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什么模范，群众才是模范”

采访对象：张光 刘力贞（夫妇）

采访组人员：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郑国强

采访日期：2014年7月12日下午

采访地点：张光、刘力贞同志家中

张光，男。

1929年11月出生，陕西临潼人，1943年参加革命，在关中地区学习工作。

1946年入党，1947年调到《边区群众报》担任记者工作，1949年，解放后到西北广播电台编辑部担任编辑部副主任，1954年3月，与刘力贞同志结婚。

1956年，赴中央党校学习，1958年，任《陕西日报》编委记者部主任，1979年，任《陕西农民报》总编辑，1981年至1982年，任《陕西日报》副总编、总编。曾担任省委委员，省政协常委，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现任陕西省新闻协会名誉主席。

刘力贞，女。

1929年生，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37年在延安上小学，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留校任延安大学校部秘书。历任西安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院长、陕西省第五至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同志是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人民英雄”的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主要创建人刘志丹同志的女儿。

我在报社工作期间，写了一个社论，文中讲到彭德怀和习仲勋是“执行中央统战政策的模范，西北同志应向他学习。”写完后把文章拿去给习仲勋同志看，他看后说：“我不是什么模范，群众才是模范，彭德怀同志也比我更称得上是模范，把我的名字删掉吧！”之后，我又把文章拿去给彭德怀同志看。彭老总说：“习仲勋同志把自己的名字删掉了，我也应该删掉呀！我也不是模范，群众才是。”于是他们两人的名字就同时从社论里消失了。

——张光

采访者：张光同志，刘力贞同志，你们好！张光同志，您曾在延安《边区群众报》和《群众日报》工作过，与习仲勋同志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和他非常熟悉；刘力贞同志，您是刘志丹烈士的女儿，更是从小就与习仲勋同志熟识，所以这次很高兴能请你们来谈一谈你们记忆中的习仲勋同志，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实践群众路线的片段，他的群众观点以及群众情怀。

张光（以下简称张）：我们夫妇二人与习仲勋同志认识得很早，接触也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新世纪，跨越了几十年，几个历史时期。我当时在西北的新闻战线做记者和编辑，可以说是在习仲勋同志的教导下工作。在新闻工作上他对我们的指导也很多，我先来讲一讲他在其他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群众路线观点。

习仲勋同志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时，在照金地区能一户一户拜访群众，真实了解群众的需求，因而他看问题很实在很客观，不会教条地去考虑问题和决定问题。自始至终，他都非常警惕极左路线带给干部和群众的灾难。在延安时，他就说过：“我们掌握政权以后，刀把子在我们的手里，不出左右偏差最好，但如果‘左’了，比‘右’还可怕。‘右’了无非是事情未做或做得少，以后还可以再做，而一‘左’，轻则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重则死同志、死群众，一片恐怖。历史上的‘左’，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深深引以为戒。”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具体都在哪些方面防止了极左倾向带给人民群众的危害？

张：在延安时，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今天我就谈两个。

第一，习仲勋同志非常注重团结各阶层、各方面的爱国人士。这一点，在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的身上都有体现。在根据地活动的时候，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同志与一些社会上的组织保持着必要的联系。常说：“我们多团结一人，敌人就少一个人”，他说：“民主革命过程中凡是爱国的人都要团结，特别是知识分子、民主人士。”

当时，陕北各县都有哥老会^[9]，哥老会是清末成立的一个反清组织，从历史作用上来说，它是偏向于进步的，比如支持辛亥革命，但到了抗战时，哥老会后来有一些宗教迷信的色彩，这和当时的共产党是格格不入的。当时共产党是比较“左”的，只有“布尔什维克”^[10]，只讲究“思想的纯粹性”，不容许任何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和帮党组织，所以当时大家，特别是党内的同志，对哥老会这样的组织就非常排斥。

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同志非常注意团结各阶层人士，因为他们知道，各阶层人士从本质上都是爱国的，绝对不能把这些人都当作敌人。他们还同国民党内的一些爱国人士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当时保安（今志丹）的县长崔焕九，帮我们掩护同志。当时，陕北的根据地处于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但为什么蒋介石没能把共产党打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将领比如刘宝堂、曹又参、牛化东等，他们都不打共产党。有的还是地下党员，蒋介石派他们去，他们做做样子，不真打。

像地方上各级民团，他们很注意团结这些人，特别是其中的民主和爱国人士，更是加强与他们的联系，所以即使敌人打过来的时候，这些人也帮我们看护伤员，向我们通风报信。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他们是实事求是办事，能让军民、军政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也能把不同阶级的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强大的敌人。他们没有搞过一次党内斗争，没有整过一个同志，这一点在“左”的领导下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习仲勋同志在土改中适度把握政策，避免极左的危害。前面谈的是防止“左”倾的一个方面——注重团结各阶层的群众，这是刘志丹同志与习仲勋同志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么防止“左”倾的另一个方面，则体现在土改工作上，这个就主要表现在习仲勋同志对政策的适度把握上面。

1947年7、8月，各解放区进行大土改，闹得很凶。晋绥边区在康生领导下把地主富农全部都关押起来，开斗争会批斗。其实那时候的斗争会已经不是批斗了，就是当众虐待和侮辱，甚至把人活活打死。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批斗这些地主富农的方式就更残酷，把他们的衣服都脱了，然后批斗人员用麻绳编的鞭子，蘸了水以后，冻成硬的，当众抽打财主，要他招供，家里在哪里埋的有金子、银子，都要拿出来。当时这些都极左到很严重的程度。后来陕北也要这样搞，习仲勋同志就给毛主席写了信，信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并且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就完全脱离群众了！”后来，毛主席就把这封信批转全国，才把土改工作中的极左倾向纠正了。

解放以后，陕西还要搞土改，当时中央有指示：“关中地区富农占户口的8%”，也就是100户人家，有8户是富农。习仲勋同志觉得这个数字很不符合关中实际，他就是关中人，就是农民出身，觉得关中地区没有这么多地主富农。在一次干部会上，习仲勋同志说：“我小时在家种过庄稼，我也去过好多县，关中的土地不集中，中农最多，所以要实事求是。要接受1947年的教训，不能搞‘左’。‘左’不是群众中原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所以工作队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他说：“究竟是8%还是百分之几，随便说是不行的，要到基层去调查才能掌握真实情况。”

后来，地方上就组织了调查，最终调查的结果是4%左右。习仲勋同志就说：“我们党内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如果脱离了这个根本点，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失误，犯严重的错误！”习仲勋同志把这个调查的结果上报给中央，中央也认可了。

习仲勋同志反复强调：“斗争方式绝对不能使用肉刑，而且一定要说理。”所以整个陕西地区的土改比较平稳。但是他这些很正确的做法，在十年以后却成了康生整他的“把柄”。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搞阶级斗争，康生一方面利用《刘志丹》小说迫害习仲勋同志，给他戴上“反党”的帽子，批判他的人说他“一贯右倾”“土改不彻底”，以至后来给他戴上“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帽子。

采访者：“大跃进”期间，您曾经陪同习仲勋同志从北京到陕西考察，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张：1958年，“大跃进”时期，习仲勋同志从北京回陕西考察，他那时候当国务院秘书长，我当时是《陕西日报》的编委记者部主任，陪着他到各地去调研，同时做一些采编工作。

当时，各地的群众对人民公社不满意，有的群众坐在他的土地上不许集体耕种。很多人跟习仲勋同志反映，提意见。习仲勋同志当时也深知“大跃进”存在的危害，他就跟群众解释说：“现在搭一个架子也好嘛，以后慢慢地改进，就好了。”他说的这些话，平息了群众的一些不满情绪。

“大跃进”的时候有个县提出让全县手推车“轴承化”，就是要把老百姓手推的架子车的木质轴承改成金属的，为了让它更耐用。当时老百姓家里的车，大车小车基本都是木质的轴承。大车的数量相对少一些，还好说一点，农村的小车也要改成金属轴承，要改的就太多了。农民说一来不会改装，二来也没钱改。习仲勋同志实事求是地说：“金属轴承确实轻快也耐用，但因为造价高，老百姓一时不接受，所以不能强迫老百姓换，能做到啥样就做到啥样，不要做不到的硬要去做。”

那时，每村都有食堂，开灶时把老百姓的粮都收到食堂，大家一起吃，不要钱，尽饱吃，但吃不到一个月，粮食少了，每人分的吃不饱，群众有怨言。习仲勋同志知道了，就让公社把存粮分给群众，不能让大家饿肚子。

“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上的急躁冒进，习仲勋同志的一些言论和行动，客观上减轻了这种“左”倾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纵观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生涯，他曾经被极左势力迫害，也一直在与极左的势力进行着斗争。所以他一直摒弃“左”的偏见。很多年以后，习仲勋同志对《人民日报》的社长秦川说过：“我这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没整过人。”这种说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谦虚，习仲勋同志不仅没犯过“左”的错误，还纠正了很多极左的政策，避免了其危害的扩大；他不但没整过任何人，还帮助了很多人免遭极左势力的迫害。

习仲勋同志晚年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历史上，我们犯‘左’的错误时间长，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是加上了个人主义的原因，争权夺利，因此很无情。如果能够多一些人情味，将心比心，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极左路线对群众的危害，对干部的危害，对国家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会导致巨大的灾难，这些教训应该牢记。

采访者：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些，不仅与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路线实践密切相关，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了他说的“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这句话的含义。下面请刘力贞同志谈一谈您所认识的习仲勋同志和他的群众路线。

刘力贞（以下简称刘）：好的。我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同志的时候是1934年春天，那年我刚刚4岁，也记得一些事情，不过这些事情几乎都是我和我妈妈^[11]一起经历过的，我长大以后她也曾提起过，再加上我小时候记忆的印证，所以事情到现在70多年了，也都能回忆起来。

我父亲刘志丹1934年创建了南梁陕甘边根据地^[12]，1934年初春的时候，敌人恨他，要抄我的家来抓我们这些家属。我们一家老小提前得到了消息，赶紧逃跑，逃进山沟里躲藏起来，也不知该到哪里去。狠毒的敌人没找到我们，就把我家的地烧了，祖坟给刨了。后来，我母亲带着我辗转逃到南梁陕甘边根据地，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父亲刘志丹，同时也就认识了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同志是在“两当兵变”失败以后，转移到我父亲开辟的根据地照金的。他跟我父亲见面是1932年，刚见面的时候，习仲勋同志情绪很低落，因为“两当兵变”起义的失败，牺牲了很多同志，他的心里特别难过。习仲勋同志当时非常年轻，才19岁，如果按照现在的孩子来说也就是个刚上大学的学生。但是他当时就能参与策动那么一场起义，领导那么多同志，是非常了不起的。习仲勋同志比我父亲小10岁，我父亲是1903年生的，他是1913年生的，所以我父亲就像他的兄长一样，我父亲安慰他说：“仲勋呀，你别难过。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以前也经历过好多失败，但是只要接受经验教训，将来一定会成功。”

后来习仲勋同志就在南梁陕甘边根据地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因为他实在太年轻了，当地老百姓还没见过这么年轻的后生当主席这么大的官，而且，他这个人特别随和，跟老百姓处得特别好，所以当地的人民群众都亲切地喊他“娃娃主席”。

平常，习仲勋同志经常到我家里来，和我爸爸商量事情，也经常在我家吃饭，我妈妈就给他做饭。当时边区政府给我们家发有小米、荞面，平时吃的简单些，但是习仲勋或者别的同志来，我妈就会做羊肉臊子的荞面饸饹^[13]。习仲勋是关中人，也很爱吃这种饭，他有时一进门就对我妈妈说：“刘嫂子，有饸饹没有？”

每次我妈妈做好了饭，习仲勋同志和我爸爸他们就一边吃一边谈，经常谈的内容是反“围剿”呀，巩固政权，发展生产……他们讲的事情很多，很复杂，那时我年纪小，大部分也听不懂，我妈妈没有文化，自然也听不懂。

我妈妈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也希望能够参加革命，能为组织做一些事情。她跟我爸爸谈过以后，爸爸说她可以去被服厂当工人，习仲勋同志说我妈妈可以去做妇女工作。

我爸爸说：“她没文化，去被服厂当工人还好一点。”于是，我妈妈就到被服厂当了工人，给部队做衣服，还学会做军旗，她在做军旗的时候，学认军旗上的字，平时也在学习文化，又请同志教她，慢慢也就认识了一些字。

习仲勋同志见到我妈妈就常问：“刘嫂子，你认识多少字了？将来咱们办个成人识字班，你去上学。”

因为我妈妈做饭好吃，所以习仲勋同志每次要招待客人，都到我家去吃饭，让我妈妈给做饭。有一次，习仲勋要请从白区庆阳来的几个大商人，谈边区和他们做生意的事，要请人家吃饭。

习仲勋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领导苏维埃政府开展各方面建设。1934年11月初，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图为修复后的荔园堡大门。

我妈妈说：“给他们做啥吃哩？”

习仲勋同志对我妈妈说：“就吃饸饹面，你给咱做。”

我妈妈在饸饹面里放了羊肉臊子，很香，商人们吃了很高兴，说：“真好吃，手艺真好。”

他们谈话中，商人说：“你们的刘总指挥在我们庆阳住过，是个文武双全的人。”

习仲勋同志说：“他现在不在，出去办事了，这就是他的家……”并指着我妈妈说，“这位就是他的夫人。”

习仲勋和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交谈，很高兴地说：“我从你四岁看你长到现在。”

几个商人马上站起来离座，恭敬地对我妈妈说：“原来您就是刘夫人，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我妈妈说：“哎呀，别客气。我就是个老百姓妇女，做庄稼活出身的。”

商人们感叹说：“哎呀呀！共产党真是人人平等，天下第一！”

我妈妈说：“不会做啥，也没让你们吃好。”

商人说：“哪里没吃好，这个我们吃着香得很！”

习仲勋同志对他们说：“咱们吃的家常饭，交往可要像一家人。”

商人说：“习主席，你们这样诚恳招待我们，我们一定要把通商的事办好，也要对得起刘夫人。”

后来，我们老家也解放了，我爷爷故土难离，既然安全了，就想要回到老家去住。习仲勋同志就派人送他回去。临走时，他对我爷爷说：“干大^[14]！一路小心。如果想再来，我就叫人去接你。”

1988年，习仲勋看望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一见面就喊：“刘嫂子。”

我妈妈笑着说：“刚见面时，你不是叫伯父吗？怎么又叫开干大了？”

习仲勋同志说：“老百姓都这样叫，这样叫亲切。”

我爷爷说：“对，都是我的娃。”

有一次，陕甘边区要出一个布告，习仲勋同志说要用我爸爸的名义。我爸爸说：“应该用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

习仲勋同志说：“我没有你那么大的影响力。”

我爸爸就说：“我们自己要扩大我们政府的影响。要政府在人民中建立威信。”

还有一次，我爸爸正在给军政学校的学员讲课，见习仲勋同志来了，马上叫了个“立正”的口令，并请习主席讲话。

习仲勋同志对这件事很有感触，他后来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说：“志丹同志处处以身作则，维护党的团结，维护人民政权，都是为了工作。我随时注意向他学习，可老是学不好。”

我妈妈说：“仲勋同志，你太谦虚了。”

采访者：当时在陕北根据地，习仲勋同志和当地群众生活在一起，肯定有很多接触吧？

刘：是这样的。习仲勋同志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很和谐，他很随和，很亲切，对同志，对老百姓，从来没有一点儿架子。他和陌生人见面，三两句话就能说得亲热起来。而且他这个人记性也很好，有一次，我爱人张光带几个新来的记者去采访他，过了一段时间又见面，他见面就能叫出那几个记者的名字。

他当边区政府主席时，无论是党内同志、基层群众，无论什么人找他，他从不推三阻四，马上就见。有的时候，有些农村老太太找他说家务事，很啰嗦，他也能耐心地听。还有一次，我妈妈路过一个老百姓家，忽然看见习仲勋同志在院子里帮人家推碾子。我妈妈就问他：“你咋干起这活来了？”他正忙着推碾子，朝我妈妈笑笑，没说话。周围老百姓就说：“习主席说这碾子窍道不好，他给修了一下，现在推起来可轻快了。”

红军扩军，欢送入伍，习仲勋同志亲自和群众一起敲锣打鼓。下基层检查工作的时候，他一天能走几十里路。为了办学，他到处去找老师。他做一件事，办不成不罢休。那时打仗抬伤员，用门板做担架，又重又不平。他和同志们就到山上砍下小树做杠子，用绳子网起来，上面铺上被子，又轻又软，伤员躺在上面就舒服多了。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能够亲自动手帮老百姓修碾子，帮战士做担架，可见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把自己看成普通群众的一员，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

张：确实是这样的。我再补充一点。我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同志，还是在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上学期间。我们的语文老师曾是个地下党员，后来从外边调进边区来了，到我们学校来教书。当时他已经有50多岁，年纪已经很大了。习仲勋同志来学校看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在三原时曾经是习仲勋的老师。我记得当时老师就对他说：“仲勋呀，现在我要向你学习了！”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去习仲勋同志是他的学生，向他学习知识，现在习仲勋同志已经是地区的主要领导了，他作为中学老师，表达对领导的尊重。当时，习仲勋同志就很诚恳地对他说：“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您的学生！”我当时对这一幕印象非常深刻，习仲勋同志尊重老师、尊重长者，丝毫不以自己是领导干部为尊，还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刘：习仲勋同志任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我爸爸在部队工作，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在南梁。那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一个“主席背老汉”的事情，我到那里去，老百姓也跟我说了。

习仲勋同志有一次出门办事，看见一个年纪很大的老汉坐在路边，他看这个老汉的样子很虚弱，就问他：“大叔，您怎么了？”老汉说自己得了病，想到医院去看病，走到这里走不动了。

习仲勋同志说：“我背你走呀！”

老汉也不认识他，只是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他，就说：“不用了，我在这歇一会儿吧。”

习仲勋同志见老汉身体很弱，又很可怜，执意要背他去医院，老汉推托不过，就让他背了。习仲勋同志那时候20多岁，身体素质好，又高又壮，一下就把老汉背起来就走了，一点儿也不费劲，一直把他背到部队医院。后来，习仲勋同志走了以后，那个老汉才知道，背他的这个年轻后生就是陕甘边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匾额为习仲勋同志题写。

习仲勋同志就是这样的人，他处处关心群众，但对自己却不怎么在意，他吃穿都很朴素，从来不讲究。那个时候，已经秋天了，天气很凉，他还没有棉衣，我妈妈就要给他做套棉衣。习仲勋同志当时才20多岁，长得又精神又白净，我妈妈就说：“人长得好，棉袄咋能差了嘛。”我妈就专门跑到集市上给他买了好一些的布和棉花。忙着给他做了一套棉袄，我妈妈做得很仔细，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工整，做好以后，为能让他穿上的时候平整，我妈妈还把棉衣放在板子下面，坐在上面压。习仲勋同志知道后，对我妈妈说：“嫂子，讲究啥哩！能穿就行啦！”

习仲勋同志给群众讲话，讲政策，讲形势，用陕西方言，用通俗的方法去讲，原本枯燥的大道理，他在黑板上用图画出来，老百姓听着特别有意思，而且一听就能明白，很喜欢听。每次他给游击队员们讲战术的时候，经常用通俗的道理，用恰到好处的比喻。比如，他说：“绳子是从细处断的，所以，打敌人就要打他的薄弱处，效果才好。”习仲勋同志能当边区主席，也是因为他有很好的群众作风，能够得到边区人民的拥护，所以大家就选他做主席。

“西安事变”以后，习仲勋同志到关中特区当书记，后到绥德，以后担任西北局书记。他有空就来看我妈妈和我，也总是不忘困难时支持过我们的民主人士和群众。他到北京工作以后，一位支持过我们的老士绅去北京，习仲勋同志请他吃饭，还叫我妈妈作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专案组来我家调查，跟我妈妈说，那次吃饭是“开黑会”，让我妈妈老实交代。我妈妈气愤地说：“都老得走不动路了，还能搞啥黑活动嘛？人家困难的时候搞红活动，现在能搞黑活动？”说的那些人无言以对。

“文化大革命”时期，习仲勋同志被追害下放，我们家也被下放，我们一直很担心他。1978年，习仲勋同志恢复了工作，他就给我家来信问候。后来，习仲勋同志从广东上调北京工作，也一直很想吃我妈妈做的饸饹，有一次我和我妈妈去北京看我叔叔，习仲勋同志知道了也来了，要吃刘嫂子做的饸饹。

我妈妈说：“仲勋呀，你当大官了，还吃那东西？”

他用浓重的陕西口音说：“刘嫂子，我可没忘本呀！”

采访者：张光同志，您在解放前和解放后，都在陕西的新闻战线工作，也在习仲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能否请您谈一谈他对新闻战线工作的群众观点？

张：陕北革命老区的新闻战线工作，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1933年，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同志任副主席。

刘志丹同志对习仲勋同志说：“政府工作安排顺了，要着手办一张报纸，有了报就等于我们增加了一个师。”

习仲勋同志对他说的这话很有体会，他说：“新闻和宣传战线的工作确实非常重要，和我同代的青年，就是看了报刊才知道马列主义的，也是从报上知道刘志丹领导革命起义的，才决心参加革命的。”

习仲勋领导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的筹建工作，并兼任首任校长。图为1940年3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旧址。

不久，习仲勋同志就找来文化委员蔡子伟同志和特委宣传部的龚逢春同志商议筹办事宜。在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抽出经费派人秘密到西安购买油印机、油墨、纸张等，很快就出版了边区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接着又出版了特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而且还用红色套印。

报刊一出来，大家争着读，同志们都高兴地说：“咱们有报纸了！”

报纸上内容很丰富，上面登有前线打仗的新闻、世界大事、政府的工作安排、地方建政等报道。学校老师还拿着报给农民念。农民说：“一张纸上什么都有，真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刘志丹同志看了很高兴，对习仲勋同志说：“咱们队伍是卧虎藏龙，要发现人才，充分利用他们的特长。另外，报是办给群众看的，要通俗，像和农民交谈一样，这样农民就喜欢了。”

习仲勋同志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一有空就和编报的同志座谈，还审一些稿，自己也写一些稿，越办内容越丰富多彩。报纸后来随政府转移到甘肃下寺湾出版。到了1935年9月，因为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以及报刊的工作人员遭到逮捕，报刊才停刊了。

1946年4月，《边区群众报》^[15]六周年，习仲勋同志写了庆贺文章，文章说，《边区群众报》“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

1947年冬，我到边区群众报社任机动记者^[16]后，发现习仲勋同志对报社的领导林朗等人非常熟悉，他和记者田方、莫艾、珂兰、闻捷、李季、谭吐等也很熟悉，一见面就请他们谈下面对西北局有什么反映。

1948年春，报社要派一批记者到前线和分区去采访，副总编林朗带着刘漠冰、冯森林、叶宾、程远还有我等十多人，到了西北局^[17]，请习仲勋同志作指示。他对大家非常亲切，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请大家坐在老乡窑洞的炕边上和炕下条凳子上，还拿出前线同志送他的战利品——美国香烟请大家吸。

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后说：“你们下去，听到群众对西北局、边区政府有什么意见，对我们的政策有什么意见，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听到了一定就把这些写出来，马上写信告诉我。我们有了你们这几十只眼睛和耳朵，就能感受到群众的呼吸了。如果我们有了错，就能马上改，改了就是好政府。”

习仲勋同志怕大家拘束、客气，所以看见不吸烟的人，就问为啥不吸。

问到我时，我说：“我不会吸烟。”

他说：“有一次开会，我见到你吸过烟嘛！”

我说：“那是吸着玩，其实我不会。”

他说：“写稿子可不能玩哟！”一句玩笑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在陕甘边区开大会时，一般主席台上有三个长条桌子，中间一个是主持和发言人上台讲话时用的，两边各一个，一个是记者席，一个是记录席。主持者和发言者都坐下面，讲话时上来，讲完又下去坐。但是记者和记录员都一直坐在那儿，特别显眼。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解放后。那时的人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这是工作需要，那时没麦克风、录音机，如果记者在后边听不清，站着也不好记，其实这是领导重视新闻工作的表现。

每次在开会前后，领导同志就走到记者席前问这问那。有一次，习仲勋同志就问我们：“我讲话快，你们记得下来吗？我本来想讲慢些，一说起来就快了，可苦了你们。”

我们说：“有速记可查，我们大体上也能记下来。”

习仲勋同志对报纸的工作一直常抓不懈，20世纪50年代初，他对我说：“那时候啥条件，也能把报办好，现在好办得多了，只要脑子装着群众利益，报纸就能受到群众欢迎。”

1951年3月，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西北区报纸工作会议上指出：“报纸工作和新闻工作，目前存在的共同缺点，主要是群众性不够，所以，完全有必要增强报纸的群众性。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习仲勋说：“为干部办报，还是为群众办报？这个认识问题在理论上早已解决了。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乔木同志说，‘任何报纸都应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可现实是我们贯彻不力，思想上对满足群众要求与满足干部要求的一致性认识不清，而今天干部最需要的，正是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群众运动的生动形象和真实情况以及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新鲜经验等，这些就是指导工作的基础。而且，只有办了群众化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

对怎样实现报纸的群众化，习仲勋同志认为，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新闻工作者就是群众工作者。他说：“首先必须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群众化。具体而言，就是编辑人员要轮流到群众中去，记者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在某些农村、工厂、学校中多联系，多了解，多熟悉；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特别是要同工人、农民多交朋友；慢慢熟悉起来，地方多了，朋友多了，记者和编辑就成为社会活动家了。只有这样，记者和编辑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报道和评论，报纸才能办好，才能培养出群众爱戴的名记者、名编辑。”

习仲勋同志还说：“读者来信和通信网是报纸联系群众的基本方式，所以要大力开展读者来信和通信网工作，以求得稿件来源的面广、量多，进而可以系统地、深刻地反映群众运动。除此之外，还要运用群众的、通俗的语言文字。为了避免群众看了面目生疏，很难亲近，必须要学习群众中、干部中那些富有智慧的生动的语言，来充实我们的作品。就是说，用群众的语言写群众的东西，群众的报纸就要用群众的语言去办，那样群众就会欢迎。”

1981年11月，新华社建社50周年纪念会上，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讲话。他提出了新闻工作要做到“真、短、快、活、强”的五字方针。这也是从新闻如何吸引群众的角度上提出的，只有这样群众才爱读，才能起到作用。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习仲勋同志是主张新闻工作应坚持群众观点的，也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才能把新闻工作做好。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点，高度融入到了他的新闻工作方法和办报思想里面，非常科学、非常务实，直到今天，他的这些观点仍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当初在西北边区领导新闻工作，以及后来他回到陕西考察工作，和您有过很多的接触，您还能够回忆起来一些他的言行和细节的小故事吗？

张：我还记得几件小事。

解放前，我到报社工作以后，有一次带着几个新来的记者去采访习仲勋同志，采访完了我们就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一个会场准备采访工作，他又见到我们，和我们打招呼，而且能把几个记者的名字一个不错地叫出来。那几个人都很惊讶。他们回去跟我们总编聊天，谈起这个事，他们说：“习仲勋同志的记忆力真是好得很！才见面一次就把我们的名字记住了！”总编就说：“习仲勋同志那不是记忆力好，而是人家有群众观念，他一直就是这样，每次和农民、乡亲们见一面，就能把他们的名字记住，下次见面时叫得准着哩！这说明他从内心深处就重视群众、尊重群众。”这个事情，不仅是我亲历的，以前有一个外国记者也曾谈到过。

我在报社工作期间，写了一个社论，文中讲到彭德怀和习仲勋是“执行中央统战政策的模范，西北同志应向他们学习。”写完后把文章拿去给习仲勋同志看，他看后说：“我不是什么模范，群众才是模范，彭德怀同志也比我更称得上是模范，把我的名字删掉吧！”之后，我又把文章拿去给彭德怀同志看。彭老总说：“习仲勋同志把自己的名字删掉了，我也应该删掉呀！我也不是模范，群众才是。”于是他们两人的名字就同时从社论里消失了。

还有一件事，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局主持工作期间，我们报社准备要登一篇张治中的文章，他是国民党将军，起义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在文章中把蒋介石称为“蒋先生”。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当时有的同志说，共产党的报纸上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习仲勋同志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就说：“可以一字不落地发表。张治中先生是蒋介石下级，自然称呼他为‘蒋先生’。”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习仲勋同志非常尊重原国民党的人士，对他们旧有的一些观念、习惯、称呼，都不会横加干涉。后来这篇文章确实一字不改地发表了。

1958年，习仲勋同志回陕西视察期间，那时候正是“大跃进”口号满天飞，什么“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一次，我在一个县政府上厕所，恰好习仲勋同志也来了。当时的厕所都很简陋，没有隔断，也没有冲水设备。我们就一边在那里蹲着一边聊天。他对我说：“一个国家富裕不富裕，文明不文明，就看厕所好不好。什么时候厕所都能用上抽水马桶，那咱们国家就是真正富裕了、文明了。”

那段时间，习仲勋同志到陕西各地基层去调研、考察，在吃饭的时候，每次看到饭菜比较好一点，他就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吃家常便饭就行。”后来，我们到哪儿都吃得很简单，吃馒头、面条、几个简单的菜。后来到了一个县，饭菜更简单，就是馒头、咸菜、米汤。习仲勋同志却吃得很香，他一边吃还一边劝我们说：“哎，吃嘛！吃饭要吃饱嘛！”

习仲勋同志晚年也一直十分关注陕西新闻事业的发展。1989年春节期间，他再次回到陕西，在西安人民大厦出席了省、市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还特意邀请了十多位新闻记者参加。当时，我任陕西新闻协会主席，我和其他几位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了陕西省的新闻工作情况，并表示要加倍努力，宣传好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宣传好陕西。习仲勋同志与大家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仔细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向大家拜年，向全省新闻工作者祝贺新春佳节。习仲勋同志说：“在延安时，许多记者、编辑是我的朋友，常和我交流情况、谈论问题。我很愿意和你们交往，继续做你们的朋友。我也希望报纸、广播、电视成为千千万万读者、听众的亲密朋友，反映他们的要求，为他们好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