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谁来判定颜值和气质

颜值和气质的关系好讲，标准难定。情人眼里出西施，看对了眼，凤姐也是美女；来不了电，女神也会寂寞。理论是否得到重视，会不会错过，关键看由谁打分。

在管理理论的颜值和气质判定上，有三个群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三个群体分别是学者、咨询师、经营者，即学术界、咨询界、实业界。他们的追求不同，服务对象不同，因而对理论的敏感程度和判别标准不同。

学者所看重的是理论的解释力和穿透性。在学者眼里，思想深度和义理逻辑可能是最美的。见了模特，他们不过会多看几眼，但并不上心。而面对作报告的大腕，则可能全神贯注，两眼放光。常人觉得无比艰深的著作，他们可以读得津津有味，而常人放不下手的流行小说，他们翻两页就觉得寡淡如水。咨询师是为企业服务的，他们看重的是理论的现实收益和可操作性，逻辑严密的论证并不重要，因为现实不一定按照逻辑展开。西蒙和古立克的争论，就明显地反映出学术与咨询的差别。西蒙是纯学者，而古立克是罗斯福新政的高参。西蒙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认为管理理论中的“谚语”不足以构成理论，现有的管理理论中这种“谚语”太多。例如，命令统一原则要求一个下级只接受一个上级的指令，但从严密的逻辑分析，任何人不可能在同时服从两种矛盾的指挥。古立克则认为，事实上在组织中命令冲突十分普遍，同解决现实问题相比，逻辑上的荒谬并不重要。可以看出，咨询师要面对的是现实中不按逻辑出现的谬误，学者要做的是对现实中的谬误给出符合逻辑的解释。两者之间的着眼点不同，目标不同，所以对理论颜值和气质的判断大不一样。务实的经营者，与学者和咨询师又有不同，他们看重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如何在经营中坚定信念，寻找出正确方向心无旁骛地走下去。通用汽车总裁斯隆与管理顾问德鲁克的争论，就反映出咨询与实务的差别。在通用汽车最辉煌的时候，德鲁克受邀对通用进行研究，为公司的政策提出建议。德鲁克在公司政策、雇员关系、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未雨绸缪的变革设想，然而，通用公司的内部上下都认为德鲁克的提议是对公司肆无忌惮的攻击。德鲁克强调，通用多年的良好运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到了需要变革的关头，应当建设性地形成企业、员工、政府之间的新型均衡关系。而公司的高管则认为，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说明通用的经营卓有成效，应当继续发挥自由企业的优势。学术界、咨询界、实业界的这种差别，形成一种互相“挤兑”的张力，正是这种“挤兑”，推动着理论不断发展。咨询师批评学术界颜值不高，思想家批评咨询界缺乏气质，而实践者则奚落颜值和气质都不能当饭吃，互相逼迫着对方不断改进。可见，对颜值和气质的不同评价，能够激发出理论创新的活力。

西方的管理理论以二战为分界线，战前的管理理论尽管有学派区分，但没有形成细分市场。战后则开始有了顾客群体的细分。任何一种理论，哪怕颜值再高，也不可能吸引所有人群。因此，二战以后的管理学著作分化越来越明显，面向实业界的理论，尤其是具有咨询师背景的作者，往往首先追求的是颜值；而面向学术界的理论，尤其是严密的推理解释，往往首先追求的是气质。所谓学术圈排斥德鲁克，所谓学院派严重脱离实际，不过是相关理论的读者细分造成的另一种表述。严格来说，这种区别在战前欧洲就有，韦伯在很有名的两篇讲演中，就对政治和学术进行了相应的界定，但战前的这种区分还没有达到不相往来的地步，两个阅读领域是互相通气的。吃大排档的人，偶尔到了高级酒店也能应付自如；贵如公主，也能在罗马假日里享受平民的乐趣。真正的问题在于细分后的日渐生分和隔膜。所以，西方有人批评学院派不重视德鲁克，有的企业家批评学术界闭门造车，有的学者批评咨询师是野狐禅，实际上是一种好事，是互相对话的铺垫。在这种互相批评中，咨询师的问题导向给学院派引领方向，学院派的严密论证给咨询师提供装备，实业界则得益于转化了的理论提升创造力。

中国管理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学术、咨询、实业都有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互相之间交集不够，没有形成对话机制，更没有互相倾听的批评声音。看颜值也好，看气质也好，只是远远瞟上几眼，而缺乏经常性的互相唠叨，致使三者之间交融的程度相当低下，而隔膜远超西方。这才是中国管理理论的真正问题所在。而中国的传统又具有不大重视分工的习惯，倡导管理理论的高质量和接地气，走“三结合”的道路，又会有意无意地助长“三合一”倾向。如果让一流的学者去做咨询，只会曲高和寡；让一流的咨询师去做学问，只会低水平重复；让一流的经理去搞理论，只会固守经验。眼下的实际是学术界未能打造出有气质的理论，咨询界在缺少理论的地方狠劲制造颜值，实业界难以得到赏心悦目的理论服务。在群体分工的基础上互相推进，是理论创新的正道。否则，我们还会错过理论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西方为范本，寻找自己的发展乃至腾飞之道。以2001年正式加入WTO为标志，西方对于中国而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说，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与西方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那么加入WTO后，起码在经济意义上中国已经同世界接轨。此前，“师夷长技”多多少少总带着点“制夷”色彩，此后，“师夷长技”则更多地转向自己的“崛起”追求。由此，中西之间的渗透和对抗、融合和隔阂、妥协和冲突，都有了不知不觉的变化。依然是西风东渐，但表现却是贸易摩擦在增长，而意识形态对抗逐渐弱化；利害算计在上升，而政治抗衡在减少。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企业的“走出去”，使一部分人产生了“主客易位”的感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中国对待西方学说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总结入世以来西方管理学说的对华影响，分析国人在西方学说面前的反应与策略，有助于我们认清企业管理在中国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