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

采访对象：孙韶 贠恩凤（夫妇）

采访组人员：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郑国强

采访日期：2014年7月12日上午

采访地点：孙韶、贠恩凤同志家中

孙韶，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曲家。

1934年9月出生。

1950年9月参加工作。

1958年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中国音协会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原团长、书记。

曾创作各类音乐作品千余首，《延安儿女心向毛主席》《小米饭香来土窑洞暖》《华祖颂》（黄帝陵祭曲）等作品出版唱片、CD光盘，广播、电视播出，报刊发表、获奖等共600余首。出版《孙韶歌曲选》，艺术成就被收入中外多部大辞典中，被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授予“中国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

贠恩凤，中共党员，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1940年出生于西安。

1951年8月参加工作。国务院授予突出贡献专家，中国音协理事，陕西省政协常委。曾任陕西电视台副台长、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团长、书记。

为广播、电视演唱了数以千计的歌曲，出版发行400余首。首唱歌曲《十唱共产党》《延安儿女心向毛主席》等收录“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

1980年在西安、上海、北京等地举办“贠恩凤独唱音乐会”四十余场。

1986年1月，“贠恩凤独唱音乐会”是建国后第一位在中南海演出的歌唱家。

参加国、省、市、港、台及国外演出5000余场次。

她演唱的陕北民歌和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如《南泥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蓝花花》《三十里铺》等曲目，更是脍炙人口，久唱不衰，深受广大观众、听众喜爱。

我们晚上还要演出，虽不忍离去，也必须起身告别了。他和齐心阿姨一直把我们夫妇送到楼外院中，当我走了约有50米时，只听他高声叫我：“恩凤，你还记得我给你写的啥活？”我立即返回，跑到他们跟前说：“我记得，你要我‘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他说：“对！记住就好，就要按这样去做。”

——孙韶 贠恩凤（夫妇）

采访者：孙韶老师，贠恩凤老师，你们好！你们认识习仲勋同志已有半个多世纪，这次很高兴有机会请你们谈一谈你们印象中的习仲勋同志。

孙韶（以下简称孙）：习老是陕西人，他从陕西参加革命，也是在陕北老区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家乡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主持国家重要工作的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更是陕西人民的骄傲。无论他在陕北，在北京政务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下放，直到后来复出主政广东，再到他回中央工作，习老始终对国家和人民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对家乡人民也有着深厚的感情。现在，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回顾他一生的事业，一直以来他都有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切感情和一切为了群众的情怀，所以，家乡的人民都非常地怀念他。

我和我的爱人贠恩凤同志都是文艺工作者，我们之所以能够结识习老，就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生活、思想和学习情况非常关心，喜欢和我们交朋友。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杜近芳；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傅全香；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陈素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秦腔表演艺术家王天民、刘毓中、苏育民、李正敏、孟遏云、李瑞芳、吴德；北京人艺著名艺术家曹禺、欧阳山尊、朱琳、蓝天野；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王玉珍、郭淑珍、李谷一等，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演员和默默奉献的艺术工作者，都受到了习老的关心和帮助。

习老与这些艺术工作者的交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乃至改革开放以后。习仲勋同志终其一生都一直是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的好朋友。这些文艺战线的老同志，其中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受到迫害，习老在“文革”后非常重视为他们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工作，通过他的努力，使他们能够重返舞台，也重新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让人民群众能够继续欣赏他们的艺术作品。

像我们认识的很多文艺工作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对习老的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以及他对我们的关爱，印象都非常深刻，也正是因为这样，他赢得了文艺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以我们夫妇为例，我和贠恩凤都是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几十年来，一直受到习老的亲切关怀。下面就请我的爱人贠恩凤具体来谈一谈。

采访者：贠恩凤老师，您好！请您回顾一下您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同志时的情景。

贠恩凤（以下简称贠）：我和孙老师第一次见到习老，要追溯到60多年前了。1951年，当时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是彭德怀老总，习老是副主任。那时候我刚刚11岁，小学毕业不久，就参加了广播文艺工作，时不时单位通知我们自己拿个小板凳，到省政府大院去听政治报告。在那里，我经常有机会听到习老给我们作报告。

在一年初夏的一次报告会上，有这样一个小细节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气比较热，工作人员在讲台的位置搭建了一个用草席编的遮阳棚，机关干部和群众都在大院里坐着。习老上来一看，大家都晒着，自己却有个遮阳的地方，于是他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热不热？我这里还有一个席棚棚哩！”大家都笑着大声说：“不热！”这一幕现在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是在我当年幼小的心灵里却如烙印般深刻，习老当时的表情、神态、朴实的话语，亲切的态度，还有干部和群众对他的尊重和喜爱，形成了一个非常饱满、色彩鲜艳的镜头，到现在还非常清晰，就像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一样。

那个时候，我年纪太小，也不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阶级，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习老讲得却非常有趣，他给我们讲新中国面临的形势、党的执政理念、宗旨、任务，每个细节都讲得很透彻，也非常通俗易懂；而且，他声音嘹亮，一口陕西家乡话，也让我们这些听众感到非常亲切，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听他作报告。习老的演讲很有魅力，他的讲话非常振奋人心，我看到有时候大家听到激动的时候，高兴地鼓起掌来，忘了手里还有东西，手中的本本和笔都掉在地上，可见大家听他作报告的投入程度。

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我的爱人孙韶有一次还给习老献过花。不过，当年我们还都是小孩子，我们认识习老，但他不认识我们，后来，习老正式认识我们夫妇，就是在30多年前的1979年了。

采访者：那是习仲勋同志复出后主政广东的时候？

贠：那时已经是习老结束了16年被迫害和下放的生活，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并且赴广东主政的时候。1979年3月初，我参加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随团出访泰国、菲律宾、中国香港。其间我们取道广东，所以出访前，就先在广州做准备工作。当时，广东省委负责接待我们，还招待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习老也来和我们一起看电影。我当时看到习老，和当年在陕西时的变化明显是很大了，时隔20多年，我已经人到中年，习老已经年过花甲了。

当时代表团的团长是王炳南同志，他把我叫到习老跟前，并且用陕西家乡话对习老说：“仲勋，我给你介绍咱个乡党。”

习老热情地和我握手，我说：“习书记，您好！”

习老略有点儿惊讶，他问：“你认识我？”

我回答说：“怎么不认识？刚解放那阵儿，我们常在新城大院的树林里听您作报告，我爱人孙韶还给您和彭老总献过花呢！”

我们之间的几句对话，就好像又回到了20多年前的陕西西安的政府大院，加上习老亲切的笑容与随和的话语，我刚见到他的时候那种紧张和拘束的感觉就没有了。

我们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在泰国、菲律宾、中国香港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从中国香港入境，返回广州时已经是4月上旬。在广州，我又见到了习老，在他家招待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在席间给大家演唱了《绣金匾》和《秋收》两首陕北民歌。习老听了以后很高兴，他对王炳南团长说：“我爱听恩凤唱的陕北民歌，回去把恩凤唱的歌给我录上，我要听！”

我们回到北京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我唱的几十首陕北民歌录制到磁带上，送给王炳南会长转交给习老，那些歌里面，自然有《绣金匾》和《秋收》。据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讲，这些录音带后来一直陪伴着习老，习老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听到您唱的陕北的民歌，听到熟悉的乡音和乡情，会勾起他对故乡的怀念，就会有一种满足感，如同回到了故乡的怀抱一样。

贠：是这样的。1979年，刚刚和习老认识的时候，我很高兴他喜欢听我唱的歌。既然这样，以后我和孙韶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我发行了专辑或者有新的歌曲录音，我都会给习老寄去一份。从那以后，习老也就成了我的忠实听众，无论何时何地，习老都会让秘书带上我的演唱盒带。

我听有的同志跟我说，习老以后只要听到我的歌声，就会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们陕西的娃，唱得好听得很。”俨然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

有一年除夕，习老在自己的家里，将歌词贴在墙上，大声地唱我的那首经典的《三十里铺》，后来彭丽媛跟我说，我公公唱完了还不够，让我们再找你其他的歌词。

我和习老再次见面，就是在三年多以后了。1982年9月，正逢党的十二大召开之际，广播电影电视部给我发了一份通知，让我到北京去为十二大的代表们演出。我到北京以后，先到习老家中去看望他，当时，还有其他几位陕西省的同志也到他家里来拜访他。习老见到我很高兴，我们也谈了很多，他得知我这次来北京的工作是为代表们演出，就亲切地鼓励我，“一定要放得开，不要紧张，要演好。”他还对在座的几位同志说：“咱陕西对恩凤宣传得很不够，不像人家别的省对艺术家的宣传。”那天，应大家的要求，我就在习老家里给大家演唱了几首陕北民歌和陕西碗碗腔《借水》中桃小春的唱段，习老和陕西的同志们听着我的歌声，好像又回到了家乡一样。但是，很遗憾，习老第二天恰好要去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能去现场看我的演出，他就特意安排了陕西省的十二大代表、著名作家杜鹏程、省委副秘书长刘云岳和杨声泉、吴崇信等同志代表他去看我的演出。

我再次见到习老，又是三年多以后了。1985年年底，我又到北京去，准备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第二场独唱音乐会。到北京以后，习老抽出时间接见了我，他对我的独唱音乐会非常关心和支持。

他问我：“你准备得怎么样？身体怎么样？现在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说：“准备得都很好了，身体也很好，现在没什么困难，一切顺利！”

习老听到这个情况，很高兴。

我说：“习老，我想邀请您出席我的独唱音乐会，您有没有时间啊？”

习老说：“好啊，我一定去！”

音乐会的日期是12月29日。那天，习老早早地就来到民族文化宫，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休息室里和马文瑞同志、李焕之同志亲切地交谈。习老见到我，就问我准备的情况，并祝我演出成功。

1986年元月1日，贠恩凤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大厅元旦茶话会上演唱。（第一排从左至右：乌兰夫、习仲勋、十世班禅、杨静仁）

音乐会开始了，那天民族文化宫剧场的同志也很认真地准备，特地把新买来的还没用过的进口音响投入使用，但是音量过大有些失真。坐在习老前排的广电部负责技术的徐崇华副部长已经有所感觉，习老就对徐部长说：“今天音响是不是不怎么好？”徐部长马上离开座位，到舞台音响室与调音师一起调试音响，当觉得比较满意后又到台下，到习老座位小声问习老是否满意，习老点点头表示满意，徐部长又赶到台上就坐在调音师身旁一直到音乐会结束，调音师还一直不知道他身边帮他调音的同志是广电部徐副部长呢。

音乐会圆满成功，习老高兴地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著名艺术家上台接见全体乐队同志，习老首先和担任伴奏的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乐队同志打招呼，向他们问好，热情地说：“我代表陕西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谢谢大家。”

紧接着，习老高兴地对一块上台的著名歌唱家王玉珍同志说：“王玉珍同志，我看贠恩凤唱你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是不是可以毕业了？”

我赶紧说：“不行，不行，我还要向王玉珍老师学习！”

王玉珍同志紧接着说：“唱得好，唱得好，应该向贠恩凤同志学习！”

第二天，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安排我在政协礼堂与侯宝林、袁世海、刘长瑜等艺术家一块参加庆祝元旦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演出。最前面坐着习老和李先念主席、乌兰夫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领导同志。我看见习老在我演唱时高兴地击着拍子，当我唱完一首后，习老大声说：“你把《洪湖赤卫队》那一大段再唱一遍！”

我小声向习老解释说，“那一段是管弦乐队伴奏，今天来的是民族乐队伴奏，不会那个曲子。”

习老说：“好，那就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吧！”

我就接着又唱了这首歌，一曲结束，观众掌声如潮。

1986年1月9日，中央办公厅安排我的独唱音乐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很多中央老领导，像伍修权、彭冲、程子华、黄火青等都来了，还上台接见了我，对我的演唱及艺术道路给予很高的赞赏与肯定。那天过后，1月20日，习老专门为我题写了“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以此鼓励我更好地为人民歌唱。我每次来北京出差，总想给公家节约经费，每次都住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的地下室，价钱便宜，又卫生，又安全。这次独唱音乐会结束时，我请了习老和在京的几位陕西的领导同志在统战部吃饭，当习老来后，一下车看见我在迎接他，首先就责问他的秘书说：“怎么叫恩凤破费？”紧接着问秘书：“为啥把恩凤安排在地下室住？”我赶紧上前解释说地下室既暖和又安全，他才放心了。

吃饭前，习老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在家乡闹革命的往事，让我感受到习老人格的高尚，性格的耿直、坦率，使人受益匪浅。

采访者：看来，习仲勋同志一直对您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而且经常给

习仲勋为贠恩凤题词。

您的文艺工作很大的鼓励。

贠：是这样的。我觉得习老虽然身居要职，但他非常平易近人，像长辈一样关心着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是陕西的一名普通演员，有人说我是艺术家、演唱家，但我自己一直把这些看作是对我的赞誉和鼓励。习老认识我以后，对我的事业、艺术道路、生活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至今也难以忘怀。我们对习老自然也是非常尊敬的，同时也非常挂念。那些年，每当习老寿辰的日子，我们都要发去贺电，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1990年4月，因为中央电视台要为我拍摄专题片，我请习老给我题写片名，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题写了“黄土高原上的银铃”几个大字。这一次与习老见面，谈了1小时40分钟，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当曹秘书给我们暗示谈话应该结束时，习老却说：“你不要管，还没说完呢。”其实，我真的还没说上几句话呢。

1997年12月下旬，孙韶（左一）、贠恩凤（右一）结束香港演出回到深圳，带来刚出版的专辑特意到家中看望习仲勋及齐心（左二）。

1991年我和爱人孙韶到深圳去看望他，给他又带去了我的新录像带和录音光盘。这几次在深圳见到我们，习老都特别高兴，拿出最好的荔枝及其他水果让我们品尝。记得第一次到深圳时雨下得特别大，找了好久才找到习老的住处，他见我们来了，赶紧安排我们休息、吃饭，真像是自己的老人对待儿女那样亲切，那样关怀。习老的夫人齐心阿姨跟我们说：“他每天要让我们给他把你过去送的录音带不停地放，而且把音量放得很大。”

1992年，我和爱人又去深圳习老的家中看望他，我们像往常一样聊家乡、聊音乐、聊我们的工作和艺术创作。我们也询问了很多习老的健康情况、生活情况，习老退休后一直过着简单而朴素的生活，身体情况也很好。当我们和他告别时，他站起来一直送我们到门口。最后握手时，我说：“习老，我俩走呀，以后再来看你！”这时，我看见老人流了眼泪。那时，我真是心酸难受，我头也不敢回地落泪而别。

1996年3月8日，习仲勋给贠恩凤发的贺电。

1996年2月6日晚，我在省政协有一次演出，巧遇省政协委员胡骏同志，他向我转述了习老对我的关怀，问我的病怎么样？好了没有？还让他的女儿桥桥帮我打听有什么好药；又听说我最近要出版录音带，让给他带去。

当我听完这些话语时，确实是热泪盈眶，心想，习老都那样高的年纪，还在关心着我的病，让我终生难忘！

1996年3月10日，中国唱片总公司在北京举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贠恩凤陕北民歌专辑珍藏版首发式，习老专门从深圳发来贺电，习老的这封电报，我一直珍藏着，作为我的座右铭。

1997年12月，中国香港的陕西联谊会要开年会，特邀我们夫妇去参加。会后回到深圳，我们打电话给齐心阿姨，想要去看望习老，习老听说我们来看他，就将原安排理发的事推后。这次和习老谈话时间较长，他问了许多家乡的人和事。当我们给他说到陕西最近流行的几句顺口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好汉高吼秦腔。一碗面条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他听后很是高兴，并对我爱人说：“孙韶，你快给我把这几句话写上。”那天看到习老真是很精神，我们也很高兴。但我们晚上还要演出，虽不忍离去，也必须起身告别了。习老和齐心阿姨二位老人一直把我们夫妇送到楼外院中，当我走了约有50米时，只听习老高声叫我：“恩凤，你还记得我给你写的啥话？”我立即返回，跑到他们跟前说：“习老，我记得。你要我‘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习老说：“对！记住就好，就要按这样去做。”我们远去了，还看见习老他们一直站在楼外望着我们的背影。

1997年5月、1998年秋天，我的女儿孙蓓、儿子孙聪分别到深圳看望了习爷爷和齐心奶奶，见到我女儿时问这屋里放的谁唱的歌，女儿说这是我妈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齐心奶奶说每天都在听你妈妈唱的歌。当得知我儿子等着他时，一边走一边高兴地用陕西话说：恩凤的娃来咧！来看我啦。当看到我儿子给他带来的牛油炒面和柿子饼等陕西特产时，习老问这是麻家什字还是桥梓口的？并询问了家乡的情况……

1999年，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孙韶歌曲选》，我们夫妇在年底的时候给习老和齐心阿姨寄去了一本，并在里面付了一封信，一是请他们对作品批评指正；二是表达我们的问候。很快，齐心阿姨就给我们回了信，在齐心阿姨的落款左下侧，习老还用毛笔大大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习仲勋”。

2001年5月，全国总工会安排每省有两三位全国劳动模范去深圳参观。我有幸入选去了深圳。每天我们的行程都安排得很满，没有时间去看望习老，因为习老年纪大了，每天休息得都早，而我每天结束活动都很晚，所以也不好去打扰他。因此直到我离开深圳的前一个小时才有一点儿时间去看望习老。我向习老汇报了今年是我从事歌唱艺术50周年，想请习老给我题字。习老欣然答应，为我题写了“人民艺术家”五个大字，并勉励我：“要忠诚于人民，忠诚于艺术”。我临走时，他说：“恩凤，以后来深圳就不要在外边住了，就住咱家里。”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一种亲人般的温暖。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这次与习老见面，竟是最后一次。

齐心写给贠恩凤的回信。

2002年，习老去世了，我得知这个消息，心情无比的悲痛。后接到有关部门通知，专程赶到北京吊唁。在习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看着他安详的遗容，想起我们夫妇和他这30多年的交往，想起他多次鼓励我们的语重心长的话语，想起他对我们像家人一样的亲切的笑容，忍不住痛哭失声。吊唁结束后，习家酬谢大家，习近平同志及夫人彭丽媛来到我坐的桌子前向大家介绍我：“这位是从陕西来的老大姐、歌唱家贠恩凤。父亲在弥留之际还让工作人员放她演唱的陕北民歌。是她的歌声陪伴着父亲走到了最后。”听了习近平的话，我的泪水又一次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采访者：贠恩凤老师，我们知道，习仲勋同志几十年来一直鼓励您“为群众歌唱”，这也是您一直以来奉行的工作原则。

贠：是这样的。我从11岁起就参加了广播文艺工作，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习仲勋同志的勉励和教诲，所以，“为人民歌唱”已经成为了我自己的精神、理想和信念。我有过数不清的登台演出经历，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舞台；我也有过数不清的到工厂企业、农村地头、部队军营、学校校园、铁路隧道、煤矿井下、医院病房、孤儿院、少管所、监狱……这些地方演出的经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夫妇会和习老有那么深厚的感情，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我想，就是因为价值观的相近。所以，多少年以来，我都常常回忆起习老对我人生道路和艺术实践的教诲，这是他对我最大的鞭策和鼓励。我会永远记住习老的话，做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我也将不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永远为人民歌唱。

采访者：贠恩凤老师，您讲的这些，不仅回顾了您和孙韶老师与习仲勋同志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还讲出了他老人家关心和帮助文艺工作者，以及他深厚和朴实的群众情怀。他对您的鼓励，他对您所说的“为人民歌唱”的这个嘱托，其实也是他对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一种期待，而且您一直也在身体力行地做一名人民的艺术家，这让我们听后非常受感动！也很受教育！

贠：一直以来，习老的群众情怀和群众观点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教益，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谈的内容，基本就是这么多，希望对你们做这本《习仲勋与群众路线》有一些用处。

习仲勋为贠恩凤题词。

采访者：下面请孙韶老师再补充一些内容吧。

孙：关于我们夫妇和习老的交往，以及他对我们这样普通的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关爱，还有他的群众情怀，他对我们文艺工作者“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群众观点……这些方面，贠老师已经讲得很全面了。我就从另一个侧面谈一下。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对习老与文艺界的交往、关心和帮助，有一些了解，也掌握一些资料，作为补充材料提供给你们。

第一，习老一直对农村基层的文化事业非常关心。1982年1月3日，他在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文化工作。在新的形势下，农村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社会风气、社会治安还不那么好，还不那么安定。现在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迫切了。但是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农民缺少精神食粮。有些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民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戏，看不到书报或者看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习老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要拿出足够的好电影、好的戏曲歌舞、好的电视片和其他好的作品，来满足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来影响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用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去占领农村的阵地，也要帮助、辅导农民自己创作并演出一些文艺节目。习老还举例说：“旧社会陕西有自乐班，就是农民自己，自编自演。解放以后，农业合作化时期，我到陕西省长安县一个村子去，那里家家户户写诗，贴在门口。不要看不起农民，何况现在的农民已不同于过去的农民，觉悟高了，文化程度高了，要求也高了。因此，一方面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强迫命令，另一方面又要采用多种方法，结合各地的情况，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活跃和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鼓舞和教育千百万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

就此，他还向农村文化工作者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教育和提高农民，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己；二是“要深入生活，向农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农民喜欢的作品来；三是“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了这个作风，我们许多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习老也一直非常关心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1981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上提出了五点意见：“一是我们的电影事业有进步。现在的电影，不管从内容上讲，还是从艺术上讲，思想性、艺术性等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二是有人才，从电影作品看，老艺术家更加成熟，新秀也涌现出不少。老人带新人，新人要学老人、超老人。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辈出。三是有困难，电影用的那点钱，只要把其他方面大的浪费堵死了，也就足够你们用了。电影是精神食粮，哪个不需要呀？搞得好可以教育一代乃至几代人，影响深远。这是几十万、几千万元都买不来的！一部好的影片，可以教育千百万群众为四化奋斗。四是有缺点，现在，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占大约70%，不好的，思想性、艺术性差一点的占30%。有缺点不要紧，大家来评论，群众来评论，专家来评论，评论了以后可以改嘛。只要善于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就能克服各种缺点，就能拍出好的电影来。五是有希望，电影事业大有希望。现在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大转变时期，改变党风，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很多事情，可以大做文章，也能做出大文章。

习老提出的上述观点，开拓了电影工作者的思路，对他们的创作有很大启发，对他们工作的方向也有了清晰的指导。一直以来，习老一直高度关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在1987年7月，习老审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彭大将军》，并接见了制片厂的负责人和导演。习老所做的这些工作，和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对电影工作者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习老对地方戏曲的发展非常关心，特别是对他所熟悉和喜爱的陕西戏曲的振兴付出了很多心血。在1958年，有这么一件事情。当时，为了扩大陕西地方戏曲的影响力，也为了推广和展示陕西戏曲的创作和研究成果，陕西省文化局组建了一个“陕西省戏曲演出团”到北京进行汇报演出。演出如何才能成功，如何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何才能引起首都群众的欢迎，当时文化局的同志们就此进行了一番讨论。陕西省文化局派杨公愚副团长先到北京去进行先期联络，筹划演出场地、日期、准备等各项工作。杨团长走之前，当时的赵伯平省长特意嘱咐他说：“你到了北京，先去找习仲勋同志，详细地跟他汇报我们组织此次汇报演出的目的，一定要争取他的支持。”杨公愚副团长按照赵省长的指示，一到北京就先去拜访了习老，向他汇报了基本情况，并且也透露了这次演出团的一些演出内容，以及人员构成特点。当时这个剧团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年轻力壮、推陈出新”，剧团有很多新创作的剧目，还对很多传统剧目进行了现代化改编；从人员构成上，经验丰富的老演员和干劲十足的中青年演员都有，而且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悉心培养和快速成长起来的青年演员，在剧团准备的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习老全面了解了这个情况，感到非常高兴。他对杨公愚副团长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剧目，二是要有好演员。陕西的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了这两点，是很大的进步。”习老的充分肯定，给了演出团很大的信心。综合了其他的因素考虑，习老建议演出团选在11月上旬赴京演出比较合适。当演出团全团人马于11月上旬赶赴北京时，习老召集了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等陕西籍老同志，以及演出团团长罗明、副团长史雷和老艺人刘毓中等人一起开会，对演出进行一些计划。演出团团长罗明在计划会上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习老对会议的议题进行了阐述，他说：“‘陕西剧团’要在北京演出，并且要演好，这项工作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工作？大家来议议。”

当时大家对演出都有很高的热情，对先后顺序的意见不是很一致。有的同志主张先演碗碗腔，有的同志提议先演最具陕西特色的秦腔。习老把大家提出的意见都分析了一遍，通过分析，大家一起商讨，集思广益，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既然第一场是给中央文艺界的领导做汇报演出，那就应该先演碗碗腔《金碗钗》。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濒临消失的小剧种，现在经过陕西戏曲研究者的努力，让它重新回到了剧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而碗碗腔音乐上也有很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应该首先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剧目。演出顺序定下来以后，习老谈了谈演出的宣传报道工作，他认为这些方面有些欠缺，就此提出了一些要求。之后，演出团马上按照习老的意见开始做针对性的工作，一方面是把节目的顺序进行了重新的调整和编排，并着重加强了宣传工作。最终，这场陕西戏曲的演出在首都北京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家对这台精彩的节目交口称赞。在演出团离开北京之前，习老在北京饭店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庆贺演出取得的成功，他还盛情邀请了首都文艺界数十位知名人士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与陕西戏曲演出团的同志们见面。当时，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和大师都来到场祝贺。后来，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著名艺术家，都陆续写文章盛赞陕西戏曲。习老在这次活动中积极协助筹措和大力的推动，为这次演出的圆满成功，乃至陕西戏曲以后的推广、普及和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秦腔是一种粗犷豪迈、历史悠久的陕西地方戏曲，在八百里秦川上回荡了漫长的岁月，按照一些年轻人的话来讲，“大喊大叫的秦腔就是在陕西土生土长的摇滚乐”。但是这个剧种，在20世纪80年代初却逐渐开始没落。与此相对的是，戏曲界其他曲种的空前活跃，当时，全国各地编新剧、挖掘整理老剧，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陕西戏剧却有点儿被冷落，几乎无人问津。习老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忧，他曾有一次对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干部说：“晋剧上去了，豫剧上去了，秦腔是戏曲的鼻祖，要很好地抓一下才行。”省委领导马上就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之后上任的新班子创作能力很强，马上就组织力量创作了一部大型秦腔剧，这部剧主要讲述了秦始皇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和他犯下的过失，泾渭分明，角度客观，这个大部头的秦腔剧最后定名为《千古一帝》。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这部大剧的演出日臻成熟，于是就选择在陕西先行演出。陕西是秦腔的故乡，该剧在陕西的演出受到了家乡人民的赞誉，社会上对这部剧持肯定的态度，反响很不错。1985年9月23日，习老在北京国宾馆观看了《千古一帝》的录像，马文瑞同志、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白纪年同志、时任陕西省省长的李庆伟同志也一起陪同观看了录像。观看之后，习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习老对《千古一帝》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这些意见对这部剧之后的完善和成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