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名物翻译多样化对原文的颠覆

翻译的多样化是翻译的本质特征之一，它既反映了翻译的无奈，也体现了翻译的再创造性本质。翻译多样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语言的差异、物产的地域性差异、两种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翻译无法逾越的鸿沟。它们留给翻译的空间，也只有采取适当补偿措施。而补偿必然会导致各种尝试，从而表现出翻译结果多样化。《诗经》名物翻译亦复如是。《关雎》中名物虽然为数不多，但它们却规定了一种时代背景、一种文化氛围，也规定了诗篇的基本内容和艺术风格。任何一点改变，都会打破原诗结构的内部和谐，使翻译作品或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或换上另一种艺术情调，甚至改变原来的题旨。请看詹宁斯的译文：

Waterfowl their mates are calling,

On the islets in the stream.

Chaste and modest maiden! Fit partner

For our lord (thyself we deem).

Waterlilies, long or short ones, —

Seek them left and seek them right.

’Twas this chaste and modest maiden

He hath sought for, morn and night.

Seeking for her, yet not finding,

Night and morning he would yearn.

Ah, so long, so long! —and restless

On his couch would toss and turn.

Waterlilies, long or short ones, —

Gather, right and left, their flowers.

Now the chaste and modest maiden

Lute and harp shall hail as ours.

Long or short the waterlilies,

Pluck them left and pluck them right.

To the chaste and modest maiden

Bell and drum shall give delight.

孔颖达《毛诗正义》云：“郑以为后妃化感群下，既求得之，又乐助采之。言参差之荇菜求之既得，诸嫔御之等皆乐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亲，故当共荇菜之时，作此琴瑟之乐，乐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亲，与琴瑟之音宫商相应无异，若与琴瑟为友然，共心同志，故云琴瑟友之。”这是对诗中的“荇菜”“琴”“瑟”三种名物最典型、最彻底的文化诠释。而译诗中把最有文化意蕴的三种名物转而代之以无文化意味的“waterlily”（睡莲），以及西洋乐器“lute”（鲁特琴）和“harp”（竖琴）。lute和harp是典型的传统西洋乐器，颇有文化标志性，它们的存在，一下就把诗的文化氛围染上了西方文化色彩。诗中的一切活动都随之转移到了西方某一地方，诗中人物角色也都成了西方人。受此影响，传统经学所谓颂“后妃之德”的题旨不再成立，原诗艺术结构也随之被打破。“waterlily”出现在译诗中取代“荇菜”，其影响也是巨大的。“荇菜”可食，在原诗中可以解释为贵族女子采之以供宗庙祭祀，也可解释为一普通女子采之以为食物，都可通。“荇菜”在原诗中的这种作用，令读者仿佛回到了人们仍信仰巫术和原始宗教的远古时代，仿佛置身于生产力低下时先民以野菜为食的淳朴生活环境，可以感受到诗中悠远的历史和文化旨趣。而“waterlily”在译诗中则绝无这种文化历史意义，至多是一种美丽的花，在前后文中可解释为比喻诗中美貌女子，从而诗的题旨只能被理解为婚恋诗。“bell”的出现，字面上看来与原文一致，其实际作用却与原文迥异。bell在西方，最早是用于教堂宗教礼拜仪式的，这构成了其基本的文化含义，其与“钟”在本篇中的“宗庙祭祀”文化含义颇相类似。但“钟”和“鼓”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作为高贵乐器仅属于贵族，这种含义则是“bell”所不具备的，这就导致了原文与译文之间一定的文化错位。所以，在译诗中，现代西方读者至多可能把“bell”理解成一种乐器而已。这样，“lute”“harp”“waterlily”“bell”合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文中名物之间在文化历史意义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和谐统一性；这也决定了，这首译诗不可能是所谓歌颂“后妃之德”的诗，而只能是一首婚恋诗。

韦利的译文可谓异曲同工：

“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In patches grows the water mallow;

To left and right one must seek it.

Shy was this noble lady;

Day and night he sought her.

Sought her and could not get her;

Day and night he grieved.

Long thoughts, oh, long unhappy thoughts,

Now on his back, now tossing on to his side.

In patches grows the water mallow;

To left and right one must gather it.

Shy is this noble lady;

With great zithern and little we hearten her.

In patches grows the water mallow;

To left and right one must choose it.

Shy is this noble lady;

With bells and drums we will gladden her.

客观地看，本诗中“zithern”（齐特琴）携带的浓厚西方文化情调，“water mallow”所起到的去原文化历史意味的作用，以及“bell”在中西宗教意味上的巨大差异等，都使译文在总体上无法还原原文的文化历史感和题旨的多解性，而仅能理解为一篇具有西方情调的爱情诗而已。

《关雎》中名物翻译的偏离问题并非个例，情况也比较复杂。导致文化器物偏离现象产生的原因也有多重：其一，此有彼无；其二，文学意义相异；其三，文化历史意义相异。其中，后两者导致的偏离现象占多数。由于文化器物的内涵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其在翻译时尤其会出现偏离现象，且偏离常常不在表面，而在内涵。此以《国风·卫风·木瓜》翻译为例：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诗中提到的三种玉石属我国古代重要文化器物，其在诗中的作用可见《诗小序》：“美齐桓公也。”根据《小序》，这些玉石的意义应是外交信物和礼仪。朱熹《诗集传》对此有别解：“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无论是用于外交信用、礼仪还是用于男女赠答，在这两种作用中，玉器的文化内涵无疑是一致的。正因为交好之国或两情相悦之男女看重的同是玉的美好内质，所以玉才有此礼仪、信物之用。

然而，器物文化虽然在物理上的传播和接受比较容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其含蕴了某种文化观念，其中的文化内涵也同样难以为异文化主体所体验。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各种玉器，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器物。

研究表明，我国玉器诞生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至少已有七八千年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特产之一。从出土的玉器考证，我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长的国家。在黄河流域，属于夏文化的后冈第二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也发现了很多精美玉器，如玉玦、玉刀等。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夏朝，玉就有了比较广泛的用途。商朝时，玉器雕刻已达到十分发达的水平。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有礼器、装饰品、艺术品和仿制工具等，同时出土的甲骨刻文上也有“正（征）玉”“取玉”的记载。周朝时，玉的使用更加广泛。王公诸侯无不贵用昆仑之玉，“北用禺氏（即月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周穆王曾经专门西巡昆仑，“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据《周礼》载，当时已有天府、典瑞等专职官员管理玉器：“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当时，玉被认为是一种神器，在祭祀、仪仗、服饰、交际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使用。《礼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又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于玉比德焉”。《荀子·大略》亦云：“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到了汉朝，特别是从张骞通西域以来，昆仑山的玉石大量流入内地，人们对玉喜爱有加，使用也更加广泛，而玉文化传统也一直流传至今。

中国人至今都认为玉石具有神奇力量。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佛家，都认为神灵的玉能给予力量和智慧。玉佩中的玉佛、玉观音等题材，都体现了玉器祭礼、避邪、护身等文化元素。玉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色，是因为其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

春秋时期，老子创立道家，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个人与自然合一，寻求宇宙中万物的永生。玉是阴阳二气中阳气之精，其中包含着整个大自然，表现着天地万物的壮美，因而成了道家哲学的宠儿。古代玉器上的夔龙、蟠蚩和饕餮花纹以及璧、琮、圭、璋等器形，正是道家思想的艺术体现；而古者陪葬所用之瑱、琀、玉塞和玉衣等，也是取道家之同天共地、与世常存之意。

道家尚自然，儒家则崇尚“礼乐”和“仁义”，重视“伦理道德”。“礼”在甲骨爻辞中作“豐”或作“珡”，从“爵”和“豆”，表示祭祀至上神或宗主神时，要用两块玉盛在一个器皿里去供奉，可见“礼”起源于用玉祭祀神的古俗。因此，古代多用玉做成各种礼器，用于祭祀、仪仗等礼仪场合。儒家所重视的“德”，来自于玉的人格化。《礼记•聘义》中孔子答子贡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玉被人格化为品德，在周代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重器和官阶象征。《周礼·春官·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即明言玉礼器的形制与功用。

不仅如此，时至周代，玉又开始增添了政治意义。朱怡芳（2008：88）认为，玉在西周时政治文化意义已经发轫：

佩玉与德性操行仅是萌发于西周。在这个萌发阶段的德行依然服从于政治统治，单件佩及组佩中一定形制、规格、色彩代表宗法体系中不同社会身份之人。以此来观察特定场合下对方的身份、用意，并确定相应的礼束仪式（或者说这种佩带又是局限地应用于一定的礼仪程式）。从符号的意义看，佩玉在西周时期尚属极少数贵族阶层体现权力的物质资本和表征社会关系的符号资本。

《周礼·春官·宗伯》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佩玉”的比德观念进一步发展，“导致原来借以‘比德’的‘佩玉’从象征美好高贵的德行中抽离出来，有的纯粹作为官位等级的象征而存在，有的因统治阶层的群体变化而成为装饰、文玩之物。由此，玉与君子、比德与操行的意义发生了新的衍化”（朱怡芳，2008：88）。玉器逐渐具有了鲜明的地位等级、政令等特点。

玉文化在我国社会历史中渊源之久、之深，其与道德、宗教、政治、生活关系之密切，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而在西方，景象却全然不同。由于玉石文化的历史较短，在民族文化中地位不高，因此英语中玉石的俗名不多，这给翻译造成的障碍不言而喻。即使译文勉强使用了几种玉石名称，玉石原有的明泽温润之德音也已荡然无存。

在西方，玉石文化的发祥地在希腊，约公元前400年玉器饰物才开始取代金器饰物。文艺复兴时期，玉器饰物开始盛行，广泛用于衣饰和头饰。珠宝文化真正在欧洲盛行是18世纪以后的事，而在英美等国的兴盛则要晚得多，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社会文化价值，与中国玉石文化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请看下图（有改动）：

重要的是，西方的珠宝不是以玉石为质料。所以，西方人所爱的并非玉石，而是宝石。宝石仅仅是那些数量稀少的单矿物晶体，色彩瑰丽、坚硬耐久、可琢磨成首饰。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是西方人眼中最具价值的宝石。而国人所热爱的玉石，是美观耐久、有工艺价值的稀有矿物集合体。两者从文化内涵到化学构成，都截然有别。

据《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伊甸园时就在河里投放了珍珠和红玛瑙；上帝在创造天国极乐世界时，使用了碧玉、蓝宝石等十二种宝石做这座圣城的十二根基石，并用各种宝石装饰城墙，城墙上刻十二天使和以色列十二支脉的名字；上帝教摩西为亚伦做圣衣和胸牌时，也用了红玛瑙、红宝石等十二种宝石。

西方神话中认为宝石有神秘魔力。所以，西方的魔幻故事，也一般有宝石这个角色。例如，欧美魔幻电影中，女巫总是通过一个水晶球来透视未来。在一柄具有神奇力量的宝剑手柄上，也总是镶嵌着火红的宝石。不同月份出生的西方人，也都有自己的诞生石，因为他们都相信诞生石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

宝石在西方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曾经的英帝国的王冠就是用各类宝石镶嵌，富丽堂皇，昭示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总之，西方的宝石文化属于西方文化系统，其价值主要与饰物相关，其意义主要在于审美、宗教和政治。这与中国玉石文化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尽管如此，在西方读者眼中，译诗中的玉石无论如何也无法等同于原文中的玉石。请看理雅各的《木瓜》译文：

There was presented to me a papaya,

And I returned for it a beautiful Ju-gem;

Not as a return for it,

But that our friendship might be lasting.

There was presented to me a peach,

And I returned for it a beautiful Yao-gem;

Not as a return for it,

But that our friendship might be lasting.

There was presented to me a plum,

And I returned for it a beautiful Jiu-gem;

Not as a return for it,

But that our friendship might be lasting.

文中的“Ju-gem”“Yao-gem”“Jiu-gem”对于英语读者来说，至多意味着gem的不同具体名称而已。那么gem又是什么呢？维基百科对gem的解释是：“一块经过雕琢的石头或矿物。”维基百科中gemstone的解释有二：（1）珠宝，或一块经过雕琢的、用作饰物的宝石；（2）尤其以完美而备受赞誉的某种东西。

再看詹宁斯翻译的《木瓜》（Recompenses）译文：

Some quinces once to me were sent,

A ruby was my gift again;

Yet not as gift again;—

Enduring love was its intent.

Peaches were sent me; I a stone

Of jasper sent as gift again;

Nay, not as gift again;—

Enduring love it meant alone.

Plums I had sent me; and I sent

A dusky gem for gift again;

Yet not as gift again;

But long enduring love it meant.

显然，无论是理雅各的译文还是詹宁斯的译文，都只能当爱情诗来读，而无法将其理解为《诗小序》中所谓“美齐桓公也”的诗篇，因为“琼琚”“琼瑶”“琼玖”三种器物被译作“gem”和“stone”，都只有饰物的本义，并不具备“美德”的隐喻。其他译诗也有类似的局限性。如《卫风·芄兰》：

芄兰之支，童子佩觿。

虽则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带悸兮。

芄兰之叶，童子佩。

虽则佩，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垂带悸兮。

此诗中有一种植物芄兰和三种文化器物——佩觹、佩、垂带。因为历史上英美人在日常生活中从未使用这些器物，所以在翻译这三种器物名称时，就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如韦利的译文：

The branches of the vine-bean;

A boy with knot-horn at his belt!

Even though he carries knot-horn at his belt,

Why should he not recognize me?

Oh, so free and easy

He dangles the gems at his waist!

The branches of the vine-bean;

A boy with archer’s thimble at his belt!

Even though he has thimble at belt,

Why should he not be friends with me?

Oh, so free and easy

He dangles the gems at his waist!

理雅各把此三种器物译作“spike”和“archer’s thimble”，也颇令读者费解。

There are the branches of the sparrow-gourd;—

There is that lad, with the spike at his girdle.

Though he carries a spike at his girdle,

He does not know us.

How easy and conceited is his manner,

With the ends of his girdle hanging down as they do!

There are the leaves of the sparrow-gourd;—

There is that lad with archer’s thimble at his girdle.

Though he carries an archer’s thimble at his girdle,

He is not superior to us.

How easy and conceited is his manner,

With the ends of his girdle hanging down as they do!

与此相类，其他人的译文，都因为同样的名物翻译问题导致了译文对于原文的偏离。对于这些偏离所造成的颠覆性效果，当作何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