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人新气象：1926～1949年《大公报》领导舆论

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成就了《大公报》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大公报》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36年前在天津，作为地方性报纸的发展；1936年后，因抗战爆发，《大公报》转战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出刊发行，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

一 改弦更张：新体制新架构

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于天津的新记《大公报》诞生，在复刊当天的《本报启示》中说：“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亦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为了进一步阐明报纸的办刊宗旨，《大公报》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开宗明义的立场和态度奠定了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而新体制与新架构的设计确保了《大公报》能够卓尔不群、长盛不衰。经过23年的努力，《大公报》由开始时的天津一个版本到天津、上海、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六个版本；由最初发行量不足2000份，到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版本日销20万份；从一份国内小报，到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的有国际影响的大报。

新记《大公报》续办伊始，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便决心以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重振《大公报》的辉煌。吴鼎昌熟悉贸易市场，负责经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胡政之管理过旧《大公报》，经验丰富；张季鸾是职业新闻工作者，文笔过硬，善写文章。三人按照分工各负其责，并制定了各项制度，他们根据各自的特长，确定了三人的职务：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大公报》体制出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报社的组织结构合理高效

1936年《大公报》还在天津之时，报馆在总经理和总编辑下设经理部和编辑部两个部门，各司其职，以编辑部为重。经理部管理工厂、材料课、庶务课、广告课、发行课、会计课和出纳，编辑部则主要负责报纸的采、写、编。报馆自总经理、经理直至各课、工厂，有职有权，充分发挥独立处理问题的主动精神，完成本部门的各项任务。后来的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香港版，均是照此组织机构独立行使各自职能。1941年，由于重庆、香港、桂林三馆同时运行，为便于“集体领导”，新记《大公报》决定在重庆成立董事会，设立董监办事处，并设置了总稽核一职。后来因重庆版的业务繁忙，加上工作地点分散，又增设了营业处和总务处。1946年，新记《大公报》在上海正式成立总管理处，下设秘书、总稽核、业务研究机构等。这样一来，机构更加完善，整个报社的宏观设计机能和调控机能都得到了加强，各部门既有明确任务，又能相互配合制约，从而形成了一个反映快捷、调度从容的整体。新记《大公报》参照国内外报业经营管理经验和自身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

（二）完整严密的管理制度

报社制定了完整严密的管理制度，如《大公报同人公约》、《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大公报社职员薪给规则》、《大公报社人事管理暂行办法》、《大公报社职员福利金支给暂行规则》、《大公报社工友请假规则》等。有了这些规章、制度，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因而，工作井然有序，干部职工的队伍也很稳定。

新记《大公报》一直采取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接办之时起就使用当时新式簿记，账目公开明晰。1941年9月，新记公司董监联合办事处成立，并制定了《办事处规程》，其中规定，“董监联合办事处之任务如下：……2．统筹本公司各报之经济事宜，调整业务，办理总预算、总决算；3．稽核本公司各报之账目及现金；……”在1942年4月又公布了《大公报社各馆组织规则》和《大公报各馆采购材料规则》。其中在《组织规则》中明确规定了二级财务核算，而《采购材料规则》的制定表明，报社把严格开支、杜绝浪费作为强化经营管理手段之一。该规则规定：“各馆需用各项材料物品，由材料课视事实上之需要，随时通知庶务课采购。必要时由材料课会同庶务课采购。大宗材料应由经理直接或随时派员订购。并规定物品牌号形色标准。”“材料课对庶务课送交所购物品应审慎验收，如与通知相符，即在发票上签上收货章，随将发票交还庶务课，凭此由庶务向出纳课报账。”“庶务课为便利采购，向出纳课动支悬款最多不得越过本馆所定之限额。其越过限额者，应尽可能预先商定价格，开具支票往购之。庶务课主任对于所属采购员之悬欠，应随时查核收回，如有损失应负全责。”“出纳课于必要时，或与总务处主任查点库存。”“材料课随时询查本馆应用物品之价目货源，报告经理，核阅其每日购进货物，并须于日记中详为记录。”

报馆对不利于事业发展的行为也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在《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中就规定：“如操守不良，擅离职守，办事疏忽，言行失检，泄露秘密，礼貌不周，及其他对社务发生不良影响或使受有损害者，得酌予警告，记过，罚薪，降级，或其他之处分；职员有假借本社名义在外招摇或其他一切妨害社誉之行为者，一经查出，立予辞退。”报馆不仅有大规定，也有具体工作奖惩细则。如1943年2月，就专门颁行了《大公报馆校对员工奖励暂行规则》，在校对工作中实行计分制，每日算出奖励或处分金额。

（三）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富有成效

胡政之凭借自己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在新记《大公报》社内设立了一整套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引进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据统计，“列入《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名人介绍’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累计达36人。被《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列为条目加以介绍的大公报编辑记者达12人，占全部人物条目108条的1/9”。包括张季鸾和胡政之两人，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盈、萧乾等也都来自新记时期的《大公报》。

胡政之唯才是举，很注意发现新人，只要是他认为的有用之才，就会立即揽进报社，委以重任。比如，同张季鸾打笔墨官司的王芸生被看中引进了报馆；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因经常在平津各报上发表文章被看中招入；武汉大学学生张高峰常为新记《大公报》写反映校园生活的稿件，被约为记者，后进入报馆工作；陈纪滢出身邮局职员；徐盈、彭子冈、杜文思是从投稿者中被发现的，等等。胡政之还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招考了不少练习生。只要是想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都可以应考。由这种方式进入新记《大公报》的有曹世瑛、孔昭恺、曾敏之、陈凡、罗承勋、徐铸成、王文彬等。这些人后来都在报馆独当一面，成了新记《大公报》的骨干大将，为报纸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鼎鼎大名的小说家金庸（查良镛）也是当年通过招考进入《大公报》的记者之一。同时，新记《大公报》还从各处挖来不少人才，如原天津《庸报》总编辑张琴南、原北平《晨报》编辑许君远、原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费彝民、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蒋荫恩以及原北大助教张佛泉等。

新记《大公报》非常讲究用人之道，为此还专门制订了《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给每一个进入报馆的人提供条件和机会，以便充分发挥各自专长，还要求他们能够掌握“写”、“跑”、“照”、“论”等各方面的技能，以兼通经理、编辑两个部门的业务。为此，报社通过岗位轮换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进馆后先担任采访工作，如可造就，调回编辑部做一般编辑，再外放各地担任特派记者，成绩卓著者，便定为骨干进行培养，又调回编辑部任要闻版编辑或编辑主任，并参与写社评。像张琴南、徐铸成、王文彬、金诚夫、许萱伯等都是由普通记者提拔起来的。1935年，报馆资助默默无闻的范长江去遥远的大西北旅行，并在《大公报》上连载他写的旅行通讯，轰动大江南北，后来还把这些通讯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出版。范长江因此闻名全国。从燕京大学一毕业就进入报社工作的萧乾只有25岁，胡政之很信任他的才能，放手让其负责副刊《小公园》的改版。《小公园》在萧乾的经营下，成了文艺青年的园地，深受读者喜爱。

新记《大公报》对有用的人才十分爱护。报馆先后派杨刚、章丹枫赴美国，派萧乾赴英国，派吴砚农赴日本。吴砚农因为搞革命工作而暴露身份，胡政之即派他去日本避风。王芸生在天津编纂《六十年中国和日本》一书后一举成名，南京国民党外交部要聘请他为条约委员，胡政之即电告外交部打消聘请，表示不愿将人才外流。

新记《大公报》艰苦创业，全靠经营的积累维持。尽管天津、上海、汉口、香港、桂林先后陷敌，资财尽失，每换一地，几乎都是白手起家。但是，报馆对馆内同人的工资奖励、劳动福利、工作保障等人才管理仍然非常重视，并有很多独到做法。

天津时代，报馆员工工资收入比较稳定，一般职员月工资30元左右，编辑一般100元左右，这在北方报馆中是比较高的。报馆还规定，凡是职员父母整寿或丧亡，本人整寿、婚嫁及子女婚嫁，报馆都要赠送相当于本人两个月工资的赠金，其中一个月讲明代报馆同人赠送，免得彼此酬酢造成负担。每届年终职工还可以得到两个月或三个月工资的奖金。有少数得力的编辑、经理、工厂人员，甚至会私下收到报馆所发的红包。员工平时遇到生活困难，只要情况属实，报馆都会借给他们一些钱救急。

1941年10月，报馆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薪给规则》，规定了职员的月薪等级、特别费核给、年终酬劳金、生活补贴、年资薪的标准。考核范围除一般工作分量、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外，特别有一项“服务年资”，依照员工在报社工作年限长短核定年资薪等级。服务年限越长，应得年资薪也就越高。

为了改善和充实员工的生活，报馆于1943年成立了福利委员会，全面负责员工的福利事业，并同时颁布了《大公报社职员福利金支给暂行规则》。职员福利金主要分四个部分支出：赡养金、子女教育补助费、医药补助费和婚丧补助费。赡养金分为终身恤金、一次恤金、退职赡养金和退职赠予金，主要用于职员因公负伤、在职身故或衰老退职。另外，凡在报馆工作5年以上的课副主任子女在初中以上学校学习者，均可领得子女教育补助费。报馆职工自身和家属生病、亡故、婚嫁，都可按相应规定享受医药补助费和婚丧补助费等。报馆还专门聘有医生免费为职员及家属治疗一些小毛病。

另外，新记《大公报》分别于1931年、1936年、1946年和1948年先后4次向27名有特殊劳绩的员工赠予公司的劳绩股权。

（四）重视广告与发行工作

胡政之有着丰富的报纸经营管理经验。他经常说，办好报馆，首先是编好报纸。但是如果只是有好的版面、好的内容，而发行不得力，广告很少，事业也无法维持，更不要谈发展。因此，报纸的发行与广告工作也应得到报馆的重视。只有编辑、经理两部紧密配合，相辅相成，才能使馆务发达起来。

新记《大公报》接办初期，发行量很小，胡政之等人经常清早就到闹市了解报纸发行情况，还扮成读者到公园听阅报人对报纸的意见，回来便同编辑商量如何改进。报社发行课更是想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努力扩大发行量。经过大家群策群力，新记《大公报》鼎盛时期的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版日销20万份，发行收入成为报社主要的利润来源。

1927年起，报馆开始在天津以外设立分销处。到1930年底，全国共有代销点293个；1936年，全国的分销点更是达到1300多处。报馆在国外也有发行点。驻伦敦办事处，曾由萧乾和黎秀石负责，也分销报纸。

当时，向外埠订户发报，一般先收押金，凭押金发报。但报馆为了稳定销数，对信用好的分销户即使其偶尔押金短缺也照样发报。为提高分销处的积极性，报馆把从外埠订户增收来的邮费返给他们，各地分销处得到了实惠，纷纷添量。报馆还几乎天天刊登招请分销处的广告以促进报纸发行量的提高。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馆，面对《申报》、《新闻报》等一批沪版老报的竞争压力，报纸在发行上曾陷入危机，广告客户也很少。为此，报社同人在致力于新闻报道的同时大力进行自我推销，并利用津版《大公报》的老订户逐步拓展业务，不久发行量上去了，广告客户也多起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9月18日，《大公报》汉口版创刊，“乃于经常业务之外，发起救济受伤将士运动，并代收捐款，随时转送红十字会应用，同时在报端披露信息。是年夏，又主办《中国万岁》话剧之公演，售票收入，全部拨做救济受伤将士之需。是时本报以得社会之同情与信任，销数竟达到了53000余份，创武汉报业史上发行量最高之纪录”。

报馆起初由于广告量少，收入主要靠发行报纸。为了增加收入，1927年8月起提高了报价。1949年1月，曾登报宣布，每日采用六种纸张印报，以不同价格出售，由读者选择订阅。同年5月2日起，由于金圆券价值大跌，又改用四种纸张印刷，售价还改以银元计算。

每天的报纸要赶在各路早车发车之前送去，这是发行工作的关键。为了争取时间，报馆更新设备，加快印报速度，大大提前了出报时间。由于报纸是通过邮局发送，发行人员为按时发报，有时甚至贿赂邮局工作人员，以求尽早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

另外，凡本市订户，报馆一律采取专差送报上户。报馆还在主要交通线和码头、公路、车站等地增设发报站，一方面减轻了报贩原来到报馆取报的奔波辛苦，另一方面通过发报站也销售了不少报纸。同时，为便利读者订报或送登广告，各站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9时，以增加收入。

由于发行措施得力，报纸由1926年销售1967份，到1927年升至1.2万份，1928年超过2万份，1931年达5万份。1944年重庆版更是接近10万份，创《大公报》发行纪录。鼎盛时期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版还达到日销20万份。

广告收入是报馆利润的重要来源。复刊初期，先订有广告章程，分发给广告商，备刊户使用。但商户不肯刊载，广告很少，每月每家广告费不过二三十元。为扩大报纸影响，胡政之每晚派人到戏院去抄戏码，免费刊登，直至后来，才收少许费用。因“发行量是招揽广告的依据，所以对广告商和刊户，就要夸大发行量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同时给予广告公司七折优待，以吸引他们拉广告。到1927年夏天，广告收入终于由每月200多元增加到1000多元，发行量也涨到6000多份，由原来每月亏损4000多元变为收支平衡。

（五）注重塑造企业形象

新记《大公报》非常重视报纸形象的塑造。1926年接办时，报馆设在天津日租界旭街21号原址，续刊号，并沿用《大公报》做报名，以此表明它是一张有历史的报纸。后来尽管办报地点发生改变，也始终坚持一贯的办报方针，并通过发起各种社会活动树立良好的报纸形象。

胡政之等人常称《大公报》是一个“公共机关”，为社会服务是它的“天职”，除了以文章报国、在版面上开辟各种为读者服务的专业性副刊以外，还经常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至1936年的8年中，新记《大公报》发起的募捐服务活动有20多次，如为平津市郊贫民举行慈善演艺会，为陕灾赈款举行宣传周，为鄂皖水灾发起救灾日，为淞沪抗战募捐，为西安孤儿院代收捐款，代收天津地方协会捐款，为“中国华洋义赈会”代收黄河水灾农赈捐款，代收上海各界筹募各省旱灾义赈捐款和为江河水灾求赈等。

抗战时期，《大公报》还发起劳军募金活动11次，赈灾募捐活动10次。为了使募捐活动收到好的效果，大公报馆常常带头出资，有时还要发表社评，论述意义，代为请求。

1938年6月，为了进行抗战宣传，大公报汉口馆组织了“大公剧团”，自己出资，物色演员，自编剧本，排练国防剧《中国万岁》，举行救伤义演。报馆把演出门票收入1.4万余元全部购买药品分送给武汉各伤兵医院，而演出花费3000多元由报馆捐助。1939年，购买一架德制滑翔机，命名“大公报号”，献给国家，以此首倡中国的滑翔运动，还在报纸专门出版55期《滑翔园地》专刊。

1936年9月1日，为纪念新记《大公报》复刊十周年，报馆决定举办科学和文艺奖金活动。当日即刊登启事：“……兹为纪念起见，特举办科学文艺两种奖学金，定名为‘大公报科学奖金’及‘大公报文艺奖金’，由本报每年提存国币三千元……”双奖的设立，是新记《大公报》的创举，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版“—万号”，报社为实现轰动效应，年初就开始向海内外征文。这一天是增刊3大张，共出6大张24个版。增刊上除了刊登国内外重要人物的题词和文章外，还用近7个版面的篇幅选登读者的贺信约250篇。《大公报》“一万号”的发行数比平日猛增几倍，单在天津零售量就高达4600多份。

1941年，新记《大公报》历史性地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荣誉奖章。5月15日，即密苏里奖章颁赠的日子，新记《大公报》邀请各界名流、多国驻华使馆人员、中国新闻学会会员、各报社代表共300多人，在战时首都重庆举办隆重的茶会，盛况空前。在当天的《大公报》上，全文刊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奖状全文》，还登载了许多贺电、贺信。胡政之、张季鸾分别向美国公众发表了题为《自由与正义胜利万岁》的广播致辞。新记《大公报》在国内、国际上声誉鹊起。

二 站上舆论制高点

1926～1949年新记《大公报》伊始，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筚路蓝缕、披荆斩棘、齐心合力，逐渐站上了舆论的制高点，国内外影响力一时无出其右者。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实力增强，经济独立、言论自由

新记《大公报》是以五万元资金创办的，十年之后，仅工厂设备即价值40万元，连同天津、上海两馆及其他财产并计，企业的财富积累，总价值达到50万元以上。到1946年第二次增加资本登记时，新记公司资本为6亿元，即“本公司资产应保持实质为美金60万元”。大公报发展最鼎盛的时期，曾经同时刊行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个版，销行总数每日约为20万份。对此，张季鸾在1936年9月1日津沪两处大公报同时发表其写的《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谈到业务时说：“回忆十年经过，除第一年入不敷出，耗用股本之外，未几即渐达收支适合。迩来工场设备之发展，皆以营业收入充之。现时工场财产价值约四十万，皆自然发展而来者也。”

梁启超认为：“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不易独立。报馆恃广告费以维持其生命，此为天下通义。在产业幼稚之中国，欲恃广告收入以供一种完善报纸之设备，在势已不可能，而后起之报尤甚。质言之，则凡办报者，非于营业收入以外，别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则其报殆不得自存。本报（指《时事新报》）十余年间，盖无一日不感受此种痛苦。”当时著名报人邹韬奋也深知报纸只有经济独立，才能不沦为政党和集团的奴仆和应声虫，“我们并不以本刊之仅能支持为不满足，我们情愿在经济独立上挣扎，我们情愿只用自己苦赚来的正当收入，因为如此才能保持我们言论上及纪事上的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才能绝对不受任何私人任何团体的牵掣”。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痛感新闻媒介依附政治集团、党派，靠津贴过日子，经济不能自立，只能充当党派斗争的牺牲品的命运，他们在筹划接办《大公报》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报思想。吴鼎昌认为：“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本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胡政之说：“要谋求发达，首在经济独立”，“报社营业若能独立，始有发展之机。”张季鸾有言：“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他认为，“近代国家报纸负有主要使命”，“它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的改革时代，任务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而大兴，至庚子而极盛”。但是新兴的报纸大都“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制之下，岌岌不可终日”。

张季鸾认为《大公报》成功及享有极大影响力的原因在于“本社营业，始终赖本国商股，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同人深感中国独立舆论之亟待养成，故进一步决定以微股独立经营，不为一般之募股，负责同人并相约不兼任政治上任何有酬之职务”。“其牢持短舵以与惊涛骇浪战者，惟赖其无成见，无背景，不以言论做交易，不自甘为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之一点精神”。1936年4月1日的社论《今后之大公报》上再次声明：“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胡政之在1936年说过：“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才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

（二）网罗时代精英，指点华夏江山

“星期论文”、“社评”、“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四大特色”。而由社外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不仅体现了《大公报》言论特色，而且由《大公报》独创的这个栏目网罗了一大批时代精英，多元意见纷呈，言论自由无拘。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登出《本报特别启事》，每星期天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从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每周一篇，受到社会广泛重视。即使炮火连天、敌机轰炸之下也没有间断过，共计发表了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人。“星期论文”为各种思想和见解提供了争鸣的园地。作者多为名教授、社会名流、军政显要和一些学术界后起之秀。其中，1944年还发表了5位英国学者和1位日本学者的论文。

胡政之、张季鸾认为，把社会力量融合于报纸，才构成舆论，报馆本身无舆论。他们强调，舆论应该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而不能由报社几个人所垄断。全国舆论的养成，必须“收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主张“开放报纸作为公共论坛，各专门家和事业家可在报上发表言论和互相辩论，只要在法律范围内，报纸忠实介绍而不加干预，以公众作为最后的评判”。最初担任撰述的只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八人。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以大学教授及各界名流为主，还包括个别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这一点和《大公报》编辑、记者的情况相似，以无党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容并包，不少左派记者都在《大公报》成名）。第一篇是胡适当年1月7日发表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独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其中有些文章也作为“星期论文”出现。

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拉斯基的《对于中国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天开始，向来请本国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将“公开于世界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是《大公报》准备“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尝试”。

知识分子群体联名发表的文章对于研究那个时代也有很大的价值。1942年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未作“星期论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吴世昌、陈铭德、赵超构等二十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6年1月6日，沙学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礼、干锋、吕复、蒋孟引、朱伯康、吴斐丹、程式十位无党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开始建国”。这些言论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独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