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北民间道教科仪音乐研究
- 陈瑜
- 2535字
- 2024-11-02 17:25:53
四、明清时期
元代,道教各教团有较大发展。到了明代,这种活跃的发展势头被大大削弱。明朝推行极为严格的宗教统一控制政策,对道教采取严厉的态度,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大量道士拥有妻妾,设斋时饮酒食肉,已愈来愈趋向堕落。
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出家,对宗教教团的实情了如指掌。因此,他刚刚称帝,就仿照管理佛教事务的善世院设置了玄教院,作为统一管理道教事务的机构。该机构负责处理与道教有关的事务,又统管教团和道士。洪武五年(1372),朝廷禁止道士饮酒食肉,还决定发给度牒以防止私度。翌年以出家者无为徒食、耗费民力为由,在省府与各州、县各设一个大道观,集中道士于该寺观住食,进行考试,对具备戒行,精通经典者才发给度牒。由于当时出家者人数甚多,而且生活奢侈,于是朝廷对出家者的条件再次给予严格规定。洪武十五年(1382),玄教院进行彻底改组,设道录司统管道教,隶属礼部。同玄教院一样,道录司分为全真、正一两派,各自分设左右正一2名、左右演化2名、左右至灵2名、左右元义2名的官员,但不给薪俸。当时山西各府设立了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隶属道录司,管理地方道士和女冠。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1名,道正司设道正1名,道会司设道会1名,并选拔戒行端洁、谙悉经典的道士担任各司机构的道官。道官的任务通常为编制道士的户籍、编写道观历史、任命住持、发放度牒、管理道士的日常生活,等等。至此,道士和女冠便开始在这些道官的统管下进行修习生活。
在健全佛、道二教的统一管理组织之后,对僧侣道士规范管理日趋严格。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朱元璋下令禁止僧侣道士买卖土地和田庄。二十四年(1391)又指责道士们的行为违背了道教的本旨,下令各府州县各保留一个大道观,集中全体道士于此,禁止同俗人杂居。同时,规定每三年发一次度牒,禁止男性40岁以下、女性50岁以下者出家,并限定府40人,州30人,县28人的出家数额。此外,还禁止新建道观。二十八年(1395),朝廷将所有出家者集中于都城举行再考试,未掌握经典者令其还俗。
尽管如此,山西的出家者人数仍在增加,当地官府不得不对僧道出家的政策提出一系列的限制,例如不承认20岁以上者出家、出家者需征得父母的同意、有妻妾的出家者需还俗。在通过考试发给道士度牒的制度方面,宣宗时代把原规定的3年一次改为5~10年一次,宪宗时代甚至有20年也未发一次度牒的情况。
虽然明朝历代都推行这种限制出家者的政策,但都未取得成功。一方面,由于明代徭役繁重,老百姓强烈希望以出家摆脱徭役的锁链;另一方面,由于上层特意推行的政策本身无太大意义,因此不管怎样限制出家人数,实行多么严格的管理办法,都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结果此举并未使经济摆脱混乱,宗教团体的素质反而更加降低,出家者越发堕落,寺观甚至成为欺盗罪恶的发源地。
在明朝历代皇帝中,世宗最为醉心于道教,并在其当政时期在恒山大修庙观。其在应县县城内建有三清观、北霞观,在县城西南大贾庄建水陆宫,在县城东南北楼口建恒山庙。其在广灵县也先后建了不少庙观,如上白羊凌霄观、百町的保其观、南村的集仙观等。其他各县,亦有发展。明永乐年间朱棣崇重真武祀典,汾阳前往湖北太和山(武当山)参拜醴泉观的道教信徒络绎不绝。据《西顶新建玄天上帝庙碑》载:“我汾人敬事尤谨,集辄数十百人,三千里往返,倾囊倒箧为之无倦容。”可见道众信仰之虔诚。后因战乱频繁,又在石盘山顶建立天上帝庙,以为就近参拜之所。碑文中载:“明末……郧襄、均州一带,鞠为战场……冒险南谒则关津苛留,讫不能与山灵相会……崇祯辛巳,黄冠子河一贯自太和来,诸全士佥议建帝引宫于郡西之石盘山。”石盘山老爷庙之建,前后经营十八年,耗资白银两万余两,建筑十分宏伟。
此外,山西在明代修建的宫观寺庙还有大同玄真观、真武庙、玉龙洞以及清泉寺、南庙等,洪洞县冲虚观、开元观、庆阳观、真阳观等。明末清初,庙观已遍布全省城乡各地,仅洪洞一个县竟达150余座,柳林县共建过373座,由此可见当时山西省内道教庙观数量之多。
清朝建立以后,朝廷尊佛抑道,道教各派发展均停滞。与朝廷有联系的教团同明代一样,仍旧为正一派道教。全真教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北京白云观的第七代住持山西籍道士王常日德高望重,曾受到世祖三次赐给紫衣的荣誉。他在白云观设戒坛培养道士,修改和制定清规戒律,致力于教团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除以上两教团外,其他教团无特别引人注目的活动,仅仅住在各自的道观受人请求设醮、行咒、授符等等。
清代,道教各派之间相互交流,如正一道士成为全真道士、全真道士到正一道处修行,成为极平常的现象,以至各派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据《道统源流》记载,有佛名的道士不少,这大概是将佛、道二教结合起来修行的缘故。清代佛、道二教交流相当密切,恐怕与明代以来佛教出现的诸宗融合倾向有关。应该说,在清代不仅道教各宗派,甚至各不同宗教均大大地失去了各自的主体性。正因如此,今天的道观以及人们的信仰才具有儒、佛、道三教合流的倾向。如悬空寺就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寺内既供奉释迦牟尼和各佛、菩萨,又供奉道教的老子、纯阳吕祖等神仙,还供奉孔子、关帝等儒教代表人物。又如离石县的天贞观,观内东供孙真道人,西奉观音菩萨。
清代道教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教团的统一管理方法上,都与明代大体相同。
由于人们具有非常浓厚的咒术宗教倾向,因此一旦有事就必定去道观或庙宇参拜,祈祷诸神保护或施恩惠,请道士设醮,用神符或咒术求得些微的安慰。如永乐宫等大型宫观,在民间祈祷斋醮之事和信徒、群众朝山长年不断、络绎不绝。关帝是受人崇拜的神之一。传说清军同明军交战时常受关帝的保护,因此清朝特别敬重关帝,于是一般人也信仰关帝,甚至小小的村镇也修建了祭祀关帝的关帝庙,建筑面积甚至达到18000多平方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成为山西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关帝庙。
清代全省道教基本处于维持的状况。大同玄真观碑文记载,清乾隆年间对一些宫、观进行了重修。也有极少数地方新建庙观,如应县城南建了龙湾观。清末,由于帝国主义侵华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各种宗教势力日趋强盛,本已孱弱不堪的道教更趋衰落。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缔结后,清政府日趋腐败,中国日渐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激起了人们从未有过的强烈反抗,各地纷纷发生暴动,而山西许多道士也参加了这一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