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西藏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的绚丽画卷

老朋友周炜教授的大作《西藏的语言与社会》即将再版，嘱托我为该书作序，我欣然应允。该书虽然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但迄今为止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史料意义和应用价值。

我国以“语言与社会”命名的论著并不很多，而以“西藏的语言与社会”命名的著作，更为少见。该书综合运用入户问卷调查、访谈、文献分析、实地考察等方式方法，调查研究了西藏城乡大量藏族居民、学生、职工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状况，构建了西藏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模式，阐述了西藏的双语特点以及影响西藏双语发展的社会因素，详尽论证了西藏语言政策和语言立法的形成、发展及完善过程，考察了西藏语言管理机构的现状和发展，揭示了西藏城乡农牧区双语教学及基础教育情况，分析了西藏城乡居民的民族交往及其对汉语的认同状况，勾勒出一幅西藏语言使用、语言教育、语言政策和语言认同的绚丽画卷。

在我国五大自治区当中，西藏自治区颇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藏族人口高度同质化，占全区总人口的95%以上。藏族拥有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字——藏语文。从公元7世纪藏文创立，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藏语文作为藏族文化的载体和寺院教育的媒介，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随着西藏社会文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藏语本体、藏语功能和西藏语言使用模式也随之发生巨变。

第一，藏文的新词术语在不断扩充，藏语文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的能力在不断提升。

第二，藏语文开始由传统文化传播工具，向现代文明传播工具转变，藏语文的使用范围已经扩展到：党政公文和重要会议、教育、商业、工业、农牧业、手工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计算机与藏文信息处理、文化艺术、医疗卫生、体育、科学技术、宗教生活、国内外交流等领域。

第三，西藏的语言使用模式开始转型，语言使用由传统的一元模式，即藏语单语使用模式，向二元模式，即藏语和汉语并用的双语模式转变，以适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满足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需要。藏族成员在学习使用母语的同时，选择使用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多，汉语使用范围不断拓宽，汉语使用的频率也在不断提升。几十年来，这种二元模式已经整合成为西藏语言使用的整体框架。

在大变革时代，如何制定并实施省级民族自治地区的语言政策，这个问题令人颇费脑筋，不易回答。该书以西藏语言政策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成功地构建了一个所谓的“西藏模式”，该模式也可被称作寻求“自治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政策模式。

所谓“自治性”，就是在制定西藏语言政策法规时，要从西藏自治区的语言格局出发，充分认识西藏的藏语单语人口占总人口的84%、双语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镇、农牧区几乎是空白这个基本区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民族语言学习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宏观调控，制定相应的指令性措施。所谓“统一性”，就是指西藏的语言政策法规还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关于公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相关规定统一，寻找“自治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点，修改二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和谐之处。

该书只写到2001年，读者还不清楚21世纪以来或近十几年来“西藏语言与社会”的状况，不知周炜教授或其他学者何时能够填补这段空白，我们期待着。

周庆生

2016年5月3日

于北京灵通观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