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出现贸易逆差

世界市场的物价上涨以及必然上涨并亟待满足的需求一起导致进口大大增加。而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各会员国于1950年9月1日达成自由化协议，将进口额提高到60%，但却依旧无法完全满足需求。商业性国际收支逐步恶化——1950年下半年出现了5，350亿马克的逆差。国际支付总额更为不利——早在欧洲支付同盟成立的最初四个月时候的德国名下的320，000，000美元贷款限额，全部被用尽。

然而这种进口的增长，可以理解为对市场经济起了一种保护作用，因为在当时情况下，竭力设法增加货源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公正地说：跟德国国内计划经济学家（即企图推翻经济自由的人）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在跟欧洲支付同盟进行斗争，使其暂时接受德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并深信以后这种情况是会彻底改变的。

在当时经济部采取的或支持的各项措施中，我们应当使用在政治上可被允许的手段来减少进口，并把这列为第一要务。当时进口许可受到限制，尤其是规定进口方面必须提供等于所进口商品外币额一半的马克现款保证金。私人对外贸易银行签发进口许可的权力，均移交给各州的中央银行。1951年2月21日，由于朝鲜战争的困难所引起的需求进一步大量增长，欧洲支付同盟下的进口自由化步骤不得不暂时停止。此外，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货币方面的措施。例如1950年10月1日最低存款准备金限额平均提高50%；银行承兑票据的再贴现权力只限于某些机构（1950年10月31日）；贴现率从4%提高到6%，抵押透支率从5%增加到7% （1950年11月27日）——这些措施都是与政治家的意愿相抵触的。1950年11月1日又责成各州的中央银行将其许给商业银行的贴现额削减了10%。

然而外汇情况依旧危急。即使从欧洲支付同盟那里获得的120，000，000美元的额外贷款，也不能马上扭转这一逆差情况。推迟执行自由化以后，极度恶化的逆差危机成功地被扭转过来——不过是凭着严格管理进口限制的办法实现的。德国联邦银行在联邦经济部的完全同意下，继续贯彻其紧缩限制的方针。1951年年初，贷款方面的限制又进一步加强。1951年1月，规定所有商业银行今后不准增加短期贷款；1951年2月28日，又进一步要求将短期贷款减为10亿马克左右。

除了做出上述这些努力以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在联邦经济部内设立了一个原料专门管理局。凤凰有限公司总经理奥托·弗里德里希先生接手联邦政府原料顾问的职位并在后来同时出任联邦商品运输部门的领导职位。1951年年初，通过所谓经济安全法案，授权政府得以干预商品的生产和分配。不过根据该项法案所进行的干预保持在适当限度之内。从统计上来看，这种干预主要限制在基本工业领域，例如金属业、废料处理或建筑业。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由于美国人的压力，因为美国人只愿在政府批准以后才提供原料。有一点我必须承认，我从未认真地对待这些规定，我尤其不觉得这些规定对于国民经济有多大的价值。

“应该怎么办？自由市场经济必须存活下去……不过先得杀了我。”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他1951年2月8日的讲话中说。

（承蒙《汉诺威新闻》特许使用，绘画：Peter Leger）

注：如今在许多国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一个大问题，即给国家货币储备带来压力的进口过剩。其背景一方面是极大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是物资短缺，首先是煤和钢的短缺。因此许多人认为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强行管制，而艾哈德表示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