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世界级大港泉州

——《泉州府图说》约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绘制

许多人都以为在马可·波罗的时代，泉州才是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其实，泉州港，一千五百年前就是东西海交港，其开埠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南朝。历史学者通常会用这样的文献来表述那个悠久的故事。

据《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载，印度僧拘那罗陀应梁武帝之请，从扶南泛海出发，“以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548年）闰八月，始届京邑……逮陈武永定二年（558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晋朝在今福建东部与南部置晋安郡）诸郡……至（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以后在广州译经讲法，历时八载，陈太建元年（569年）入寂。

拘那罗陀是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在华期间翻译佛经49部，共142卷。史载，僧拘那罗陀在刺桐港（泉州的古称）九日山的延福寺，一边翻译着《金刚经》，一边等候季风，南航马来半岛。这件事情被史学家当作泉州海外交通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

那时，海船的出行和航程要凭借季风、洋流。秋冬之际吹北风，满载着中国陶瓷、丝绸和茶叶的船只，从刺桐港驶出；第二年的春夏之际吹南风，外面的商船又载着香料和药物进了港。每年两次的迎来送往，人们都要去九日山的延福寺举行祈风典礼，祈求神灵保佑一路顺风、平安。至今在九日山的摩崖石刻群中，有13方记载了南宋官员祈求保佑商船顺风的仪典。

到了中世纪，西方有两位大旅行家因到东方旅行而名闻天下：一位是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一位是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他们影响世界的大作《马可·波罗行纪》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中都提到过一个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大港——泉州。所以，研究中外古代海上交通史的人都少不了要拜泉州这个码头。

古人建港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即在大江的入海口不远处建港，中外港口无一例外。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可以借助海潮沟通江海运输，出入海口方便；二是江尾海头之处可以避开海上风浪确保停泊安全；三是便于依江建立市舶、牙城、炮台，借助海防上的纵深保卫内陆。

泉州古港也是如此，两条重要的江河从城市穿过后，不久就到了它们的入海口：一个是城东边的洛阳江入海口，一个是老城南边的晋江入海口。前者是因出土南宋古船而闻名的后渚古港，这里曾被认定为泉州古港遗址。不过，后者也在入海口的法石古港发现了古代沉船的残骸，也被专家们认定为泉州古港遗址。两个古港，其实也没一争高下的必要，渐渐地人们认可了这样的说法：古刺桐港是泛指泉州湾里的两条江的入海口所建的古码头。它们是这个港口城市的重要门户，洛阳江连接着泉州的东门，晋江连接着泉州的南门。骑在两江之上的泉州是天赐的建港宝地。

泉州就这样，因江而生，靠海发展。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大批入闽，因思念晋朝故土，遂将此地之江称之为晋江。这里一直到唐朝初期都是人烟稀少之地，行政建制多次被裁撤。唐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改名为泉州，州治也从靠近内陆的南安移至晋江下游出海口附近。五代十国时，泉州海上贸易兴起，南唐政权在泉州设置了主管海外贸易机构“榷利院”。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展，朝廷在广州、扬州、明州设立市舶司之后，又在泉州增设了市舶司。此市舶司自1087年设立，断断续续一直到1472年才撤销，令泉州的海外贸易保持了宋元两朝的大繁荣。泉州也因此成为西方所熟知的东方大港。此间来泉州经商的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的游记与地图上都写有它的名字“zaitun”（刺桐）。如，1375年西班牙出版的《加泰罗尼亚航海图》就标注了“刺桐”与“行在”（杭州）两个中国港口。

泉州被称为“刺桐”，源自五代时期。南唐保大五年（947年），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于闽国灭亡之际，割据漳、泉，将唐代的泉州城扩大了七倍，在唐代四城门——东为行春（现东街），西为肃清（现西菜市），南为崇阳（现承天巷与花巷交汇处），北为泉山（现威远楼）的基础上，又扩建了东门和涂门。拓建城垣和开辟新门的同时，又在城中遍植刺桐树，从此这里有了“刺桐”的雅号。

宋代的海上贸易，有两条重要的沉船提供了实物证明，并勾勒出那个时代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链条。在“南海一号”发现之前，中国古船年代纪录的保持者是“泉州古船”。这艘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沉船，年代大约在1276年左右，属南宋末期。目前，“南海一号”已打捞出的几千件文物中，最能证明它沉没时间的是船上的古钱。这艘古船也很古怪，好似一个古钱博物馆，最早的是汉代五铢钱，最晚的是南宋高宗时的“绍兴元宝”，它告诉我们“南海一号”很有可能是一艘南宋初的商船。两艘沉船的长度，都在32米左右。

从所载货物看，“泉州古船”是载着国外的香料等货物从南洋归来；“南海一号”则是载着中国南方的陶瓷等货物远赴南洋。这一前一后与一来一去，为人们勾画出一个南宋海上交往的实证链条：显然，宋代的海上贸易主体已不是被今人符号化的“海上丝路”，而是香料与瓷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是一个需要引进香料的国度，泉州古船很有可能是贩运南洋香料到中国，而后再倒卖给来泉州做贸易的阿拉伯人，再由他们转手贩给不产香料的欧洲。作为瓷器大国的大宋，既可出口原创产品，也可来样加工。有进有出，有转手倒卖的大宋海上贸易，其开放与多元可谓前无古人。

在今天的泉州城里，已寻不见唐代与五代时的这个世界大港的港口遗迹了，宋代留下的与之相关的遗迹，仅剩下天妃宫、洛阳桥、水仙宫、水门等。当然，最值得一看的是现存最古老的宋代市舶遗址——水仙宫。

在泉州海上交往史博物馆的小陈博士的带领下，我得以进入许多泉州人都找不到的鲤城的马坂巷、舶司库巷、水门小路和水仙宫。据我所知，如今广州、明州的元代以前的市舶司遗址，俱已湮没（广州的明代太监市舶官署五仙观还在），所以，泉州老城的市舶司遗址水仙宫就成了我国唯一保存下来的宋代古海关遗址。

据看护水仙宫的老人介绍：“古代的市舶司范围很大，并非水仙宫这一小块地方，这里只是市舶司内的一个宫庙而已。”老人还带我看水仙宫南边一条浑浊不堪的水沟。他说，“这里是当年报关船要经过的内河道。”在一座小桥下，我们还可见古代闸门的轨道痕迹。老人指着水仙宫的北街说，“这一带都是古市舶司的仓库。”水仙宫是宋元以后，这里不再作为市舶司之后，道家活动的一个场所。但基本建筑还在，几年前这里还搞过一个“泉州古代市舶遗迹图片展”。

当年，中国的商人和外国的商人，从这里把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铜铁器、药材、酒、纸等货物，源源不断地送往世界各地；同时，又从海外运回大宗番布、木棉、乳香、沉香、犀角、象牙、红木等物品。南宋时，泉州的舶税收入，约占朝廷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

关于南宋泉州的城市记忆，就是这几个硕果仅存的建筑了。南宋泉州到底是什么模样，谁也无法说清了，因为宋元以来的泉州城舆图，全都消失了。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泉州城舆图，唯有李孝聪编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中收录的《泉州府图说》（见图2.5）。此图出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的一个绢本彩绘舆图册，共29幅舆图，每页27×37厘米，并附有图说。所收舆图描绘了泉州府统辖的陆境和海疆，按各县、卫、所、巡检司分幅，表现所属地域内的山岭、河川、海岸、岛屿等地理环境，以及城镇和军事处所的分布，属于地方向上级官员呈报的官绘本图集。由于图中最迟提到的年代为明万历三十年，所以，将成书年代定为1602年或稍后时期。

这里选取的是《泉州府图说》中描绘泉州府城的3幅。借助此图或许还能看到宋元时，这个东方大港的一点印记。从这幅以泉州府城为核心的地图看，明代的泉州府城与明末清初所说的“鲤城”大体一致。但与历史上记载的唐代泉州城已有所不同，几个城门大都有了新的命名。东有迎春门，西有义成门，南有通津门，北有朝天门。泉州府城被几条江围绕着，值得注意的是通津门位置画的小桥和晋江支流，恰恰是我们今天还能印证的水门巷的位置，这里基本上就是宋代市舶的位置。从这幅地图上看，从通津门向东南顺流而下，就是通向大海的海口，是船舶连接府城的重要通道。

府城中除标注“晋江县”与“泉州府”外，没有标注街道和其他政府机构。但城外标注较为详细。东城外绘有小桥和一个大湖，分别注记为洛阳桥和东湖。东有崇武所，西有厦门所。东南边临海有“乌浔巡司”“深沪巡司”等行政建制的标注，表明当时泉州府管辖的范围。此图还详细标明了泉州府城四周的城门。

我在泉州考察时，听说福建省正在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项目，准备申报“世遗”。我想如果能够整理好这些文献保护好这些古港、古寺、古墓、古市舶司遗址，泉州一定会再现一个宋时就名扬世界的“东方第一大港”的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