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意是城市被遮蔽的本性

“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城市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谷、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人类历史上诸多的组织因素促成了这些早期城市的突然形成，譬如贸易与交易，宗教与政治等。”尽管城市的出现是由于人类自发活动的偶然，而不是认识到了城市的优越性才自觉地构建了城市。然而，如今回望，城市本身就是一大创意，是人类的伟大杰作。它应该充盈着人类生生不息的创意精神和永不停歇的生命冲动。城市的起源至今还不甚了然，它的发展史，相当大一部分还埋在地下，或已经消磨得难以考证了。以我们所知有限的证据来看，城市脱胎于村庄，它既具有村庄的各种早已发展成熟的基本要素，又有着与村庄截然不同的新属性。“城市突破了乡村文化那种极度俭省的自给自足方式和睡意蒙眬的自我陶醉……古代的社区过于稳定，它墨守成规旧俗，不愿采纳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古代人类有意突破这种保守社区的孤立和封闭状态，那么他对此问题能够找到的最好答案莫过于城市这一发明了。”这一发明的意义在于，城市像一个大熔炉一样，它吸纳了大量的人口，提供了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场所，并且能够铭记集体记忆，能够储存和流转文化，能够激发创意，促进革新，推动进步。创意本就是城市本质中所潜藏的东西，它蕴含在城市的三个功能之中：城市是人口集聚的场所，它容纳人；城市是经济交流的场所，它养育人；城市是文化融合的场所，它教化人。

一、城市的人口集聚是创意的前提

城市是人口集聚的场所，它容纳人。任何对于城市的定义都要考量人口数量、人口密度这些因素。当然，不同的国家在这点上有不同的标准。譬如，在美国，一个具有2500人以上的区域便可被称为城市；在丹麦，人口达到250人便可构成城市；但在印度，人口必须要达到5000人以上才能算是城市。这些明确的标准可能涉及各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并又关乎被认可为城市之后的政策待遇。不论标准在什么水平上，一个区域总是人口越多，越密集，越能够称其为城市。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就是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

然而，城市的人口集聚又远不是农耕文明的村庄所可比的。从规模上讲，这些远古的村庄大多是由一些家庭结成的小群体，包含几户到几十户人家不等。而现代的大城市，人口动辄千万。居民楼越盖越高，人们蜗居在拥挤的空间之内。据统计，2010年人口中国上海达1660万人，美国纽约达1940万人，印度新德里达2220万人，日本东京达3670万人。从构成上讲，除了年龄、性别，村庄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差别，任何人都能从自己邻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而现代的城市，居民成分极其复杂多样。国籍、人种、信仰、职业、审美、饮食各个方面的差异都是以往所不可想象的。

因此，城市人口的集聚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城市的硬件基础设施要能够容纳得下为数众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城市的精神气度要能够包容得下各色各样的人。城市要具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它容纳着本土的和外来的人员。既容纳他们的衣食住行，也接纳他们的文化追求。从建有“万神殿”的古罗马到大唐的长安城，历史上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城市无不具有这样的精神气度。有了城市的人口集聚，才会有城市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才会有相互学习、相互刺激，才会有创意的灵感和动力，才会有城市的创意和城市的繁荣、进步。

二、城市的经济交流催生创意

城市是经济交流的场所，它养育人。城市养育人的功能，价值并不在于它利用农村的剩余产品，而在于它能够创造新工作、新技术、新产品，从而能够从总体上提高社会（包括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力。一旦城市把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等聚集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之中，他们之间的经济交换、技术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视觉冲击、心理震撼、自觉学习就变得寻常起来。而这也正是城市的创意本质得以彰显的前提条件。这些城市人员之间的交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的交换、交易；二是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合。这里我们首先分析前者，后者留待下一小节展开讨论。

城市规模一开始都还比较小，人口大体上来说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并且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投身于农业耕种之中。事实上，直到1850年，城市居住人口的比重不过占到总人口的4%到7%之间。那个时候，城市基本上没有产出，供养能力十分有限。城市里所进行的经济交流也不外乎渔樵互换，以山货换水产，以鸡蛋换盐巴。

然而，尽管如此，这些早期城市已经充当起经济扩展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这一点，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有过十分详尽而又有说服力的论述。她指出，城市对于生产扩展、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有着决定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她甚至断言，城市的发展先于农村，如果没有城市，畜牧、养殖和农耕文明都很难发展起来。只有城市才能打破乡村经济的封闭、墨守成规和一成不变，“堆积更多野果和种子、宰杀更多野牛和野鹅、做更多矛头、串更多项链、打更多錾刀、生更多火……日复一日地做更多旧工作，并不能让我们的远祖将经济扩展多少。要扩展经济，就必须创造新工作”。城市正是这种新工作的创造场所。为了论证她的观点，雅各布斯研究了城市和农业生产率的关系，发现当今最彻底的农业国家，农业生产率也最低，而城市化最彻底的国家，生产的食物也最充足；通过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证据，发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往往在城市发展之后。雅各布斯还研究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各种劳动、技术、产业的转移。发现城市并不是等到农产品出现剩余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而是相反，城市创意成果导致了农业技术的改造、农村产出水平的升级。“现代农业通过成百上千的技术革新和机会得以发展，而这些技术革新和机会都是从城市引进、转移或向其模仿的。我们习惯于将这些革新分为抽象的几大类：化肥、播种机、松土机、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替代牲口和劳动力的技术；冷藏设备；管道、灌溉系统、水泵和其他现代化的灌溉设备；研究动植物疾病及其控制的实验室；土壤分析和天气预报系统；新型杂交植物；营销和运输系统；装罐、冷藏和风干技术；信息传递方法等等不胜枚举。”

你可能会经常在农村看到化肥厂、拖拉机厂、农业研究站、苗圃和电力设备等。这些远离城市的活动并不是农村创造的，而是由城市转移来的，正像现代工厂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一样。有考古的证据表明，甚至农作物新品种，庄稼轮作方法等都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在尼罗河附近的古代城市里，驴子和普通的家猫都已经被驯化，它们是后来才进入农村的‘城市动物’。”这许多的发明和创新都是在城市里出现并转移到农村，原因并不是农民和其他农村人口不如城市居民有创造性，而在于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有本质的不同。农村经济是静止的驴子推磨式的循环往复，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周而复始，是同质的、无差别的聚居，是懒洋洋的、睡意蒙眬的自我满足。而城市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流变，是异质的聚集和交流，是太阳下面每天都有新事物滚滚向前。

在贸易聚居的城市，商品由偶然而常态化，新的工作就诞生了。新工作的不断创造导致了经济的扩张，它逐渐细化和深化了分工。分工又扩大了交换的深度和广度，并催生了集市向现代市场的转变。及至工业革命爆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相互强化，使得城市对创意和革新的激发能力也走上了突进式的飞跃过程。随着时代的演进，城市这一不断自我完备的精妙装置逐渐显露出其在经济方面无可限量的能力。

三、城市的文化融合传播创意

城市是文化融合的场所，它教化人。除经济方面的功能外，城市还提供了文化横向交流与融合的场所。不同的人员聚集在一起，才有了文化碰撞的机会。经过他人给予的冲击，人们才会反观自己、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之中，人们逐步领悟到个人的存在，心中欲望觉醒，理性萌芽。同时，在历史的纵向尺度上，城市克服了人类寿命的局限，使得人类文明的成果可以在代际之间遗传。“可以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的各种文明成果经过历史的积淀都保留在城市之中，我们发明的城市又反过来教化了我们，“我们创造它，同时又被它创造。”这种教化既有城市对一时一地的人们的熏陶和感染，也包括世界性的大城市对人类的持续教化。比如，古希腊的雅典、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法国大革命的巴黎等所产生的影响都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延续千年，泽被后世。

正是在这样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中，人类的心智才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首先，人类的欲望在城市里苏醒。乡村生活是恬静的，人们陶醉在睡意蒙眬的自我满足之中。比邻而居的人们并没有差别，也没有什么财富的概念，自家有的东西别家也有，别家有的东西自家也不缺。正像张雄教授指出的“财富的本质是不平等”，人们正是在城市里才了解到财富的这种不平等的内涵，并被它激发了蓬勃不息的生命冲动。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是令人堕落的主要罪恶中的一种”。个人谨守《圣经》的教诲，追求君主政治下的荣誉，甚至会心甘情愿地将生命奉献给君主国家。到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城市人们的心智已经懵懵懂懂，开始逐渐听从作为真实自我的召唤。宗教的伦理道德也开始松动，宗教革命此起彼伏，新教的伦理开始逐渐容纳了人们自利的心理追求。及至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将人的主观自利心推高到能够在客观上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就变得名正言顺、合理合法了。欲望的苏醒使人类从“神性”的社会过渡到“俗性”的社会，使经济和社会萌发了进步的蓬勃生命力。人们的脚步加快，眼睛变亮，心灵也变得不安分和急于行动了。其次，人类的理性在城市中觉醒。汤因比（Toynbee）曾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传统社会“习惯占着统治地位”，而在起源于城市的文明社会中“那种习惯的堡垒是被切开了的”。乡村社会是非理性的，习俗支配着生产生活中的一切。“习俗的非理性特征主要表现在：①它不是一种理性的随机选择，而是一种习惯心理在特定环境的刺激下所做出的行为复制；②它没有缜密的逻辑推理形式，仅仅靠一种稳定的心理定式和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习性及取向，来判断主体与对象存在的关系；③它不是通过随机合理计算来达到某种最大化目标，而往往是‘不假思索’地遵循着某种传统的惯例。”而城市社会是相对理性的，人们不再完全凭借着习惯来应对日常生活。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面前学会了精算，学会了应对，学会了理性思考。

理性和欲望的觉醒只是城市教化功能的阶段性成果，城市的文化融合力量在现代也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美国学者亨廷顿（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说，“冷战”之后人们陷入了一个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紧张、暗藏冲突的局势之中。他告诫人们，东方的伊斯兰文化和孔子文化会跟西方文化发生冲突，应该做好应付的准备。笔者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却不以为然。且不说这种美国霸权文化的道德问题，其对冲突的预言也将会在城市文化融合的趋势下不攻自破。原因即在于当代城市文明中的流动性、流变性和融合趋势。如果各文化之间边界清晰，没有人员流动，也没有交流，那么，文明的冲突或许可能因扩张的力量而爆发。如今，人们从世界各地汇聚到某一座城市，带着各自本土的文化痕迹，相互交往、学习。最终，只会慢慢消弭掉各自身上鲜明的文化特征，逐渐地有了这座城市的性格特点和精神气质。而每个加入城市的个人所带来的文化印记也会逐渐积淀到城市的记忆之中，并反过来继续影响各色各样的城市人口。

总之，城市容纳人、养育人、教化人的功能之中都蕴含有创意的要素和前提条件。城市也正是依赖这些条件催生创意，并反过来逐步增强其三项功能。城市之间的差别只在于这些要素和前提是否得到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催生创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