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孟子“修身立命”的命运观

作为儒家亚圣和中国理性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孟子进一步光大了孔子祸福皆由己造、皆取决于自己的品德的可贵思想。他在回答滕文公“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的治国问题时说：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孟子在其中所讲的“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与《周易·文言·坤》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左传》昭公七年所载“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等等，明显是同一意旨，足见这是先秦时代的主流思想观念。孟子接着又说道：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在这里，孟子以舜为例说明，“与人为善”是君子的最大特点。因为孟子主张为善必有善报，所以一方面他提出“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同时他又明确指出，人在命运面前绝不是无所作为、无可奈何的，而是可以通过“强为善”“与人为善”来“立命”的。孟子明言：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葘，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在这里，孟子讲的“修身以俟之”与孔子所说“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应该有渊源关系。孔子所讲的“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及孟子所说的“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与《孔子家语·五仪解》所载孔子讲的“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如出一辙，应和无间。参照孟子所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及“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等话语，我们可以由此推出，《孔子家语·五仪解》所载孔子所讲“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一段当为反映孔子思想的可靠材料。

孟子由其所说的“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进一步明确提出一个在社会现实人生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命题，即“反求诸己”。他说：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在这里，孟子提出仁是“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没有人阻碍却不为仁，是缺乏智慧的表现。为仁者就好像射箭一样，射者须“正己而后发”，射箭而不中，毫不怨恨胜过自己的人，绝不怨天尤人，而是“反求诸己”，反省自己的问题和失误，并努力加以改正。而人就是在这样“反求诸己”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孟子又更加具体地指出：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这两段话相互发明，其内涵就更加容易体会。实际上孟子已经明确强调，德福一致是肯定的，圆善（即德福一致）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或者毋宁说圆善就是现成的，只是常人没有仔细思考而已。明代思想家袁了凡曾经就此提出疑问说：“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明代高僧云谷禅师对此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回答，曰：“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了。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

由此出发，孟子进一步重申了传统的“天命靡常”“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和孔子的“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思想，成为其仁政主张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其曰：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孟子由其人性本善的基本主张出发，结合其所说的“强为善”“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信念，在社会政治方面发扬了孔子仁者天下无敌的德治思想，并提出了相当完善的仁政理念和极为具体的实施方案，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积极影响。孟子的这些思想与《周易》“顺天休命”的微旨契合无间，可见孟子对《周易》之道是有深刻体悟的，而不会像李光地等人据今本《孟子》中未提《周易》就说“孟子竟是不曾见《易》”。被魏晋玄学领袖人物何晏誉为“君论阴阳，此世无双”的易学名家管辂早已揭明：“夫善《易》者不论《易》也。”唐代思想家李翱明确提出：“天命之谓性，《易》者，理性之书也。先儒失其传，惟孟轲得仲尼之蕴，故 ‘尽心’章云：‘尽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极至之说，诸子罕造其微。”北宋大儒、易学大家程颐则明确指出：“知《易》者莫若孟子。”清代易学家胡煦同样认为：“言性而不取证于《周易》，未有不支离者也。子思、孟子一丝不走作，只是一贯之道传得真，《周易》之理见得明。”近代著名易学家杭辛斋对李光地之说更加详细地驳正道：“呜呼！榕村自命大儒，乃为此言，非但不知孟子，亦并不知《易》矣。赵邠卿《孟子题辞》明明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虽孟子之时未尝有五经之名，邠卿之言未可据为实录，但《孟子》七篇，微言大义，荦荦具在，安见为不知《易》哉？夫《易》者，固非仅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焉，有立乎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之先者，所谓道也。圣人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皆此道也。道不可见，以一阴一阳之象显之，以参天两地之数倚之，于是无形之道，俨然有迹象之可求，厘然有数度之可稽，畀后之人得所指归，不致迷惘，此古圣作《易》之深心．亦孔子赞《易》之微旨焉。……孟子继孔子之后，七篇之首，即揭明仁义大旨，而归本于性善及经，正孔子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及 ‘继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见孟子之不知《易》哉？”现代易学家吕绍纲先生同样指出：“孟子自称 ‘乃所愿则学孔子’。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赞《易》作 ‘十翼’。孟子生孔子后不过百年，孟子何以不读《易》？庄子、荀子知《易》，而以学孔子为己任的孟子竟未见《易》，实在不可思议。依拙见，孟子其实精通《易》之道《易》之理，造诣之精深，战国诸子无出其右者。《孟子》不明言《易》，而《易》之道充溢在七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融会贯穿于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用即随手拈来，根本不必零打碎敲地讲卦请爻。《荀子·大略》说的 ‘善为《易》者不占’，孟子当之正合宜。孟子岂止不占，象数亦不须言，王弼所主张的 ‘得意在忘象’，孟子早已身体力行了。孟子学《易》至于高深高明，象数卦爻既忘，义理便吃深吃透在胸。以为孟子未见《易》不知《易》，差矣谬矣，孟子而不知《易》，天下何处更寻知《易》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