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阶段（1978—1992年）

改革开放给中国电视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与时代机遇，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也伴随着电视实践的日渐繁荣和电视理论的逐渐活跃而得以发展。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几个方面都涌现出了不少新的成果。

1．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及评价

这一阶段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代表作品便是由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学术委员会推出的一套（18本）“电视节目制作丛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4月开始出版）。这套丛书的问世，既是中国电视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的阶段性成果的汇总，也是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其主要意义与特点体现为：

第一，“电视传播艺术”的初步界定。叶家铮先生在《电视传播的艺术》中首次提出“电视传播艺术”的概念，并从“电视传播活动”的界定入手，对“电视传播艺术”作了自己的理论界定，即“电视传播艺术”是电视“节目的摄制编播范围内”、“独具特色的宣传方式和表达方法”，这种“独具特色的宣传方式和表达方法”，体现为“电视节目的物化形态”，即“呈现在屏幕上的可视可听的画面（含少量的文字）与声音”，体现为“电视传播工作者和部分受众均可以自己的音容笑貌、语言动作在屏幕上传播这样或那样的信息”，还体现为“电视节目编排方式既是有序的，又是灵活的”等多种特征。尽管这个“电视传播艺术”的界定主要限定于电视新闻传播，但毕竟涉及到了电视生产与传播的各个环节，并突出了电视独特的个性和特质，尤其是电视节目制作以外的“编排”、“编播”，这已经开始触及电视生产与传播更深层的内涵与外延了。

第二，“电视传播艺术”的意识普遍形成。仅从这套“电视节目制作丛书”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专家、学者们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的意识在普遍形成，从书名上来看，既有电视技术、技艺层面理论梳理的《电视摄影造型》（任金洲）、《摄影构画基础》（李兴国）、《电视画面研究》（朱羽君）、《电视记者工作》（叶子）、《电视片编辑艺术》（钟大年、王桂花）、《电视节目解说词写作》（温化平）、《电视音乐音响》（高廷智、李近朱、郝俊兰）、《影视摄影技术基础》（毕根辉、马百山）、《电视色彩学》（刘恩御），也有“虚构”类内容研究的《电视剧艺术论》（宋家玲）、《电视剧的探索》、《文学与电视》（赵凤翔、徐舫州）等，还有综合的《电视编导智能结构》（丁海宴）、《电视报道的艺术》（王纪言）、《电视节目制作管理》（张一心编译）等。像《电视报道的艺术》、《电视编辑的艺术》等仅从书名上即可看出作者对于“电视传播艺术”在创作、制作层面上体现的独特眼光与思路。其他著作中也各从不同领域来剖析、透视“电视传播艺术”。

第三，对电视特性的重视与把握。与初创期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对于电视独特的传播特性、艺术特性的探索意识是自觉的。这一方面表现为许多著作在与报纸、通讯社、广播等传媒的比较中，探求电视新闻传播的特性（如《电视记者工作》、《电视报道的艺术》等）；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少著作在与戏剧、电影、文学、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样式的比较中，探求电视艺术的特性（如《文学与电视》、《电视剧的探索》、《电视剧艺术论》等）；再一方面则表现为大量著作在电视创作制作流程中，探求电视的传播艺术特质或本性（如《电视片编辑艺术》、《电视画面研究》等）。重视电视特性的探求，并予以初步和有价值的把握，是这套丛书在推动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

这一时期，涉及到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著作还有《影视基础理论和技巧》（张凤铸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电视创作技巧论》（叶子、刘实著，湖北教育出版社）、《电视编导基础》（任远编著，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电视意识论》（刘忻著，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电视摄制的艺术》（吉岩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视艺术概论》（高鑫著，学苑出版社1992年）、《电视艺术通论》（陈志昂主编，知识出版社1991年）、《电视剧作艺术》（杨田村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电视剧作概论》（高鑫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电视文艺学》（刘树林、李泱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电视剧学通论》（壮春雨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电视广告谋划》（高晓虹、宋平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等。此外，创刊于1979年9月，于1983年2月公开发行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此时以注重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刊物形象出现，也发表了大量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方面的理论学术文字。

这一阶段电视传播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为：

第一，“电视传播艺术”的界定主要面对着“非虚构”类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而对“虚构”类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则几乎没有涉及，这是一个较大的缺憾。如何将“虚构”类内容的生产与传播纳入“电视传播艺术”的内涵与外延中，这一问题此一阶段并未提及。

第二，以“非虚构”类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电视新闻传播类研究，和以“虚构”类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电视艺术类研究，前者沿着新闻传播学的一般原理去探寻电视新闻传播特质，后者沿着艺术学的一般原理去探寻电视艺术的特质，对于电视新闻传播、电视艺术的研究本身而言，这种研究思路与方法无可厚非，但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来说，则如同两张皮，互不搭界，各说各话，这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理论的整合显然是不利的。

第三，与初创阶段比，这一阶段的基础理论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在探求“电视特性”问题上，“就电视谈电视”的历史痕迹还相当深刻地烙印在这一阶段的研究文字中。电视传播艺术的研究，仅仅靠“就电视谈电视”的狭窄思路与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而吸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从跨学科的意义上来审视电视传播艺术，这一阶段只是意识到了，但还未及实现。

2．应用理论研究成果及评价

这一阶段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应用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尽管说不上标志性作品的推出，但在大量著作、文章中已清晰地显现了对“电视传播艺术”实践进行理论梳理的意识和行动。

第一，对包括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内的电视应用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有的电视业管理者对于“电视只有经验没有理论”的现状深感忧虑，认为“从感性到感性，从经验到经验，是很难把电视工作引向深度和广度的”，提出“把经验上升到理论，在实践中又不断去丰富它，检验它，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便能汇成电视建设的洪流，树立起中国电视的丰碑”。而且将具体的一些研究内容列目如下：“电视的特性和长处究竟是什么？何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外国电视有哪些值得借鉴？如何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采访报道？怎样运用电视语言创作电视剧？怎样把节目办得合乎观众心理……”。这些观点、言论表达了电视从业者对于电视应用理论的渴求与期盼，尤其是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这段文字中已涉及多处，显示了应用理论研究意识的自觉。

第二，归纳、整理、总结了一系列电视传播艺术的实践经验，并形成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在杨伟光所著《电视新闻论集》中，涉及到了电视的性质与任务、电视传播方式的特点、电视新闻改革、电视传播方式的特点、电视新闻采访、电视记者的提问艺术、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及电视记者的修养等多方面问题。此后杨伟光在他的《电视改革论集》中则收入了1993年之前的37篇文章，对于电视新闻改革、电视新闻报道、电视新闻传播特色、电视对内系统合作、电视对外宣传、电视经济报道及电视剧、电视文艺特色等都有过精彩论述。这些论述既是作者参与组织、领导电视新闻实践的工作经验的总结，又对推动电视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洪民生《我与电视》一书中，则涉及到电视文化、电视文艺、电视剧、电视观众、电视戏曲、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多方面电视实践中的领域、问题，是作者在组织、领导电视艺术实践方面的经验总结，书中许多观点，如关于电视“屏幕意识、文化意识、观众意识”的理论阐述深刻、生动，至今依然对于电视艺术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三，与初创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应用理论研究文字大大增强，但在规模、数量上还是不尽如人意的。而且专题性的论文、文章汇集较多，较为系统的应用理论研究著作缺乏。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以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电视业务》（1985年2月创刊，1987年1月改为《电视研究》）为代表的一批电视应用研究期刊的创办，给广大电视从业者总结、整理电视传播艺术实践经验，提供了很好的阵地，也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应用理论研究文字。

3．决策研究成果及评价

这一阶段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决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是比较显著的。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的电视法规建设、宣传管理、事业管理等方面，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较上一阶段更加清晰、明确。

第一，对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特质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表述。1983年3—4月间，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在《立志改革，发挥优势，努力开创广播电视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根据多年来实践的经验，搞好广播电视宣传，必须坚持自己走路的方针，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我们既不能单独依赖报纸和通讯社，也不能照搬他们的宣传方式和表达方法。我们的广播电视文艺要创造新的形式，简单模仿电影和舞台艺术的形式也是不行的。……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形式与方法，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这是我们的职责。”（重点号系笔者所加）尽管这段文字没有单独表述电视，但从文字中反复强调的“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形式与方法，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反复强调的“自己走路”的方针，即走“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道路，这为电视传播艺术的实践与理论研究都指明了方向，尤其是文中所提到的“宣传方式和表达方法”，尽管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到的，但却切入了“电视传播艺术”中极为重要的“宣传引导艺术”和“创作制作艺术”乃至“策划艺术”、“管理艺术”等多个层面。

第二，对电视法规建设予以重视，并在这一方面取得初步的成绩。广播电视的法规建设是与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相伴相随，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实践离不开特定法律法规环境为前提条件。《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法、相关法普法读本》（张书义主编、王枫审定，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了广播电影电视的专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广播电影电视法规、规章汇编》（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了1949—1987年间有关广播影视的法规、规章，按综合、广播电视、电影、音像、计划财务、技术、外事、教育、劳动人事、保密等10类编排。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制订和汇编，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决策方面的深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对电视事业管理的研究有了新的收获。《广播电视决策文集》（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了1986年以来有关广播电视决策研究成果的文章70篇，分为“宣传和节目改革研究”、“听众观众研究”、“事业建设研究”、“管理与体制研究”、“立法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等部分。此后，该书还出版了第二辑，由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编，1992年出版，收入了1979年到1992年间有关文章81篇，分为“宣传篇”、“事业篇”、“管理篇”三个部分。《中国广播电视管理学概论》（武子芳、朱金贵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是研究广播电视管理较为系统的一部著作，其中涉及到新中国的广播电视管理、管理体制、宣传管理、受众工作管理、技术管理、覆盖网络的建设与管理、人事管理、思想工作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机关管理、办公自动化和管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管理信息系统等。比较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在事业管理、宣传管理等基础上，出现了“广播电视经济管理”的新观念，其中周鸿铎所著《广播电视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涉及了广播电视的经济属性、广播电视的经济效益、广播电视产品及其生产、广播电视产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广播电视经济管理体系等新的课题。

决策研究的文字虽然常常没有单独将“电视”列出来，而与广播、电影、音像合在一起，但其基本规则、状况是相似的。可以看出，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决策研究领域的积累日渐其多，而且出现了不少新的思路与方法（如“管理系统”、“广播电视产业”等），这为下一阶段这方面研究的突破打下了扎实基础。

决策类的研究文字常见诸此时各级广播电视业管理者、领导者和相关研究者的大量文章。创刊于1987年7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以刊载广播电视战略性研究、决策研究的文字为主，成为决策研究的最重要的期刊阵地。不少有影响的广播电视决策研究文字出自该刊，这自然包括了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决策研究的文字。

发展阶段的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从外在条件、环境来看，改革开放给中国电视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国际性交流的开展（如中外合拍电视节目不断增加，引进境外、国外节目不断增加，上海、四川国际电视节的创立，中外电视业交往日渐繁荣，包括国外电视理论研究成果的编译出版），各种研究机构、组织的建立（如1986年成立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等），电视教育、科研的拓展（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展开），带来了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发展，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决策研究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得以出版，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学术期刊创办起来，一批有水平、有见解的学术研究文章陆续问世，一批有才华、有思想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随之逐渐成长起来。这为下阶段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开拓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