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繁荣与创意正相关：城市发展史的证据

城市有着创意的先天禀赋，它带来了由乡村到城市的文明飞跃。然而，城市并不是千篇一律，也不是步履均匀的一路向前，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命运。城市，自其最初起源开始，便经历着盛衰的变迁。城市的发展与演变，单个城市的兴盛与衰落等，有关城市的变化绝不啻于大自然的沧海桑田。早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就已经关注到这种现象：“我会一面走，一面向你讲述小城市与大城市的故事。有多少曾经的大城市变成了如今的小城市；又有多少我们有生之年成长起来的大城市，在过去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当代城市的变化更要比希罗多德的时代来得迅猛。如今，既有快速崛起的大城市，也有宣告破产的“鬼城”“死城”，更有“汽车之城”底特律这样的城市，短短三百年便经历几度兴衰。而之所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所以城市能够绵延不断，是由于城市是创意的孵化器，是文明的孕育所。城市的盛衰规律，根由都在于创意。不管是同时代城市的不同成就，还是同一城市跨时代的兴衰更替，无不在于创意的多寡。简言之，创意是因，繁荣是果；创意是枝，繁荣是叶。我们不妨沿着城市发展的历程，探究一下城市盛衰与创意的内在关联。

一、大城市的崛起源于创意勃发

回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我们很容易就把目光锁定在公元前500—前400年的雅典。那是一座灯塔，以至于那个时代的其他地方都湮没在这一闪亮下面的黑暗之中，不为人们所知。雅典的繁荣及其成就已无须赘言，因为，如今看来于文明有价值的许多东西都来自那里。比如，民主、哲学、系统记载的历史、诗歌和戏剧、艺术等，这些元素在之后的数个世纪里塑造了欧洲生活的核心。

为什么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成就出现在雅典，而不是其他地方？这绝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创意之花的竞相开放源于其适宜的土壤和已经埋下的种子。在这样一个时空坐标里，公元前500—前400年的雅典刚好汇聚了一定的元素和力量，足以催生创意并导致其繁荣。在空间上，“它刚好是整个地中海贸易的中心，与东方的贸易使得雅典能接触更先进的东方文化，能接纳雅典和地中海东部精力充沛并天赋极好的人们，于是形成了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大熔炉”。在时间上，“历史转折期新旧秩序之间的张力导致了创意。这种张力体现在旧的神性的、宿命论的秩序为新的俗性的、命运自主的秩序所挑战，并被其战胜”。这一特定时空的横向融合与纵向转变赋予了雅典以特殊的吸引力，众多的文化观光者、行吟诗人和游学人员纷纷来到雅典。诗人品达（Pindar）和西蒙尼戴斯（Simonides），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都在其列。人们汇集到雅典，并积极地融合，他们不愿意待在私密的空间里，却更喜欢在公共场所逗留。这从他们的历史遗存物中可以找到证据：私人住所很小很简陋，人与家禽、猪等同居一室；而公共的建筑和广场如剧场、集市、帕特农神庙，以及其他供奉各种天神地祇的庙宇等则恢宏气派，鳞次栉比。如他们的着衣习惯一样，雅典人的思想也喜欢呈现在众目所及的地方。正是这样一种积极的、张扬的、热情的酒神精神构筑了雅典特有的气质，并使得雅典一度繁荣昌盛。

及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情形与雅典十分相似。那时候的人们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的洗礼，从心理上拒斥森严的宗教束缚，怀念雅典时期的古典繁荣。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繁荣是一种回归，是对古典文明的再发现，将中世纪称作黑暗的中世纪，而将眼下的繁荣称为复兴。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文明已经远不是雅典时期的模样，城市里的人们也接受了历史的洗礼和城市的教化。无论从量上，从规模上，还是从实质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和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城市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文艺复兴发端于新兴资产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的研究，借助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它的成就虽以文化、文艺为标志，但是其影响绝不止于文艺，而是波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以文艺复兴为发端，西方社会走进了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之后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也从某种程度上受到文艺复兴运动的牵引和助推。因此文艺复兴的繁荣及其影响之广之深，都无可估量。然而，还是那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次时空坐标锁定在1400—1500年的佛罗伦萨？除了其发达的商业环境和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外，仍然是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心智发育在这里最完善、最领先。人们在小作坊里，在金匠铺的工作场里受到了训练，他们逐渐脱离了宗教的束缚，能够不受控制地自由发展，所有强烈的、独立的个性都迅速发育，他们对自己的才赋有明确的认识，对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急于去实验、去创造。这种摆脱缰索之后的意气风发和创意的激情，凝聚在城市的记忆和气质之中，并在人与城市的相互创造之中强化，繁荣便水到渠成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论述的“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佛罗伦萨城市所具有的集体的精神气质。

同样地，再把时空坐标移到1760—1830年的曼彻斯特，工业革命在这里酝酿、爆发并波及世界各地。成就已无须赘言，要问的仍旧是：为什么是这里？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问题细化：为什么在英国，而法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家则落在了英国后面？为什么在曼彻斯特，而不在约克郡、诺丁汉郡和德比郡这些曼彻斯特的英国邻居那里，不在发明了蒸汽机的瓦特的家乡——格拉斯哥？首先，英国这个走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前沿的国家是一个包容的国家。这一点从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遭遇中可以窥得一斑。马克思生于德国普鲁士邦莱茵省，由于其先进言论引起了政府的严重不满，先后遭到普鲁士、法国、比利时政府当局的暴力对待和驱逐，最后辗转到英国，并在那里完成了其大部分的著作。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地方，而恰恰是它容纳了对资本主义给予最严厉批判的、被各国驱逐的马克思。其次，英国的棉花产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充满创意的产业。单是授予专利数这一项公认的不完全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1730—1849年国家授予专利项目多达12388项（见表2.1）。

工业革命最先发端于曼彻斯特，而不是英国的其他地方，也有其原因。18世纪80年代，第一家棉纺织厂在曼彻斯特诞生，随后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等专利和发明也陆续在这里投入棉纺产业中。而让其走在周围城市前列的是它相互学习和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文化氛围。这是一种看似混沌、实则有序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熔炉。当时的曼彻斯特聚集了相当大量的中产阶级和劳动者，他们和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生活在一起。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的感召之下，积极地接受新事物，并与自己的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动力和经济利益的带动下，技术的和组织的进步不断加入棉花产业，并带动了上下游的其他行业，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的爆发。

及至近代，“梦工厂”的诞生地和好莱坞的所在地——洛杉矶也算得上一座影响了世界的城市。如今，提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提起那里的好莱坞，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那里发端和崛起的电影产业，以及相关的娱乐业赚足了世界各地的钱。然而电影产业出现之前，洛杉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城市。这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觉：是电影产业的兴盛和繁荣造就了洛杉矶。事实正好相反！那时候的洛杉矶规模和人口密度都还比较小，城市里满是汽车，城市建筑也是比较新的。这样的城市面貌反映出洛杉矶的一个特征：它是年轻的新城，充满了梦幻和新奇，完全没有历史的印记。这是洛杉矶与上述提及的雅典、佛罗伦萨、曼彻斯特这三座城市最大的不同，然而这种新却有一个好处：旧社会的秩序和习俗对人们思想的捆绑在这里一点也没有，年轻的城市，年轻的思想可以恣意驰骋。在1910年前后，电影产业在这里诞生。正像带动曼彻斯特起飞的蒸汽机并不是该座城市的发明一样，电影（motion pictures）也弄不清楚是哪里的发明。然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洛杉矶，或者讲洛杉矶的人们让电影成为了一个蓬勃的产业，并推动了更大的大众娱乐业的发展。

通过对上述四座城市——雅典（公元前500—前400年）、佛罗伦萨（1400—1500年）、曼彻斯特（1760—1830年）、洛杉矶（1910—1945年）的回溯，我们对繁荣与创意的关系有了一个宏观的印象。我们发现，决定繁荣的不是技术发明、资金，也不是个人，因为这些都可以快速地流动。决定繁荣的是创意，一个小区域内万事俱备之后，以集体精神气质而存在的创意会点燃导火线，带来波及全球的爆发式增长和繁荣。

二、城市的兴衰有其创意根源

上一小节我们跨越数千年回溯了几座曾经影响世界的城市。曾经的地方还在，有些保存完好的建筑还在，往日城市的影响力也在，只是如今拥有相同名字的城市已经不是往日的那一座了。从绝对上来说，它们一直在进步，如今的城市要远好于往日；而从相对上来说，如今的城市没有了往日的世界地位和煊赫一时的影响力了，也没有往日蓬勃的创造力了。雅典经过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从中世纪开始衰落，拜占庭帝国统治期间又得到复苏。在圣战期间，由于和意大利的贸易往来而兴旺繁荣。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雅典再次衰落。19世纪，雅典成为独立希腊的首都，并一度繁荣，近年又陷入债务危机。佛罗伦萨、曼彻斯特也都失去了当日的世界地位。世界其他城市也一样经历着由盛而衰的变化，有的会再度复苏，有的就一直默默无闻了。正如彼得·霍尔爵士在其名著《城市文明》（Citiesin Civilization）中所指出的，“创意之火在城市（而不是乡村）迸发，使得城市创意、革新和进步一时间竞相勃发，造就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正如其突然崛起一样，这朵精神之花又会在一二十年之内迅速凋落”。

而在众多的城市当中，盛衰变化最明显的要数年轻的底特律（Detroit）了。底特律是美国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位于美国中西部，加拿大温莎以北，是底特律河沿岸的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世界传统汽车中心和音乐之都。1701年，底特律由法国毛皮商建立，属法国控制，作为皮毛交易中心，并为来往于五大湖区的法国舰队提供保护。后来英国军队控制了底特律，后又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控制权。

底特律的经济兴盛于20世纪初的汽车工业时代，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痛苦的衰退，2000年前后逐步复苏，2013年却又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城市。短短三百年便经历数度兴衰更替，正适合作为我们的一个典型案例，来研究其兴衰更替背后的原因。19世纪20年代，底特律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也还刚刚是个雏形，磨坊、船坞、酒馆及各种小作坊罗布在近水的平原上，为当地的人们提供马鞍、肥皂、货车、蜡烛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一般的聚居地（城市的原型）都会为其当地的居民和周围郊区的人们提供这些类似的东西。底特律也没有什么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特点，或者说其特点还不明显。在其众多的产业中，最主要的要数面粉加工。它除了供应当地的人们消费之外，还有出口，这算得上是当时底特律的主要经济来源。面粉磨坊的附近有些修理磨坊机器的棚子，湖岸上有造船厂，建造渡河用的客船和运送面粉的货船。后来造船厂扩大了生意，也许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它找到了新的顾客，为其他地方口岸的人们提供汽船。底特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制造汽船的船厂所在地，汽船的发动机据说就是来自面粉磨坊的机械工的发明。随着船厂规模的扩大，它养活了更多的发动机和零件的制造商。造船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到19世纪60年代，航海发动机成为了底特律最主要的出口品，甚至销往欧洲和其他地方。其间，各种零配件的需求也带动了采矿业，其中铜一度成为城市的出口产品。大约1880年，本地矿石被开采殆尽，许多冶炼厂关闭停业，同时成长的还有涂料、油漆、润滑系统等产业。

也大约是1880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来到了底特律，并在较小的船坞公司里担任过机械师。当通用汽车公司的老板比利·杜兰特（Billy Durant）开始在附近制造马拉木制车厢的时候，福特则进入了发动机的业务领域。汽车，这一创意并不是全新的发明。它是将现有的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车厢和发动机。正如熊彼特说的：“从技术上以及从经济上考虑，生产并没有在物质的意义上‘创造出’什么东西……但它总是这样一个问题：改变我们的需要得以满足的现存状态，改变事物和力量的相互关系，把某种东西组合起来和把其他一些东西拆散开来。”而这种新组合是需要元素的，需要相关的要素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这正是底特律兴盛之路上一直存在的，是创意得以生生不息的土壤和源泉。一方面，创意得以落到实体，成为产品，成为可以支撑起整个城市的产业，需要这种杂居和聚集；另一方面，其中人们的创意精神需要这种杂居和聚集的滋养，需要这种混沌和有序之间的某种张力和均衡。底特律的由盛而衰也正是因为少了这种张力和均衡。随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在底特律建立了大本营，底特律也成为美国汽车产业发展高峰的标志，并获得了“世界汽车之都”的称号。之后20世纪30年代“激进劳工运动”，战后“白人逃离”底特律中心城区，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这一连串的打击和外部挑战使得汽车工业衰退，有些生产基地也选择迁移。底特律逐步地走上了衰退的道路。1950—2008年，底特律的人口下降了100万以上，占其人口总量的58%，如今1/3的市民处于贫困状态，2009年失业率高达25%，自杀率、犯罪率都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

乍一看，仿佛是外来的挑战和冲击导致了衰退。然而细究之下，我们发现外来的冲击最多只是汽车产业停滞的根源，而不对城市衰退负主要责任。正如上文提到了1880年矿石采尽，对冶炼业的冲击并没有造成底特律的衰退一样。因为那时候，城市里还有许多其他行业，这些行业还在持续的发展，并不断地带来新兴产业。而鼎盛时期的底特律，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泰勒主义的无弹性管理方式，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效率的同时，也隐藏了危机。正如雅各布斯所指出的：“所有的一切——所有其他的开发工作，所有其他的城市发展进程，新兴产业富有成效、充满创造性的无效率，有能力的工人单干的机会，对资本缺乏效率但极有创造性的使用——都可能成为某个急速发展的产业的牺牲品，在公司镇中消失。”底特律城在汽车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缺乏忧患意识，高效的产业把看似无效率的混沌空间完全挤出，同时也挤出了创意的温床，最终导致了衰退的结果。

所以，底特律兴盛于20世纪初，之前的城市虽小，虽平凡，但城市的土壤里却已经埋下了创意的种子。而底特律的黄金年代虽然繁荣，但其繁荣背后已经隐藏着危机。繁荣好比枝叶，而创意是根。19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的繁荣虽不见踪迹，但底特律城规模小却如刚刚破土的春笋，成长的力量汩汩如泉；而到了汽车产业鼎盛之时，城市虽枝繁叶茂，但根部水肥失调，枯萎和死亡也就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