃俭用，连件新衣服、新鞋也舍不得买，但帮助困难的同志，却毫不吝啬。有的时候，有些工人觉得他生活也不宽裕，不好意思拿他的钱，习仲勋同志就大方地说，“这是借给你的，你啥时候有了再还我也不迟！”工人们对他也非常好，家里有什么物产都经常给他拿来，有的给他送红枣、送核桃、送柿子，等等，大家关系很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样。

1966年5月的一天，洛阳矿山机器厂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习仲勋同志根据他平时接触群众调查的一些情况，发言说：“住在谷水南村的工人，没有生活福利，没有补助，这是个大问题。孩子上学看病都和住在厂里宿舍区的工人不一样，住房很小也很黑，有的长时间还吃高价粮，这样怎么行？”他还说：“突出政治都要落脚到生产上，领导革命化，质量革命化，最后都要落脚到生产上，不这样做便是空架子。”

习仲勋同志的职务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副厂长，但他从来不搞特殊化，一直穿着从北京带来的旧中山装在生产第一线辛勤的劳动，身上的油污很多，他就自己洗衣服。他吃工厂食堂的饭，和工人吃的一样，从来不开小灶，不提特殊要求。而且他从来不挑食，也不剩饭，无论饭菜做得是否好吃，都会全部吃光，一粒米都不会剩下，他常说，“粮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浪费了多可惜呀！”

习仲勋同志平时很喜欢和工人一起在大澡堂里面洗澡，经常一边洗一边聊天。除工厂里的工人同志外，他也和周围的居民相处得很融洽，每当吃完晚饭，他走出工厂到附近散步时，经常会走到南村的苹果园，和当地农民聊天。

采访者：我们知道，后来习仲勋同志被造反派无端地从洛阳矿山机器厂带走，之后度过了13年漫长的审查、批斗和“监护”的生活。1975年，专案组又把他送回了洛阳，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流放”。这段期间的事情，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王：习仲勋同志在“文革”期间的生活是受尽了苦难、折磨和动荡不安的，他来到洛阳耐火材料厂以后，比起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时候，自由度要小得多，但是比起他受批斗和“监护”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对较为稳定了一些。尽管他在生活方面很受限制，而且还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时刻监视着他，但他仍然非常关心身边的工人、农民，和厂里的很多工人都成了好朋友，他对群众发自内心的关心，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虽然时间过去了十几年，但当时的经济环境仍然很差，厂里有很多生活困难的职工。和当初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时候一样，习仲勋同志只要见到生活困难的职工，他就会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出钱来接济。

当时厂里有一个长葛籍的职工，母亲患了病，需要注射一种药，但是那种药价格不菲，他没有钱买，很是焦急。习仲勋同志听说这个情况后，就托人用自己的生活费买了药，送给这位职工，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那个年代，公共交通不发达，耐火材料厂的职工坐公共汽车上班很困难，但是市里面的领导并不体察民情，迟迟不给解决。习仲勋同志就挤公共汽车到市委去。到了市委大门口，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拒绝让他去见市委书记，他严肃地说：我是习仲勋，我要向市委领导反映问题。传达室一听，不敢怠慢，连忙上报。就这样，习仲勋同志见到了市委书记，并且把耐火材料厂职工上下班乘车难的问题一五一十说清楚了，并敦促尽快解决。果然，事情很快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职工们对他心系群众、敢于直言的精神非常敬佩和感动。

负责监视习仲勋同志的造反派头头叫郭永太，他原是厂里的一个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洛阳耐火材料厂的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习仲勋同志刚进厂的时候，郭永太对他很不尊重，摆架子，说话也很无理。习仲勋同志首先对他从不姑息迁就，只要有机会就给他讲道理，告诉他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一开始郭永太并不接受，但习仲勋同志从不放弃改变他的希望，多次和他交流，郭永太慢慢听进去了习仲勋同志的话，也逐渐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思想有所转变，态度也由傲慢转为尊敬。后来，他们竟然成为了朋友，经常一起聊天，对于国家大事，他也常向习仲勋同志请教。通过习仲勋同志对他的教育，郭永太逐渐意识到了“文革”是一场浩劫，也了解了“四人帮”的罪恶，以及给整个国家带来的重大损失，他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从内心深处开始反对“四人帮”。有一次，习仲勋同志在和郭永太聊天的时候，问他：“小郭，如果林彪集团上了台，我就要回到山上去打游击，到那时候，你给我带路吗？”郭永太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几年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挂职锻炼”，给习仲勋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图为1986年习仲勋为该厂的题词。

在“疗养休息”期间，习仲勋坚持每天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他常和工友们一起泡澡、喝茶、聊天，经常用生活费接济困难职工，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左图为洛阳耐火材料厂澡堂，右图为习仲勋用过的茶缸。

以后，“四人帮”被粉碎了，郭永太被免职，当时习仲勋同志已经调到广东担任领导职务，他仍与郭永太保持着联系。后来，组织上调查郭永太监管习仲勋同志时期的情况，习仲勋同志向组织说明了他思想转变，与“四人帮”决裂的实情，使得组织上能够对他从轻处理。

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还经常给他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的好朋友写信，如他给一名普通工人丁根喜写的信，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群众的亲切、客气、饱含深情。

丁根喜同志：

您好！工作忙吧？

我二月匆匆离开洛阳，又于四月初离京来穗，来后忙得连给您写一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很对不起，想您定能见谅。

兹趁农机学院胡世厚同志回洛阳之便，捎此信给您，我的详细情况由他面谈，这里不赘。您有仲么事，只管来信，如有机会来此出差，定当热情接待，顺祝安好。并向智大姐及丁俊、丁敏、丁红小孩问好，忘记了大姐名字，请谅。

深知您是雪里送炭的好同志，绝非锦上添花的人，盼于百忙中来信见告近况，又及。

敬礼

习仲勋

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

四年多以后，习仲勋同志已经从广东上调至中央任职，仍与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的工人不断通信往来，而这些工人朋友只要有机会到北京出差，都会去看望他。习仲勋同志则每一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跟他像当初在洛阳时那样说说心里话，拉拉家常。有一次，洛阳耐火材料厂一位给习仲勋同志理过发的师傅来看望他，却被工作人员阻拦，找个借口打发了回去，习仲勋同志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人员，说：“对群众，千万不要烦！”之后，硬挤出时间接见了他，和他亲切地交谈，并且托他给工人们带好。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50年代初到中央工作以后，对信访工作建立了一套很完善的制度，70年代末他主政广东期间，对群众来信来访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情况您能否具体谈一谈？

王：好的。50年代初，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领导下，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作都进行得很好，中央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正是由于他杰出的工作成绩，从1952年，就调他到中央工作。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习仲勋同志群众工作的作风是一以贯之的，他对群众来信来访非常重视。从1954年到1959年，这个期间他建立了国务院办公体系的一套制度，可以说，现在来访来信的这些制度，基本上是习仲勋同志在国务院时期建立起来的。

那个时候的领导同志要了解具体情况，一个是通过下乡调查，一个是通过群众来信来访。习仲勋同志对信访干部要求非常严格，他希望信访工作者积极热情、耐心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成为优秀、模范的群众工作者。

1972年冬，齐心获准带着儿女看望监护中的习仲勋。为了记住这难忘的相会，齐心和子女拍了这张纪念照。前排右起：齐桥桥、齐心、习安安；后排右起：习近平、习远平。

习仲勋同志本身事务非常繁忙，但他即使再忙，也不会忽视对群众的来信来访的重视。我们国家地大人多，各地的群众来信和来访数量是非常多的，国务院秘书厅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的工作非常繁重，四十多名干部仍然忙不过来。因为忙不过来，会造成有些事情积压下来，得不到处理，习仲勋同志就派他的秘书去帮助信访室工作，而且他要求，群众反映的事情要直接汇报给他本人，由他来直接处理，他的这个优良的工作方法后来形成了制度化，传承下来。如省委书记要直接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规定，都是习仲勋同志当年确定下来的。

习仲勋同志对群众来信来访，几乎件件不落，在西北局也是这样，在国务院期间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里，他接到六七千封信，基本上每一封都回了，后来因为实在没时间了，剩下40封没有回，他吩咐秘书也都回了。

1957年冬，甘肃省高台县农村干部来信，反映了当地的一些恶劣情况，地方干部搞强迫命令，造成了生产的破坏，群众吃不饱饭，忍饥挨饿，有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甚至有的群众被饿死。送信的人千方百计冲破了地方的阻拦，路费又被盗，一路要饭才来到北京。习仲勋同志看完这封信，心情非常沉重，他马上找到周恩来总理，把这封信的内容向他作了汇报，又给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让他立即调查处理这件事。习仲勋同志始终把这件事装在心里，到了第二年9月，习仲勋同志赴西北考察时，还专程赴高台县，看看去年的政策有没有落实，当地的情况是否有改善。

三年困难时期，某省的群众来信，反映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包地方群众用来充饥的东西。工作人员把信呈给习仲勋同志，把那包吃的也交给了习仲勋同志。他仔细看完了信，紧锁眉头，又打开包裹，看到那块地方群众用来充饥的东西，黑乎乎的，却看不出来是什么做的，便掰了一块，旁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阻拦，习仲勋同志已经把那块东西放在嘴里嚼了，并且很费劲地咽了下去，吃完以后，他面色沉重，对大家说：“群众就吃这种东西，实在太困难了。”随即，习仲勋同志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派出了调查组赴当地，弄清了情况，并随后着手往灾区调粮食，群众吃上了救命粮，终于渡过了难关。习仲勋同志到了广东以后，依然十分重视信访工作。当时刚改革开放，来信来访特别多，负责信访工作的人员根本忙不过来。他就让他的秘书直接住在信访室，很多时候他还要派秘书到街上去看大字报小字报，把重要的抄回来汇报。当习仲勋同志的秘书也是很苦的，一个人要干好几个人的活。那时候也没有数码相机，手机，可以照一张就拿回来，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抄回来，啥情况，啥地方的事，都要搞清楚。

在广东，比较有名的两件群众来信事件，一个是惠阳地区麦子灿的来信，一个是匿名的同志写的“习以为常”的信，广东的同志应该已经详细给你们讲过了。像这两封群众来信，都是提意见提得很尖刻，说话很难听的。但是习仲勋同志都能够正确地对待，正确地处理，这反映了他对待群众来信的积极的态度和宽阔的胸怀，从50年代初他在国务院时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对待群众来信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群众意见的重视和关切，他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