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增长引起瓶颈状态

生产数字反映了这种狂热的发展情况：生产总指数1950年6月为107.6，一年之内上升到130.9, 1951年11月甚至上升到这年的最高峰147.8 （1936年=100）。生产品部门在朝鲜战争繁荣期中所受的刺激最大，正如生产品指数所表示的，从108.4一直上升到164.1。消费品部门，由于顾客抱着观望态度，1950年上半年略为受挫，形成真正的停滞状态。但这方面的生产指数于1950年6月到1951年11月期间，也从101.9上升为148.4。

这种暴风雨式的发展自然会引起瓶颈状态，这种瓶颈状态会加深一般民众的恐慌心理，同时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所谓的瓶颈状态在那些产能极速提升并由于自然或结构的限制而难以再进一步发展的产业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自1945年崩溃以来，由于努力的结果，西德的煤气量大大增加。货币改革的当天，工业生产总指数为1936年的51%；煤产量由于受到鼓励，保持了1936年的76.4%。然而早在1950年6月，煤产量已落后于一般生产。虽然在1950年年底前，煤产量又上升了15%，但与一般生产之间的差距还是在加大。钢铁产量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难道真是市场经济的缺点吗？难道可以为主张放弃自由经济制辩解吗？我曾在1951年12月31日出版的《商报》月刊上对这些问题做了明确的答复：

“提到失败，人们总是把那些恰恰属于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的缺点归咎于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至今还不得不保留一些管制的残余。大家都对原材料产业遇到的瓶颈感到恼火，可是对于这些基本工业中的官僚主义已很猖獗这一事实，大家倒又不作声了。就是在这些工业中，市场的作用，尤其是自由调整价格的作用，已被完全隔绝。”

当然，瓶颈状态由不得我们袖手旁观。上面已经提及，由于多方面的阻力，物价的彻底革新遭到了失败。但是首先我们应当铭记，1952年1月7日颁布的《工业投资援助法》是经过多少的困难才诞生的：经过长达数月的争吵，联邦议会终于在1951年12月31日才通过这项法案。（1951年7月12日，该项法案的提出曾在议会引发激烈的争吵，当时议会拒绝在暑季假期前出台该部法律。而我们的联邦总理当即震慑性地表示：那就中止暑季假期。）尽管后来这部法案也因此受到多方支持，但事实上，这归根到底是一种要通过自力更生而渡过困境的不平凡尝试。这种尝试给人以主人翁姿态，同时也将获得经济史上史无前例的合理的尊重与认可。在该法案的履行过程中，处于极大困难中的基础工业得到了不少于10亿马克的贷款，其分配情况如下：

这种援助使总额47，450亿马克的投资计划得以完成。除了这些投资援助法案下的贷款以外，尚有从相关工业的保留下来的收入拨来的22，270亿马克，以及15，180亿马克的其他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