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开拓阶段（1992年—至今）

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崭新时期，而中国电视更是在这一时代际遇中，抓住了机遇，开始了腾飞的历史进程，写下了中国电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也伴随着中国电视的辉煌，进入了开拓阶段。

开拓阶段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方面有了多方面长足的进步。

一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的认识与把握日益全面，深化，对于电视生产与传播各个环节的研究也日益全面，深化，尤其是对于电视各类型节目的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准，而一些新的和以往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1．叶家铮先生于1988年《电视传播的艺术》中，即提出了“电视传播艺术”这一学术命题，经过十年的沉思，他又在所编著的《电视媒介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中对“电视传播艺术”作了进一步梳理。叶先生敏锐地认识到，“电视传播艺术”意欲突破新闻传播——“非虚构”类内容的生产传播的视域局限，必须转换思路，他选择了“电视媒介”这一切入口，进而将二十年来中国“电视媒介研究”（含不同类型的传播内容研究）进行了阶段性整理，重点就微观研究方面将“电视传播艺术”的外延表述为六个部分（领域）：电视媒介特性、电视传播的信息量、电视传播符号、电视传播中的人际交流与主持人艺术、电视传播的版面：节目栏目化、电视宣传方式和宣传艺术。从这个表述中可以看出，此时他对“电视传播艺术”的认识与把握，已远远超出了对媒介特性的较为表象化的描述，而引入了“信息量”、“人际交流”、“版面”、“宣传艺术”等富于时代感的新的理论表述。尽管此类问题也许早些年已被人们感受、感觉到了，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表述还不多见。能够认识到上述内涵和外延，已体现了这一阶段的水平和标尺。

2．在《电视媒介研究》出版后不久，《现代传播》（原《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年改现名）从1998年起，对刊物的栏目设置作了较大的调整，而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便是将原来的“广播编采”、“电视编采”、“播音与主持”、“广播文艺”、“电视文艺”、“电视剧”等众多栏目进行了一个新的整合，整合后成为一个主打栏目，栏目名称便是“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调整和整合，除去刊物自身栏目过碎、过细需要调整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看到了“传播艺术”在现代大众传播传媒尤其是在电视传播中的突出地位、突出特征和不可替代的特质，而且看到了“传播艺术”研究在理论、实践双重领域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也看到了“传播艺术”研究所内含的巨大的潜力。尽管这个栏目已办了近五年，我们对“传播艺术”的认识依然处在不断成长、不断深化的状态过程中，从研究领域来看，语言传播、主持人、节目形态、节目样式、节目创作与制作等依然是主打内容，但叙事策略、编排策略、传播主体、宣传艺术等较为宏观层面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见出对于“传播艺术”的研究在逐渐深化。

3．在《现代传播》刊发的文章中，有两位教授的成果非常引人瞩目，一位是张颂先生，一位是朱羽君先生。张颂先生的“语言传播杂记”从1997年第4期开始连载，至今依然笔耕不辍。这些文字从语言传播的视角切入，进行“传播艺术”研究。这些文字既言之有物，有感而发，立足实践，又融入了传播学、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与知识，使传媒中的语言传播在跨学科的视域中得以充分展开，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恰恰是“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所需要的。朱羽君先生则在2001年度里连载了她与学生合作的“电视节目形态研究”系列论文，涉及到电视娱乐节目、电视谈话节目、电视新闻节目、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节目、电视评论节目、电视纪录片等多种重要电视节目形态，这些研究文字已不拘泥于节目本身的点评分析，而是从“类型”的视角，对某种“类型”节目构成特质及源流、演变从文化学、社会学、美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加以审视，尤其是找寻到其叙事策略的基本规律与规则。这种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整体的研究思路、方法的深入、拓展，对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化无疑起到了推进作用。

4．这一阶段，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标志，那便是从整体上进入更高层次的理论关注和表述。代表性的著作有：《电视艺术美学》（高鑫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电视艺术哲学》（上）（苗棣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电视艺术的观念》（丁海宴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电视文化学》（苗棣、范钟离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电视传播的哲学》（丁海宴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电视美的探寻》（胡智锋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国电视观念论》（胡智锋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这些著作分别从文化学、美学、哲学等层面关注、研究电视传播与电视艺术，这样具有“整体性”的描述和“高层次”的关注，使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领域、视野、眼光、层次都能够得以提升。

5．而在规模上更大、影响也更为广泛的是两种书的问世，一种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学术委员会组织，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北京师范大学，1993年），另一种则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黄会林教授主编、周星教授副主编的一套《中国影视美学丛书》（8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自1998年陆续出版）。《中国应用电视学》达230万字之多，可谓煌煌巨作，涉及到了电视生产与传播的各个环节、工种、过程，其中电视传播、电视观众、电视美学、电视新闻节目、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专栏节目、电视广告及电视画面、电视报道取材、电视摄像艺术、电视编辑、电视采访、电视解说词写作、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有电视后期制作各环节等几乎都被涉及，是迄今关于电视生产与传播最全面系统的一部著作。尽管内容驳杂，但贯穿于其中的“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素材、观点还是相当丰富的。

《中国影视美学丛书》尽管影视兼论，但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来说，则获取了一个更为宏阔的理论学术空间，这就是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传统艺术、传统美学宝库中汲取营养，结合时代的需要，熔铸出有中国“民族化”特色的影视美学体系，这一思路、视角，对于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极具启发性。

6．这一阶段，对于各类电视产品的研究也达到了新的水平，代表性的研究者和著作也为业内外普遍关注。如在电视剧研究方面，仲呈祥先生以其长期参与对中国电视剧的题材规划、生产、创作、评奖、研究等的组织、领导、管理工作，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写下了众多电视剧理论批评文字，对于中国电视剧的生存环境、生产创作格局、文化追求与审美特色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仲呈祥影视评论二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十评飞天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中。在电视新闻节目研究领域，叶子（叶凤英）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从《电视记者工作》到这一阶段的《电视新闻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电视新闻节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电视采访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著作，叶子先生对电视新闻节目生产与传播的许多方式、手段、方法、原则、技艺等都作了系统、深入的整理与阐释。钟大年先生在电视纪录片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一阶段的《纪录片创作论纲》（北京广播学院，1997年）一书对于电视纪实、艺术特征、创作观念、视觉表意、剪辑风格、创作构思、结构、声画关系等众多命题都作了极富创见的表述。高鑫先生在电视研究的众多领域长期辛勤耕耘，著述颇丰，除电视剧、电视艺术、电视文学、电视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成果外，电视专题创作研究也是成果卓著，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为《电视专题片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对有中国特色的“电视专题节目”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张凤铸先生早在上一阶段即出版了不少专著；这一阶段更是硕果累累，除个人专著《音响美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电视声画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影视艺术新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影视剧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以外，在电视文艺研究领域主持编著了《中国电视文艺学》（张凤铸主编，王雪梅、胡智锋副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此书为“九·五”国家普通高校重点教材，填补了中国电视文艺研究长期无“学”的空白。电视叙事研究在这一阶段得到进一步拓展，朱羽君先生在这一领域建树颇多，成就斐然。尤其以《现代电视纪实》（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电视采访学》（与雷蔚真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生活的重构——新时期电视纪实语言》（与殷乐合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在电视叙事研究方面达到了最新水平。在对有声语言产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张颂先生可谓旗帜性人物。从主编《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起陆续出版）、《播音基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5年），到《朗读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再到《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将有声语言的传播艺术研究一步步推到新的境界。

7．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在电视文本研究方面，黄会林先生主持编写了《电视文本写作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一书，这是关于电视文本写作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黄会林先生在影视剧艺术领域驰骋多年，成就卓著，影响巨大。而她在电视研究方面切入“文本”这一独特领域，则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电视批评在90年代中后期也获得了学界的关注，周星先生的《中国影视艺术理念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对众多电视文化、艺术现象作了独具特色的批评、分析，欧阳宏生先生则在《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中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电视批评的历史、现状与格局。在宣传引导艺术的基础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著作，如陈力丹先生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刘建明先生主编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等。在电视的影响研究、电视受众与市场定位研究领域，则有喻国明先生的《媒介市场定位》（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嬗变的轨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时统宇先生的《电视影响评析》（新华出版社，1999年）等。在电视经营管理特别是产业化经营管理研究方面，黄升民先生、丁俊杰先生组织、主持了很多分量很重的著作，如《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国际背景下的中国媒介产业化透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9年）、《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等。以上这些领域研究都是上一阶段相对薄弱甚至尚未起步的领域，在这一阶段取得上述重要研究成果，这是适应了中国电视发展需求的，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很多重要构成部分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思想和素材。

二 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快速发展，不论是成果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这一阶段应用理论研究顺应着电视实践的腾飞而获得快速发展，各种类型的文集、丛书、个人著作铺天盖地，有不少还赢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1．中央电视台建台35周年之际，推出了一套12册的大型丛书《电视丛书》，均由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7月出版，包括《电视新闻论集》（主编杨伟光，副主编章壮沂）、《电视专题片论集》（主编朱景和，副主编臧树清）、《电视文艺论集》（主编沈纪，副主编黄望南）、《电视剧论集》（主编陈汉元，副主编赵群）、《电视声画论集》（主编洪民生，副主编周经）、《电视技术论集》（主编方庆浩，副主编王文祥）、《电视制作论集》（主编林景云，副主编刘宜勤）、《电视宣传管理论集》（主编王传玉，副主编赵群）、《中央电视台简史》（主编于广华，副主编马超曾、穆晓方）、《中央电视台大事记（1955.2—1993.3）》（主编于广华，副主编马超曾、穆晓方）、《荧屏岁月记》（主编于广华，副主编马超曾）、《荧屏金杯录——历届电视节目获奖目录》（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编）。这套丛书是中国电视创建以来电视业界一线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的研究文字的汇萃，对35年来的电视实践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其中对中国电视生产与传播全过程，都有生动的传播艺术实践的记录与总结。

2．中央电视台建台40周年之际，又推出了一套10册的大型丛书《跨世纪电视丛书》，由北京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包括《中国电视论纲》（主编杨伟光，副主编章壮沂、罗明、王录、王甫）、《电视新闻文集》（主编李丹、李东生，副主编阎连俊、赵字辉、王甫）、《电视专题文集》（主编李东生，副主编高长龄、孙秋萍）、《电视文艺文集》（主编赵化勇、胡恩，副主编邹友开、王录）、《电视管理文集》（主编刘宝顺，副主编李晓明、王亚平）、《电视技术文集》（主编刘宜勤，副主编邵昌有、何宗就）、《重大新闻现场直播文案选编》（主编李东生，副主编王录、李挺、马国力）、《荧屏金杯录》（主编王录，副主编王亚平）、《中央电视台发展史》（主编杨伟光，副主编章壮沂、罗明、王录、王甫）及《中国电视美术》（主编刘宜勤，副主编张旭）。这套丛书对90年代中期中国电视大发展的辉煌业绩作了及时的整理，其中电视传播艺术最新鲜的实践与理论表述也被吸收进来，集中体现了应用理论研究的水平。

3.《中国电视论纲》无疑可谓这一阶段应用理论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该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研究》的成果结晶，自1994年课题组成立，历时四年，集结了十几位电视研究专家的心血，对40年中国电视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包括“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电视事业”、“中国电视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电视节目的社会主义方面”、“多样化的电视节目表现形态”、“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先进技术是电视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电视产业经营的探索”、“科学化的体制和法制化的管理”、“观众反馈是电视传播的重要环节”、“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电视队伍”、“重视和加强中国电视理论建设”、“迈向21世纪的中国电视”等章节。该书最重要的贡献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南，将中国电视实践中丰富的历史性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总结，回答了中国电视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要命题。因此，《中国电视论纲》的出版，使这一阶段电视应用理论研究，包括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应用理论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4. 90年代中期由中央电视台牵头组织的关于“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界定、“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是规模庞大、影响很大的电视应用理论研究活动，涉及了中国电视生产与传播中的许多复杂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在这几次时间达一年以上、参与人数过100人的大型活动中，已经涉及到电视生产与传播中主客体关系、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5．一批应用理论研究著作问世。如王甫主编《电视制片人的现状与发展前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杨斌《电视幽默论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把脉嘉宾——电视节目嘉宾现象透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任远主编《电视演播室制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罗明、胡运芳《中国电视观众现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徐晶《生命的化妆》（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高峰、肖平《电视纪录片论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等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电视传播艺术实践进行了描摹。

6．一批有组织、有规模的丛书伴随电视实践的深入而推出。如“中央电视台国际部电视丛书”由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开始推出，张子扬主编，包括《电视节目论集》、《电视人手记》、《专题片解说词荟萃》、《荧屏与环球专集》、《译制片剧本精选》等，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引进、译制的电视节目的风貌，并在理论上作了一些新的开掘。再如“焦点访谈系列丛书”，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开始陆续推出（李东生、孙玉胜主编）。此外，《东方时空》、《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半边天》、《夕阳红》、《经济半小时》、《今日说法》、《艺术人生》、《中华医药》等也以不同形式推出了自己的丛书或套书，对于各自的电视传播艺术实践给予了较好的梳理。

7．一批知名记者、主持人等电视从业者以个人的体验、感受和思考，汇成特色鲜明、生动别致的著作，如赵忠祥《岁月随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倪萍《日子》（作家出版社，1997年）、白岩松《痛并快乐着》（华艺出版社，2000年）、敬一丹《话筒前》（现代出版社，1999年）、崔永元《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水均益《前沿故事》（南海出版社，1998年）等等，尽管这些著作并非以学术研究、理论表述的方式展开，但其中蕴含了这些人物在电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真切感受、独特的理解和创造性的处理，许多文字和观点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来讲也是可贵的素材。

三 决策研究与时俱进，内容日益丰富，认识日益深化，规划日益到位

这一阶段的决策研究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时代环境，从电视的宣传引导，到电视的战略发展规划；从电视的事业管理，到电视的节目管理；从电视的生产、传播，到电视的经营、开发，……内容日益丰富，体现在历任广播影视主管部门领导的讲话及相关文件之中。个人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杨伟光同志的《电视改革论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电视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等著作。决策研究比较集中的文字较有代表性的为《运行中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百期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从这些讲话、文件及著作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决策研究在对电视发展方方面面的认识上的逐渐深化和规划的日益到位。

1．关于宣传引导艺术。孙家正同志在1998年1月16日全国广播影视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要认真总结新闻宣传工作的经验，改进新闻宣传的方式方法，提高新闻宣传的质量，努力使广播电视宣传在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紧密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方面有较大的进步；在把握导向、题目选择、分寸掌握、时机把握上更加成熟，舆论引导水平有较大提高。”同时又提出：“遵循新闻规律，讲究宣传艺术，增强宣传效果。一是要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主张，同时增强群众观点，使新闻报道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二是要体现广播电视的特点，尽可能采用广播电视语言来记录和表现新闻事实，增强广播电视节目的可听性、可视性、可信性。”这一讲话既坚持了正确导向的一贯思路，又提出了宣传引导艺术的把握，如在“题目选择、分寸掌握、时机把握”上的要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要求，“可听性、可视性、可信性”的要求等，极有创意，是90年代中后期我们对于宣传引导艺术认识和理解上的最新表述。徐光春同志于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对此又作了新的阐述，他指出：“要大大加强舆论引导力。……要讲究宣传艺术，改进宣传方法，增强宣传效果，不仅要在宣传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和改进，而且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提高时效性上下功夫。”这一讲话提出了“舆论引导力”的新表述，尤其强调了“时代感、针对性和时效性”，体现了世纪之交我们对于宣传引导艺术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的新的认识和理解。这些思想观点尽管指的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各领域部门，但对于电视传播艺术中的电视宣传引导艺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关于“精品战略”。实施“精品战略”，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文化领域的一个普遍的目标追求。电视“精品战略”的实施，是需要电视传播艺术中宣传引导、策划、创作制作、编排播出、管理和营销推广各个构成部分通力打造的，而“精品战略”实施效果，也集中检验着电视艺术的质量和水平。因此，“精品战略”的提出，给电视传播艺术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极好的时代机遇。在具体组织“精品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杨伟光同志做出了十分到位的规划设计，在他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期间，狠抓精品频道，精品栏目、精品节目的工作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在组织“精品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他对电视精品节目也做出了准确的概括，这便是：“导向正确”、“思想性强”、“艺术水平高”、“富有民族特色”、“技术质量一流”、“社会效益好”等主要的标志和要求。

3．关于电视改革。电视改革是一个涉及到宣传体制、管理、经营方方面面的综合性的工程，在决策研究和具体实践中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胆识。在电视宣传改革方面，杨伟光同志领导中央电视台一批同志从《东方时空》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走出了一条对中国电视宣传改革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改革之路。仅就电视评论节目的改革经验，杨伟光同志就总结了以下六点：“一个坚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两个有利于”（有利于解疑释惑、化解矛盾）,“三个结合”（群众关心、领导重视、普遍存在）,“四性”（述评性、针对性、时效性、典型性）,“五个度”（以中央的方针、政策为准绳，符合宣传口径；要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批评性报道为辅；一分为二，坚持真实性，防止片面性；播出时机要把握好；访谈问题的评论性节目，尽可能请主管部门参与）,“六个要”（要建立宏观管理的机制；要不断地微调，逐步地到位；要提高宣传艺术；事实要准确，不要误伤人；要注意效果；要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队伍）。这些经验的总结，对于指导电视宣传改革，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电视宣传改革中，对于管理者、决策者最困难的事情往往是“度”的把握，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观点、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电视宣传改革实践，这方面胡占凡同志的思考是很富启发意义的。他在如何处理“热点问题报道”这一重要命题时，指出应辩证地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他认为应当“改变热点问题报道上的几种思维偏向”，包括“认为热点问题报道与弘扬主旋律是不相容的”,“认为热点问题报道难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把热点问题报道同批评暴露简单地划等号”、“认为搞热点问题报道风险系数大”等偏向。他进一步指出，应最大限度地“调动主体能动性”，以“搞好热点问题报道，把握舆论导向”，为此，“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吃透两头，胸有全局”。这种从大局、全局出发，辩证地思考、认识和处理电视宣传改革中出现的困难、矛盾、问题的思想、观点、方法，对于保证电视宣传改革的健康、稳定、积极的发展，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4．关于电视发展战略。中国电视发展战略的规划、设计，是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渐频繁、深入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在谈到中国电视发展战略构想的时候，杨伟光同志曾指出：“一定要从同西方竞争的角度考虑问题，从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树立社会主义中国形象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要在办好国内电视的基础上，努力把中国电视推向世界。通过电视宣传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扩大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介绍中国的政策，介绍中国的领导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使全世界都熟悉中国。”为此，杨伟光同志提出把中国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电视台”的战略构想，并围绕这一战略构想提出了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措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台”的电视发展战略，是富于远见、富于创造性的电视发展战略新思路、新举措，这对推进中国电视的整体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电视论纲》中，对于中国电视发展战略给予了较为完整的理论表述，包括以“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提高节目质量，有利于满足群众对电视文化的要求，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以“中国国情”为现实依据，以发展电视生产力为目标，并努力把中国建成“世界电视先进国家”等内容。从全局、大局出发，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实事求是而又富于远见、创见地制定电视发展战略，不仅对于中国电视事业，而且对于国家形象塑造、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5．关于电视事业管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视事业，在管理上不断探索着独特的思路、方法与方式。如党的领导如何转化为现实的电视生产力，杨伟光同志就提出了“把中央电视台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的思路，包括“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自觉地当好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为观众服务的意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提高依靠全系统、全社会办好中央电视台节目的自觉性”;“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确保电视台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视理论”等鲜明观点。再如关于“系统合作”问题，发挥中央台与各级地方电视台的系统合作优势，在政治上可以更加确保党和政府的政令畅通，在事业上可以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级电视台的主动性、积极性，并带动各级电视台的发展，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运作方式。而人才管理则是电视事业管理的关键，对此，杨伟光同志从电视实践中提炼出“人才兴台”的思想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些思想和措施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环境下电视事业大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以创造性的工作推进了事业发展。

6．关于电视对外宣传。电视对外宣传既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因其性质、功能、任务、内容、形式等的特点而有相对独立性。杨伟光同志看到了大众传媒系统中，“50年代到80年代，对外宣传的主要角色是广播。90年代，对外宣传的主要角色历史地落到了电视和广播的肩上”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指出了电视对外宣传在“树立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局势稳定、经济繁荣的形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形象，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客观公正、主持公道的形象”等工作中的重要任务，提出了电视对外宣传“内容要注意针对性”、“报道要注意系统性”、“形式要注意生动性”、“表达要注意客观性”的工作要求，并对电视对外宣传的发展提出了“三步走”的构想，这便是“第一个阶段是初级阶段，寄送节目，在国外办台”,“第二个阶段是中级阶段，采取卫星传送新闻和部分电视节目，进入外国电视网，即进入外国主流社会”,“第三个阶段是高级阶段，……要建立覆盖全球的中国卫星电视频道，……就是建立中国国际电视台”。张长明同志则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阐述了“从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和电视的特殊传播作用看电视对外宣传工作讲政治的重要性”之必要，并提出要“从电视对外宣传的总体定位上融入政治意识”，具体到电视对外宣传内容上，便是“三为主”的原则，即“以正面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他还提出了电视对外宣传三个关系的处理问题，便是处理好“个体真实与总体真实的关系”、“问题报道与正面效应的关系”、“被动反击和主动反击的关系”。在如何“讲究宣传艺术，尊重传播规律，在电视对外宣传中生动活泼地体现政治意义”这一命题中，张长明同志提出了“四个结合”的观点，即“大处着眼与小处落实相结合”、“典型报道与综合报道相结合”、“‘我方说’与‘外方说’相结合”、“‘自我宣传’与‘外方参与’相结合”。这些思想、观点与方法对于中国电视对外宣传的阶段、格局、规模、地位和运行策略等都作了深入研究，为电视对外宣传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7．关于电视产业化经营。这是此一阶段决策研究的一个新的“亮点”。这一研究的推进，给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带入了新的内容、方法与可能性。杨伟光同志的《探讨电视产业的规律 加快电视产业的发展》一文对电视产业的属性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电视工作者既要遵循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规律，又要遵循电视产业经营的规律”。该文对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作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并对开创中国电视产业新局面提出了若干对策。该文的突出特点是将电视产业经营与宣传、管理、节目创作制作、节目编排播出及营销推广相结合，这就把“产业化经营”与电视传播艺术涉及的各个构成部分有机联系在一起，既包括了“节目销售”、“收费电视”、“提供信息”、“点播节目”、“因特网播出节目”、“网络经营”、“旅游等相关产业”等内容，也包括了“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多劳多得、奖罚分明”、“抓好一个综合精品频道，其他均办成专业频道”、“抓精品，抓大制作”、“播出和制作逐步分离”、“注意培养人才”等内容，还提出了几个需要注意和处理的问题，即“电视节目的媚俗倾向”、“频道要少而精”、“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等问题。以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为例，杨伟光同志就曾为这家公司描摹过一幅壮观的蓝图：“（1）我们应该建成全国乃至世界较有影响的节目制作公司和节目译制公司；（2）我们应该建立起全国最大的销售网络；（3）应该在重要旅游点建立影视基地（西方叫主题公园）；（4）应该拥有中国最大的调查咨询网络；（5）应该拥有中国最大、在世界也有影响的卫星公司；（6）应该拥有全国最大的传输网络，可以通过卫星互传、对讲；（7）我们应该拥有全国最大的广告公司；（8）应建立起一支政治上强、业务上精、作风上好、懂得各种语言的、具有活力的业务队伍；（9）应该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在国际上市的影视集团之一；（10）应该不仅仅搞影视，应该围绕影视展开相关业务，如旅游业、饭店业、汽车出租业，我们都可以发展，真正成为一个以电视业为主的大的企业集团。”这些论述结合中国国情，又借鉴了发达国家电视传媒产业化的经验，为中国电视产业化经营设计了具体可行的目标。

总之，开拓阶段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决策研究几个方面，成绩斐然，对中国电视事业、中国电视生产与发展的全面推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电视在这一阶段的腾飞，离不开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与方法的指引和指导。

经过多年的积累，我认为应当对“中国电视传播艺术”作一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而我始终感到困难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究竟什么是“电视传播艺术”，其内涵、外延怎样界定，“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特定的内涵、外延是什么？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是展开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尽管多年来这一命题始终在关注中，但真正给“电视传播艺术”作一较为科学、合理、准确的界定，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绝非易事。我曾将“电视传播艺术”从电视生产与传播的技术、技巧层面去思考，将“电视传播艺术”视为“电视传播”与“电视艺术”共同遵循和采用的一些技术、技巧，如节目内部的结构、样式、叙事节奏以及对于节目的播出时机、时段安排、编排策略等内容，但这种理解显然是狭窄的，因为从这种理解中，难以看出电视生产与传播全过程中的许多重要元素，如对于节目生产与传播的运作、管理，传播主体视点的渗透，以及节目的宣传、推广乃至营销等。那么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概念可以涵盖这些元素呢？又想到了电视策划，因为电视策划有可能将这些元素纳入进来，于是尝试着将“电视传播艺术”与“电视策划”相联结，而“电视策划”包括了对于电视发展的“战略、策略、战术”各个层面的策划，这样，“电视传播艺术”就可以被界定为“对于电视传播内容的策划，包括战略、策略、战术等层面”。但这一界定问题还是不小的：既然“电视传播艺术”可以等同于“电视策划”，或等同于“电视发展战略、策略、战术”，那对它的界定还有什么意义，用“电视策划”取而代之不就可以了吗？这促使我继续思考：如果“电视传播艺术”是一种独特存在，那么它的独特内涵到底应是什么？它的外延又有多大？

经过反复探索，又重新回到“电视传播艺术”的界定中，如果电视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都能被纳入进来，那么每一个环节的共性何在呢？在不断思考中我发现，“处理”是所有环节的共性，不论是电视传播，还是电视艺术；不论是生产过程，还是传播过程，都需要进行富于电视特色的“处理”，而能够称得上“艺术”的必然是“创造性处理”，因为艺术的天职便是“创造”。所谓“电视传播艺术”，其核心不就是传播主体为达到预定目标，对特定传播内容所进行的电视化的“创造性处理”吗？

内涵的确定，使外延构成的表述因而发生重要变化，原来零散的想法获得了新的整合，既然“创造性处理”成为“电视传播艺术”的内涵，那么电视生产与传播全过程中，每一个重要部分的“创造性处理”，也都成为了“电视传播艺术”的构成部分。这便有了对“电视传播艺术”外延构成的表述。

“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表述，也因“电视传播艺术”内涵的界定而较为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第二，为什么要进行“电视传播艺术”的研究？这里又有实践的和理论的两方面的考虑。

从实践方面来看，电视的生产与传播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但由于内部分工细密，各个部门、工种、环节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工作范围和分工特点，既需要各个部门、工种、环节各自发挥其“传播艺术”特点，又需要形成、发挥“电视传播艺术”的综合的合力，才能实现、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传播理想目标。此外，直观地来看，从事“非虚构”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部门、工种、环节，与从事“虚构”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部门、工种、环节由于差异较大，而形成完全不同的思路、特点、方式与方法，这需要共同的“电视传播艺术”规则去协调。还有一点，由于电视生产与传播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条件、背景等具体生存境况，如何在适应特定生存境况前提下，发挥最大的传播效益，这也是需要“电视传播艺术”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问题。

从理论方面来看，一个理论框架的建构，要有足够的合理性，便要有普遍适用性；要有足够的说服力，便要有一定的现实性；要有足够的学术价值，便要有一定的创新性。之所以选择“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我考虑到了以上几个重要因素。从合理性角度来看，“传播艺术”既存在于电视领域，也存在于相关传播和艺术领域，还存在于其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因此具有普遍适用性。从说服力角度来看，“电视传播艺术”有着扎实的电视生产与传播的现实存在依据，能够解释电视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电视传播艺术”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推进电视生产与传播水平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也在努力寻求既能“解释”电视生产与传播实际，又能“改造”电视生产与传播状况的道路。从学术价值角度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从学术研究的领域、思路、方法等多个方面都体现出理论创新的追求。

第三，怎样进行电视传播艺术研究？这需要对“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学科属性、学科特质、研究方法进行较为清晰的整理与把握。

从学科属性和学科特质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既有应用学科的一面，又有基础学科的一面，从总体上看，具有“应用哲学”的一些特质。正如有学者所说：“应用哲学……主要是研究人们如何应用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特定对象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或是研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特定对象中的展现或存在（表现）方式，亦即一般规律的特殊形式。……具体说，它要研究一般的哲学理论、特定对象、人的特定目的（价值目标）的具体结合域，通过对其如何结合的研究，揭示和把握特定对象的普遍本质和运动规律，形成特定对象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论。……可表现为对某个重大实践课题的哲学分析或对某个发展战略、长远规划、行为方案的哲学思考。”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从总体上看，着力于哲学性地思考电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一般运动规律，思考各特定的领域、环节上的各种具体关系。

此外，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也是处于中介、交叉地带的一门学科。因此，努力地发现电视生产与传播过程各个不同环节、领域的中介、交叉地带，并寻求对立统一，是这一研究所需要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本身对象的丰富性，决定了需多种学科、多种方法并用，而其中整体性、主体间性、合理性、选择性等方法与思路尤为重要。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为了深刻理解现代世界，并应付它，……专门化是一种不好的倾向。……我们是生活在需要有整体观念的时代。”（重点号系笔者加）着眼于电视生产与传播的整体，是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应采用的方法。再如有学者所说：“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理性’概念、霍尔（S.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论说，实现了主体性思维的转换，即告别主客对立意义上的单一主体，转向‘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一方面坚持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强调交往、对话和理解是弥合主体间差异的基本方式”，这意味着在电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多重有思想、有生命、有创造力的主体，因此对“传播主体”的理解也应是多元的理解。而“合理性”是阐释、研究电视传播艺术的又一重要方法，正如有学者所说：“理性是与客观事实相应的概念，无法应用于情感、意志以及受此二者支配的行为：合理性则是与主观的价值选择相应的概念，恰好应用于情感、意志和行为”，作为有鲜明民族性、本土性的电视传播艺术，必然会以主体明确的“价值目标”来实施其具有创造性的各种行为的，因此，“合理性”的方法是适用于这一研究的。“选择性”同样强调主体的选择的重要意义，有学者在社会学研究中，感受到“在‘主体建构社会实在’中，主体如何为自己选择方向以及如何行动，再度因主体愈益丰富、活跃的领悟能力及创造力而成为社会理论分析的核心与焦点”。（重点号系笔者加）同样，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对于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富于创造力的各种“选择”性行为是非常关注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自己对于“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一系列命题的阐释与表述。

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从初创阶段，到发展阶段，到开拓阶段，与中国电视生产与传播实践、与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相互交叉、融合，又逐渐清晰、明确。本人对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探索，同样伴随着这几个阶段，一步步从零散走向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