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非洲研究中的特殊论现象

非洲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经济学、政治学都对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今天，非洲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地区。过去50年里，非洲地区贫困人口比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学者们对非洲的发展情况也从最开始的积极乐观逐渐变得悲观失望，甚至有点沮丧。

通常而言，当需要解释某一种现象或问题的时候，罗列它的“特殊”之处往往是比较容易找到的答案。当某种经济思想或政治实践在非洲实施过程中遭受挫折或失败之后，人们就会到“特殊论”中去吸取“营养”、找寻“答案”。非洲特殊论就是非洲问题研究中一种非常常见的解释。

（一）“非洲经济特殊论”

“非洲经济特殊论”是非洲研究中经常见到的一种解释。每当谈及非洲经济问题，人们总是能够听到“非洲经济特殊论”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被列举出来的特殊性几乎数不胜数。其主要观点是：非洲由于其自身特殊的地理特点、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它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模式与世界其他地区并不具有同质性和可比性，因此，不能够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或其他地区的思想、理论和模式。甚至有人还认为，非洲内部也是千差万别、情况各异，因此不能把非洲看作一个整体，也不存在某种统一的非洲模式或撒哈拉以南模式。“贫困国家所面临的环境与富有国家工业发展之前的情况大不相同，总的来说，贫困国家所面临的是恶化的环境。现今贫困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17和18世纪的欧洲人口增长率；国际市场上的商业竞争大大加剧；由于各类外界传播媒介的影响，人们的物质期望高于发达国家的历史相应时期；富有国家的技术进步使它们具有明显的商业竞争优势，历史因素，其中尤其是殖民地因素，制约了其发展的进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经济发展开始出现问题，80年代实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之后，成效并不明显，人们就把“非洲经济特殊论”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解释，认为外面的思想、理论和模型不适合于非洲。“《结构调整方案》是用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解决非洲国家存在的经济问题，忽视了非洲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使之最终无法解决非洲国家存在的根本问题，并导致《结构调整方案》在非洲的失败，经济改革取得成效最重要的一条是尊重本地区或本国的具体情况。”曾几何时，在刚刚取得独立的时候，非洲也想改变单一的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由初级产品出口国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实现由特殊向一般的转化。当国有化的干预主义道路出现挫折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在“非洲经济特殊论”中找寻答案。当世界银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收效甚微之后，人们更加坚信“非洲经济特殊论”的正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非洲经济困难是由于内部的政策失误造成的，而“非洲经济特殊论”则强调先天因素和外部环境是制约非洲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洲使团在1986年召开的“关于非洲经济和社会危机问题的联合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表示，“无论从概念上讲，抑或从编制的角度看，还是从实施方面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都不适应于非洲国家国内的实际情况”。当许多非洲国家在60、70年代的干预主义与80年代的自由主义两条道路失败之后，人们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无助，更加坚定了“非洲经济特殊论”的立场，对非洲的未来感到悲观。

但是，“非洲经济特殊论”的解释看似合理，实则经不起推敲。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发展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争论中产生的，发展经济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特殊论”的产物。依附论也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特殊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药方——脱钩。但是，随着90年代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猛烈攻击，深陷于在实践中水土不服、理想与现实反差巨大的情境中，四面楚歌。拉尔（D. Lal）、巴拉舒伯拉曼雅姆（V. N. Balasubramanyam）、克鲁格曼（P. Krugman）等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宣布了“发展经济学的死亡”。依附论也逐渐失去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虽然它揭示了世界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但它开错了药方，脱钩方案逆全球化潮流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对外围地区现代化的确有着较为严重的制约和影响，但这一结构并不像依附论所认为的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稳态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保罗·科利尔、杰弗里·萨克斯、罗尔·范德·维恩、拉法尔·卡普林斯、速水佑次郎等人）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对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进行了新的思考，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框架，为非洲摆脱贫困、实现发展贡献智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非洲的问题并非仅仅是经济理论或发展道路的问题，而是许多非洲国家在制度建设上远远落后于非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低效的管理使得很多方案、政策、法律和法规无法有效地实施。无论多么正确的方案、政策和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都可能会走样，人们会反过来责怪这些方案不适合非洲的实际。“非洲经济特殊论”常常被认为是那些不愿意面对非洲治理问题的人的托词。如果缺乏执行力，无论多好的方案、政策和措施都是不符合非洲现实的。

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许多特殊情况，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被认为是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已经超出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不能作为一般经济理论来进行研究。主流的经济学家对非洲经济发展关注较少的主要原因是，最近几十年现代经济学为了实现自身的科学化，通过大规模地应用数学工具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出来，热衷于一般模型的创建和证明，一些在现实中无法进行逻辑推导的非经济因素将不得不从主流的经济学中剥离或被假定为给定条件。主流的经济学家能够通过数学工具来分析哪一种发展模型产生的收益最大，但是当在模型中加入非经济因素的变量时，主流经济学家就会认为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研究范畴。非洲作为一个具体地区，它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存在很多非经济因素，这已经超出了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的范畴。一般性的经济理论，通常都是高度抽象化、一般化，它为了保证因果关系的准确性，会剥离掉许多变量，来保证他们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逻辑清晰、结构明确，但是非洲的各种非经济变量太多，这也使得主流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一般性理论的同时，表现出对已剥离的、非一般性变量的爱莫能助和不屑一顾。在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当作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并保持着“无可争辩”的垄断地位。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经济学家的头等大事似乎是如何运用数学工具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硬科学”。

现代经济学对实证和规范这两种研究方法是区别看待的。1890年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确定了实证经济学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正式划掉了“政治经济学”前面的两个字，将“政治”这一无法进行逻辑推导的非经济因素从经济学中剥离，现代经济学就此诞生，经济学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剥离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学研究是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并促使经济学进一步向着抛弃价值判断、确立实证主义的目标迈进。

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非经济因素在经济学研究中没有其位置，经济学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那样成熟起来。实证主义使经济学拥有了可证实性、可重复性的检验标准，并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但是，经济学毕竟还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学科，数学工具的巨大优势的确促进了经济学的飞速发展，但这也不能消除其是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特性。因此，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有两个方向：实证主义的理论与人本主义的应用。也就是说，一方面，运用数学工具进行纯理论的推演，提出普世性的、一般性的经济模型；另一方面，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结合一般性的经济模型，针对具体的情况，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非洲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因为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情况，而应该发现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共同特性，善于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与非洲经济发展中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共性中找寻道路，结合自身情况制定方案。20世纪70～9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通过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实践，实现了经济较快的增长，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目前，这类针对非洲具体国家，引入一般模型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另外，还有一些研究非洲经济的学者，似乎开始把非经济因素作为研究非洲发展的一种新方法，试图将这些非经济因素量化和逻辑化。他们运用数学的方法来分析非洲种族多样性、殖民时代遗留、政治不稳定、民主、文化和地理等各种非经济因素，并试图将这些数量化了的非经济因素与主流的经济模型相结合，来解释非洲的不发达，探索非洲的政策调整方向。

（二）“非洲政治特殊论”

对于非洲政治特殊论的问题，笔者曾在2008年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渊源和特点》一文中认为：由于非洲国家的政治特殊性，在严格意义上它不属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范围。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提及‘非洲’，更有学者认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及非洲的次数可能比南极洲还要少’。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就是权力政治、大国政治，非洲作为一个边缘地区在体系层面的影响力较弱；自由主义也很少在理论中提及非洲，并常常不愿意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也承认权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制度选择’的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其他一些批判理论涉及非洲的内容可能稍多一些，但它们也像自由主义者一样，更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虽然它们常常以非洲为例来分析世界体系内的剥削与等级结构，但其往往更多地聚焦于剥削者，而非被剥削者。”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非洲的现实不符。当把许多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例如无政府状态、国家、主权、理性选择、联盟和国际体系等）运用于非洲现实时，学者们常常会感到非常棘手，理论只有与观察的对象相符合时才能够合理地解释现实。当对象不同时，理论的界定、采用的方法论和概念的内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现在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既不能充分地解释也不能成功地预测非洲的国际关系，其原因在于概念与理论产生的背景以及解释的对象完全不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是根据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而建立起来，其中的核心概念在非洲却代表不同的意义与内涵，但西方的领导人和学者往往认为他们的理论体系具有‘普适性’，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具有可行性，并常常乐此不疲地强加于人。‘许多国际关系中最平常的概念，当被应用于非洲时也会备受争议，原因在于它们适用于非洲客观现实的地方实在太少，更不要说运用非洲的经验来修正西方的理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常常故意忽略非洲的原因。”

笔者还曾以国际政治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为例来试图说明西方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很难解释非洲现实这一事实。

（1）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

“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体系和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它的建立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标志，反映了当时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具体时间地点的要求。但西方学者出于对国际关系理论之科学性与简约性的要求，将‘国家’简化为一个抽象的、简约的、没有区别的、非历史的和相对稳定的行为体，将其物化为一个常数性的实体。这个实体‘不管是18世纪还是20世纪的，都是基于欧洲或北美国家的政治原型，国家的社会基础都被认为或至少认为是没有区别的’。然而，非洲的‘国家’不同于欧洲的‘国家’。非洲各国建立的时间都不长，在建国前，非洲人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在反殖民斗争过程中，非洲人虽借鉴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却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独立后，非洲人又面临着‘先有国家，后有民族’的困境。许多非洲国家由大大小小几十甚至上百个族群所组成，这些族群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而产生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淡薄’使得政府不得不长期花费精力来建构国民文化的同质一体化。在国际关系中，独立的非洲国家虽然是以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国家身份或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就其社会内部而言，部分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卢旺达、布隆迪的部族仇杀和苏丹国内的南北冲突等正说明了这一点。由此不难看出，非洲国家的构成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构成，非洲的‘国家’‘民族’等概念的内涵与西方的概念也不具有同一性。”

（2）关于“无政府状态”的概念

“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也很难符合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现状。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因为在国际体系中缺少一个更高的权威，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体系’,‘所有的国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能够控制谁，也没有谁必须服从谁。如果说这些关于国际体系本质的假设可能描述了主要大国间的关系，但它并没有反映非洲国家的状况。因为国际体系实质上是由几个大国控制和管理的，‘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体系（anarchy），而是一个等级结构体系（hierarchy），它限制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部行为’。”

“同样，国内社会井然有序的假设在非洲也受到质疑。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区别在于国内社会井然有序，而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这一观点用在欧洲也许是恰当的，但用在非洲却并不合适。因为现实主义学者所说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内政治的井然有序’，对于许多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来说，可能恰好相反。世界的等级结构体系为非洲提供了一个有序的国际环境，而‘无政府状态’却恰恰是许多非洲国家国内社会的真实写照。”

但是在非洲政治特殊论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到，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一样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指的“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并不包括国家的内部特征和社会属性，仅仅只是在结构中进行博弈的无差别的单位。为了实现国际关系理论在简约性和科学性上的目标，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把“国家”这个概念抽象为一个没有区别的、简约的、相对稳定的行为体，将“国家”这个概念物化为一个没有实质区别的、常数性的单位符号。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以“非洲”为例来解释它们的理论。

关于“非洲独立50年是否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的问题，学者也进行过讨论。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在2007年的文章《全球化视野中的非洲发展、援助与合作——兼谈中非合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写道：“在与伊藤先生的交流中，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非洲独立只有50年时间，不能对非洲有过高的要求。伊藤先生笑着说：‘只有50年？这已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这是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何看待非洲的发展？是以偏见，还是以客观的态度观察非洲？浏览一下西方国家关于非洲的网站、关于非洲报道的醒目标题，以及那些抢眼的图片，我们得到的往往是一种负面印象：贫穷落后、极权暴政、贪污受贿、艾滋病等。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中，他们的这种悲观论点表露得十分明显。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乐于用自己的标准描述或评价非洲。这样，它们看到的只会是一个负面的、落后的、没有希望的非洲。”

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分析。

从政治学的角度一般认为，非洲的起点很低，情况较为特殊，它在这50年要解决国家建立、民族认同等几个大问题很不容易，应该给非洲多一些时间。在这方面有学者认为：“由于特有的历史，一个曾经遭受奴隶贸易摧残、殖民主义肆虐，并受制于当今各种有限的国际环境中的大陆，短短50年里在一体化、人权、边界稳定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应该再给非洲一些时间。”“当代非洲国家政治主权集中化过程和国民文化同质一体化进程的逐渐推进，正是20世纪非洲历史与现代发展进程中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成就，而这一成就将为非洲21世纪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新的历史起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非洲的起点是很低，但二战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起点也不高，也有各个国家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像韩国、越南、巴西等东亚、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国家能取得较好的发展。例如韩国，从19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经历了列强入侵、日俄战争、日本殖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等近一个世纪的战火，可以说是一片焦土。在经济建设初期，不仅没有人力资源、技术等高级增长要素，而且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初级增长要素也非常缺乏。韩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1960年以后韩国政府积极实施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政策，在1970年以后逐渐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1980年以后韩国逐步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改变了过去贫穷落后的状态，人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国家实现了经济的繁荣稳定。拥有5000万人口的韩国，2012年GDP排名世界第15位。还可以将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比较，这两个国家都是石油较为丰富的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到1970年的时候，尼日利亚经济的整体表现还好于印度尼西亚，但在随后的发展中，印度尼西亚将尼日利亚远远甩在身后，2011年尼日利亚的贫困人口比例由1960年独立时的25%上升到71%。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人均收入的下滑，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用严谨的还是粗略的方法测量，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作为小经济体却选择“国有化”和“进口替代”的道路，无法实现像其他地区那样的经济结构转型，进而无法在经济层面形成对制度的需求，制度供给也就跟不上，这样就陷入了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双缺失的恶性循环。在错误的经济政策与制度需求供给都不足的双重打击之下，大部分的非洲国家陷入了贫困沼泽而无法自拔。从短期来看需求决定供给，从长期来看供给创造需求，制度建设成为严重制约非洲发展的一块短板。

非洲独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被认为是非洲独立后50年依然贫困的主要原因。虽然这其中有殖民时期的历史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独立后的经济政策导致了情况恶化。殖民时期的非洲并没有完整的经济发展政策，殖民者在非洲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采矿业和种植业，公路、铁路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围绕着这些行业展开，将内陆的原材料运送到港口，然后再运往欧洲大陆，非洲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供应者。20世纪6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之后，非洲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口替代阶段、结构调整阶段和减贫战略阶段。独立之后，许多非洲国家为了改变原材料供应者的国际分工角色，开始推行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工业化经济政策，政府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发展，为这些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关税壁垒、外汇限制等等）予以保护，并试图通过国有企业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但是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国家缺乏企业管理经验和配套服务能力，导致大量的企业缺乏竞争力，生存困难，反而成为国家的负担，致使许多非洲国家在70年代末出现了经济滞胀和债务危机。为帮助非洲国家应对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80年代实施了结构调整方案。他们认为市场配置在经济活动中是有效的，而政府的行政干预是低效的，要求非洲国家撤回了对企业的扶持，完全实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甚至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进行必要的干预，许多非洲国家放弃了产业政策和长期发展战略，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侵蚀了非洲国家的工业基础，导致大量国有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使得部分非洲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情况。在2000年以后，非洲国家为了减轻巨额外债的偿还负担，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减贫战略计划，将资源从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在长期缺乏产业政策的情况下，许多非洲国家要在现有的全球体系结构中实现产业价值链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