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名物翻译偏离的诗学价值与伦理学解释

如上文所述，名物翻译的偏离，可以使译诗的文化身份发生转变，增强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认同感，更便于译入语读者接受。不仅如此，名物翻译如果与原诗名物有所偏离，并不必然降低译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因为译诗虽然来自原诗，但其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不能等同于原诗，其自身必然是独立的艺术个体，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诗歌翻译，重在情感与诗艺，而不在对个别具体史实和文化信息忠实，所以译文中个别名物的更替或增减，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译诗的艺术性。相反，若过分强调名物翻译的忠实性，不仅常常不可行，即使勉强翻译了，也往往令读者费解，从而影响译诗艺术感染力的正常发挥。诗歌翻译在本质上就是用译入语对原诗进行重新创作，译者欲使译诗的艺术性为本民族读者所认识和接受，就不得不顾及本民族文化中的审美心理和文学创作规范。有的译者甚至把民族的或个人的创作理念完全用于译诗过程。庞德的《诗经》翻译就是其实施意象主义诗歌理念的过程。请看其《关雎》译文：

“Hid! Hid! ” the fish-hawk saith,

by isle in Ho the fish-hawk saith:

“Dark and clear,

Dark and clear,

So shall be the prince’s fere.”

Clear as the stream her modesty;

As neath dark boughs her secrecy,

reed against reed

tall on slight.

As the stream moves left and right,

dark and clear,

dark and clear.

To seek and not find

as a dream in his mind,

think how her robe should be,

distantly, to toss and turn,

to toss and turn.

High reed caught in ts'ai grass

so deep her secrecy;

Lute sound in lute sound is caught,

touching, passing, left and right.

Bang the gong of her delight.

在庞德的笔下，《关雎》已变成一首纯粹的求爱诗。显而易见，诗的主旨是写王子（prince）对心爱的女子的赞美和追求。诗的开头用了比喻，王子被比作“fish-hawk”，美丽贞洁的女子被比作幽深清纯的河水。至于“fish-hawk”所追求的是什么，则不得而知。按照事物的逻辑，鱼鹰所追求的应该是水中的鱼而不是河水，但前后文却并没有明显道出鱼的存在。后文接着叙述王子朝思暮想，睡梦中见得女子身披罗绮（robe），默默含羞（secrecy），就禁不住用鲁特琴（lute）和铜锣（gong）演奏乐曲来取悦她。译诗题旨的独立性不言而喻，而原诗“后妃之德”的题旨却无法比附到译诗中去；译诗题解虽然与现代诗经学一致，但译诗艺术上的独立性已赫然存在。译者仅仅突出了“鱼鹰”“清清河水”“苇草”“琴”“锣”等意象，并没有竭力一一对应地翻译原诗名物，加之译诗中使用了简洁而意合性强的语言，便重新创造出一首较为典型的现代爱情诗。这首诗的艺术价值显然要高于高本汉在字面上相对比较忠实的译文的艺术性：

Kwan-kwan (cries) the ts’ü-kiu bird,

On the islet of the river;

The beautiful and good girl,

She is a good mate for the lord.

Of varying length is the hing waterplant,

To the left and the right we catch it;

The beautiful and good girl,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her:) wished for her;

He wished for her but did not get her,

Waking and sleeping he thought of her;

Longing, longing,

He tossed and fidgeted.

Of varying length is the hing waterplant,

To the left and the right we gather it;

The beautiful and good girl,

Guitars and lutes (befriend her:) hail her as a friend.

Of varying length is the hing water plant,

To the left and the right we cull it as a vegetable;

The beautiful and good girl,

Bells and drums cheer her.

其中的原因是，在高氏的译文中，名物翻译拘泥于与原文相统一的标准，但翻译时使用的拼音，又使译诗中名物语义不明，且形象模糊，意象效果也随之暗淡，加之译诗的音韵拖沓散乱，导致整个译诗审美效果大降。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存在明显偏离而却能创造独立艺术价值的翻译呢？众所周知，学术界对于偏离性翻译往往是不赞同，甚至是不屑一顾的。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伦理性质，把在某一方面有所偏离的翻译斥为“不忠”或“叛逆”。然而，如果以原文为评价标准，把适当的偏离贬斥为“不忠”或“叛逆”的不道德行为，那么“忠实”而不可卒读的翻译对艺术本身、译入语读者、文化传播三者来说，是不是道德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这种贬抑态度显然是短视的，其所本的理念和标准也是片面的。从伦理角度来说，翻译不仅负有忠实于原作的道德义务，而且负有建设本族文学和文化、满足本族语读者审美需要的道德义务。翻译的第一步，是对翻译对象的选择，这个选择本身带有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服务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思想、政治的建设和发展。所以，一旦选择了原文文本，那么译者就有义务把这个文本变成服务于本民族文化利益的文本，若违背了这个责任和义务，则是不道德的。所以，对于诗歌译者来说，其所应该做的就是用译入语把原诗重新创造成诗歌，把艺术重新塑造成艺术。相反，如果译者为了盲目追求翻译的“忠实”，而使译文佶屈聱牙，丧失了可读性和艺术性，他就不但辜负了原文的语言艺术，辜负了作者，而且更辜负了本族语读者，辜负了其国家民族，也辜负了艺术本身，遑论翻译道德。所以，以文化传播和艺术发展为最高准则，不盲目拘泥于原文一字一词，才是诗歌翻译及其伦理准则的真谛所在。

基于上文的讨论，名物的翻译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文化一致性原则，（二）文学整体性原则，（三）解释性原则。诗中的名物，从功能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历史、文化功能，二是文学意象功能。所谓名物翻译的文化一致性原则，是指在翻译时应该尽量使名物原有的历史文化功能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能够直译的应该予以直译，不能直译的则可采取解释性翻译或加注式翻译。如果翻译侧重的是译文的文学性，那么不能直译的名物，可以用目的语文化中的名物进行替换，但译文须保持自身文化语境的一致性，不能在同一首译诗中一处名物是纯粹中国文化特色，而另一处名物则是纯粹西方文化特色，导致文化语境混乱。这种现象在各个译本中并不鲜见，应该加以避免。所谓文学整体性原则，是指原文中属于被作为意象使用的名物无法翻译成原意象时，可以替换成译入语意象，但一旦原意象被替换，则该译入语名物所构成的意象须与译诗中其他意象保持和谐一致关系，亦即须首先保证译文中的意象组合的整体性和合理性，以及整个译诗的艺术整体性。由于《诗经》名物常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名物若直译过来，常会引起译入语读者理解上的困难，或者会引起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误读。阐释性原则是，当这些名物不承担文学意象的角色时，译者可以在正文文本中直接采用解释性的翻译方式，把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向读者做必要的解释。如果在诗行中直接解释会妨害译诗韵律，那么译者就需要在译文后加一定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