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周炜博士在他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西藏的语言与社会》一书，嘱我为他写一篇序。他是专门学习藏语的，在胡坦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业，在语言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而我则完全不懂语言学，在这个领域里本来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由于周炜博士在北京大学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我与他有一些接触，在一起讨论过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如何从语言的应用与演变的角度来调查和分析社会-文化变迁的问题，这些讨论所涉及的一些研究专题，最后被吸收进他的研究思路里，所以我想在这里尝试着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它们通过不同的发音和声调在同类中彼此传递信息。这些借助语言来传递的信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抽象思维的符号。即使是最简单的数字，也代表着对数量的抽象。人类作为高级动物，也在自己演变进化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出用于口头交流和书面记载的有关信息与知识的语言和文字。由于人类起源在地理分布上的多元以及人类群体发展初期的彼此隔绝，在不同的群体中各自发展出来很不相同的语言与文字。据说在一万年以前，世界各地区存在的语言达一万多种，现在已经减少到约七千种。这些语言和文字作为符号被用来表达具体的数字、物体以及抽象的观念和思想，并被语言学家们按照语系、语族、语支、语群、语言这样的系统来加以分类和研究。

在每一种语言中，每个新词的出现都是出于人们对新出现的现象、事物、观念给予抽象归纳并进行交流的客观需要。生活在热带而从未见过雪的部落，是不会在自己的语言中自发产生描述“雪”的词语的。所以语言文字体现着一个社会中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中需要表达和传递的绝大部分信息，之所以说“绝大部分”，是因为在交往中，人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也可以传递部分信息。从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的科技和生产力的水平、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抽象思维的发展水平以及各类知识的积累。三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当我向当地蒙古族牧民学习蒙古语时，我发现蒙古语中对于不同年龄的牲畜都有专用术语，对于牲畜的毛色的描绘也有非常具体的词汇，这些词汇在牧业生产和草原生活的应用当中远比汉语要丰富、准确、便利得多。与此同时，蒙古语中对于畜牧业和草原生活之外的词汇就相对比较缺乏。这是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活、牧业文化在语言中的体现。分析和研究蒙古语的词汇及其演变，无疑会有助于人们了解蒙古族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特点与发展进程。其他如农耕民族、山地民族、海岛民族等也都有与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传统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词汇体系。

随着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与交流，他们各自的观念与文化也必然通过交流对彼此产生影响，所以从一个社会对于其他社会、其他群体语言文字的吸收情况，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情况与融合程度。蒙古族牧民在表达来自汉族地区的物品、用具以及各类政治观念时，直接或间接地借用了大量汉语词汇，如对拖拉机就直接使用汉语的“拖拉机”的发音，手电筒叫“嘎勒灯”，这是蒙古语中的“嘎勒”（手）和“灯”（来自汉语的“灯”）两个词连在一起组合而成的。这就是语言使用中的“外来语”的现象，反映了蒙古族牧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会”。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曾经积极地吸收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如20世纪初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从日语中转借而来的词汇如“民族”“干部”“社会”“外交”等沿用至今。一般来讲，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会比较多地吸收发达民族的词汇，它的知识分子也会比较积极地学习发达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这是发展本民族科技与经济的需要，也是人们在生活中吸收使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品的需要。研究一个民族语言中的外来词汇，调查这个民族成员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是了解分析民族交往的重要研究视角。

除了客观应用性的需要之外，有时发展相对迟缓、消费水平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友好的发达国家会有一种感情上的羡慕并因此萌发学习其语言、方言的愿望。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十分密切，同时中国在朝鲜与美军作战，所以中国人很热切地学习俄语，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十分流行的英语就遭到了冷落。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香港是内地民众首先接触到的“经济发达”地区，所以学习广东话也曾一度成为北京大学生当中很时髦的现象，有些电视广告也采用粤语。而当中国与日本和美国正式建交而且各种接触多起来之后，在内地又先后出现了学习日语和英语的潮流。在今天，一些简单的英语词汇甚至经常夹杂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之中。当然，这种学习与应用其他地区语言和方言的现象，也并不是出现在内地所有地区，即使在北京这样对外交流很多的大都市，也并未出现在所有的年龄组、所有的社会阶层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赶时髦。所以我们可以调查与分析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哪部分人在学习其他语言，他们又在什么场合下使用其他语言，这对于我们透过语言的学习、使用变化来分析不同民族、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社会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对于其他语言的学习，既可以通过人们的自学，也可以通过学校实施的正规语言课程来完成。在多民族国家中，学校采用的教学语言体现了国家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与使用是各个民族的政治权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彼此进行交流的应用性工具，是使用最广泛、对每个公民学习知识和争取发展机会最有用的语言，也是学生在学校里最应当学习的语言，尽管这种社会通用语可能并不是自己的母语。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则需要视各个地区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而不能简单地用统一的政策来做出硬性的规定。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在进行“双语教学”的积极探索，也试图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各地区实际情况，既有利于各少数民族发展，又得到群众拥护的语言教学模式。

语言的变化在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语言、在本民族语言中引进外来词汇之外，随着社会在观念、制度方面的变化，在语言中还会出现一些崭新的词汇，今天人们语言中使用的“打的”（乘出租车）、“大款”（富翁）、“小蜜”（情人）、“下海”（经商）、“二奶”（外室）、“泡妞”（约会女朋友）、“酷”等词汇，都是汉语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词汇，其中有些词汇引自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反映出中国港台地区和外国文化对内地社会的影响，有些词汇则反映出内地社会中新的社会现象，可以说这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创造”，之后通过媒体的娱乐节目和口头流传逐步为大众所接受。

同时，一些原有的词汇在新的社会场景下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或文化内容。这些人们常用的词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下，其内涵和流行程度也在不断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同志”是社会上人们之间最通用的称呼，在商店、饭店里把售货员也称作“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上升，对售货员和别人的尊称便改为“师傅”。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把服务员称作“小姐”，而在一些“小姐”一词暗含从事不正当职业意味的地区，人们又开始使用新的词语。

新中国成立后夫妇之间长期称彼此为“爱人”，近年来开始使用新中国成立前通用的称呼“先生”和“太太”，还有些年轻人则仿照港台电影称呼丈夫为“老公”。上述这些词汇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套“时代用语”，每个行业或社会群体也会有自己的“行话”和专用话语。我们考察各种词汇、各种用语在其应用范围和内涵方面的演变时，可以从语言这个角度发现中国内地社会近几十年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深层变化。调查和分析这些词汇的衍生、流行和演变，联系当时的社会场景和政治氛围，可以帮助社会学者研究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和发展脉络。

中国社会在20世纪发生了多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此期间，汉语的语法和词汇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重大转变，从晚清、民国、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文化大革命”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每个历史时期都在人们使用的语言词汇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与此同时，中国的各个少数族群在近百年里受到汉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也经历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部分地反映在它们的语言使用当中。研究中国少数族群在语言词汇使用方面的变化，对于理解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视角。总而言之，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而言，外部国家-区域之间的关系、内部社会-政治格局、各种社会流行思潮等都交汇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当时社会中语言词汇的使用与创新。要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是研究汉族社会还是研究各少数族群的社会变迁，实在不应该忽视这个研究视角和生活当中大量丰富的研究素材。

语言社会学，就是通过对各类语言现象系统、综合性的调查和横向、纵向的比较研究，来分析社会的文化形态与族群关系、各国文化交流的变迁。这个方面的研究长期为人们所忽视，即使在美国这个社会学很发达的国家，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由于美国社会比较稳定，语言词汇的变化不大；另一方面，对各族群语言变化的研究大多结合种族、族群研究之中，没有必要去发展专门的语言社会学。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不断发生重大变革的多族群大国，语言社会学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在21世纪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专业领域。我本人对这个领域是很有兴趣的，我过去在内蒙古和西藏进行社会调查时，采用的问卷当中也包括了语言使用的相关内容，但我从来没有机会开展一个以语言使用为主题的专题研究。由于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阅读这个方面的文献和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所以我一度动员我的同事往这个方向努力，并积极推动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语言社会学”的研究生课程，可能是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也许正因为以上原因，当周炜博士在1998年提出愿意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我对此是比较积极的，希望他能够在语言社会学这个方向上开展一个系统的实证研究课题。周炜博士的语言学基础和藏语水平使他成为在西藏地区开展语言使用调查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们共同商定的博士后研究专题是“西藏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双语现象与汉藏文化交融”。

西藏地区是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在西藏自治区的常住人口中，藏族占大约97%。在1951年和平解放之前，西藏与其他地区相对隔绝，文化与人员交流很少，这使得西藏在交通、通信、教育、经济发展方面长期落在其他地区的后面。藏语的词汇也反映出西藏社会发展的状况与汉藏交流的情况。在50年里，特别是1959年之后，开始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干部职工来到西藏工作，西藏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交流中开始引入汉语词汇，学校里开始讲授汉语课程，许多城镇的年轻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部分人甚至开始学习英语。因此调查和研究西藏城乡居民的汉藏语言使用情况，无论对于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西藏与其他地区的政治整合、经济交流、人员往来、文化交融的发展历程，还是研究汉藏关系的演变，都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所以这个研究课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语言社会学与民族社会学相互交叉的研究专题，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从1998年到2000年的这两年里，周炜博士选修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部分课程，系统学习了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专业方向上着重学习了民族社会学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他进行了西藏语言调查课题的设计工作，并先后在西藏地区开展了两次实地调查。调查的内容没有涉及藏语词汇的变化，主要集中调查西藏社会生活中的双语现象和分析政府语言政策的影响。应当说，这些调查在方法上是严格按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设计与实施的，具体的调查结果在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中有详细的分析与讨论，这些调查数据和研究结果在藏学研究和民族社会学领域中都是很有价值的。这本书即周炜博士在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我认为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从语言社会学角度研究西藏社会双语现象和语言使用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对于语言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在中国的开创与今后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是个多元、多层次、族群和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国内外的各种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这些影响和观念的变化也必然生动地体现在人们使用的语言词汇之中。语言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可以提供在其他视角中难以把握的重要信息，而且语言和词汇使用的分析也非常具有趣味性，所以我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并会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既会研究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流行语言、学术话语的影响，研究各个族群之间的语言使用与交融，也会研究各地汉人社会中丰富多彩的语言变迁现象。我确信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将使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领域上进一步拓展，并将成为中国社会学各领域中非常具有特色和推动创新研究的专业方向之一。

马戎

2002年12月1日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