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我们党确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全部工作的指导思想，确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了20世纪90年代十个方面的战略任务，对整个国家加强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上新台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具有长远的、深刻的影响。这也向伦理学工作提出了新的重要任务，要求中国的道德建设呈现新面貌，跨上新台阶，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这也为伦理学研究工作开拓新领域、取得新成就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使伦理学研究工作者能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中国历史走向新的阶段的需要。

理论的命运如何主要看它满足民族需要的程度，民族需要随生产力发展，随民族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变化、发展，伦理学和其他科学一样也需要不断地推动自身向前发展。我们要适应哪些变化？如何适应变化？哪些是最重要的变化？这都是要我们研究的问题。如果客观的东西变了，还是原来的教科书，这个教科书就过时了。这几年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11亿人口中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吃饱饭了。饿肚子的人和吃饱了的人，他们的需要、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研究这个规律。吃饱了，手里有点钱，再有点闲，要求的就是另外一些东西。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中国第二个大变化，就是开始多了一些市场，现在只是开始，以后还要多，包括集市的市场以及生产资料、劳务、知识产权、专利权、金融、证券、现货期货等市场。市场的关系开始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在什么关系中生活，他和他人用什么方式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这种交换方式将引起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愿望、要求、价值取向等一系列变化，这些也是带有必然性的。理论研究是第二性的，可以起非常强大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是反作用，不能用观念形态的东西同物质对抗，谁对抗，谁就会被抛弃。第三个变化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作用和地位都上升了，使得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科学也影响到意识形态。研究思想工作，要研究人对信息的接受，研究人的社会政治信息从何而来。20世纪50年代，全国报纸发行量是360多万份，绝大部分老百姓的信息来源是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就是人民的教师。现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700多种，发行量是1.7亿份，全国现有收音机约2.2亿台，电视机约2.2亿台，群众的信息70%以上是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百分之十几来自街谈巷议、小道消息、公共汽车上等。所以，现在基层的同志说“小气候抵不过大气候”，主要的原因是科技进步。不研究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不行。支部书记负不了人的思想的全部责任，但也不是没用了。应当用新的方法来影响人们的思想，例如新的信息怎样筛选、怎么判断，可以从这里去研究。第四个大变化是对外开放。各种信息都进来了，也要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我们如果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就要研究这个变化。

现在议论比较多的是市场经济。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还需要不需要道德？所需要的道德是什么？看法差异相当大。有一种看法，市场经济不要讲道德，要请客送礼，这就需要研究。举些例子来说，新加坡有一商人说新加坡商人不大愿意到中国内地来做生意，因为请客送礼太厉害了。商人对花钱送礼并不在乎，只要能赚回更多的钱，但他们对请客送礼究竟要花多少钱才能办成事弄不清楚，感到疑惑。有一笔生意对内地是不利的，新加坡一位商人花10万元送礼，结果做成了，另一笔生意对内地有利，但送了20万元的礼也没做成，他们感到“没法事先做可行性研究”。另外一个例子：香港某公司，承包了内地某市一大宾馆的改建工程，其负责人为此从香港来内地46趟，时间、路费不说，每趟还要请客送礼，否则工程就无法顺利进行。这样，他们就说，以后再也不到内地去投资了。还有很多例子，例如世界银行准备为中国发放开发贫困地区的贷款，他们考察了某省，得到了盛情招待，但正是这盛情招待使他们决定对该地区不予贷款，因为他们认为该地区的领导不懂得怎么花钱。国外某投资者在我国某市谈投资项目，双方都很满意，即将谈妥之时，对方接到母病危电报，但临时买不到飞机票。在市委书记的干预下，他被直接送上了最早的航班。事后此人十分感激，但投资项目告吹，因为他认为市委书记的意见可以改变一切，没有法律，没有规则。没有法律怎么搞市场经济？新加坡的商品价格一般比香港高5%—10%，但人们都倾向于在新加坡购物，旅游访问者在新加坡的购物支出占总支出的70%（旅游者在北京的购物支出为总支出的10%）。因为新加坡不卖假货，重要的商品开保证书。人们常常问道德值几个钱一斤，照这么说，新加坡的道德就值钱了。新加坡设有反对商业犯罪的调查局，主要反对金融欺诈犯罪，因此新加坡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外汇成交额每天有700亿美元。所以，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如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又如：第二职业、跳槽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合资企业没有允许做第二职业的，不能说不允许第二职业是计划经济独有的，也不能说不允许第二职业就不合乎市场经济规律，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概念应该有正确的理解。有个日本人认为中国宣传人才流动，实际上又流不动，这是号召人反对政府，他认为应该实际上允许流动而不必宣传。日本人才可以自由流动，但舆论宣传的是知恩必报。日本有高薪挖别的企业人才的情况，但很难挖得到，因为被挖的人怕人家骂他忘恩负义；另一方面，老板对这样挖来的人才也不很信任，因为别的公司可能再把他挖走，老板对这样的人用得着就挖来，用不着就甩掉，而一旦有被挖被解雇的经历，就很难再找到工作。这是日本关于人才流动的观念。有个香港资本家也有自己的用人方针，对于只为薪水高而求职的人一概不用，而是选择那些愿意发挥特长或孝子等类型的求职者。这个资本家认为，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屋子里面，不能把屋子里的东西尽往自己口袋里装，装完了就拆房子，这样最后会压死自己的。这是一位资本家讲的必须重视集体或重视整体的观点。

总之，对市场经济要有全面的认识，搞市场经济不是不要道德，搞市场经济道德不是没有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打破了中世纪的观念，在道德上是很大的进步，它发挥人的创造力，尊重个人及其尊严，但同时也把出卖劳动力的个人作为剥削对象。欧洲的个人主义有很多特征，如强调开拓、冒险、进取、竞争意识等，通过鲁滨孙等文学形象深入人心，同时他们又主张依靠基督教的形式和力量“改造、感化落后的人类”，征服蛮荒，拯救野蛮人的灵魂。改造不了的，屠杀就成为有理之举。这样的个人主义带来欧洲的繁荣，因为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凭借个人主义思想力量的支持，用先进的科技征服世界。在此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为改变自己的地位，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意识形态。但经济落后的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个人主义，似乎还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因为如果国家的生产力是落后的，照搬只会被有力者分化瓦解。后来居上的有欧洲的德国、欧亚间的苏联、东方的日本、亚洲的“四小龙”。这些后来兴起的国家和地区在价值观上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带有某种程度强调集体的色彩，如德国的社会资本主义、日本的企业本位主义等。落后的人们大概只有一个方法：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才会战胜有力的对手。例子很多，如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团结起来，就保障了自己的利益；美国所以能独立，也是由于爱国精神，不是只考虑每个州怎么样，而是考虑整个美国。

理论不是教条。哪些东西，包括善、恶的观念在不同的条件下，对历史前进的过程起什么样的作用，要做具体的分析。中国有优秀的传统，这些传统对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是有用的。中国的传统是个很厉害的力量，不能轻视它，例如佛教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化了。流行歌坛上，“西北风”刮起来，也是民族传统对别的文化的改变，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民族的传统。

我们今天所要提倡的价值观念，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话站得住脚，能说服人。需要花力气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的关系。现代市场中竞争的主体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企业。现代的生产和过去时代的生产不同，现代生产的特征是劳动者只有在企业中才能实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改革为集体主义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展开来讲，就有了企业凝聚力、命运共同体、企业价值观、职业道德等问题。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越研究会使人信心越坚定。但是光有理论不行，有些问题到实践中一时行不通。有的东西是人们的需要，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对自己的利益马上认识到，做出理性的判断，因此就需要宣传，要说服教育，使之变成每个人自己的需要。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中国人民带来利益，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进一步把思路放宽，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圈子放大。伦理道德建设不是社会不需要，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的道德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自己参与的，只能在参与的实践中建设，所以要动员千百万群众。第二，努力把伦理道德建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这些领域包括企业的劳动领域、市场的交换领域、企业文化的领域，要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对先进人物的支持，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支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家庭领域，我们要用一定的力气重视家庭文化的建设，我觉得把家庭文化看轻了，至少在东方会吃很大的亏。另外，我们要关注民族传统的节日，节日中体现出来的传统风俗没有道德说教，但可以帮助人们形成优良的道德情操。

新时代为伦理学的建设，为伦理学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这是一个伦理学工作者大显身手的时代，是伦理学迈上新的台阶的最好的时代。

（《新视野》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