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非洲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述评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大部分的学者并没有想到非洲的经济发展会如此坎坷。很多在当时并不被看好的国家和地区，都比较顺利地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非洲经济因为70年代原材料价格波动受到冲击，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受此影响要小得多。在80年代，亚洲“四小龙”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其他东南亚国家也紧随其后，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工业带；南亚和西亚的部分国家（如印度、土耳其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抛弃了“依附理论”的药方，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然而，当初被认为前途一片光明的非洲，却让学者们感到惋惜。恩克鲁玛在加纳独立之初就多次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不迅速发展经济，争取经济独立，就难以保持政治独立，并且有可能因为没有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而被人民所推翻。十分明显，加快经济发展、迅速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不仅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也是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

20世纪60年代大批非洲国家独立后，将经济发展、摆脱贫困作为主要的建设任务。学术界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径，发展经济学、依附论等一批学说与理论应运而生。但是经过20年的发展实践，非洲大陆并没有实现较好的经济发展，部分国家的经济状况还更趋糟糕。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展问题渐渐成为非洲学学者日益重视的研究课题，学术界也越来越多地把研究目光聚焦在非洲经济发展问题。

应该说，发展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也并非仅限于非洲，它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然而，非洲的发展为何如此艰辛和坎坷，这成为摆在非洲人和非洲学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一方面，是因为它太重要，涉及非洲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福利的整体提升。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太复杂，中间的变量太多，而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又纵横交错，使人们往往搞不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当我们研究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正确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如果在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了太多意义上的模糊和含混，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风险：某些观点看似有意义，但经过仔细的逻辑分析，就显得不合理了，也就是可能会犯“还原主义”的错误。

通过回顾非洲国家独立后近半个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减贫的战略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国家贫困发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关于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学者们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探寻，提出很多不同的解释。哪些因素制约着非洲的经济发展？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本节将把学者们对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各种解释按照“先天、后天”和“内部、外部”这两组因素，将学者们的研究论述分为四类。

从“先天内部”因素看，一些学者认为非洲先天的自然环境与非洲人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相关性；从“先天外部”因素看，部分学者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是制约非洲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后天内部”因素看，更多的学者将独立后产生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视为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从“后天外部”因素看，也有学者认为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使非洲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下文将按照“先天内部”因素、“先天外部”因素、“后天内部”因素和“后天外部”因素四个方面来对非洲发展缓慢原因的研究现状进行分类综述，我们可从中或多或少窥见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并探寻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参见表1-1）。

（一）先天内部因素

1．恶劣的自然环境，辽阔的土地面积，使得交通运输的成本较高

有学者认为，非洲在地理上的一些先天因素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是将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生存空间的概念应用于分析贫困原因的结果，认为非洲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恶劣的地理环境造成的。非洲国家集中于热带荒漠、热带雨林、温带荒漠以及极地和高山、高原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干旱、高寒、酷热导致环境承载能力低下、生态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虽然非洲在地缘上靠近经济最发达的欧美地区，地理位置要比亚洲好。但是非洲大陆是一个独立的块状大陆，周围被海洋包围，只有狭窄的苏伊士地峡与欧亚大陆相接。而且非洲大陆的土地面积太大，40%左右的非洲人口生活在运输成本高、贸易条件差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远离海岸线和通航河流。撒哈拉沙漠面积达到800万平方公里，加上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和纳米布沙漠，沙漠面积占到非洲总面积的1/3以上。在对外交通上，非洲基本只能靠水路；在内陆交通上，受到沙漠、险滩、裂谷等地理条件限制，使得非洲与外部世界、非洲国家之间处于相对隔绝状态，造成非洲国家自身市场规模较小，同时又远离外部市场，妨碍了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距离因素使得很多问题复杂化，成为非洲发展的一个屏障。研究发现，即使像加拿大与美国这样相对开放的边境，距离因素对于贸易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障碍。而在非洲大陆，情况比美、加之间复杂得多，就算它们与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距离和边境线也可能成为一种无形的贸易壁垒。非洲有1/3的国家位居内陆，许多产品要从偏远的农村跨越邻国边界，劳途远征，运输成本高昂，拉大了通往国际市场的经济距离，降低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据测算，货物运输每增加1%的距离，需增加0.25%的运输费用。高额的运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内陆国家的出口成本，降低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常情况下，内陆这一地理因素每年导致非洲至少减少约0.5%的经济增长率。

2．热带是疾病的高发区，使得非洲人口结构转型缓慢，疾病对非洲影响深远

非洲是个热带大陆，3/4的土地处于太阳垂直照射之下，气温高、降雨少。热带地区是疾病的高发区。美国学者托达罗在其著作《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写道：“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而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一切成功的范例几乎都发生在温带国家。这样一种差别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巧合，它必然与不同的气候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某些特殊困难有关。”美国另一位学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研究农业经济时也指出：“（如果）把赤道南北两三千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这里生活水平低，人们的寿命短。”非洲大部分地区位于热带，撒哈拉以南非洲90%以上的土地是在热带地区，与此相比，经合组织国家只有3%的土地在热带地区。非洲大陆除了零星的绿洲之外，广袤的沙漠地区常年高温炎热、雨水稀少，人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和农业活动。在非洲赤道附近的热带雨林地区，全年高温多雨，萃萃蝇十分猖獗，人畜无法在这里生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为，非洲由于地处热带地区，因此是虫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寄生虫病等疾病的高发地区。非洲同时也被认为是一些病毒性疾病的最大发源地。一些流行疾病如果处理不及时，会对人的寿命以及畜牧业和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非洲的疾病发病率较高，在卫生医疗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对人力资本培养和劳动力形成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高温和高湿度的环境为病虫害的滋生、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造成农业减产；炎热的气候环境使得传染病蔓延，处于这种炎热和潮湿环境中的劳动者往往会出现乏力、疲惫的状况。这也使得非洲的人均预期寿命一直都比较低，为了补充新的人口，非洲的生育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这三方面看似实现了某种平衡，但实际上是迫不得已。非洲低的人均预期寿命和高的人口增长率，解释了非洲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由于人口过多且增速过快，造成生活资料需求增大，生态环境压力增加，“一旦这一过程趋于恶化，其结果只能是饥荒和死亡的增长，由于物质资料的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生活资料难以满足需要，造成了贫困；在生产工具落后、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贫困家庭想通过增加人口来增加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这又会进一步加剧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矛盾”。

人口结构转型缓慢也给公共服务和私人投资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非洲人口结构转型不仅滞后而且较为缓慢。1960年以后，随着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婴儿死亡率逐渐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口增长率变得非常高。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洲各地的生育率才开始下降，但对比20世纪5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非洲的这种下降速度似乎比其他地区更慢。在过去的50年中，非洲还没有实现像亚洲和拉丁美洲那样的人口结构转型，通过生育率的下降来减少人口。非洲的总人口已经从1960年的2.8亿增加到2011年的10.6亿。非洲人口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必然会带来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与此同时，快速增长的人口也会大幅减少非洲人均可耕地面积，使得许多非洲国家的粮食难以自给，稍有天灾人祸就会造成大范围的饥荒。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对经济发展是有潜在正面意义的，但如果产业结构转型跟不上，无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会迅速增加失业青年的人数，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虽然可以采取措施来加速人口结构转变，但人口数量变化的过程可能是比较缓慢的。因此，降低生育率将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当前要认真考虑的重点是采取措施来加大职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要重视加强对青年的职业技术教育。

热带疾病对非洲的影响深远。世界上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绝大多数是在非洲。非洲人的营养条件较差，收入水平较低，在缺乏必要医疗条件的情况下更易患上疾病。恶劣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干旱与洪水常常成为大面积疾病爆发的催化剂。因为非洲地区常年处于高温状态，细菌非常活跃，一些常见的热带疾病如腹泻、疟疾、皮肤病等在非洲非常普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研究疟疾与贫困的关系——是疟疾造成了贫困，还是贫困导致了疟疾的高发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的研究结论是，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贫困恶化了疟疾问题，疟疾也造成了贫困。

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更严重影响了非洲的经济发展。不管在过去是不是因为人口因素造成非洲经济增长缓慢，但在未来20年，由于艾滋病的影响，一些非洲国家肯定会经历一次特殊的、灾难性的人口转变。非洲地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最多的地区，集中了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67%，全球15岁以下儿童感染者中有91%在非洲。其中，南非、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等南部非洲国家是世界上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15～49岁人口中的比例达到20%以上；每年有5.9万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婴儿出生。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的《2013年全球艾滋病报告》统计，截至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共有艾滋病感染者2500万人，占全球艾滋病感染者总数的70.8%。其中，2012年非洲约有160万新增病例。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有120万人（包括成人与儿童）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由于艾滋病的影响，非洲人的死亡率将长期居高不下。非洲的艾滋病之所以难以控制，是因为在危险显现之前，艾滋病就已经于20世纪80年代在非洲部分地区迅速蔓延开来。由于基础卫生条件太差，之后的防控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另外，艾滋病在非洲高学历的人群中感染率甚至更高。这一人间惨剧，将在未来20年里极大影响部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艾滋病患者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劳动能力，导致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也使商业成本急剧上升，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3．土壤质量较差，降雨不可预测

非洲的土壤是由一种类型古老的基底杂岩（Basement Complex）分解而来，微量营养元素的含量非常低。因为微量营养元素的含量低，需要额外使用化肥，但是即使大量使用化肥，成效也不会很明显。另外，在热带沙漠地区，沙尘吞噬着边缘的肥田沃土，造成荒漠化。非洲有些地区（如撒哈拉沙漠以南、赤道森林带以北地区）的土壤条件较差，在缺少降雨的情况下，那些地区的农作物会很快枯萎死亡，如不注意保养，表土被风吹走，土壤很容易退化。由于热带地区蒸发量大，在砍伐森林、放火烧荒、过度种植之后，容易加剧水土流失。非洲很多国家根据所处地区微量营养元素含量制订了自己的农业发展计划。但是，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对非洲的农业生产所做的分析那样，非洲的“农业生产是在一个困难、危险和易受破坏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

非洲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为“阳光灼热的地方”，在地理区位上属于热带大陆。非洲大陆独特的地理区位，使该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既易干旱，也易多雨。非洲大陆由于蒸发量较大，大部分地方处于半干旱状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以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为主的气候环境，降雨周期长、具有不可预测性。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半干旱地区的降雨量一直在下降。降水量从赤道向南、北两侧减少，降水分布极不平衡，整个大陆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地区约占1/3。降雨量下降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近些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碳排放量的增加致使全球气候变暖，非洲大陆又遭受旱灾的侵袭。据统计，1975～2002年在非洲遭受的自然灾害中，洪灾占26%，旱灾占31%。农业在大部分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很高的比例。由于基础设施较差、灌溉设施不足，农业生产对气候条件的依赖程度很高。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不可预测的降雨意味着农业生产的高风险，使得农业生产者不敢贸然增加投资。

4．人口密度低，语言多种多样，部落村落较为分散

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较低，部族和语言众多。由于相隔遥远，人们碰面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部落混合和合并的机会也就很少。这种种族和语言的多样性也是非洲经济增长缓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一个共同的看法是，非洲较高的种族多样性导致了较高的内战发生率。此前，学者们一般认为较高的种族和宗教多样性，将使得社会更加安全。非洲内部频繁的冲突，开始使学者认识到原有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他们进而认为，种族多样性的影响与国家政治制度关系密切，在民主社会，种族多样性不会影响经济增长或公共秩序，而在无序、腐败、独裁的政府背景下多样性很可能带来不幸。据研究，在独裁社会，较高的多样性将会减少3%的经济增长率，项目的失败率是同质化社会的两倍。独裁者往往不能超越其民族性，从而使社会出现更多的种族分裂。而代表性更小的政府，将产生更大的掠夺和暴力。因此，非洲的种族多样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非洲的制度。政治腐败，经常成为多样性社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使得军事政变频仍、政府更换频繁。

一些学者提出，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正向关系，但处理不当就会引起经济衰退，而它会不会引起经济衰退则要看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历史也表明，低增长国家经济出现困难，往往是制度安排不合理的结果。多个严谨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在制度安排不合理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以往非洲国家在发展政策方面的趋同性使得当今非洲大陆的发展依旧落后，政策制定者对庞大贫困群体的异质性认识不够，没能在扶贫政策中反映这种差别，导致大多数贫困人口难以获益。

5．“资源诅咒”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增加了内战的风险

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人口密度使得非洲人均自然资源拥有率相对较高，“资源诅咒”的风险较高。例如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苏丹、利比亚和赤道几内亚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资源诅咒”的症状。较高的人均自然资源拥有率可能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导致汇率较高，阻碍制造业的发展。大量自然资源的出口，会使汇率估值过高，这将削弱本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制约这个国家的持续发展能力。另外，大量投资资源开采业，会减少在制造业上的投资。制造业虽然投入较大、周期较长，但能提供更大的外部性增长，提高本国的研发能力，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二是增加内战的风险。如果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会增加内战的风险，这在非洲已经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二）先天外部因素

1．1884～1885年柏林会议后的列强瓜分使得现代非洲国家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近代以来，欧洲列强瓜分了非洲大陆，并在1884～1885年“柏林会议”上人为地划定了现代非洲国家的疆界。柏林会议的“遗产”使得现代非洲国家的人口、疆界与其他地区相比要小得多，大多数非洲国家的规模不大。2012年非洲54个国家中，人口超过5000万的有5个国家，分别是尼日利亚（1.68亿人）、埃塞俄比亚（9170万人）、埃及（8070万人）、刚果（金）（6570万人）和南非（5110万人）, 500至5000万人口的国家有35个，其中不少人口在1000万左右，人口不足500万的有19个国家。2012年，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在100亿美元以下的有21个国家，超过500亿美元的国家只有7个。通常来说，小经济体在发展上往往容易处于一种不利的位置。在政治上，小经济体的政府预算有限，有时甚至难以达到政府运行的最低成本。这使得政府效率不高，控制力较弱，抗风险能力也不强。在经济上，由于国家人口少、面积小，使国内市场显得窄小，难以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也无法形成经济上的规模效益。小经济体也被投资者认为具有更高的风险。另外，小经济体在技术创新和引进上的速度也较慢；创新的产生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口数量，在较大的社会人群中比较容易产生创新，反之自然会少一些。当然，这些影响也不能被过度夸大，因为现代经济研究发现，只要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够高，那么国家的大小并不会制约它的经济增长率。

2．殖民统治的“遗产”影响了非洲的发展进程

一些学者用殖民统治的“遗产”来解释非洲的落后，认为：非洲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然而西方殖民主义近代对非洲的入侵和统治，中断了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历史进程。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非洲经济成为对宗主国经济和世界市场具有强烈依赖性的依附型经济。这种畸形的经济模式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殖民地）下的产物。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的遗产，严重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发展。几百年的奴隶贸易造成了一些部族的分裂与仇恨，列强在瓜分非洲的时候又摧垮了非洲在18、19世纪比较强盛的一些王国，人为地打断了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殖民者控制了经济命脉，限制和阻碍了非洲民族资本的发展。到20世纪40～50年代，只有科特迪瓦、利比里亚等个别国家初步形成了本地的资产阶级，而在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资产阶级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这使得黑非洲本地资产阶级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积累资金，发展资本主义，而要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为本地资产阶级的发展建立物质基础。非洲国家独立后，必须改造殖民地经济，必须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然而，这对非洲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从主观上讲，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没有传统的经验可以学习继承；从客观上讲，在二战后的两极格局下，苏美为争夺世界霸权，都竭力向非洲国家渗透，两极的挤压使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的空间十分窄小。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殖民者一方面肆意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却蓄意保留非洲的原始公社制度和氏族部落制度，这些落后的社会制度成为非洲社会生活的基础，极大遏制了非洲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殖民主义统治以来，农业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原始的手锄和镰刀还在使用，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三）后天内部因素

1．政局动荡，政府行政能力较差，腐败较为严重

政局动荡也是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非洲国家政治发展中不稳定的原因较为复杂，历史因素（如边界纠纷）、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军事因素等与非洲国家内部的资源收益、政党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非洲国家的政局常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非洲传统文化与移植而来的西方政治制度也存在诸多的差异和问题，这也加剧了非洲国家政治的不稳定。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非洲国家先后发生军事政变240多次，其中获得成功的达70次。有11个非洲国家发生过10次以上的军事政变，最多的国家独立30年来已经发生军事政变21次。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非洲经济状况的恶化，一些非洲国家成为独裁的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逐渐落后于非洲以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权变更、军事政变必然会破坏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政策的连贯性和延续性。非洲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斗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降低了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国内的不安全因素也耗费了非洲国家捉襟见肘的资金。

政治腐败在非洲各国的发展过程中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像黑非洲国家腐败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则并不多见。贪污腐败使得很多规划、政策、法律和法规无法有效实施，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这会使外界认为这些方案不适合非洲的实际。在非洲国家，腐败现象的发生与其独特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非洲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不完善，政治体制中缺乏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使一些受利益诱惑，以权谋私的政府工作人员有恃无恐，聚敛钱财。国家行政机关往往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行政机器，效率低下，使得中央政府往往难以了解政策的执行情况。在腐败的氛围中，公务员千方百计地思考如何得到更多的“回扣”（kickback），而不是提高工作效率，人浮于事的现象较为普遍。在一些非洲国家，腐败是全社会的，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裙带风等十分普遍，涉及生活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纪律松懈、程序马虎、管理效率低，往往连专制独裁政府也叫苦不迭。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造成知识阶层人才外流，从长远看不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进步。许多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较弱，使得国家难以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较好的掌控。这对于广大穷人来说，表现为生存温饱权、健康权、住房权、教育权和劳动权的缺乏。

政府对经济过多的干预和管制也付出了代价。非洲许多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坦桑尼亚等，曾经对商品价格进行了广泛控制，干预破坏了市场运作。这些政府常常试图用强制的手段来实现生产目标，但结果通常使得国内的经济活动急剧减少。更常见的是，一些行业或公司受到政府相当大的管制。例如，乌干达政府曾规定咖啡只能通过铁路运输，当这一政策被取消后，公路运输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吸引了一些新的项目和投资，打破了原有的铁路垄断格局。同样，坦桑尼亚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农产品销售实行严格的管制，在管制解除以后，国内粮食收益提高了一倍。农业常常被课以重税以支持工业的发展，而且政府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研究上的投资严重不足。政府的定价政策又严重损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农业整体增长较为缓慢。虽然政府优先发展制造业，但封闭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导致企业只能在一个缺乏竞争力的市场条件下发展，面对的也只能是一个受到控制的小规模国内市场。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2．农业发展滞后，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迟缓

20世纪60～7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受当时甚为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政府力量论”的影响，将财力、物力集中到工业部门，希望通过工业化大力追求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非洲国家普遍重视工业而轻视农业，将建国时本来有限的资源盲目投入到工业中，忽视了非洲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非常高的客观现实，也没有认识到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使得农业部门获得的投资非常有限。政府同时也缺乏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出现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出口税较高的情况。虽然说在独立前一些非洲国家的粮食与经济作物生产的比例失调是由于西方殖民统治造成的，但是在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盲目发展工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能将粮食生产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非洲人口在过去50年的快速增长，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应该看到，农业在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是支柱性的生产部门，农村人口占据了非洲人口的绝大部分，农业增长的低质量是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只有实现非洲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大规模减少非洲的贫困人口。

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使得非洲的农业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非洲大陆的农业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非洲大部分为半干旱状态，既易干旱，也易多雨。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主要气候环境，降雨周期长，具有不可预测性。非洲农业的灌溉设施、农业技术、配套保障方面的总体水平不高，而且还受到不规律干旱和降雨等气候条件的影响，使得农业的单产量和总产量不高且波动较大。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限，也不愿意增加投资来扩大再生产，低积累导致低投入，致使非洲农业现代化水平一直较低。

近年来，虽然非洲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但非洲的农业增长较为缓慢，而且这种增长更多的是由于非洲耕作面积的扩大，而非实现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增长对于非洲经济发展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能够促进非洲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拓展非农经营和就业的空间，促进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加。

3．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能力较低

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贫困人口生活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由于过去一些非洲国家是独裁国家，政府不用向民众负责。因此，非洲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现象：相对较高的公共开支和较差的公共服务。政府无法提供可靠的运输、电力、通信网络和可靠的法律服务体系，公共产品严重缺乏。

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在公路、铁路、港口、电力、水利、通信网络等方面都较为落后。由于非洲国家众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覆盖非洲大陆、南北贯通的公路、铁路运输网络。在非洲的一些制造企业，因为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差，必须保持较高的库存量，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对乌干达公司来说，电力短缺被视为制约公司业绩稳步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企业所需的一半左右的电力由企业自己的发电机提供。1991年以前，尼日利亚3/4的小企业靠自己的发电机提供电力。“非洲固定电话网、移动网、互联网及个人电脑普及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底，非洲电信市场普及率为28%，是全球这一指标最低的大陆。非洲人口约占全球的12%，但是其宽带、互联网、移动和固定用户远远低于这个比例。”由于非洲较差的通信设施，估计致使非洲国家每年至少减少1%的经济增长率。由于通信设施是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的设施，从侧面上反映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并不让人满意。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也就直接影响到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非洲的法律服务体系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非洲的商业法庭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更加缺乏执行力。在非洲的企业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合同执行难的问题。有些公司往往要通过社会网络、私人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就限制了业务的日常运作和长期发展，并在无形中增加企业的成本。一些外来人士则另辟蹊径，如亚洲人在东非和黎巴嫩人在西非，他们有自己专门的社会网络来发展客户。合同执行难的问题，必将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使得少数人在商业上的主导地位出现长期化、永久化的趋势。

公共服务能力低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非洲穷人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医疗卫生条件也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在乌干达，一项关于小学教育支出的调研发现，由财政部门下拨的非工资类经费，实际能够用于学校经费的平均不到30%。非洲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服务也严重不足，世界银行发现，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占人口比例1/5的最贫困人口中，超过40%的人接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是由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提供的。

4．资本积累率相对较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arkse）认为，贫困是因为资本缺乏。他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诸多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系列”造成的，而资本形成不足是产生贫困和恶性循环的关键。由此，他得出了“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的著名命题。

非洲在20世纪下半叶经济增长缓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积累率相对较低，造成非洲生产率一直难以获得大的提高。非洲许多国家重债缠身，每年需要将有限的外汇收入用于偿还外债。由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较低，企业的资金积累能力也不高；非洲居民的人均收入不高，家庭成员众多，能用来储蓄的钱并不多，虽然非洲人的储蓄率并不是很低，但由于人均收入较低，使得非洲人的储蓄总量不高；从非洲吸引外资的能力看，尽管近年来非洲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腐败、政局动荡（部分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熟练工人缺乏等不利因素的长期影响，非洲获得的国际投资并不多。政局动荡、政治腐败和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使投资者望而却步，使本国投资者宁愿将资金转到国外，也不愿意在国内进行投资。同时，政治腐败也使得大量的国库资金被投入到消费领域或被转移到国外，严重影响了国家发展资金的积累。许多非洲国家在国内的储蓄投资方面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方面都难以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资金不足的问题是阻碍非洲发展的一个长期问题。自1960年以来，非洲的投资水平一直徘徊在相对较低的位置，只相当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一半的水平。而且，非洲的投资增长率只能达到其他发展中地区的1/3～1/2。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国家发展的过程。17～18世纪的欧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它们都是在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20世纪的70～80年代，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也说明了这一问题。非洲失去了20世纪的70～80年代这次经济腾飞的机会，与东亚等地区的发展背道而驰，进一步被边缘化。

5．错误的国有化与进口替代政策，导致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太多

国内学者李继东在其著作《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中认为：战后黑非洲国家现代化延误的根本原因是“为既定的殖民地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选择了国有化作为总的推进力量这一历史性的错误发展战略。由此导致了以下三点互相影响的严重恶果：民间未正常成长出私人企业家阶层，相反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阶级出现了变异与错位；因资源短缺引起了严重的部族冲突；政治体制出现结构性腐败。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的综合不发达症。”许多非洲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希望通过工业化来尽快实现经济的全面快速增长。一些国家在国力不允许的情况下，盲目上马，贪多求大。一些国家更是借鉴“以重工业带动工业化”的苏联工业化模式，并向国外借贷资金。但由于非洲国家都是规模和市场较小的国家，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使得许多国营企业长期亏损。本希望通过国有化和进口替代来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结果反而背上了承重的包袱，给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果。

独立以后许多非洲国家实行的汇率和贸易政策是典型的进口替代政策。从一系列的数据来看，非洲拥有较高的贸易壁垒，汇率通常也被高估。非洲许多国家的关税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部分原因是随着国内公共部门的扩张，在缺乏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关税收入。过高的税率必然导致出口农作物的减少，如果坦桑尼亚减免棉花出口税的话，它的棉花出口量将能够提高50%以上。非洲国家对进口数量的限制也是广泛存在的，因为这可以为腐败提供大量的寻租机会，人们可以通过贿赂来规避进口数量限制。

很多非洲国家建国后，实行国有化的经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为国民经济和劳动力就业做出过较大贡献，在群众中有深刻和广泛的影响。虽然国有企业存在着低效率、高浪费的通病，但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却面临着重重阻力。国有化导致国家公共部门膨胀，公共就业人数激增，公共经费居高不下，将农业创造的财富消耗殆尽。非洲许多国家主要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公共部门，因此非洲的精英们更喜欢待在公共部门里发展，而不是在私营部门中就业，这在另外一个方面也造成了非洲本土的企业家成长缓慢、科技人员不足。与此同时，这些公共部门不断扩张，对私人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又使得在公共部门就业的人数不断增长。非洲公共部门的扩张，往往是以解决就业为目的。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加纳的公共部门占到了就业的3/4（加纳中央统计局，1988年）；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如肯尼亚，这个数字在1990年也达到了50%（肯尼亚中央统计局，1996年）。事实上，70、80年代的经济衰退也增加了公共部门的就业压力，而国家又不得不将本来有限的公共服务经费中的大部分用于支付工资。非洲的工资与非工资支出的比例是亚洲的一倍，大量的工资支出明显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在经历经济危机或衰退的时候，政府往往把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作为解决失业的办法，而不是把创造产业作为重点。政府管理人员也没有把提高服务质量作为目的。因此在非洲，公共部门存在的主要目的变成了解决就业，而不是开展经济生产和提供公共服务。

还有一些行政部门的官员通过非法手段虚报公共部门就业人数，采用“吃空饷”的形式获利。在尼日利亚，《非洲新闻周刊》（African News Weekly, 1996）曾披露，该国相关部门查实有2．8万“影子员工”出现在国家公务员工资簿上，这些“影子员工”或假冒，或退休，或已死亡。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曾指出，这种发展方式的资金来源于农民，为了自身的发展必须从农民身上吮吸、榨取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这不仅是农民贫困化的原因，有时也成为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原因，同时也是一些非洲国家剥削农民，物质基础崩溃的原因。“国有化”政策虽然使非洲国家获得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但是非洲的国有化进程更应该立足本国的实际情况，把握好国有化的程度。过激和过度的国有化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伤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些采取过激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出现了相关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后天外部因素

1．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得贸易条件恶化

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是非洲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在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作为刚起步的国家，它们大多缺乏现代工业基础，出口基本上都是以初级产品为主，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换取必要的外汇，购买制成品及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然而，在国际上初级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很少能够形成价格垄断，没有初级产品的定价权。非洲作为一个发展中地区，它的情况也差不多，出口主要集中在一些初级产品上。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政治经济实力较弱使它们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承受外部压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较弱。当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出现恶化的时候，以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的非洲经济便会出现增长放缓。初级产品市场的价格冲击，在短期内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是明显的。然而，案例研究的证据表明，价格冲击也会形成长期的不利影响，因为投资一般都是短期投资，短期内会使经济繁荣、消费上升，但是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消费难以立刻下降，这样又会造成短期的储蓄和投资不足，延长经济萧条的时间。

对于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冲击的问题，早在1950年，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德国经济学家辛格（H. Singer）提出过“中心—外围”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恶化，即“长期贸易条件恶化论”，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设”。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在传统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掌握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的生产“中心”，二是为生产中心提供初级产品的“外围”地区。“中心和外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使得他们的出口结构完全不同，致使经济剩余流向西方发达国家，亦即中心国家剥削外围国家。”萨米尔·阿明在1976年的《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中也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按照外围地区经济增长所进行的程度来加强不发达的特征，必然导致阻碍增长，换句话说，不论人均生产达到何种水平，都不可能转变为自主中心和自我推动的增长”。

2．外部援助对非洲发展的影响

独立以来，非洲大陆获得了远超其他地区的人均援助资金。有学者认为，援助者通常青睐于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国家：人口少、收入低、前殖民地，非洲恰恰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根据2009年5月美国《评论》（Commentary）杂志发表的西方对非洲援助问题的评论，“过去50年来，西方富有国家对非洲的援助高达2万亿美元”。不论这个统计数字是否正确，结果却是，在西方大量援建之后非洲依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大陆，而且一些国家甚至比50年前还要穷。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外部援助对非洲的发展有害还是有益。很早就有专家学者对西方的这种“援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早期的批评者声称，援助减少了善政。最近，非洲女学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在其新书《援助的死亡》（Dead Aid）中指出，西方援助难以真正解决非洲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且容易使非洲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大量的援助更容易使非洲国家陷入贫困的泥潭难以自拔。她认为“援助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的灾难”。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曾试图将“政治治理状况明显改善”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因为投向经济领域的援助，被证明是需要有良好政治环境支持才能发挥积极效果的。如果政治环境好，援助能大幅提高经济的增长率，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进而改善基础设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但是对政治环境进行评判的标准是采用客观指标，还是使用主观指标，这又成为争论的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一些政治环境较好的非洲国家，援助的效果也很难在短期内就立竿见影。虽然没有证据支持鲍尔1982年所宣称的大量对非援助导致了非洲经济增长缓慢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非洲的确失去了很多由援助所提供的经济增长机会。

错过了发展机会之后，大量的援助在非洲又产生了一个后遗症：巨额的债务。援助在当时没能带来非洲的经济腾飞，但在90年代后给许多非洲国家留下了巨额的国际债务。显然，过去的管理不善，将由今天的非洲人来买单。身负巨额债务的国家将很难吸引到私人投资，这又使非洲陷入了另一个恶性循环。

（五）学者对主要原因的争论

关于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从上面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直到近20年，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基本上已经集中到“内部因素”上，但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一争论仍在继续。

主张先天内部因素的学者很多。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J. D. Sachs）认为对非洲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先天内部因素：大量人口生活在内陆。非洲只有21%的人口生活在离海岸或河流100公里的范围内，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比例是52%。同时，他还认为，“热带的诅咒”导致了增长缓慢，非洲的不利气候使得非洲人健康状况不佳，因此降低了非洲人口的平均寿命，并因此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热带的气候还导致土壤分解迅速和不规律的降雨，这限制了非洲农业的发展。非洲国家也似乎比世界其他的贫穷国家拥有更多样性的地方民族，这使得建立一个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变得更加困难。

相对于先天内部因素的论点，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则认为主要原因是后天内部的政治因素，例如落后的公共服务体系、缺乏社会资本、缺乏开放贸易、公共服务不足。非洲各国政府通常缺乏民主，并比其亚洲和拉美同行更加的官僚。这些后天的内部因素导致了非洲深陷“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和“小国劣政陷阱”，难以自拔。还有学者认为，那些压制经济、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国家，严重影响了其公民的生活水平。国家政权是主导因素，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作用”，除了恩格斯所指出的“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作用”外，还有因国家政权的“严重部族化”和政治腐化，造成时机的丧失，致使现代化延误。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主要是非洲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政策失误，特别是“后天内部因素”中的汇率和贸易政策是非洲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正是决策失误延误了非洲的经济发展。一些数据表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官方汇率相对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其他欠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汇率一直被高估，关税和贸易壁垒也高于其他地方。当然，一旦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它们就可能成为自我强化的内生过程。疲软的经济增长也体现在非洲较低的储蓄率和较高的资本外逃率。富裕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较低，而非洲国家的出生率一直较高，甚至比世界上其他欠发达经济体更高。同样，贫穷也导致非洲国家战乱频仍，而战争又进一步导致贫困。

也有许多人认为导致非洲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例如：

哈瓦德·怀特（Howard White）和托尼·基利克（Tony Killick）在《千年时刻的非洲贫困：原因、复杂性和挑战》一书中将非洲发展缓慢的原因分为以下几类：经济因素（如经济增长无力、生产力水平低、生产资料缺乏、市场波动、收入和财富匮乏、全球化的影响等），社会因素（包括非洲的家庭结构、人力资本不足、社会服务的缺失、疾病健康问题等），政治因素（即由内战不断、政局动荡、政府行政能力不足等），其他因素（如地理因素、生态环境变化、自然灾害、疾病控制等）。

克里斯多弗·巴雷特（Christopher B. Barett）等学者在《理解与减缓非洲的持续贫困》一书中分析了非洲多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包括干旱与贫困（埃塞俄比亚案例）、农村社会福利与贫困（南非、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案例）、环境与贫困（津巴布韦案例）、多元因素与贫困（加纳案例）等，认为非洲的困境是多种因素互为因果所导致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的舒运国教授认为是内因和外因共同造成的。非洲国家政府的经济决策失误是内因；非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强烈的依附性，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期存在是外因。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作用影响了非洲经济的正常发展。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安春英研究员认为这其中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既有政策因素，又有自然因素。殖民主义的历史原因虽不是造成当今非洲大陆贫困的首要因素，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发展战略的失误、部族矛盾、内战与边界冲突的长期存在，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度的不确定性，均影响了非洲国家贫困问题的解决。

从本节关于非洲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到对非洲经济发展的研究是在不断变化的。在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将其归结于世界体系的制约和影响，正如爱德华·萨伊德在其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与帝国中心进行对话，参与对帝国的批评，对它加以改造，并迫使它承认被歪曲、被篡改和被遗忘的历史”, 但是批判只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消极行为，对帝国体系的批判和找寻自身的特殊性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非洲面临的问题，也很难找到未来前进的道路。要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贫穷的困扰、政治的动荡和发展的困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清楚自变量与因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是主要因素。毕竟，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最近非洲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经济增长还不是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驱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商品价格坚挺加上外资流入刺激所激发的，居民收入、就业、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提高并不明显。过去影响和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因素还将继续困扰非洲未来的经济发展。

对于非洲经济发展的前景，一些学者也进行了预测。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认为，非洲等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受到财政危机、政府失灵、科技创新滞后、文化障碍等因素的制约。作者的结论较为乐观，他认为极端贫困不会延续到我们子孙一辈的时代，而是在我们的时代终结。在书中，他还写出了到2025年结束极端贫困的战略方案，认为需要对人和基础设施进行关键性的投资，书中还以肯尼亚的萨瑞（Sauri）地区作为案例。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谈世中研究员在《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一书中提出了“非洲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认为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经历恢复经济、消除贫困、经济起飞三个阶段，并前瞻性地预言：非洲统一市场有望在21世纪30年代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