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三只眼：1902～1949年《大公报》的变迁

《大公报》见证时代，记录历史，在各个不同时期，发挥过重要影响。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的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的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朱启平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所写的那篇题为《日落》的通讯，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的名篇。第一个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范长江）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是《大公报》。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以来的108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的词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12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盈、萧乾等），占1/9。列名《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36人之多，是所有报纸中最多的。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该报新闻奖章，表彰该报自创办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抗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是中国唯一获得世界著名新闻学府表彰的报纸。

一 《大公报》与政府的关系

《大公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蜚声海内外，舆论影响力在国内名列前茅。这与它突出的发展特点有关，也与它能灵活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有关。从中也可以找出其发展规律。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公报》的性质就是文人论政的机关，始终坚持着“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基本立场

在1902年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第二年，英敛之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提到“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此后，《大公报》先后发表了《论归政之利》、《论阅报之益》以及《开民智法》。这些思想虽明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倾向，从社会中间力量的角度出发对贫弱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探讨，但鼓励变法并提倡西学东渐是其思想实质。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日本大举入侵的环境下，《大公报》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对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一系列活动进行了评论，在舆论上对中国的时政和出路进行了分析。在1938年的一篇社评《东京强暴宣言》中曾指出，“全国同胞！我们要深切明白，敌人的肺肝也已毕见，它要摧毁我们的国家中心，整个灭亡我们的国家，奴隶我们的人民。我们必须拥护我们的国家中心，复兴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人民！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神圣的任务，惟有抗战！”这样掷地有声的言论在当时的报纸上是少见的，正是这样的社评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鼓励了抗战军民的斗志和信心，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公报》也成了国内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大报。

（二）《大公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倡导救亡图存与经济文化并道而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除了面临内政外交上的危机之外，经济上也十分不景气。虽然国民政府实施了法币政策，开展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但是仍然不能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基于这种情况，《大公报》提出了“救亡需自经济自救起，救国的大计在于七分经济三分文化”的主张。《大公报》首先总结并分析了几种救国理论：政治救国论、军事救国论和经济救国论。最终提出了“注重经济复兴及文化建设而特别倾重经济复兴”的理论。作为中间力量的代表，《大公报》始终坚持的就是经济文化并行而侧重经济的救国方针。如果只从经济角度分析，那么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必须依靠经济实力的强大，没有经济基础做后盾，所谓的外交、国防、国际地位都是空谈。只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国家其他各项事业的真正开展。这些是被人们所看到的，也是《大公报》特别注重经济复兴的原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不能代表一切。如果只坚持经济救国就会陷入唯经济论的轨道，就会单纯地认为：经济决定一切，经济解决一切，经济就是一切。为此，《大公报》慎重地提出了“七分经济三分文化”救国理论。另一方面，《大公报》提出工业救国的主要方略。1931年5月22日，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上，《大公报》正式提出了其工业救国的主要方略，即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科学化，以政治言，必须民主化，及社会主义化”的目标。这反映了当时国人迫切需要安定和渴望建设国家的呼声。而倡导工业救国一直是《大公报》努力追求的使命之一，这一点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贫弱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救国良方。

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大公报》认为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自订其工业政策”，不能靠任何模式、主义。它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在所有制形式上是混合的，“重工业国有，杂工业私营”；在经济手段上是统制经济，即国家对国民经济生活实施统制和管理；对经济的操纵是由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实施。它提供论坛，让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之路进行深入探讨，贡献方案，使国家获得此等舆论，“可永免内乱，可不受障碍而迈进”。依此等舆论进行的政治及社会事业，方能不误轻重缓急，不入迷途。参与这场中国现代化之路讨论的人士共提出了五种中国现代化方案。第一种，复兴农村，以引发工业。这是20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的农村建设实验派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问题都在农村，所以建设必须从农村开头，最后仍须归本农村。第二种，双轨建设。所谓双轨建设，即“一方面能改良农业，一方面又能发展工业”。这是蒋廷黻提出的观点。第三种，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这是陈公博和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等人的观点。第四种，发展乡村工业以实现中国工业化。这是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廉、方显廷、陈振汉等为代表的观点。第五种，中国的工业化应发展基础工业或重工业。这是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张洪元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徐庭瑶的观点。

《大公报》把工业化看做是国家的兴衰命脉，因此极为赞赏吴景超的观点，在一篇社评中明确指出：“吴氏为本报所撰《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星期论文’，观点极确当。”《大公报》总结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的经验，主张发展钢铁、冶金、炼胶、机器、电气、化学、交通器材等国家最基本的工业。《大公报》发表社评说，苏俄当今敢于与列强争锋，是基于五年计划完成，国防工业进步，红军实力充足。“苏俄实力，寄于重工业之勃兴”。在这里，该文主要描述了《大公报》在救国方略方面的主张，即“工业救国”。罗荣渠曾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行工业化的进程，是把现代工业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可以说，在倡导现代化建设方面，作为民营报纸的《大公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大公报》能够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确保其执舆论界牛耳的主导地位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这样说：“我们办报的旨趣，不仅是在政治上要办成有远见、有主张，能代表舆论，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要有见地、有特色、有权威，准确地反映情况，指出症结所在和前途瞻望。”1949年以前，《大公报》正确处理了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因而能够保证其“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理想在报纸上的有效传达，尽管曾遭国民党政府两次短暂的查禁（1935年、1943年），但在整个三四十年代，中国整个新闻界中，《大公报》的重要地位无可替代，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从1926年到1949年，正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时期，中原大战、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及随后的解放战争均发生在这段时间，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可谓空前激烈，各方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身处其间的《大公报》严格恪守“四不”方针，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对时局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1958年周恩来总理谈到《大公报》的贡献时曾说过：“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1944年，毛泽东对采访延安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实际上，他是指30年代初国民党令各家报刊称共产党为“匪”，而《大公报》却没有附和。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毛泽东于9月5日、9月20日两次在红岩新村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办事处会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部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毛泽东这两次谈话要点《大公报》均有报道。9月20日，《大公报》领导人在李子坝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还为《大公报》员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大公报》客观地做了报道，不见容于各方军阀，受到了阎锡山的“警告”。但《大公报》毫不畏惧，公开发表启事，在公布“警告”内容的同时还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事。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与否，只有听其自然。”蒋介石一直想拉拢《大公报》，但都没有成功。他跟《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关系不错，多次要张做高官，都被拒绝。张季鸾跟《大公报》的同人说：“我们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只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国共内战期间，受国民党的蛊惑，《大公报》一度反对内战。后来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使《大公报》转向爱国、民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骂其为“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1949年解放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何去何从，《大公报》陷入两难。在中国共产党派入报社内部地下党员的努力下，并转达毛泽东希望王芸生参加新政协的口头邀请，王芸生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大公报是具有政治与文化两重机能的私营企业，它检讨过去，开拓未来，也正是扬弃旧污，开拓新生”。“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大公报》这些言论和立场为以后它服务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 《大公报》新闻传播比较优势

在1949年以前，《大公报》的舆论充分代表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呈现出较优的发展路径，表现在它的新闻理念的理想主义、舆论表达的公共性、超阶级的追求、运作模式的高效等方面。

历史上的《大公报》无论从报纸的办报理念和实际操作层面，还是从具体的报人的新闻思想与历史作为层面，都可以找到互为反证的实例。一方面，为了实践“四不”主义办报理念，《大公报》始终坚持了以经济独立保障政治独立，并以把“敢言”作为报社的传统和特色维持下来，为此《大公报》数度经历报社被查封和报人被捕的风险。张季鸾本人在其办报生涯中也曾因为揭露袁世凯与段祺瑞政府的内幕而两次被捕入狱，可谓为实践新闻理想鞠躬尽瘁。《大公报》也因为对国共两党都有过“骂”而同时为双方所指责。另一方面，《大公报》对蒋介石政权或有意或无意的维护，使其新闻理想的追求在实践中表现出某种游移。这一对矛盾体始终交织在《大公报》的历史作为中。

（一）《大公报》的传播理念与实践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大公报》认为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强调一种不带倾向性的客观报道，应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是著名的“四不”主义。这里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概念，缺乏必要的限定。其把公共利益界定为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不是超阶级的，不能为所有的公众所共享。个人或是一家传媒眼中的国家利益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属阶层的倾向性。

记者个体的倾向性无可避免，报道总要受到个人的世界观的影响。而并非像张季鸾所说的记者“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而且就报纸的高层管理者而言，报纸的影响越大，他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也就越高，他本人也就日益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思考问题的利益出发点也就越与这一阶层的思路接近。张季鸾本人就曾两次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从个体的层面上，不带倾向性的客观主义无法达到。这种倾向性有时甚至不为报人自己所觉察。

（二）《大公报》本身不是超阶级的

媒介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是可以做到的，绝对独立则是不可能的。它总能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找到自己的归属。所谓独立的社会舆论机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是海市蜃楼。《大公报》的“四不”办报方针有时也不见容于国民党政府，曾经两次被查禁。1935年，当日军侵占东北后，进迫华北，国民政府军队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撤出平津，《大公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发表《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社评，予以抨击。社论发表之日，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下令对《大公报》实行禁止邮递处分。在宁、沪各报支持下，经过抗争，禁邮处分执行了8天后停止。1943年，《大公报》重庆版刊登《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实地采访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描写了河南灾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并配发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花天酒地，河南饿殍遍野而政府却无动于衷的事实。社评触怒蒋介石，限令《大公报》停刊3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三）就《大公报》所倡导的国家利益本身而言，它是一种相对狭隘的公众利益

当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时，一国的公众利益与另一国的公众利益形成矛盾和冲突。所谓的正义与邪恶，真理和谬误，是与非的判断有时只是角度问题。出于族群的天然联系和民族情感，哪个记者能不维护国家利益呢？无疑，客观性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斗争相冲突时，没有调和余地。客观性在这些冲突面前毫无疑问就会丧失。

服务于公众利益的不带倾向性的客观报道是《大公报》一直真诚追求的目标，然而在政治现实面前，无法坚守和达到这一目标。《大公报》上层人物身兼多重角色，其思想也是复杂和多层次的。作为实业家，他们务实地看到“商业性质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作为蒋介石器重的“国士”，出于报恩心理，张季鸾等人又有亲蒋的倾向，如“九·一八”以后发表的“缓抗”社论，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作为报人的张季鸾等人则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清高自许和理想主义的文人气质，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天真，他们的思想也始终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和追求，一生为报纸服务于社会公众利益，作为独立的舆论机关而奋斗。张季鸾同时扮演着几种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发表不同取向的主张。这些角色之间既存在着和谐和统一，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张季鸾的不能坚守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结果实际上是观念中的理想的客观主义与现实中的与生俱来的倾向性冲突相妥协的结果。

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了其报道取向。《大公报》虽然经常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僵化、腐败、堕落予以言论抨击，但还是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希望寄托在它身上，还是在或有意或无意地维护其统治，希望借国民党之力来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实际上反映《大公报》毕竟是受其所属阶级限制的。但一种独立客观的办报理想，确实是《大公报》人所致力追求的。

（四）《大公报》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受到各方重视

整个抗战期间，《大公报》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6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9万多份。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20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可在当时却是中国报纸所达到的最高发行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虽然《大公报》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但各党各派对《大公报》的报道和评论都很重视。据说，每天读《大公报》是蒋介石的必修课，其办公室、餐厅和卧室各放一份《大公报》，以便随时阅读。毛泽东对《大公报》也很重视，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宴请新闻记者，总是要将《大公报》的记者让到主宾的位子上。1941年，《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都发来了唁电，都对张季鸾给予了高度评价。

（五）《大公报》的运作模式也有可供借鉴之处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新记《大公报》的开创者，这三人堪称《大公报》的“铁三角”，吴鼎昌任董事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三人珠联璧合，共同缔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辉煌。今天，我们看看三个人的工作流程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据说，胡政之每天清晨就赶到报社，第一件事就是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势头，然后上二楼看报。胡政之大量翻阅各种报刊，一是比较这些报刊的优劣，二是找出《大公报》与优秀报刊的差距，同时还要找采访线索，及时指令记者去采访；张季鸾通常是下午两点多才到报社，然后是看全国各地的报纸，看通讯社的稿子，会见来来往往的客人。他很好客，通过会客，他获得很多信息。晚饭后，再到报社处理稿件。到晚上十一点多，他开始考虑当天的社论。社论基本是当天写，第二天见报；吴鼎昌还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通常夜里才能赶来报社，与胡政之和张季鸾议论时局，研究社论。繁星四起之时也是《大公报》“三巨头”聚齐之时，此时，也是《大公报》社最繁忙的时候。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文章，三者构成了《大公报》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这种资本、管理、文章三者有机组合的运作模式一度领风气之先，今天看来也是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