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的困难

当时德国确实有困难。有许多情况和1948年年末相似。市场经济的敌人同诡辩者勾结起来。即使那些对经济学有经验的人，也认为恢复计划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了。至于处在反对党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千方百计地破坏经济政策，那就更是不足为奇了。但是市场经济政策在政府和联合阵线的内部也只受到局部的支持，有时还要受到种种公开的或幕后的反对——这种情况都是严重而危险的。

1951年政府和联合阵线内部产生了严重不团结的不良现象，因此，行动愈来愈迟缓；只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自由经济制度才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如果现在回忆当时讨论的详情，那就太烦琐了。不过那些讨论为什么会使行动瘫痪，会使有些困难不必要地加深，会使问题的解决也推迟，是应该被记住的。

经济部长需要同多少种不同的意见进行对抗!有的人说，财政部长希望沿用英国的购货税；有的人提议指派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管理外汇，来限制经济部长的职权；也有人提议成立一个以恩斯特博士为首的特别经济内阁；到1951年年底，又有人建议成立高等经济部——如果真能成立的话，联邦经济部就等同于被人判定为无能。

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合理的见解付诸实施，就愈来愈困难了。因此，我所提出的计划，即通过调整价格来摆脱主要原料供应方面的瓶颈状态，遭到了失败。我的另一个建议是援助主要原料工业，并以“恢复储蓄”的名义来积聚存货，以便日后根据工业投资援助法案而获得援助；这一建议被延搁达数月之久。以上法案终于在1951年12月31日由联邦议院通过。除了这些困难以外，还有来自美国方面的干涉。美国减少了马歇尔计划拨款，反对德国以合适的创始人身份参加当时成立的欧洲支付同盟，并一再延搁极需要解冻的补偿基金。有人还发表特殊声明——驻德经济合作管理局局长将德国税收制度描绘成“世界上最反社会的制度”。此外，美国也经常施加压力要采取管制办法，使德国只能获得供应不多的原料。

为了最重要的原料——煤——供应不足的问题，我们每天都要同国际鲁尔管理机构展开斗争。我们同样也要经受与德国工会联盟最激烈的各种争吵。工会联合委员会犹豫了几个月之后，最后决定在一切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停止合作。

这类例子可列举许多；同样的事件还在不断发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2年年初——到那时，就是最无知的人也明了市场经济必须继续执行下去。这种转变明显地表现在两桩特殊事件上。1951年年年末，西德在欧洲支付同盟内再也不会有超过入超限额的危险了；与此相反，西德第一次在支付同盟内变为债权国。与此同时，物价也稳定了。

这一段多事时期的情况，在我当时所有的演说中都有反映：

“由于我在西德遵守了经济秩序的法则和健全的常识，人们便要求我马上冻结物价或者提出辞职。我可既不辞职又不下令冻结物价。那些反对我的社会主义者是从政党的立场来看待当今的情况，因此我并不能对他们加以指责。但更糟糕的是，甚至有些好朋友竟会那样错误地认为我的经济政策将使西德蒙受灾难。我曾分辩说，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看一段时期再说，事实也证明了这句话是对的。”

上述对当时事件的回顾，可以说明保持镇静确属必要。上面曾提到过，1950年下半年开始的消费浪潮，于1951年春引起了“商品周转的巨大增长”。例如，一年之内鞋子销售量增加了90%。西德经济制度良好的执行情况，以及市场经济制度怎样实现它的价值，都表现在零售业的营业趋势中。以衣着和家用亚麻布为例，零售额的上升情况如下：

许多因素刺激了这种心理。朝鲜战争前几个月内的物价下跌使生产者和一般公众都谨慎小心地对待他们的存货方针。那时，世界市场已经开始了暴涨暴跌的风潮。这次暴涨暴跌的程度通过比较朝鲜战争前的正常水平和战后1951年的平均水平就可得知。下列表格列出了几种主要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

依然在复兴过程中的西德工业不久就达到其生产力的限度。自从货币改革以来，以不同的动机从不同来源积累起来的钱财都被投入使用，这是它在此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从前迫切需要用来刺激经济的措施恰巧在这个时期开始起作用。1950年4月23日，旨在削减税收的所得税法案（其本身是值得欢迎的）终于由占领军方面批准，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气氛与提出此法案时的气氛已迥然不同。为叙述完整起见，必须指出，消费者的购买劲头不仅是由于动用了日常的收入，同时也因动用了过去几年中积蓄起来的储蓄存款，这些存款目前完全用在消费上。有好几个月的储蓄存款几乎停止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