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名物翻译与译诗文化身份重塑及文化传播

虽然《诗经》中名物数量有限，但是民族特色鲜明的典型文化器物和带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动植物，所释放的文化能量却很大。它们可以表达一种习俗观念，代表一种生活方式，标志一种历史形态，也可以造就一种文化氛围或格调，从而使其所寓居的诗篇，拥有一种文化身份。一个人身穿一身民族服装，就可以标志一种文化身份；同样，一个文化名物用于一首诗，可以使这首译诗读起来有不同文化风味。在詹宁斯、韦利和高本汉的《关雎》译文中，所弹奏的乐器是“lute”“harp”“zithern”“guitar”，那么，诗中人物自然随之成了西洋人，诗中所描述的生活，也成了西洋人的生活。如果这首译诗不标明出处，不标明其翻译属性，那么它获得西方诗歌这样一个文化身份应该是很自然的。西方读者会通过其文化认同感，把它变成一首纯粹的英文诗。即使译者标明了译诗的翻译属性，普通的西方读者也可能产生一种文化错位，误以为中国先民谈情说爱时竟然弹的是西洋乐器，从而在想象中将中国先民的生活方式代之以西方先民的生活方式，用西方古代历史去取代中国古代历史。既然诗中人和物已被读者在阅读中西化，那么译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会被类推为中国古诗的形式，比如读者会把译文的修辞结构和格律形式想象成原诗的格律形式。而原诗中诸如比兴等艺术手法则不复存在。依此看来，翻译名物，虽然着墨不多，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如果译诗中名物之间能保持艺术上的和谐统一，则可以构筑译诗的独立文化身份，创造一个具有独立性的艺术个体，这对译入语文学来说，无疑是有建设性的。

同时，名物翻译偏离导致的译诗文化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关于译诗文化传播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样经过文化转型的翻译对译入语读者来说会有较大的文化认同感，读起来会比较容易接受，其中的艺术内涵也较容易为读者所欣赏。那么，其文化传播效果如何呢？长期以来的翻译实践证明，这种归化式翻译，其传播和接受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会比较大。译诗由于传达了原诗基本内容，也就携带了原诗中的基本文化信息，尤其是原诗欲表达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起到文化传播作用。也就是说，能让读者通过译诗了解原诗蕴含的思想文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原作面貌，起到钱锺书先生（1985：79）所说的“诱”与“媒”的文化桥梁作用。要使两种文学对话，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但另一方面，同样由于名物翻译带来的译诗文化身份转变，译诗却阻碍了文化传播。因为诗是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一个名物改变了，也就改变了整首诗和谐如一的结构，虽然其中的思想情感仍然基本上可以传达，但译诗已不是原来完整的艺术有机体。译入语读者即使读了这样的译作，却并不能看到原诗的完整原貌，无法从整体上真正认识原诗的艺术精髓，以及原诗所包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翻译恰恰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反过来，如果译诗在语义、文化元素上十分对等，甚至注释周全，有人将这种翻译称作深度翻译，则必然会引起阅读的困难，也会大大降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速度与广度，可能译诗最终只能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而永远脱离人民大众这个主流文化群体，从而永远被关在译入语文化的大门之外。所以，要较好地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只有设法把与原文有一定偏离的归化翻译，与尽量忠实的异化翻译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