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

我国思想战线上的态势目前是相当好的，可以说是超过了一年以前大多数同志所预想的在一年当中所能达到的成绩。一年以前我们也是有信心的，相信能够做好思想工作，能够把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同志团结起来，争取一个稳定的局面。但是在一年当中达到现在这样一个结果，是事先没有想到的。国家要稳定，现在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不光是工人、农民这样想，知识分子也这样想，就是大学生，大多数都承认国家需要稳定。在北京有一些大学生，对我们采取的政策、采取的各种措施，还不完全满意。他们说，你们这套办法不能保持稳定，你们这套办法只能达到暂时的稳定，不能达到长期的稳定。这样说法，也是认为稳定是需要的，他们是站在这个前提下来跟我们争论的。一年以前就不是这样了。一年以前一些人的说法是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等等。东欧的变化对我们国内的冲击是不小的。但是，多数人的说法是：那些国家都变了，中国保得住吗？中国会不会变呢？中国能不能不变呢？心态是不希望中国也像东欧那样。在国内我们的凝聚力在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在增强，而不是在削弱，人民对于我们前途的信心在增加，不是在减少。国际上对我们的封锁、制裁逐步被打破。对中国实行制裁无效这一点，在国际上赞成我们的人或不赞成我们的人，相当多的人都是看到了的。因此，正因为无效，就不能不做出许多松动。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能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办好。虽然有制裁，但我们的出口额还是增加的，外汇的储备额还是增加的。

形势的这些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由于我们党的决策，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许多重要的决定是正确的。还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推动形势好转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不认为我们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可以轻易被摧毁的。有许多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不容易一下子就变样的。最起作用的一个道德观念是爱国主义。第二个就是中国人心中要分善恶，要用道德尺度来评价事物。这几年，有许多人在那里鼓吹不要善恶观念，鼓吹恶就是好，鼓吹不要讲廉耻，等等。但大多数人还是要用道德尺度来评价事物。善恶的观念在关键时期还是起作用的。第三个就是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所接受的价值观念还是社会主义的，虽然并不是完全科学的。现在大多数人不满意的是什么？突出的是腐败、分配不公。这种不满，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的，而是从社会公平的立场出发。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至少生活了20多年，或者更长一点，只是他们没想到如果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腐败和分配不公会无限膨胀。他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观，还是从社会主义来的。正因为有这样原因，所以我们就可以采取争取团结绝大多数人的政策。当前社会的凝聚力在增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于反腐败的斗争的信心有所加强，相信我们是有决心的，相信我们大多数的高级干部是廉洁奉公的。这当然和我们采取的坚决行动有关系。人们的思想变化，很重要的是从宣传学习雷锋开始，表扬和宣传了大量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来的。从这里人们感觉到了我们党、我们这个社会是提倡集体主义的，是反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这个感觉很重要。如果我们整个的舆论导向是“一切向钱看”、是谁有本事捞就光荣、是个人主义有理，那么你说你要反腐败，人们是不会相信的。

从这些点上人们看到，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稳定中，社会主义道德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这也和我们伦理学界同志们的努力分不开。

现在中国的态势可以这样估计，在可以看得到的时期要在中国造成大的动乱的社会基础是不存在的。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因为捣乱的人还是有的，也形成了一小批职业反革命，即吃反革命饭的人。因此我们还是要很谨慎、很认真地对待。我们有把握保持中国的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时，我们还要估计到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最后解决之前，这个问题总是长期存在的。特别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我们有钱，比我们富。因为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就是说是在一些穷国家中取得的。取得胜利之后，这些国家虽然有很快的发展，但终究比不过那些富国。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些人要羡慕人家，总有一些人要不断地提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帝国主义要在我们这里搞“和平演变”这个方针也是变不了的，最近看到美国某研究机构写的一个报告，它认为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强国，还不构成对美国的现实威胁，但认为中国对美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中国最近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很快，到下一个世纪就可能成为美国的威胁。因此它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对策建议就是要对中国实行软封锁政策。他们在50年代搞过硬封锁，现在行不通了，也无效，所以要采取软封锁。什么叫软封锁？就是找各种借口来整我们。这个报告中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它提到的要限制中国的理由，同中国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几乎无关，而是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要现代化了，那就不行。现在有的人很天真，也是出于好心，希望国家发展得快一些，总觉得我们的政策是不是太硬了，这样的政策使美国人要封锁、制裁我们，不来援助，应该再向美国人靠拢一点，现代化就可以搞得快些。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人家拿出来的所谓人权问题、魏京生问题，这些都是找出来的借口，真正的原因就是不让中国的现代化搞得太快。如果他们真是按他们所说的那个所谓“人权”标准办事，那么1976年天安门事件，那些人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呢，“文化大革命”当中那样的摧残人权，那些人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呢，现在就关心这么一个出卖情报的魏京生呢？因为“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做法，中国富强不起来，他们不觉得可怕。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又坚持社会主义，因此可以凝聚我们的力量，使中国现代化速度比较快，这10年已经证明了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才是根本原因。人家要整我们还为了中国是一块肥肉，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他们需要把中国这个大市场尽可能地拿在他们手里。

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还有这样一些原因：一个是为了对付第三世界、对付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这么富，为什么其他国家这么穷，而且贫富的差距还在扩大。扣除所谓的“援助”以后，从发展中国家每年向发达国家净流出500多亿美元。靠什么？就是靠剥削，靠不等价交换。它要维持和发展对第三世界的这种态势，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就是一个障碍。第三世界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反过来说，帝国主义就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你不存在了，它就可以更加放手地对第三世界进行剥削。第二是需要以反对社会主义为目的，来整它的同盟国，需要强迫日本人、德国人听它的话。用什么理由呢？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在这个理由下，在那些国家驻军，搞“统一行动”，不让那些所谓的同盟国生意做得太好，不让它们发展太快，不让它们对美国威胁太大。第三个需要是为了对付国内劳动人民。现在有些同志说，资本主义也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也有一些福利待遇。这些东西从哪来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权利为榜样来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有社会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能不做出来的让步。对于这种让步，资本家一方面是从长远的利益考虑，觉得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从获得最大限度利润角度考虑是不甘心情愿的，只因有社会主义存在不得不如此。

由于这些原因，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们有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也只能做长期斗争的打算。这种斗争是时起时伏的，有的时候激烈一些，有的时候松动一些。有的时候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多一些，有的时候少一些。当我们的事情办得好一点，经济繁荣，连续丰收，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就多一些；如果政策指导上发生比较大的失误，或者遇到比较大的自然灾害，日子不好过，不相信我们的人就会多些。帝国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相信他们的人多一点，它内部矛盾尖锐化，出现危机，相信他们的人就少一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时起时伏的规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好坚定社会主义信心的教育。这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客观存在，不是编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资本主义做不到这一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从19世纪末就有了，到1949年，半个多世纪整个积累工业资产只有100亿元多一点，而我们这40年大约积累工业资产为1.3万亿元，为那半个世纪的100多倍。是在什么条件下积累起来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这个力量集中起来，我们这40年做了资本主义国家200年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讲的优越性也是推翻不了的。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我们虽然人均生产总值还在300美元的水平上，但在全世界一般的严谨的经济学家都承认我们人民一般生活水平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收入1000美元的生活水平。有了这一条，我们社会主义就打不倒。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干。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到国家统一，国泰民安。“国泰民安”这四个字也不是容易做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本世纪中，是没有一天不打仗的。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军阀混战就没有停过。由此上溯到清朝，包括清朝的极盛时期，中国的国内战争也没有停过。除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谁能结束这个局面？今天中国如果重新走资本主义道路，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必然又是四分五裂，不得安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可能一口吃下去。所以真正有识之士都要赞成中国稳定。再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特别是在把社会主义国家削弱了的情况下，他们的内部矛盾肯定要更加尖锐化。当前突出的是西德和日本发展起来了。它们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肯定还有很多。

真正困难的、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在价值观上。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估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在中国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亿万劳动群众，在劳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例如长春机车厂的党员精神，我们知识界有些同志对这些是不大了解的。有位记者到大连造船厂去采访，写了一篇报道，电报发回编辑部，最后加了一句话——请编辑同志注意：稿中“热火朝天”四个字不要删掉。他本身也做过编辑。他在做编辑时，看到“热火朝天”四个字就删，觉得是在说空话。他自己下去，看到人家几天几夜都不下船台，就是为了出口船的任务在那里拼命。他觉得找不出别的话来，非得用“热火朝天”四个字不可了。西藏那曲地区，去年一场大雪灾，冻死120多万头牲口。由于党和政府领导救灾，20多万人一个没冻死，现在生产又恢复发展了。今年他们派了两个人，带了群众捐的3.6万多元钱，走了五天路到北京，捐献给亚运会。他们说我们是来报共产党的恩来了。有人说现在没有什么无私的奉献了，什么都是等价交换了。实际生活中并不是那么回事。亚运会工作人员中就有许多是完全的义务劳动。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可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宣传中看不见这些，好像到处都是坑蒙拐骗，谁有能耐谁骗人。于是人们就有一种苦恼，看见一件好事不做良心上过不去；做了好事又怕别人嘲笑。有人就会说，现在世界上还有谁像你这样？好像做好事的人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最近这句话开始有点变化，现在做了好事也有人说他：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而不是说现在没有人像你这样了。实际上在那里做贡献的人成千上万，到处都有，这方面要做充分的估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认为，树立正确价值观是一项相当艰巨的斗争。因为，虽然人类是作为社会群体产生出来的，并不是先有个人再组成社会，任何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个社会。但是，每一个人又都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这种存在方式使他看起来可以离开这个群体。当然实际上离不开，完全离开了就活不下去。但他还是可能认为他可以和整个社会作对。好比细胞离不开整个身体，但有癌变的可能，无限扩张自己，结果把整个身体毁灭，自己也失去存在的基础。由于生产方式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人要认识自身还是相当困难的任务。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将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存在，将要比剥削制度存在的时间长。在当前，资产阶级要剥削和统治劳动人民，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发展个人主义。单个的穷人和单个的富人斗，穷人是斗不赢的。人家有钱，有权，你没有就斗不过它。列宁说，工人阶级唯一的力量在于组织。团结才有力量。现在发展中国家就在提倡南南合作。但真正做到团结一致相当困难。因为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算盘。对帝国主义来讲，最有利的就是鼓励穷国、穷人各打自己的算盘，打的结果团结不起来，就只好做他们的附庸。所以他们用很大的力气来鼓吹自我价值，说什么要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无限膨胀，就团结不起来，帝国主义就可以永世统治。在这过程中，也可以从穷人中间挑出几个人让他们爬上去，使那一套更有诱惑力。对民族分而治之，对群众搞自我膨胀，这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行使统治的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这就形成了共同的利益，需要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来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没有集体主义思想，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也会站不住脚。

进一步考察近代世界的历史，我们还可以发现，落后的国家，要赶上或者超过先进的国家，除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各种条件之外，还有一个文化思想素质的条件，也就是要有自己民族的，胜过先发展国家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困难在于，整个世界文化现象，也是个势利眼的现象，就是谁有钱，谁的文化就流行。造成一种奴化的心理状态。心理奴化的民族就没有可能超过已经走在前面的民族。世界经济发展有个不平衡的规律，就是后进可以超过先进。因为可以采用新技术，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实践的结果，只有少数国家赶到前面去，大多数落后国家仍然落后。这说明经济上的客观可能要变成现实，还需要有观念上的、文化上的条件相配合。这是一个需要谁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在近300年中价值观念各有什么不同。近几十年中亚洲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如日本和“四小龙”，它们的价值观同西方人相比也是有不同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就非常强调新加坡的爱国主义。因为新加坡人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组成的。他们到新加坡去，是因为那里好赚钱。为这个目的去，赚不了钱就开路，就不可能使这个国家稳定发展。谁都没有长远打算。为此，新加坡采取了许多种措施来发展新加坡独特的爱国主义，包括在道德和价值观念上形成许多独特的东西。日本人的价值观和美国人也是不完全一样的，他们提倡团队精神，把企业家族化，而不是绝对个人主义。一个日本啤酒厂的工人去饭店吃饭，如果这个饭店没有他们厂产的牌子的啤酒，他会宣布今天不喝酒。这一点美国工人就做不到。从这些情况看，后进国家要赶上先进，在价值观上不可能没有斗争。当然，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化，需要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教育各个方面进行思考和研究，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有的同志建议，现在应该搞一个伦理的或精神文明的总体规划。意见是很对的，但是现在做不到。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件事认识清楚，做起来很可能有片面性。我希望多做一点考察、研究，弯路不要走大了。我觉得我们需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究竟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伦理道德体系。这是11亿人的伦理道德体系，不是书本上的体系。就是11亿人实际上应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这种伦理道德体系必须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如果对现代化建设发展不利，人们是不会需要的。三是这种伦理道德体系又必须是同改革开放的政策相适应的。适应不是等同，也不是互相规定，更不是互相妨碍，而是互为支持、互相影响、互为补充。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于人的道德行为、道德实践或道德观念都不可能没有影响。我们已经看到的积极方面表现在人们的劳动热情较前增加，人们对科学技术进步比从前更加重视，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拜物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还必须能保证中国的独立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国家民族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以上，我只是出了题目，究竟这种伦理道德体系要包括哪些内容，还要大家研究，要在实践中形成。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必须充分重视的。一个是爱国主义。昨天去上台村，那里的群众有两句话：一句是“好爹好妈不如有个好国家”，下面一句是“给钱给物不如办个好支部”。这就是爱国爱党。我们11亿中国人生活的改善依赖于我们这个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这一点是应该可以被人认识的。但问题是，有时候人们并不认识。有的大学生就认为他上大学是完全靠自己的本事大。他从小是第一名，他在考试中把别人打败了，这都是事实。但他就没想光有这些还不一定能上大学，上大学还得有人供养。人家为什么要供你上大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需要科学、需要技术、需要文化。如果不是大家都认识到这种需要，人家干吗要省吃俭用来供你上大学？这样的道理在生活上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每天在那里补袜子。因为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那时穿的是线袜，穿几天准破，只好补。现在又有哪个女同志还补袜子？都是你们有本事，我妈妈没本事？不是的。是那么多人无私奉献开发了大庆油田，那么多人搞科学技术，搞石油化工，才有现在的锦纶之类的袜子，不爱破，你才不补了。不是你个人有本事，是靠国家发展富强。这应该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把人们的思想凝聚到把我们这个国家建设好这点上，这是我们道德中极其重要的内容。

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集体主义。美国人说他们的社会是靠个人主义发展起来的。我看至少不完全是事实。美国的独立就不是靠个人主义成功的。那时美国13个州，开大陆会议时南方是一个立场，北方是一个立场，纽约人、弗吉尼亚人，谁都不要说自己是××州人，这样会议才得到统一。美国独立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华盛顿的军队退到铁匠炉，饥寒交迫，弹尽粮绝。当时弹药全部集中起来送给华盛顿。州内很多人反对。纽约州的人说，即使我们的游击队垮了，但有华盛顿的军队在，那就还有美国，如果华盛顿的军队垮了，即使纽约州的游击队全部保存，美国也不可能存在。这是极端个人主义能够做到的吗？今天，我们中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集体主义与之相适应，公有制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前几天有一个博士研究生说，我现在弄明白了，社会主义就是大家吃个半饱，资本主义就是有的人能吃得很饱，有的人饿死了活该，这么一比我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他是属于那种可以吃得更好，让人家饿死活该的人，所以他这样选择。他就没有想一想，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多，你要人家饿死活该，人家就要打倒你。

一个爱国主义，一个集体主义，这两个主题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当然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特别是共产党员的道德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共产党人数在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占少数，但作为执政党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起过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些重要的文章起过很大的作用，今天，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需要有新的论证。除了党员之外我们也还需要研究政治道德问题，需要研究公务员的道德问题，需要研究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问题，需要研究家庭道德问题，需要研究社会公德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还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对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我们看孔子、孟子的书上，很多就是伦理观的辩论，就是面对着各种挑战，面对着从各种角度提出来的问题，反复地进行说服论证。在封建社会当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共同做这件事情，一直做了两三千年。我们现在很迫切需要做这件事情。这种论证不只是在理论上研究就算完了，只研究到这一层，并不能成为整个社会通行的、实际上在那里运行的价值规范，实际上起作用价值尺度。因为道德是要通过人心起作用的，要使人们真正相信，而不是勉强接受。这就需要进行反复的艰苦论证。这种论证工作也不能离开人们自己的利益，如果完全离开人们的利益，要想说服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帮助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它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回答。这就是需要我们论证的内容。

第三点，还需要研究社会实际的道德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实际上起作用的规范，不是哪个文明公约或者“几要”“几不要”规定所形成的，而是实际上老百姓觉得“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形成的，他们的这些观念是从哪来的？为什么大家都是这样想。我们花了很多力气研究伦理思想史是有成就的。但是，除了某些伦理学家或其他学者写在本本上的伦理思想以外，我们还需要研究实际的社会道德史，就是实际上人们伦理观念发展变化的历史。一个社会，一群人，大家都以某种做法为荣，以另一种做法为耻，这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成机制是什么？这个规律对我们太有用了。有了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才能实行一系列可以操作的、有效的、稳定的措施，不是搞运动，而是一步一步用亿万次反复的行动来使社会主义的道德真正实际上建设起来。这需要在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某种格局，建设某些阵地，运用和造成某些机制。希望大家来努力研究这个问题。

下面我来举一些例子。比如爱国主义思想如何能在人心中扎下根。我们通常的说法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也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要树立爱国主义思想确有相当多的认知内容。如果不知道这个国，就很难谈到热爱它。这里包括对国情的认识，对爱国者的认识，对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的认识，还包括对卖国贼的认识，等等。这些知识教育需要通过哪些渠道，如何操作，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但是，还可以再进一步想一想，爱国主义是不是光有知识就够了。爱是一种感情，感情和知识有关，但又不完全一样。感情如何培养，这又要做另外的研究。比如中国人过春节、八月节、端午节，吃月饼、吃粽子。某人到外国去待了三年没过春节，到了那一天心里就难受，就“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就是感情。这种感情对于一个人可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也是有规律的。对于一个社会，可不可以按照客观的规律，有计划地形成某种格局、某种机制，使得大多数人必然或者比较容易培育出某种感情，大家就是喜欢这种东西，不喜欢那种东西。因此，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秀丽的山川，民族特有的审美观等等，都要研究，这些都是形成爱国情感的需要。

其他方面也需要划出许多可操作的方法。长春百货大楼的人际关系比较和谐，一个老职工，因为家住得远，要求调出去，调出去后不久又要求调回来。他说在这里是家离得远，心离得近。就是说在这个单位已经造成这样一种格局。问题是这样一种格局是怎样造成的。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例如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等等。但这还不够，还要研究他们采用了哪些可操作的办法。如在长春百货大楼，先进人物不感到孤立，也没有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问题。他们表扬先进的做法一共有7个台阶，从小组先进到全国劳模，层层表扬，而且每一层都很认真，都组织演讲会、报告会，都挂牌子，只要稍有好的表现就可成为不同台阶的先进，人人都有希望。成了先进又不能满足，因为上面还有台阶。我们整个社会也应当是这样，不是7个台阶，而是99个台阶。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表现自己，用自己的努力赢得别人的尊重，不断上进。

还有个问题，真正要深入研究，内容是很丰富的。包括给小孩子看什么书、电影、动画片，进行什么游戏，还要设计人们参与哪些社会活动，等等。有许多观念是只能在参与中形成，如果不参与，不实践，只在旁边听道理受教育是扎不了根的。有许多事要很多次行为之后才能形成习惯。而且还要设想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方式，使正确的思想尽可能地覆盖全社会的各种人。

有一个历史趋势值得我们大家注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逐步工人阶级化的过程。1949年我国工人阶级有300多万人，发展到今天，工人队伍到了1.3亿，乡镇企业半农半工的工人还有8000万。这个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和力量不断扩大，同时，其他阶级的成员进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也带来了它们的阶级意识。第一，工人是劳动者，是靠干活吃饭的。对于劳动好有技能的人是极为尊重的，对懒汉是鄙视的。第二，工人的劳动是集体劳动，不是个体劳动，是集合在企业中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计划，共同来进行操作的。因此工人阶级最明白靠一个人的力量打不了天下的道理。第三，工人的劳动是有严格的纪律的劳动。这种严格纪律不仅体现在时间、地点方面，更体现在工艺上，工艺上的严格纪律要求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要养成严格守纪律的习惯。第四，工人阶级的劳动是日新月异的劳动，是技术不断进步的劳动，这种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我们有许多先进的企业，他们由于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方法，工人阶级这些意识得到保持和发扬，而且成为很强大的力量，可以对社会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需要认真地去总结研究他们的经验，发现许多有益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规律时除了发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也发现了实现这一转变的物质力量，即当代无产阶级。我们今天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同样需要找出实现我们道德理想的物质力量。如果不能依靠亿万劳动群众的社会实践，我们许多努力就不容易变成社会的现实。我们的伦理学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可以做出比之于过去更加伟大的成就来。现在是到了伦理学工作者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