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黑龙江流域的金代农业与手工业

金代是金源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迅猛发展时期，主要是发生在金灭辽和北宋之后。金军攻灭辽、北宋之后，将大批农户、手工业者、商人及各种工匠尽数掠往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将中原的文化、科技、商贸迁徙到黑龙江流域的空前大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金代金源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的发展，并促使黑龙江流域迅速完成了封建化过程。因此，金代金源地区的繁荣，实际上是建立在女真人对辽、北宋采取军事行动胜利的基础之上，是一次军事掠夺式的强制的移民和文化移动所造成的必然结局。

一 金代金源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

金代金源地区不仅有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的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而且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既有肥沃的土壤，又有充足的水资源，真可谓膏腴之地。处于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中的金源地区的金代农业生产，客观上就存在着繁荣和发展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金源地区的先民，如肃慎、挹娄、夫余、勿吉等民族，世代居于黑龙江流域并有着从事农业生产的习惯。金源地区早在金代建国以前，其原始农业的耕作技术就已经相当发达，人们已经掌握和积累了大量的古代农业知识、天文历法、气候与节气的变化关系。这为金代金源地区农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基础条件。

11～12世纪初，女真族迅速崛起于金源地区，并很快据有了整个白山黑水以及辽海地区。灭辽之后，女真人又开始发动了对北宋王朝的大规模战争，并于1127年灭亡了北宋。最终女真人占据淮水以北，拥有了直到外兴安岭的幅员万里的辽阔疆域。随着金王朝在战争中的胜利，原居住在辽、宋王朝境内的广大劳动人民，被强迫迁往女真族的故地，“白山黑水”地区。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成熟和发达的农业技术，以及先进的生产工具。女真人从汉人那里学会了犁耕、种植五谷等先进的农业技术。同时女真人又把长期以来积累和掌握的金源地区的农作时令、节气等宝贵的经验交流给汉人。这种相互交流和学习的结果，对金代金源地区的农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金代黑龙江流域农业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早在金初对辽的战争中，金太祖阿骨打就将辽军丢弃的耕具作为重要的战利品分赐给猛安谋克女真人。太祖率女真军进军达鲁古城，“辽步卒尽殪，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值得注意的是，金太祖阿骨打在举行登基大典时，女真贵族阿里合懑与宗翰等人，曾以9副耕具献给刚刚登基的金朝开国皇帝，并进言：“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为了保证和促进金源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从金朝初年起就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扩大耕地面积。例如天辅五年（1121），阿骨打派女真将领婆卢火统帅万余户猛安谋克屯耕于嫩江流域的辽泰州附近，并赐其耕牛50头，同时又诏令迁民于宁江州等地实行屯田耕种。

金太宗吴乞买即位以后，继续遵循太祖阿骨打的兴农富国之策，他曾敦促官吏说，“田野虽广而田亩未辟，百工略备，令其所在长吏劝农功”，粮谷“无储积无以备饥馑”。金天会三年（1125）又规定了牛具税征粟办法。“今大有年，无储蓄则何以备饥馑，其令牛一具赋粟一石”。金源地区属金朝的内地，而内地诸路牛具税征调甚广，这就在客观上削弱了金代金源地区女真人耕种土地的积极性。金熙宗继位后，首先采取了“弛禁”土地的措施，将皇室占用的“护逻地”和“禁苑隙地”均行弛禁，并将官方的闲置土地分赐给百姓耕种和放牧。金天眷元年（1138）二月，金熙宗下诏，“罢涞流水（今拉林河）、混同江（今松花江）护逻地，与民耕牧……以禁苑隙地分赐百姓”。由此可知，金代金源地区自金太祖以来，耕地面积在不断扩大。

继熙宗之后，海陵王完颜亮也比较重视农业的开发和利用。他曾派遣官吏到各路查看闲置撂荒的土地，并强调要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些荒闲的土地。金世宗即位后对农业更加重视，他规定：“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由于金朝廷不断颁发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令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调动了各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对当时金源地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保证作用。

综上所述，从客观上看，金代金源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原始农业的经验和积累；而从主观上看，金朝统治者的重农政策以及女真人的聪明好学构成了金代金源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二 金代金源地区农业迅猛发展的标志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对黑龙江流域的森林、草原、湿地、平原等地域的不断开发，以及各项基本建设用地的空间不断扩大，具有典型特征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窖藏被大量的发现。其中大部分为金代的大型铁制农具，这些农具是金源地区农业发展的标志，也是当时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代表。

（一）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

金代金源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异常迅猛，其主要原因是黑龙江流域的女真统治者在较短的时期内，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引入到这一地区。目前在金源地区的广阔地域内，出土了大量金代农业生产工具。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流域各地已出土的金代铁器达数万件之多。其中农业生产工具有上万件，这些铁制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包括整地工具、中耕除草工具、收获及脱粒工具、粮食加工工具和农业运输工具等。

整地工具：耙、镬、锹、镐、犁、镐、头犁铧等。

中耕除草工具：铲、锄、耘锄、锄钩、锹等。

收获及脱粒工具：镰、薙刀、垛叉、风车等。

加工工具：石杵、石臼、石碓、石磨、石碾等。

农业运输工具：（以六棱形为主）、车辖、车轱辘圈等。

金代出土的铁器多为窖藏，如肇东市东八里古城一次就出土了几百件铁器，其中农业生产工具就有100余件。值得注意的是，金源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传播到黑龙江流域的极北地域的高寒区。即使在黑龙江干流的左岸精奇里江流域（今俄罗斯阿穆尔州地域）也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金代铁制农具，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远播到外兴安岭地区。

金代金源地区农业生产工具出土的地域之广、种类之多，是金代以前黑龙江流域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近些年来，金源地区出土的铁制农具结构完备，配套成龙，可以完成从开荒、起垅、播种到收割和加工等全部过程。这些铁制农具与当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农具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说明金代金源地区的农业耕种技术水平和当时的中原地区相差无几。

金代金源地区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并促进和推动了整个黑龙江流域农业和手工业的全面发展。事实表明：对于大多数的民族来说，铁制工具是游牧最后过渡到农业的必要条件，铁为农业提供了犁、锄、镐等，这些铁器尤其是“犁”，促使农业完成了重大的变革。此外，金代金源地区的谷物加工工具除石臼、石杵、石磨、石碾以外，还出现了当时南宋普遍使用的“水碓”，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谷物加工机械。金章宗明昌年间，王寂在巡视辽东时，曾看到使用水碓加工谷物的场景，并以文记之：“是日山行，始见水碓，予踟蹰良久，且叹其机巧。”笔者认为，水碓既然在当时的辽东地区已经出现，那么在黑龙江流域也会有使用水碓的可能性。

（二）耕地面积的扩大

黑龙江流域的土地在金代得到了普遍的开垦和利用。在今天的黑龙江、松花江、嫩江、牡丹江、绥芬河、乌苏里江、呼兰河、拉林河、阿什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乃至伊春小兴安岭山区、张广才岭、完达山脉、老爷岭的山区地带，均发现和出土了大批金代窖藏农业工具，证明这些地区的土地都得到了开发和利用。从开垦耕地的范围上来看，所垦土地几乎遍及今天黑龙江流域的大部地区。即使在今天伊春地区的原始森林中，也发现了金代的古城和铁制农业生产工具。然而，遗憾的是对于金代黑龙江流域的耕地开垦的规模和面积，因缺乏文献档案资料的记载，很难准确地计算出来。

（三）粮食产量的提高

据《金史·食货志》载：“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此地收多支少。”黑龙江流域的粮食生产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这种状况与金代的农业开发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1976年，在牡丹江支流海浪河附近的海林县紫河乡，曾出土了一方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颁发的“桓术火仓之记”官印。此外，20世纪80年代，在牡丹江注入松花江附近的依兰县，还出土了一方大同四年（1227）铸造的“会州广盈仓”铜印。“大同”为金末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年号。这两方铜印虽然铸造的年代不同，但是充分说明了金代为了防备饥荒，赈济灾民，将大量的剩余粮食储存起来，并在金源地区专门设置了仓廪机构。这是金源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金源地区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的铁证。

（四）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和家畜家禽饲养业的繁荣

金建国后，粮食作物和蔬菜、水果等品种都有所增加。粮食作物主要有麦（以荞麦为主，荞麦是一种耐寒作物，但产量不高）、大豆、粟、稷、黍、糜、稗、麻、稻、回鹘豆和菽等。蔬菜类有蒜、韭、葵（冬寒菜，是一种耐寒性很高的植物）、芥、白菜、菠菜等。

水果有长瓜、西瓜、桃、李。此外还有松实、胡桃、榛子等。“西瓜形如匾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

关于金代金源地区对家畜禽饲养的文献史料，主要见于《金史》《大金国志》《三朝北盟会编》《松漠纪闻》等书中。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家畜和家禽主要有马、牛、羊、猪、驴、狗、貉、鹿、猫、鸡、鸭、鹅、海东青鹰等十余种。其中的海东青鹰是一种猎鹰，专供皇室狩猎之用，盛产于黑龙江中下游。家畜家禽饲养业的发达不仅为当时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所需要的各类肉食，也为大面积地开垦土地和耕种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牵引动力。事实证明，古代农业的发展是家畜家禽饲养业繁荣的前提和条件。

（五）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由于生产工具的变革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金代金源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出现了农业大发展的繁荣局面。通过对黑龙江流域所发现的金代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分析，金代金源地区的农村社会，是以户为单位的多种经营式的农业经济。每户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过着温饱的生活。人们所需要的铁制农具，以及生活所需的瓷器、陶器、铜器等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来自与手工业者的交换。每当农户的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剩余之后，便有条件交换和出售自己手中的产品，从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各类商品。当他们不便直接与手工业者们进行交换时，就要通过中间商来出售自己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然后再买回所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在黑龙江流域的金代各类遗址中，大量出土了金代的货币和生活用具，就是商品交换的结果。农户不陶不冶，却可以通过所生产出的剩余粮食得到生产所需的器械与精美的手工制品，说明金源地区已经出现了农产品向商品转化的现象。

三 农业影响下的金代金源地区的手工业

农业发展的结果，必然要带来手工业的繁荣，而手工业的繁荣则会从更深的层次推动农业的革命。金王朝入主中原后，所引发的中原地区向中国东北地区的大移民现象，造成了一系列的文化和科技的传播。众多的手工业者和特殊工种的工匠，随着移民的队伍到达黑龙江流域。此时，金源地区的技术革新最大变化就是冶铁业的空前繁荣。

（一）金源地区的冶铁业

在金代金源地区的手工业行业中，最重要的行业就是冶铁业。这一点，从黑龙江流域大量出土的金代铁器中已经得到了证明。金代铁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牡丹江流域、嫩江流域、洮儿河流域、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七星河流域、阿什河流域、拉林河流域、黑龙江干流的中游地区、精奇里江流域等。这些流域多数为肥沃的河谷川地、广袤的平原和湿地、草原。其中，尤以金上京地区（今阿城）的冶铁业最为发达。金源地区所发现的金代铁器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

其一，生活用具：菜刀、剪子、铁钩子、铁铲、抹泥板、各种铁锁、钥匙、铁凿子（打冥钱用具）、腰铃、门鼻、大小铁圈、铁钉、熨斗、三足锅、铁鼎、火盆、高三足火盆、铁签子、烙铁等。

其二，生产工具：犁铧、犁镜、铛头、镢头、镰刀、铁锹、锄头、铡刀、镐、垛叉、斧、锛、锯、手刃、刮皮刀、钳子、铁钻、凿子、锉、铁穿子、铁丝、铁权、铁箍、铁锤、铁鱼钩、铁鱼坠等。

其三，兵器及车马用具：铁马镫、马嚼子、马衔子、烙马印、马掌钉、马具饰件、铁矛、铁剑、铁镞、铁铠甲片、铁刀、匕首、铁索、铁带扣、铁带卡、铁带鞘、铁锏、铁镬、铁蒺藜、铁环、车别子、铁鞭、铁箭哨等。

上述这些铁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兵器和车马用具的普遍出土，都说明了铁器已经成为金代金源地区的最常见的手工业制品之一。

（二）金源地区的冶铜业

冶铜行业，是金代金源地区仅次于冶铁业的金属手工业的重要行业部门。金代的制铜，主要是以制作黄铜器物为主。黄铜在金代黑龙江流域的女真社会中应用十分普遍，但是，铜器的使用主要是在上层女真社会。分析黑龙江流域出土的金代各类铜制品的用途，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上对于金属货币的需求量大增，大量使用黄铜铸造的硬币进入流通领域。除了使用从辽、宋掠夺来的大批铜钱外，金朝的统治者还铸造了新的铜币。如黑龙江流域普遍出土的“正隆元宝”“大定通宝”铜钱就是金朝政府铸造的货币。

其二，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铜器制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如在黑龙江流域的金代遗址中经常发现的铜镜、铜人、铜佛像、铜坐龙、铜象棋、铜羊拐、铜锅、铜盆、铜碗、铜筷子、铜勺、铜杯、铜车马具、铜兵器，各种铜牌饰、铜铃、铜佩饰、铜酒器等铜制品。

其三，政府官印、兵器等青铜制品也依然存在。如铜火铳、铜箭镞、铜短剑等，为数最多的则是官方使用黄铜来铸造的各级官印。到目前为止，黑龙江流域出土的各种铜官印，已达数百颗。金代铸造的铜官印在中国历史上数目之多，重量和尺寸、规模之大，都非常罕见。

金代金源地区出土的这些铜制品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靠对辽、宋的战争掠夺铜制品；二是依靠与中原地区进行商品交换和向邻国即高丽王国购买；三是金源地区的地产铜的供应。过去我们一直以为金代金源地区没有铜矿。然而，1983年笔者在对金上京城以东，今黑龙江省宾县境内平坊乡和松江乡附近进行考古调查时，曾在今宾县铜矿附近发现了金代开采和冶炼铜矿的遗址。松江铜矿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铜渣、铜矿石，并伴随有金代铜钱和瓷器残片等遗物。

（三）金源地区的金银手工业

金矿在金源地区已被普遍发现，黄金是本地区的特产之一。女真人用黄金制造金器已有悠久的历史，金源地区的夫余族和勿吉族在淘金和制造黄金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金代女真人的黄金饰品主要来源有三：一是依靠对辽、宋战争中掠夺；二是依赖南宋、西夏、高丽的贡物及其贸易的往来；三是靠金源地区女真人的开采矿藏。从金源地区的金代遗址和墓葬中普遍出土金银器这一特点来看，金代金源地区的黄金生产和社会需求量是很高的。金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饰品，主要有金耳坠、金带、金腰牌、金项圈、金串珠、金佩饰、金伞顶、金牌、金碗、金杯、金钗、金簪、金耳环、金铃、金双鹿、金玉树、金戒指、金币。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鎏金饰品，等等。有些金耳坠特别具有地方特点，如“榛子形金耳坠”，就是模仿黑龙江流域山林中的野生植物榛子制作而成。除黄金外，在金代的许多墓葬和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银器。如银马鞍、银锭、银钏、银耳坠、银簪、银壶、银碗、银盘、银带、银秤砣、银质撮形器、银杯、银酒盏、银龙头香炉、银龙纹器盖、银浅盘、银牌饰等。从上述出土的这些金银器制作的工艺水平上看，金代金源地区的金银手工制作行业已相当发达。

（四）金源地区的陶瓷制造业

陶瓷制品，是金代黑龙江流域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必需品。金建国前，黑龙江地区的女真人多使用木器，而建国后随着女真人生活方式的变化，瓷器逐渐代替了原有的木器。金代继承了辽与北宋的陶瓷器制造业的技术，使中国的北方陶瓷制造业逐渐走向成熟，并直接使其技术适应于北方游牧、狩猎和渔捞民族的生活习俗的需要。

黑龙江流域的陶瓷器主要是用于日常生活和装饰生活，例如，陶器的制造，一方面要应用于不断发展的建筑业，如制作成砖、房瓦、滴水、鸱吻、墙壁砖雕等建筑饰件。尤其是金代用陶烧制的建筑饰件很有地域特点，有龙纹雕砖、菊花纹雕砖、牡丹花纹雕砖、忍冬花缠枝雕砖、手印砖、绳纹砖、文字雕砖及素面青砖等。陶瓦，主要有布纹板瓦、筒瓦、脊瓦、琉璃瓦、兽面瓦当、龙纹瓦当、人面瓦当、花纹瓦当等。另一方面是应用于日常生活，如陶缸、陶瓮、陶盆、陶砚台、陶人、陶狗、陶马、陶灯、陶罐、陶瓶、陶壶、陶杯、陶冥钱等。总之，金代各类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数量是最多的，说明陶器制品应该是金代社会中最实用、最常见的生活用品。

金代金源地区出土的陶罐，最显著的特点是，多为素面，极少部分陶罐的外表用固定模子拍印方格纹和“群马”的图案。这些陶罐的制作手法均为轮制，陶器的器表呈深灰色。陶缸的造型为圆唇、膨腹、收足、平底。此外，还有用陶土烧制而成的艺术品和宗教用的陶塑佛像、供养人等。金初采取的“实内地”政策，把中原地区大批的汉人迁往黑龙江流域，尤其对辽、宋两朝的各类手工业工匠特别重视，金政权把他们视为一种财富和战利品，把他们强行迁到黑龙江地区。在历史上，这种掠夺的手段虽然具有野蛮性，但是这些工匠的到来对金代金源地区的陶瓷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金代金源地区的墓葬和遗址中，不断出土大量的金代陶瓷器。这些瓷器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辽、宋所烧制的瓷器；另一类是金代仿造辽、宋烧制的瓷器，这一类占绝大多数。这种瓷器多数为日常用的粗瓷。就釉色而论，有黑釉、白釉、酱色釉、茶绿色釉等。釉面普遍混浊不纯，瓷器底部多不施釉。从胎釉结合的边缘痕迹上看，器物多采用蘸釉方法，胎质比较粗厚，且含有不少杂质。器物多数为碗、盘、碟、瓶、罐、壶等产品。瓶和罐有双系、三系或四系，这是东北地区金代瓷器的突出特点。黑龙江地区的兰西县、宾县、双城市、五常市等地均出土过这种三系或四系瓶罐。在黑龙江流域的金代遗址中，普遍出土了金代仿造北宋定瓷的产品。这是金代仿北宋瓷器中成果最为突出的一种，其数量最多。在烧造方法和制作工艺上，宋、金的瓷器产品具有很大的区别。宋代所采用的是“覆烧”工艺，而金代则多采用“砂圈叠烧法”，其方法是，在器胎施釉入窑焙烧之前，先在器物的内底（以碗盘为底最多）括去一圈釉，使其露胎，然后将叠烧的器物底足置其上（凡是用这种方法烧制的碗、盘的中央均有无釉的砂圈痕迹），主要是为避免器物之间的黏结。有的更为简单，干脆在器物（碗或盘）的中央放上三块砂泥，不用挂釉，然后将叠烧的器物置其上，烧制出来的碗、盘内壁的中央部位往往有三点痕迹。这种瓷器一般无纹饰，是金代瓷器中较低档的产品，其数量最多，属于民间常用的瓷器。这种工艺是金代瓷窑工匠的一大创造，因为它的产量高、成本低，因此符合人们的需要，直到今天有些地方瓷器工厂仍然沿用这种传统的工艺技法。

（五）金源地区的制盐业

盐，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金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金代金源地区的产盐区主要在今三肇地区（即今肇东、肇源、肇州），这是金代的肇州辖境。据《金史·食货志》载：“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由此可知，今天的肇州盐区是一个有着悠久产盐历史的地区。根据《金史》记载，黑龙江的盐业生产的年产量可能达到了10万余斤。但是，在金代黑龙江流域的东部、南部地区均不食肇州盐，而主要是食海盐。靠近大兴安岭西麓的蒙古高原，则主要食用草原上的湖泊盐。在黑龙江流域所属的广大地区，出土了数量很多的制盐工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今天的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交界处的山林中，生长着一种特殊的树木。这种树木在每年的雨季到来时，一场雨过后就在树干上生长出一层精细的食盐，并可作为上好的食盐。此种食盐，早在女真人之前的勿吉人就曾经食用过，可能一直沿用到金代。不过这种食盐的产量显然是很有限的。

（六）金源地区的酒类专卖

金上京会宁府一直是金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处仅就近年出土的有关文物结合文献，对金代金源地区的榷酤做初步的探讨，就教于方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今金源地区共发现金代古城300余座，出土了大批的文物，这批文物中酒器占5%，有瓷杯、壶，铜杯、壶，陶杯、壶，在金上京还出土了大量的温酒炉，等等。其中，以1982年秋天，依兰县迎兰乡（原金代胡里改路）出土的一方铜印最为重要。铜印呈方形，每边长5.9厘米，厚1.7厘米，通高4.2厘米，重675克。印文为汉字篆书“堂厨公使酒库之印”。据张连峰同志考证，此印为金代官印无疑。

据《金史·食货志》载：“金代酒类专卖之制，依辽、宋旧制。”而印文上的“堂厨”“酒库”之称谓在北宋时期早已有之。又《金史·百官志》载：“堂食公使酒库。使一员，从八品，掌受给岁赐钱，总领库事。副使一员，正九品，掌贰使事。”出土的铜印与文献记载只相差一字，究竟是“堂厨”，还是“堂食”，尚待考证，如以实物为证，文献记载则有误。“库事”即酒库之意。酒库又是政府的批发部门。

如从铜印铸造工艺比较粗糙的特点上推断，此印可能是金末所铸。无论怎样，这方铜印的出土，证明金代黑龙江地区曾实行了榷酤之制。下面笔者就按照榷酤及酒禁两个方面的问题做一番历史的考察。

（1）金源地区的榷酤

金兴、辽亡，金源地区始有榷酤之制。金代的榷酤始于金太宗时期。这一时期金朝正处在发动对北宋及南宋的战争阶段。战争的结果，使金国军费开支十分浩繁，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赈济军士，才实行榷酤。《金史·食货志》载：“金榷酤依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这是金代有榷酤之制的最早记载。金源地区的榷酤之制，亦始于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太宗时期榷酤实行了不久即罢止了。事隔30余年，金世宗初年，面对契丹和汉族的起义，以及海陵王南侵受挫，“国用不足”，“即复榷酤”。世宗的榷酤之议始于大定二年（1162）梁肃的上书：“方今用度不足，非但边兵耗费而已。吏部以常调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资高者为之，类不称职。臣谓凡军功、进士诸科、门荫人，知钱谷利害，能使国用饶足而不伤民者，许上书自言。就择其可用，授以职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无水旱屯兵，视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汉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间粟麦岁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曲，自京师及州郡官务，仍旧不得酤贩出城。其县镇乡村权行停止。”世宗采纳了梁肃的意见，他认为“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课额愈亏”是由于“官不严禁私酿所致也”，并于大定三年（1163）开始实行榷酤，严禁私酿，诏命“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付合干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兴少尹招复酒户”。可见，世宗为保证国家酒税的收入，对女真族贵族也是毫不留情的。

世宗时期，金上京最初实行民酤，而后改为官酤。如上京酒务曾令民自造酒以输税。世宗说：“先滦州诸地亦尝民煎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酤耶？”据此可知，金源地区在世宗初年曾实行民酤，而后改为官酤。

大定二十六年（1186）世宗来上京省亲，在宴会上觉得“上京酒味不嘉”，随“欲如中都曲院取课，庶使民得美酒”。大定二十七年（1187）诏令：“天下院务依中都例，改收曲课，而听民酤。”这是世宗对榷酤制度的改革，即由原来的榷酒改为榷曲。众所周知，酒的生产与消费同粮食产量的多少密切相关，而榷曲在粮食充足时才有条件实行。世宗时期始设“常平仓”，证明有足够的粮食实行榷曲。

世宗之后的章宗时期，榷酤制度是以榷曲和榷酒相结合，仅在中都设曲使司实行榷曲，而在各地又改为榷酒，设立酒税使司，这时金源地区主要是榷酒。

酒利是一项大宗财源，所以，历代政府对于酒的政策十分重视。世宗和章宗时期实行榷酤，为国家增加了大量的税收，解决了行政开支的困境。仅以中都曲使司为例：“大定年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

章宗泰和年间，由于元兵南侵，战争不断，加之黄河的三次决堤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农业衰落，灾民遍野，国家已没有足够的粮食去酿酒。于是在泰和六年（1206）规定：“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这是因为粮食的不足而限制酒的生产和消费。

宣宗上台，南迁都城至汴（今开封），于元光元年（1222）又改榷酒为榷曲，“复设麦使司”。这是有关金代榷酤的最后记载，12年后金朝被元所灭。

从上述的史实可以看出，金源地区的榷酤，始于金代的太宗，历经世宗、章宗而终止于宣宗。

（2）金源地区的酒禁

金代的酒禁始于熙宗。《金史·熙宗纪》载：“天会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甲戌，诏中外。诏公私禁酒。”熙宗这次禁酒令的颁布是因为告丧于太宗，所以是临时法令。实际上熙宗时期既没有实行榷酤，也没有很好地实行禁酒。他在位14年，经常“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饮矣，明日当戒。因复饮”。后来熙宗亦因荒于政事，被海陵王发动宫廷政变所杀。

海陵王杀熙宗上台以后，基于熙宗的教训，实行了严格的禁酒政策。正隆五年（1160）十二月“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非”。正隆元年（1156）“大宗正徒单贞、益都尹京、安武节度使爽，金吾上将军阿速饮于贞第。海陵使周福儿赐土牛至贞第，见之以告，海陵召贞诘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饮酒，卿等知之乎？’贞等伏地请死，海陵数之曰：‘汝等若以饮酒杀人太重，固当谏，古人三谏不听亦勉从君命。魏武帝军行令曰：‘犯麦者死’。已而所乘马入麦中，乃割发以自刑。犯麦，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为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贵近乎？……于是杖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贞为安武军节度使，京为滦州刺史，爽归化州刺史”。这样的禁酒政策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海陵王以熙宗“荒于酒事”为训；其二，海陵王为发动南伐战争需要储积粮食，而酿酒会损耗掉大量的粮食。

世宗时期，虽然一直实行榷酤，但在农忙季节制定了临时禁酒政策，这主要是为了不误农时。如大定二十一年（1181）世宗听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骄纵奢侈，不耕稼。诏遣阅实，计口授地，必令自耕……仍禁农时饮酒”。

金朝末年，由于社会经济衰败，通货膨胀，粮食奇缺，根本没有余粮酿酒。所以哀宗颁布了金朝的最后酒禁令，“禁止公私酿酒”。这条法令公布只一年就随着金亡而废止了。

金代的禁酒政策表明，金源地区的金代除了榷酤之外，亦实行了禁酒政策，其禁酒的时间与整个金朝酒禁政令的颁布大体相同。金朝榷酤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酒的生产、分配和销售统一由国家管理，这是合理地组织酒类生产，保证供应，节约粮食，增加必要的财政收入的最有效的措施。

综上所述，金代是金源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及其制酒业在古代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一繁荣时期的出现，与金朝初年的政治统治中心的确立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金朝一度成为金源地区古代民族入主中原后所建立的最北部的王朝统治中心。后来，虽然金朝的首都从黑龙江流域的阿什河畔，迁到了靠近华北平原和燕山山麓的今北京地区，但是，金源地区一直被当为金朝“实内地”政策中最重要的经营区域，这是黑龙江流域农业与手工业能够在有金一代独领风骚的重要原因。由此说明，一个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的确立，与区域的繁荣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历史经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