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7年，中日经贸合作出现新情况，从过去五年的贸易萎缩转向贸易增长。随着中国十九大之后稳定开局、日本安倍连任首相，中日两国政治稳定，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带来机遇，未来中日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中日两国应发挥亚洲经济合作核心作用，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 2017年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2018年展望

2017年，在全球经济企稳复苏、外需扩大的拉动下，日本经济呈现持续温和复苏态势。外需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主要动力，内需有所改善但仍显疲弱，日本通胀形势有所改观，仍维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走势相对平稳，就业状况良好。2018年日本经济将持续低速增长，受制于结构性因素，日本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未来日本经济将面临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风险，也面临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竞争与合作机遇。

（一）2017年日本经济总体情况

1． 2017年日本经济持续温和复苏

2017年日本经济保持持续复苏势头，在201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1.2%的基础上，2017年前三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分别增长1%、2.6%和1.4%，日本经济连续7个季度实现增长。

（1）外需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主要动力

2017年以来，受世界经济企稳复苏需求回升带动，外部需求进一步好转，对日本经济增长起到正面促进作用。2017年三季度，外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个百分点。日本对外贸易特别是对中国贸易强劲回升。2017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153.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2.9%；对中国贸易总额33.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5%。其中，日本出口总额78.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1.8%；进口总额7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4.0%；贸易顺差3.0万亿日元。

（2）内需有所改善但仍显疲弱

2017年三季度内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拖累了日本经济增长。其中，只有设备投资环比增长1%，消费、住宅投资、公共投资均呈下降趋势，反映出日本内需疲软。从环比来看，个人消费下降1.8%，家庭消费下降1.9%，住房投资下降3.5%，政府公共投资下降9.7%。内需疲弱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增长停滞。近年来，尽管企业经营效益好转，企业利润增加，但企业对经济增长前景持谨慎观望态度，导致投资意愿下降，给员工加薪的动力不大，因此，个人消费难以得到有效提升。住房投资和政府公共投资减速，主要是两者仍处于前期投资消化阶段。

2．日本通胀形势有所改观

受日本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影响，日本通胀水平有所提升。2017年12月，日本CPI同比上涨1%，为2015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核心CPI由年初的0.1%提升至12月的0.9%，但与央行2%的政策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3．日本仍维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在全球货币政策收紧的环境下，日本仍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银行维持原有负利率与资产购买规模不变，维持短期政策利率目标在-0.1%、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在0%左右。

4．日元汇率走势相对平稳

2017年日元汇率走势基本平稳。截至2017年底，日元汇率为114.9日元/美元。但是，随着美联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在加息和缩表带来强势美元预期的影响下，日元汇率将呈偏弱趋势。

5．日本就业状况良好

日本失业率持续下降。2017年12月，日本失业率为2.6%，为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三季度，有效求人倍率为1.52，远高于2015年的1.20和2016年的1.36，这意味着每对应100个求职者就有152个就业岗位，表明用人需求旺盛。

（二）未来日本经济展望

1．日本经济短期增长可期，长期动力不足

在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带动外需回升和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带动下，短期内，日本经济将保持缓慢复苏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 2018年预计增长1.2%。

但是，在全球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日本仍然采取“强宽松 +高赤字”组合刺激经济的模式将日益孤立。由于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欧央行宣布减持购债规模，日本的量化宽松难以加码，日本经济刺激政策空间收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将受到削弱。日本长期增长关键的结构性改革未能得到实质性推进，日本经济长期趋势不容乐观。

2．复苏中的日本经济将低速增长

受制于国内市场规模和人口结构变化，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较低，未来日本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态势。IMF预测，2022年日本经济增速为0.6%，仍低于1999～2008年的平均增速1%。

3．日本经济面临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商品征收“过境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收紧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导致日美贸易摩擦增加、日美利差扩大、日元贬值等一系列反应，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使日本经济面临较大风险。

二 2017年中日经贸关系出现回暖势头

自2017年以来，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终于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回暖势头。截至2017年底，两国双边贸易以美元计价同比增长10.1%，日本对华实际投资同比增长5.1%。中日贸易一改连续5年下降态势，日本在华投资改变连续4年下降的态势。

（一）中日经贸关系出现回暖势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经贸关系呈现“高峰期—调整期—回暖期”三大阶段。第一阶段（1993～2011年），中日经贸关系处于高峰期。日本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是日本主要的贸易对象国。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最高峰3429亿美元。

第二阶段（2012～2016年），中日经贸关系处于调整期。其间，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中日贸易基本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欧盟和美国逐步成为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及东盟和中国香港的竞争，日本降至第五位。据日本海关统计，日本自中国进口连续4年下降（2013 ～2016年）, 2016年相比2012年降幅高达17%；日本对中国出口连续5年下降（2012～2016年）, 2016年相比2011年降幅高达29%。2016年，日本对中国出口1138.7亿美元，增长4.3%；日本自中国进口1564.4亿美元，下降2.5%。中国是日本最大的逆差来源国。日中贸易逆差在2014年达到550亿美元顶峰后有所收窄，2016年日中贸易逆差为426亿美元。

第三阶段（2017年以来），中日经贸关系出现回暖势头。2017年中日贸易一改连续5年下降态势。2017年，中日两国双边贸易以美元计价同比增长10.1%，贸易总额303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1373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中国自日本进口16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7%。

（二）中日相互投资快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都呈稳步增长态势。近年来，中国对日本投资大幅增长，从2009年的0.8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4.3亿美元，增长了4.4倍，之后受政治经济关系影响有所下降，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2.4亿美元和3.4亿美元。日本对中国投资持续扩大，2012年达到顶峰135亿美元，此后呈下降趋势，2016年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下降至86亿美元，这与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紧张和中国生产成本上升有关，日本企业家对华投资更加谨慎。2017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总额32.7亿美元，同比增长5.1%，一改日本在华投资连续4年下降的态势。

三 未来中日经贸合作机遇与挑战

（一）中日经贸合作特点

1．中日经贸合作互补性与竞争性共存

（1）中日产业分工格局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紧密。由于中国的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都较低，中国在传统的“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的雁行模式中处于“雁尾”地位，日本则处于“领头雁”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日两国的产业结构趋同明显，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

（2）中日经贸合作互补性与竞争性共存

研究表明，根据中日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TCI，中日贸易互补性指数（TCICJ）在1.21～1.55之间，2006～2015年TCI指数平均为1.35，说明中日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日中贸易互补性指数（TCIJC）在1.19～2.01之间，十年TCI指数平均为1.5，说明日本以中国为出口国市场需求更为强烈。中日贸易的产业分工，在资源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垂直分工合作为主，在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中以水平分工为主。中日在STIC 6、STIC 7、STIC 8大类（按原料分类的以制成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为主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互补性较强。中日在STIC 2、STIC 7 （不包括燃料的以非食用原料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大类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3）中日贸易互补性逐步削弱

当前，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互补性仍然存在，特别是中国以纺织品、原料、鞋靴、伞和箱包等轻工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均在60%以上，比较优势明显。然而，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劳动成本的提升，中国面临来自越南、泰国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低成本竞争，以及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回归等竞争，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互补性呈逐步被削弱趋势。

（4）中日贸易结构调整趋于平衡

中国贸易结构调整带动部分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快于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推动中国贸易结构调整趋于平衡，同时也推动了中日贸易结构趋于平衡。2017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8.95万亿元，增长12.1%，占中国出口总值的58.4%。部分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势，比如，出口汽车增长27.2%，计算机增长16.6%，手机增长11.3%，医疗仪器及器械增长10.3%，表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渐增强，国际竞争新优势逐渐显现。同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3.08万亿元，增长6.9%，占出口总值的20.1%。同时，中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先优化进口结构，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设备等高新产品进口实现较快增长。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增长17.3%，发动机增长17.6%，数控机床增长13.8%。

2．中日经贸相对地位处于动态轮换中

中日两国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亚洲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日经贸合作对亚洲各国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到2003年，日本已经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后，中日经贸关系受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和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出现下滑。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合作中地位有所下降， 2012年开始降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前四位为欧盟、美国、东盟、中国香港）。从近十年来的数据来看，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8年的10.4%降至2016年的7.5%, 2015年一度降至7.0%。2017年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有所回升，前三季度上升至9.0%。

3．中国经济贸易发展拓展中日经贸合作空间

当前，中日经贸合作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尤其是中国贸易方式和结构继续优化，增加了中日合作的新机遇。2017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5.66万亿元，增长16.8%，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56.4%，比2016年提升1.3个百分点，贸易方式结构有所优化。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外贸发展的亮点。中国民营企业表现活跃，2017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3%，对中国进出口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41.2%，表明中国外贸发展内生动力增强。这些数字说明，各类日本企业都能在中国找到相应的合作伙伴和市场空间。

（二）中日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

1．全球经济企稳增加机遇

全球经济企稳增长将带动中日经贸快速发展。自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景气度不断提升，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指标向好。美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在个人消费和私人库存投资的拉动下，美国2017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3.1%和3.2%，这是自2014年以来首次连续两个季度的GDP增长达到或超过3%，四季度增长2.6%。欧洲开始企稳向好。2017年欧元区经济增长2.5%，为2007年以来最快增速。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维持在60左右，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17年，欧元区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为1.5%，远高于2016年0.2%的增速，通货紧缩现象有所缓解。欧元区失业率目前在9%左右，为2009年来最低水平。2017年6月英国“脱欧”谈判正式启动，谈判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复苏势头稳固。截至2017年三季度，日本经济连续实现七个季度的扩张。2017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开始提速。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印度三季度同比增长6.3%。资源输出国经济状况好转，俄罗斯和巴西从衰退中走出，南非三季度经济增长0.8%。IMF预测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为4.9%。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6.6%、7.4%、1.7%、1.9%和0.9%。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39%。全球经济整体向好，全球贸易有所回升，为中日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全球化调整期机遇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促进全球生产要素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全球经济、金融快速发展，国际分工降低商品价格，促进企业向成本更低的地区投资，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逐渐进入失衡状态。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贸易持续低迷，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五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疲弱。自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进入新的调整期。根据WTO的数据，2017年全球贸易增速预计在3.2% ～3.9%, IMF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9%，六年来首次高于或与世界经济增速持平。但由于全球新科技革命尚未有效提高供给端效益，全球产能过剩等，未来5～10年全球经济仍处于调整期。总体来看，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不断拓展网络经济新空间，新型跨国公司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正在发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经济全球化的新型微观组织互联网平台企业正在形成，这些因素共同推动全球经济进入转型调整新阶段。中日经贸合作可以开拓更多新型合作领域。

3．区域经济一体化机遇

（1）全球化多边体系面临改革和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出现了一些无序的和碎片化的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世界贸易组织面临停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方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将制约多边贸易体制的快速发展。

（2）区域化规则对全球性规则的更多替代

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以来，区域性贸易协定成为大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手段。以自由贸易区、自贸协定、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等为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迅猛，各种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一体化机制与安排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区域性大国的主导下，超大型区域集团如TPP、TTIP与RCEP正在塑造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包括双边投资条约（BITs）和载有投资条款的条约（TIPs）的国际投资协定（IIA）的总数达到3324个。

（3）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

近年来，各大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加快推进。虽然有英国脱欧影响，但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进一步推进。2016年东盟共同体建成，成为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新起点。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两大拉美区域组织不断加强合作，推动拉美经济一体化进程。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简称“科迈萨”）作为非洲成立最早、最大的次区域经济组织，在推动非洲区域一体化和成员国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在推动海湾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4．已有的合作基础和合作需求

整体来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相对落后，中日所处东亚地区尚未形成较大的自由贸易区。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经济体，中日应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充分发挥天然经济合作区的地理优势，在已有的合作基础和合作需求之上，进一步加快经贸合作，推动中日韩FTA谈判，进一步推动东亚相互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5．中国大市场机遇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键点，中国在可持续城镇化、大城市功能疏解、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扶贫开发、美丽乡村建设等领域都蕴藏着千亿元或万亿元量级的投资需求，互联网经济、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发展迅速，为中日拓展合作新领域带来重大机遇。比如，今后中日可在绿色经济、老年产业、中小企业、现代农业、技术贸易等领域大力开展合作。

（三）中日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

1．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

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新变化。各国经济普遍处于结构深度调整期，经济走势、经济问题及应对措施的分化日益严重；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逆全球化趋势、民粹主义抬头等现象出现，都预示着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势必影响中日经贸合作的推进。

2．两国之间影响贸易合作发展的不利因素

如前所述，两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大幅下降，其中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不足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3．来自外部经济体的竞争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劳动成本上升，两国之间贸易的互补性逐步被削弱。日本开始调整全球产业布局，逐步向越南、泰国等劳动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产业链。与此同时，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也给中日两国的制造业发展与合作带来冲击。

4．两国间政治互信基础薄弱

中日两国受历史原因、领土争端、安全因素、政治制度差异等因素影响，政治互信基础薄弱，经济合作也由此受到较大负面影响。比如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这些不稳定因素导致投资者的投资合作意愿下降。

5．中日韩FTA谈判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目前，中日韩谈判形势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中韩FTA先行建立，日韩FTA正在谈判中，中日FTA谈判尚未启动，如果跨越双边FTA直接进入三方FTA谈判，将面临较多障碍。二是日本对中日韩FTA谈判态度消极。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开始主导推进TPP，并想以TPP的标准来要求中日韩自贸区，寻求在中日韩FTA谈判中的主导权。这种做法可能会分化或取代现行的亚洲经济合作机制，这给中日韩FTA谈判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制约了中日经贸合作与发展。

（四）深化经贸合作的建议

1．正视历史

实践证明，历史问题是干扰中日经贸合作的关键问题。历史问题对于中日两国是无法回避的，两国比邻而居，而邻居是不能选择的，因此，两国应处理好历史问题才能理顺中日各方面关系，才能切实推进经贸合作。日本应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深刻反省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带来的伤害，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以推动两国合作重回正轨。

2．加强政治互信

政治互信是国与国之间经贸合作的基础。对于中日来说，由于受到历史问题、冷战遗留问题和区域外大国因素等多重因素影响，两国的政治信任关系薄弱，制约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化。为此，我们应加强政府、企业、智库、民间等各个层面的对话与交往，及时进行沟通与协调，增进彼此的信任，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政治支撑。

3．传统合作与新型合作齐举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相对优势，日本在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相对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日应发挥各自的动态比较优势，继续推动中日在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的合作，继续推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低碳技术、循环经济等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需求大国，目前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而日本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中日两国企业可以将环境和能源等方面的合作作为中日经贸发展新的增长点。如日本在治理公害，特别是治理大气污染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先进技术，双方合作，互补性强，互惠互利。

加强制造业合作。2015年5月，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规划，着重强调了十大重点领域的突破发展，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信息通信设备、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中国制造业发展，可以与日韩精细机械制造和化工产业、IT产业等接轨，拓展中日韩制造业合作更广阔的空间。

推动以数字经济为主的产业合作。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合作的主要方式。现在中日两国都致力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为两国产业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两国可以在数字产业领域合作，推动日本超智能“社会5.0”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对接，在机器人、人工智能、移动支付、共享经济、跨境电商等领域开展协同合作。2016年日本机器人产量15.3万台，中国机器人产量7.2万台，中日在机器人生产研发等领域合作空间巨大。2017年中国“双十一”支付宝交易总额高达1682亿元，同比增长39%。日本也兴起了“双十一”，日本市场也为“双十一”做了积极准备，可以说获利不小。

4．开拓中国巨大服务市场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服务贸易需求。到2030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进口国。随着中国个性化、高质量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双方可以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合作，推进政策制度的互学互鉴，开展具体项目的务实合作，特别是在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养老看护、现代旅游、节能环保等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2016年，中国访日游客超过630万人次，在日消费额超过1.4万亿日元，据估算能拉高日本经济增速0.2～0.3个百分点。2017年这一规模可能突破700万人次，2025年有可能达到2000万人次，对日本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

5．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顺利，成果丰硕。2017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上缴东道国税费并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近些年来，中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多地展现出竞争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双方的收益。开拓国际市场，我们需要竞争，但更需要合作。市场竞争能带来效率提升，而合作更能扩大市场蛋糕。目前看，中日产业仍存在互补性，有合作互利的可能。在第三方市场，我们应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在竞争中寻求合作空间，共同开拓国际市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中日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新平台和“试验田”，亚投行、亚开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双方提供融资合作的新机会。在这些方面，如果两国企业合作，发挥在工程技术、投资经验、承包能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展更广泛的务实合作，会收到1+1＞2的效果，能促进全球化更加包容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

6．积极构建开放共享的创新网络

近年来，科技和互联网成为全球化新动力。开放共享是互联网精神重要的要素之一。全球化的“开放式创新”正在逐渐成为企业创新的主导模式。中日企业应积极构建开放共享的创新网络，依托优势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形成若干产业创新平台，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共建共享，相互依持。同时要大力推动双创。建设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平台，推动企业员工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吸引国内外创客、极客开展双创合作，加大创新投入，转换创新机制，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日交往2000多年的历史，即使在困难时期，民间友好交流也未曾中断过。增进两国民众的双方向交流和往来，有助于加深互相理解。2017年中国赴日本人数超过2800万人次，将连续5年突破纪录。中日在教育、体育、媒体、宗教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活跃。建议发挥民间力量，通过留学、旅游、培训等方式，扩大人员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全方位促进中日合作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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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逯新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