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创意型城市关乎人类福祉：现时代的呼声

上一节的焦点是繁荣，正如主流经济学的关注点是繁荣一样，他们致力于提供制造繁荣并使之持续的方法。经济发展的大潮滚滚向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生产和管理各方面的改进都不断地提升经济生产的能力。而这一进步过程一直是由“资本逻辑”所推动的“经济空间”的生产和扩张。这样的过程和机制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繁荣的城市，但它也同样充满张力，并暗藏危机。好比吹气球，资本的力量不断地追求和创造着新的空间。其张力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市场失灵、恶性竞争到政府失灵，从食品安全到环境危机，以及人的异化形式的不断升级。人在其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社会在进步中付出了越来越多的代价。繁荣是好的，然而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人才是最终的目的。人类福祉系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的繁荣，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蓬勃和有序；另一方面是人在其中的存在状态，对人的衡量包括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关注的“生活水准”，也包括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程度等等。创意型城市的打造期望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扩展的形式，希望创意的蓬勃发展能打造新的经济空间，吸引资本的进入。犹如百川灌河，先有低地，后成河流。人的压力、社会的张力便有望和缓，人类福祉便由此增进。

一、生产力的再解放：从工具理性到创意思维

当代城市的经济生产正面临瓶颈，生产力的突破和升级需要创意型城市的发展。传统的生产要素和禀赋、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传统的产业结构都表现出衰颓之象，它们既无法成为企业竞争的筹码，也难以满足城市在经济世界的竞争需要。

从空间上讲，交通技术的进步使得古典区位理论所关注的运输成本不再重要；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距离消亡（die of distance）；各地区的先天禀赋，诸如原料、市场、交通枢纽等也不再起决定作用。于是城市作为一个地点，优于其他城市或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便只是人——什么人生活在这里？过去的人们积淀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影响着现在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节奏和精神面貌生活着，以及吸引着什么人搬来居住并在未来造就怎样的繁荣和不断上升的精神气质。简言之，城市的起步可能源于偶然的先天禀赋，而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却仅仅取决于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们。从组织上讲，“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泰勒主义”的管理模式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逐渐达致极限。标准化地组织生产的方式，目的在于控制，希望现代企业制度下，流水线、绩效工资等发明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偷懒的“道德风险”。这种理性主义的发育和完善使得生产较之以前有了质的飞跃，犹如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器时代。而创意的生生不息和恣意生长所带来的将是原子级别的爆发式增长。虽然目前生产的组织还主要是福特主义的和泰勒主义的，但是已有先知般的哲学家对其进行了批判，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创意型的城市生产组织方式终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从产业上讲，传统的制造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而新兴的服务经济、体验经济、知识经济都是以创意为主要生产力的。当然，如今的城市仍然在消费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产品，然而，桌子、椅子已经不再是木头拼起来那么简单，人们对商品的消费越来越追求其实用价值之外所附带的“审美属性”和“符号属性”。因此，企业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目标（也就是企业存活的目标），不再允许企业选定一种产品并一成不变地永远生产下去。如今的产品，尤其占市场份额较大的电子产品、汽车、服装等都是迅速更新换代的，比如：iPhone3, iPhone4, iPhone5；小米1，小米1S，小米2，小米2S，小米3；等等。新产品出来不久之后就停产了，甚至有些产品本来就是限量版的。如今的经济也制造商品，但是已经远不是之前的制造业了。一座城市要想在当今经济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原料、市场、劳动力都已经不足以称为竞争力了。这些禀赋和要素已经为全世界共享，城市独有的只是其文化底蕴，以及以群体形式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气质。

上述各方面的现实情况已经表明，无论是先天禀赋还是对其最大化的开发利用，都是有限的。而在近几百年的现代社会，这些资源对生产的贡献已经趋于极限。现代经济要想持续发展，而不是走上萧条的下坡路或者跌进停滞的深渊，就需要继续解放生产力，需要追求质的转变，正如其最初从前现代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一样。马克思对上一次转变曾有断言：“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遵从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现代社会一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发展了，然而如今现代社会里生长的东西又趋于坚固了。

其中最核心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所着力批判的“工具理性”。原本奠定了现代社会辉煌基础的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膨胀，以至于成了支配人、控制人的工具。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理论在最初贡献了极大的力量，一如福特的流水线等发明让人顶礼膜拜一样。而恰恰在其辉煌和人们对这种辉煌的赞叹之下，工具理性逐渐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奴役人的力量。最初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的概念是对立于那种遵从传统主义习惯的行动，指对明确目标和达致目标最有效途径有着精细计算的行动。它有着极其严格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是涉及许多专门概念、专业知识、固定规则和程序的“目的—手段”行动方式。因此，在那样一个语境下，工具理性还是进步的和先进的。然而当人们忘记了“工具理性”是服务于“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的时候，“工具理性”就成了反动的，成了被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可能更多的是从其对人性的压抑方面展开的。然而，在对生产力的贡献方面，工具理性也是极其有限的。工具理性的核心是控制，追求的是效率。然而背后的精细逻辑适用的范围十分有限，如今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复杂性、流变性已经超出了其掌控能力范围。正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指出的“钟表般的精确逻辑——也即机械的逻辑——只能用来建造简单的装置。真正复杂的系统，比如细胞、草原、经济体或者大脑（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需要一种地道的非技术的逻辑”。于是，他断言“控制的最终结局是失控，机械须要变得更具生物特性”。要想避免失控的危机就要舍弃控制，要想最高的效率就需要丢掉紧紧盯住效率的思维，这正是一个有意思的二律背反，是创意彰显其无限可能性的逻辑起点。

创意思维追求的正是自发的、生物群落式的生成与演进，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式的创新和进化过程。众所周知，许多公司都有研发（R&D）部门， iPhone5当然也是出自苹果公司的研发部门。然而，出自研发部门的创新是有限的、收益和影响也是可预期的，这并不构成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的内容。另外一种创新是随机的和偶发的，比如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而恰恰是这种创新会带来划时代的改变。这种成果对许多企业来说是外生变量，是给定的因，无法找到内在的因素来左右它的出现。而对城市来讲，却可以是内生的。虽然这样一种内生的关系不如工具理性主义所一贯主张的那般精确地可计算和可控制，但仍旧是可预期的。正如我们养花，水肥充足自然会争相怒放，至于花开哪枝，那就不可知，也无关紧要了。至于创意思维对经济生产力的解放和提升效果，我们可以参看上文“大城市的崛起源于创意勃发”一节。所不同的只是，历史上伟大城市崛起时的创意是自发的、非常态化的；而我们所追求的和期望创意型城市所着力营造的，是一种常态化的、全民性的创意型城市氛围和集体的、相互激发的、蓬勃的、充满创意的精神气质。在这里，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能动性无限增强，城市的生产力也就具有了无限可能性和可持续性。

二、人类存在的回归：从异化劳动到创意劳动

上面一节，我们从宏观上探讨了创意对生产力的解放，阐述了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言，创意思维对经济的无限可能性。这一节，我们转向微观的、个体的角度，讨论创意对个体的解放。之所以用到“解放”这样一个语气强烈的词汇，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现状。如今，我们在生活中遭受着两方面的压抑和痛苦：一方面，我们消费的产品成了我们不得不吃的毒药；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锁链。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我们却失去了最根本的选择权利；在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面前，我们也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识。

在经济学的起点上，亚当·斯密论及分工和交换的时候，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饭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之心”。斯密提及“自利之心”的时候，说的还是一种“开明的自利”（洛克语）。与其说他关注的是分工，还不如说他关注的是合作。在他那里，面包师和酿酒师之间还只有分工不同，并没有彼此对立起来。人们之间还普遍有着斯密在其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所论述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市场萌芽之初，我们消费的面包、酒、肉的生产场所和生产者还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全球化的大市场已经将这种联系抽象化了，原本实实在在的合作与交换关系不再为人们轻易感知。如今的情形，任何一个对生活稍有体验的人都能够认识到。三聚氰胺、苏丹红、毒大米、转基因、地沟油等数不胜数。连菜农的地里都有了区别对待的两块庄稼，一块自己吃，一块拿来卖。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诚信问题或素质问题。这种区别心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萌发，由一而百，由百而千而万，如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正渐渐成为一种世界观。

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他们从斯密那里摘取了“自利之心”，又发明了“边际主义”方法，采纳了“功利主义”的伦理观。这样逐渐成形的近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借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辉煌成就，日益将其经济学分析态度深入普通人的心里，打造了“世俗主义”“经济个人主义”“价值通约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经济生活中，在“理性经济人”的盘算之中，除“自我”之外，其他一切与自己有经济交往的人都成了“他者”。经济学之父提及的自利之心，经后续经济学家的推崇而成为我的冠冕理由。我只盯住他们的钱包，只要他们掏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于是，交换价值和工具理性盛行，造就了眼下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市场乱象。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每个人都深受经济社会的挤压。而在这强大的、异己力量之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份。这种异己的力量，除了有来自消费品的之外，还有来自劳动过程的。

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显示，劳动是痛苦的，它给人的唯一回报就是工资。劳动本身带给人们的是负效用，而闲暇（不劳动）是具有正的效用的。个人在做经济决策时，其实是在工资和闲暇二者之间进行抉择，选择一个最优组合。对此，马克思有更深刻的论述：“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马克思在后续的文章里继续追问：既然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必然“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而“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他进而得出结论，这种异己的存在物是“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是“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并抽引出关涉私有财产的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如今，这种对立更趋扩大化，连所谓的有产者的劳动（或者称为精细的计算也可）也趋于成为他自己的对立面，使他“不舒畅”了。可以说，这种异化已经趋于全社会化了，已经不仅仅是谁剥削谁的问题，而是一种秩序的失范，是每个人经由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又回到自身的对立。这样一种渐趋失范的现状已经超越了市场所能够自我恢复的范围，需要外力的干预。而这种干预又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种“东风压倒西风”式的渐进的和反复的过程，需要一种埋下种子并细心呵护的过程，需要等待其发芽的耐心。

而我们理想的模式便是创意劳动的星星之火。这种劳动是不属于他人的劳动，是马克思所谓“在劳动之外”的劳动，是自由和闲暇时间里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之所以能够称为劳动，是因为它是可以有成果的。虽然这种活动并不是以成果为目的，是起源于闲暇时间的自由活动，追求一种愉悦和舒畅，产品和经济成果只是其副产品或意外收获。当然，这种成果的获得是没有保证的，恰恰因为其没有保证，它才不属于别人，而属于自己。然而当这种创造性的努力一旦取得成果，那么其在通常意义上的“劳动之内”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就趋于减少，其“劳动供给曲线”便提前向后弯曲。这是于现状之中的个体而言的。就其与社会、与其他个体的关系而言，其创新开拓了新的经济空间，成为一种和缓各种张力的有益力量。这样的星星之火需要周围环境的呵护，需要其生存和劳动的场所、关系趋于弹性化，人性化，管理趋于松散化。能够提供这些的，或者致力于提供这些的便是创意型城市，其在未来的经济道路上也必然是繁荣的和蓬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