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黑龙江流域渤海国历史遗迹遗物初步研究

一 国内外渤海国遗迹遗物研究概况：以黑龙江流域为中心

（一）国内研究状况

926年，随着契丹人对渤海上京城所放的一场大火，记录渤海国的一切文字、典籍付之一炬。现存的渤海史料中记载有关渤海国历史遗迹遗物的史料十分有限，直接出自唐人之手和渤海国的原始资料更是寥若晨星。因此，唐至五代时期保留下的苏鄂撰写的《杜阳杂编》、杜佑的《通典》以及《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书成为研究渤海国历史弥足珍贵的史料。

渤海国灭亡后，渤海国的历史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野，直至被后人所遗忘。辽宋时期编辑的《契丹国志》，金代的《松漠纪闻》《大金国志》，宋人的《三朝北盟会编》《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书，均有对渤海国史的零星记录。元明时期所编修的《辽史》《金史》《元史》《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刊载了渤海国的历史地名和州县，以及渤海的人物和后裔。明清时期的《白云集》《盛京通志》《柳边纪略》《扈从东巡日录》《满洲源流考》《宁安县志》等书中也有对渤海国上京城遗迹遗物的相关记载。清朝初年，一些学者误认为渤海上京遗址为金代的旧都，并以“东京城”的名称出现在许多清人的笔记、杂咏之中。清朝中晚期，有关东北地方史志书也对渤海国的历史与遗迹遗物有了记述，并对渤海国的历史人物、历史地理开始了系列研究，如《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满洲源流考》《奉天通志》《盛京通志》《吉林通志》《黑龙江志稿》《吉林旧闻录》《吉林外记》《宁古塔纪略》《黑水先民传》等书。

20世纪30年代，著名东北史学者金毓黻先生对渤海国史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对渤海国历史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分类，并编著有《渤海国志长编》（简称《长编》）。在《长编》卷20中，金毓黻先生对渤海国的文字、音乐及渤海国上京城的遗迹遗物皆有所考证，并收录了诸多的珍贵史料。从清初到清末，对于渤海史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对文献的考据上，而金毓黻先生是集渤海国史料学之大成的学者，他集中收集了许多有关渤海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考古发现。

20世纪70～90年代，由于黑龙江流域边疆考古工作的展开，学术界掀起了渤海国史研究的高潮。因而在研究渤海国问题上，学术界由对渤海文献史料的研究，逐渐转变为注意结合考古资料的探讨。1980年《黑龙江省文博学会成立纪念文集》中收录的由张泰湘、吴文衔、魏国忠合作撰写的论文《唐代渤海国文化初探》，是一篇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论述渤海文化的佳作。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意在阐述渤海文化是对靺鞨族文化的继承，同时又是吸收了汉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而创造的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他们称其为“海东文明”，并指出渤海文化的繁荣是兼容并蓄，多种文化相互借鉴、吸收、创造的结果，而绝非单一的文化所能造就的。这为渤海文化源流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李殿福的《渤海的考古》从考古学角度对渤海国文化遗存进行了概括，并从渤海国的宫殿建筑、佛教寺庙建筑、乡村建筑、陵墓建筑等建筑形式，以及石质造型艺术、陶质造型艺术、金属造型艺术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这种全面的概括方式一方面做到了用翔实的考古资料来说明渤海国的建筑技术，另一方面又结合历史文献对遗迹遗物和渤海国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再现了部分渤海国文化的真实面貌。此外，对渤海国文化遗存分类论述的文章也相继出现，如刘滨祥、郭仁的《渤海瓦当的分类与分期研究》，魏存成先生的《渤海的建筑》，何明的《浅谈唐代渤海的佛教》等。但是如张殿甲《浑江地区渤海遗迹与遗物》这样以地域性研究为代表的文章却很少见，也就是说按地域分析渤海国遗迹遗物的研究方法在这一阶段十分少见，可能是学者们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介绍，或者说是因为当时渤海国的遗迹遗物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一时期有关渤海国热点问题的文章大量出现。如对渤海二十四块石遗迹研究、渤海国的文字探讨等。李殿福的《渤海二十四块石建筑的性质》，吉林大学历史系敦化文物普查队第二小组的《敦化县二十四块石遗址调查记》，孙秀仁的《渤海国二十四块石之谜解析》等，均提出了对24块石用途上的不同见解。由于渤海文字资料的缺乏，因而对渤海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已发现的贞惠、贞孝公主墓志研究和发现的大量渤海文字瓦的研究上，这类文章有王承礼的《唐代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研究》、罗继祖的《渤海贞惠贞孝两公主墓碑》以及李强的《渤海文字瓦研究》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考古学成果的不断涌现，国际上对渤海国历史的高度重视，以及我国东北史研究工程的开展，渤海国历史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无论是研究的课题还是文章，或者是专著都十分丰富，例如已故的王承礼先生所著的《渤海简史》和孙玉良先生的《渤海史料全编》。尤其《渤海史料全编》，是继金毓黻先生之后对渤海史料整理编辑的又一力作。这部书的特点是把渤海史料的上限追溯到渤海国的先民肃慎时期，把两汉时期的挹娄也都包括进来，增加了关于渤海国先民的历史史料。不仅如此，更为可贵的是它把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朝鲜、俄罗斯的一些考古资料也都囊括书中。此书在体例上更加明晰，按照年代对渤海历史进行重新梳理，还根据最新研究成果编辑了渤海历史的详细年表。孙进己先生编辑出版了《高句丽渤海史研究论著集成》，把1995年之前100多年的国内外有关渤海史研究成果编入集成。王禹浪、王宏北编著出版的《高句丽渤海古城研究论著汇编》首次把分散在俄罗斯、朝鲜半岛北部，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渤海古城资料汇编成书，并在书中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一并发表出版，为国内外渤海史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原创性史料。在渤海国史研究方面，还有朱国臣、朱威合作编著出版的《渤海遗迹》。魏国忠先生等人撰写的重要著作《渤海国史》于2006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代表我国20世纪渤海史研究最高学术水平的重要著作。需要特别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王承礼、李东源、林树山、姚凤、宋玉彬、顾学成等人，在翻译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学者有关渤海史研究著述方面成绩斐然，为我国学术界渤海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国外研究状况

因渤海国疆域的部分地区在朝鲜境内，以及其与外部的文化和贸易交流曾深入到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等国家的部分地区，因而这些国家的学者出于各自的目的对渤海国史的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和著作。

1．日本渤海史研究

日本从20世纪初期便开始了对渤海史的研究。1907年白鸟库吉于东京城采集到大量的砖瓦，断定为渤海遗物。此后内藤湖南在《日本满洲通交略说》的讲演词中论述了日本与渤海国的邦交，对渤海的历史和地理也做了简单介绍。这篇演讲词的内容虽有错误，却掀起了日本研究渤海国史的热潮。

此后日本有关渤海史的研究著作迭出，“二战”以前最具影响力的是鸟山喜一的《渤海史考》（1915）在这部著作中鸟山不仅涉及渤海的疆域问题、政治制度等，还详细论述了渤海的民族盛衰及其文化。这部著作观点深刻，成为日本渤海史研究中的开山力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包括对渤海上京城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并以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共同执笔的考古报告书《东京城》的发表，开启了渤海史的研究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新阶段。

围绕渤海的文化问题，日本涌现出多部著作：原田淑人的《满蒙的文化》，三上次男的《渤海国的兴亡及其文化》《唐代文化在满洲的传播与渤海国》，关于日本与渤海交往的《日满古代国交》。日本的研究者们更加注重渤海与新罗、日本的交往，扩大了研究范围，将渤海史的研究置于东亚的国际环境中，如滨田耕策的《唐代渤海与新罗的争长事件》。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渤海史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有藤井一二、石井正敏、新妻利久、酒寄雅志、滨田耕策、小岛芳孝等。

2．朝鲜渤海史研究

20世纪60年代前后，朝鲜学者朴时亨在朝鲜的《历史科学》第1期上发表了《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一文，明确提出了要重视渤海史的研究，“社稷延续二百数十年的渤海史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的王朝之一”。此文一出，几乎成了朝鲜研究者的公式，一切研究都是本着把渤海史纳入到“古朝鲜、夫余、高句丽、渤海”这样一个体系中去的。如1979年朝鲜科学院所编的《朝鲜全史》把渤海史列为其国史的一部分。同年，朴时亨完成了《渤海史》的出版发行。此外，朝鲜学者朱荣宪在其《渤海文化》中从考古学的角度，结合渤海的墓葬、城址、器物，认为渤海文化继承了高句丽的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3．韩国渤海史研究

韩国的渤海史学者有李龙范、李佑成、李钟明等。李龙范在《渤海的成立及其文化》文中，在第一个标题即提出“高句丽遗民创立渤海国”，认为“大祚荣以高句丽遗民为主体力量，吸收靺鞨之众，收复失土，开创新的国家”。总而言之，韩国的观点与朝鲜的基本一致，他们的提法是“渤海及统一新罗时代论”。目前，较为有影响的韩国学者有韩圭哲、宋基豪等。

4．俄罗斯渤海史研究

早在19世纪初期，一些俄国学者就关注渤海史的研究。19世纪中期，瓦西里耶夫在《满洲志》中即确认东京城遗址为渤海上京城遗址。19世纪后期，沙皇俄国加强对我国东北领土的扩张，并加强了对远东地区的历史研究与考古调查，掀起了俄国渤海史研究的高潮。十月革命后，B．包诺索夫考察了渤海的上京城，并撰写了《关于东京城遗址调查的初步报告》，不但详细地介绍了古城的全貌，而且还介绍了渤海国的其他遗存。20世纪50年代，远东考古勘察队成立后，对渤海古城、滨海边区进行了大范围的勘察。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滨海遥远的过去》、沙弗库诺夫的《苏联滨海边区的渤海文化遗存》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研究渤海的北部疆域和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二 黑龙江流域渤海国重要的历史遗迹

（一）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城址

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坐落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渤海镇牡丹江右岸，南临我国东北著名的堰塞湖——镜泊湖风景区。周围群山环抱，牡丹江蜿蜒曲折由北向南，流经这个富饶的盆地。这里气候宜人，土质肥沃，易于农耕，地近日本海，远离中原，是8～10世纪初东亚地区历史上少有的保存较好的古代都市遗迹之一。至今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外城、内城、宫城，以及宫殿等遗迹仍依稀可辨。渤海上京城在历史上曾有渤海王城、忽汗城、忽汗王城、天福城等不同称谓。

据《新唐书·渤海传》称：“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由此可知，渤海国迁都上京时间当为唐天宝末年，即755年前后。渤海国在此地建都的时间则应早于755年。它是我国东北地区历史上著名的“十大都城”之一，其营筑时间早于辽上京临潢府、辽中京大定府、金上京会宁府、辽金时期东京辽阳府四座京城约两个世纪。

最早发掘渤海上京城址（主要是宫殿址）的是旅居哈尔滨的俄罗斯学者B．包诺索夫，他的发掘工作主要是在1931年至1932年间进行的。1939年，他根据这次发掘撰写了《关于东京城遗址调查的初步报告》。1933～1934年，日本学者原田淑人等发掘渤海上京城址，并于1939年出版了《东京城》。

1963～1964年，中国和朝鲜联合考古队再次对渤海上京城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其收获和成果反映在朝鲜1971年出版的《渤海文化》和中国1997年出版的《六顶山与渤海墓》两书中。

1981年、1984年、1990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渤海上京宫城的一些遗址进行了复查性清理和发掘。这次发掘的重点是宫城南门址及部分城墙、第1号宫殿址及其廊房址等。1990年，又发掘了上京内城官衙址，均有新的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发掘材料被发表为简报两篇，即《渤海上京宫城第一宫殿东、西廊庑遗址发掘清理简报》《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等。

学者们对于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上京龙泉府的名源问题。研究此类问题的文章主要有张高的《渤海上京遗址不在今东京城》，许子荣的《渤海上京俗名“东京”考辨》，赵哲夫的《“东京城”名称小考》。其二，上京龙泉府的建制及布局。涉及此类问题的文章主要有李殿福的《渤海上京永兴殿考》，姜华昌的《渤海上京龙泉府与唐长安建筑布局的比较》，刘晓东、魏存成的《渤海上京城主体格局的演变——兼谈主要宫殿建筑的年代》，张铁宁的《渤海上京龙泉府宫殿建筑复原》，刘晓东、李陈奇的《渤海上京城“三朝”制建制的探索》，刘晓东的《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学发现为视角》，王禹浪、刘述昕的《黑龙江流域渤海古城的初步研究》，王禹浪、树林娜的《黑龙江流域渤海国历史遗迹遗物初步研究》，楚福印的《渤海国之上京城考》，赵虹光的《渤海上京城宫殿建制研究》，赵虹光的《渤海上京城建制研究》，陈涛、李相海的《渤海上京龙泉府城门建筑初探》，赵虹光的《渤海上京城研究补遗》。其三，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历史地理及交通问题，研究此类问题的文章主要有刘晓东的《渤海上京城附郭县再考》，孙秀仁、朱国忱的《渤海国上京京畿南北交通道与德理镇》，杨雨舒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地理环境概述》，尹铉哲的《渤海国交通运输史研究》。其四，渤海上京龙泉府的遗迹及遗物。有关此类问题的文章有陈显昌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赵虹光等人的《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赵虹光的《渤海上京宫城内房址发掘简报》，刘晓东的《渤海上京宫城第一宫殿东、西廊庑遗址发掘清理简报》，付彤的《浅议渤海故地出土的开元通宝》，孙秉根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考古主要收获》，朱国忱、金太顺、李砚铁的《渤海故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六顶山与渤海镇》，刘晓东、赵虹光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外城正北门址发掘简报》，徐学毅的《关于渤海历史考古的两个问题》，朱国忱、朱威的《渤海遗迹》，赵哲夫、李陈奇、赵虹光的《黑龙江宁安市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第三宫殿址遗址发掘》，李陈奇、赵虹光的《渤海上京考古的四个阶段》，方琦的《渤海上京龙泉府出土的几件文物》，阴淑梅的《宁安市渤海上京城发现的铜佛像》，魏存成的《渤海考古》，王世杰的《渤海上京发现的泥佛像》，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报告书》，李陈奇、赵哲夫编著的《海曲华风：渤海上京城文物精华》，赵磊的《渤海上京莲花瓦当的修复》，许鸿雁的《渤海上京城外的重要渤海遗址》，宋宇彬、刘玉成的《渤海上京瓦当的类型学考察》等。

渤海上京城址保存较好，由外城（郭城）、内城（内苑）、宫城组成，规模宏大。关于上京城占地面积的实测图，最早刊发于《宁安县志》。此后，1939年出版的《东京城》也将发掘时的测绘图发表。20世纪60年代，中朝联合考古队发掘上京城址时也曾进行实测，成果发表于1971年出版的《渤海文化》。此外，80年代的清理和复查性发掘过程中也进行过实测。其后，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又进行过几次测绘，但成果均未发表。

1．上京城外城遗址

上京龙泉府的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墙长约3360米、西墙长约3400米、南墙长约4584米、北墙长约4946米、周长近16300米。四面墙平均长度约为4073米。由此可知，上京城占地面积是16～16.4平方千米。

上京外城城垣保存较好，坍塌基部宽约14～18米、上宽1～3米、平均高3.5米左右，部分墙段残高超过3米。根据对现存墙垣的观察，墙垣以土石混筑为主。

上京城的规划布局是以唐长安城为基本模式，其最基本或核心的规划是采取中轴线对称的手法。北墙则向北突出一部分，平面呈凸字状。其他三面城墙虽无北墙那样的外突，但从整体上看也不是垂直的。南墙虽直，但由西向东略偏南，东墙由北向南则略向西内收，所以两墙交会处不成90度。西面的城墙不是完全取直修筑，西墙由南向北至西北角前亦略内收，加之北墙西端不直，与西墙交会处亦不成直角。

上京城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北部向外凸出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有南折墙段，因而使上京城形成7个向外的交角，即北部5个、南部2个。上京城北部向外突出一部分，扩大了宫城北侧的苑囿范围，整个向北突出部分东西长近1000米、南北宽平均约200米，占地约20万平方米。它的东西向宽度大体与宫城及其两侧内苑宽度一致，这似乎表明三者是经统一规划后安排确定的。这种规划与设计不仅合理，而且巧妙利用了自然地势，使城的形制接近于唐长安城，同时，也有利于宫城北部的防卫和安全。上京城的外城墙外有城壕痕迹，城墙上没有马面设施，但城的转角处修筑有角楼。

（1）外城城门

从目前的城址保存情况看，渤海上京城的外城共有10～12座城门，其中主要门址应为10座，与其主要的5条大街相对应。关于渤海上京城有几处门址的问题，清初以来的记录各不相同。《盛京通志》谓周围“三十里，四面七门”但也有谓“四面八门”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上京城进行过多次调查，B．包诺索夫是较早提出四面十门说的学者之一。这十门，即南北各三，东西各二。

外城北墙上有三门（指主要门址，与重要大街相通），中门在外城向外（北）凸出部分城墙中间，通内苑和宫城北门。外城北墙上的东门和西门，纵向与贯通东西二城区的大街相连。这3座城门的大体位置，北墙西门在城西北角以东1080米处，即今白庙子屯以北的外城墙上。由于早年坍塌，门道堆积堵塞，凹低于城垣，其保存状况与西门相似。外城北墙之东门在城东北角，是通内苑、宫城的重要门道。

上京外城南墙上亦有三门。由城西南角向东约1040米是外城南墙之西门，相当于长安城的安化门。由城西南角向东南2100米左右，是南墙中门。西门与中门间距约1000米。由城西南角向东约3050米是南墙东门，再往东约1500米至外城之东南角。东门与中门间距约为950米，比西门和中门间距略短。由此可以看出，上京城区中轴线略偏西，东城区比西城区面积更大些。南墙东门西移开设可能与城之东南角开辟苑池有关。

外城西墙开设二门。其北门在城西北角以南约1040米处，现有一溪口。南门在西南角以北1130米左右，门址保存状况较好。这两座城门间距约有1200米，大于南北城墙各门相去之间距。

外城东墙有二门，北门在城东北角以南约900米，南门在东墙南段，但这段城墙有几处较低洼的地方，已确定为门址，尚有待于发掘。

外城门址已清理发掘两处，南墙中门清理于20世纪30年代，材料发表于《东京城》；南墙东门址清理于1964年，虽然正式报告没有发表过，但朝鲜出版的《渤海文化》已将有关材料公布（1997年开始清理发掘的外城北墙中门，材料未发表）。由《渤海文化》发表的材料可得知其大略，作者认为这是第一种形式城门的代表。发掘证实，这座城门由左右连接门房和中间一个门道组成，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即左右门房各两间，门道一间。其东西长12.3米、南北宽6.1米。门道长6.1～6.4米，宽5.4～5.5米。门道两边门房台基铺有一排长约6.4米、宽约0.75米的土衬石，上有两行厚约30～35厘米的长方形地袱，地袱上立排叉柱。这门道实际宽度约为4米。门道两侧的门房建在石砌的长方形台基上，南北长6.4～6.5米、东西宽3.6米。上有柱础石两排，靠近门一侧沿台基基部设置土衬石一排，石面上并列两条地袱，上有柱石两块。

（2）外城的街道与里坊

上京城的中轴线是其主干道，即中心大街，或称朱雀大街。这也是东、西两城区的分界线。除此之外，城内还有主要大街4条，分别纵横贯穿于南北和东西城区内。

上京城的中心大街尚有部分遗迹残存，据勘察资料，街宽约110米，南北长2000米。北起内城南门，止于外城中门（即正南门）。渤海上京城的中心大街是由土石混筑，曾经在遗址上大量出土鹅卵石和石板及石块。外城主要有5街，除朱雀大街以外，还有4街。4条主要大街并不完全同朱雀大街交叉。东西走向的两条大街与朱雀大街平行。这两条大街在朱雀大街两侧的东西城区里，贯通南北，是东西城区的纵向中心大街。东大街位于东城区，朱雀大街的东侧。南起外城南墙东门，向北直通外城北墙东门，街宽50～80米。西大街位于西城区，朱雀大街的西侧，南起外城南墙西门，北到外城北墙西门。上述两条大街南北两端连接外城南北四门，大街长度与其所在城区南北距离相等。西大街与东大街的宽度基本相等。

外城东西向共有两条主要大街，分别在外城区南部和北部，横贯外城的东西，是上京城内最长的两条大街。城区南部大街称为南大街，由东向西横穿城区，是外城南部城区的主要交通干道。城区北半部的大街称为北大街，是外城区内北部的主要交通干道。上京城外城除了上述5条主要大街外，还有7条重要的街道，共计12条街道。其中南北走向的7条，东西走向的5条。除中心大街外，其他街道宽度在30～40米。

关于上京城的里坊建筑，《东京城》书中曾做过推测，认为每城区为41坊，东西两区共计82坊，并对里坊的规模也做了测算。近年来，黑龙江的考古工作者推测，渤海上京城的大坊占地约360米× 490米，小坊占地250米× 490米。里坊之间除有街道相隔外，还有坊墙。有的坊墙为石砌，有的系土筑，有的可能是篱垣。

上京城内还设有商市，《东京城》发掘报告已经提出，并确定了上京城东、西两市的所在地。这种商业市场，也是仿长安城设计的，相当于唐朝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20世纪六七十年代调查上京城时，发现外城区有两处遗迹遗物比较集中的地方。东城区一处分布范围包括今渤海镇北部，土台子村水渠以南偏东，即6号大街以东、南大街以北，北大街以南，东大街以西的区域。60年代初，这一带地面突兀，遗物较多，各种纹饰和厚薄不等的陶片、金属残块和工艺品残件等出土较为集中。而与之相对应的朱雀大街以西也有一处类似的出土渤海国各种遗物较多的遗址，大体在8号大街以西，西大街以东，南大街以北，北大街以南地区。这一区域有不少遗物，其中有3种不同规格的铁权，以及铜镜、软玉雕件、石砚、陶砚、陶印和各种铜铁饰件等。尤其是在其附近还发现了重数十斤的古代烧酒锅的外圈，这说明商市附近还有酿酒的作坊。

此外，上京城还有较完备的引水、排水和绿化系统。城内用水分两个系统：一是宫廷、官府生活用水，一般凿渠引水进城；二是饮用水，取之于井。上京城内发现了多处渤海时期的井，在井内还发现有不少的文物。

（3）八宝琉璃井

八宝琉璃井位于上京龙泉府宫城中部，第二殿址的左侧。井身用灰白玄武岩砌成，井口呈八角形，故有八宝琉璃井之称，相传为渤海国王和宫廷贵族们饮水之用。据《白云集》记载：“别有小城，似宫禁，左右石井二，白石瓮砌，八角形。”可见当时存有古井2口，而今仅存1口。据载，井中曾出土铁砧2块、古镜2面、银牌1枚。

此外，近年在外城东区又发现一眼渤海国时期的水井，其所用工料甚至超过宫城里的“八宝琉璃井”，在井中发现不少渤海时期的重要遗物。这眼井在土台子村东，西去内苑东墙300米左右，离村南舍利函发现地约200米。其井壁全部用凿琢工整的条石砌成，四壁上下垂直，井口各边长约1.5米，从地表到井底石层深约5米。此井的挖掘方式不是直上直下掏洞，而是四面开掘，从东、西、北三面挖进三四米深，南面一直挖到石棚，修成一条宽约3米的通道，其坡度约35度。到达石棚后，开始用规整条石砌筑井壁。条石加工精细，对缝严密。到地面井口时，条石也凿出口，卡合对角，十分坚固。有空隙的地方则用小石块贴补后，再充土填实，使井水不外渗。井底石棚被凿成直径约1米的不规整圆坑，其下至今仍有清泉涌出，水量充足。井中清理出遗物数件，其中两口三足铁锅，一口放在井底岩层上，锅里放着一玄武岩石块；另一口发现于井底上部约50厘米处的泥沙层中。此外，还发现一件大型铁户枢和一件铜钵。陶罐发现7件，均完整，分为素面、轮制、泥质黑灰陶、泥质灰陶和夹砂黑衣陶等五种类型。

2．上京城内城遗址

内城或称为子城、皇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南三面有城墙。北面有大街与宫城相连。内城西墙长约454米、东墙长约450米、南墙长约1045米、北墙长约1050米。渤海上京内城区占地面积为48万平方米，包括横街可分为东西两区，皆有围墙。东西两区相对，间距200米，两区之间是一宽阔的广场型大街，北与横街宫城相连，过横街即至宫城南门，向南则直通内城南门。这条大街两侧是东、西两城区的临街墙垣，大街南北长约370米、东西宽210米，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是宫城、内城通往外城朱雀大街的必经街道。

内城是渤海王国的百司所在地，集中分布在内城东西两城区内。两城区面积相仿，约占全城区面积的2/3，两条街（横街、天街）约占1/3。两城区各有墙垣围绕，自成体系。渤海国的中央政府的官衙建筑遗址主要在这两区内。

官衙址：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掘的渤海国上京城的官衙址主要在内城东区的北部。根据遗址有明显的叠压关系，渤海的官衙遗址大体可推断为前后两期，后期建筑系利用前期建筑基址重建。遗址所保留下的台基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建筑，其东西长31米、南北宽11.5米、高0.24米。台基系土筑，但台基的四边铺垫有石块，大小不等。后期建筑官衙时，利用了原有的台基。前期建筑的官衙遗址，东西长约27.1米、南北宽约8米。正面为十间，进深为三间。台基上保存有5排础石，外缘础石之间保留部分墙基，厚约20厘米。墙面有白灰，有的地方残存有朱绘痕迹。建筑物的规模很大，中间没有发现立柱痕迹，扩大了房屋内部的有效活动空间。后期减柱利用了前期的台基，但从某些遗迹看范围略大。

“点将台”遗址：渤海上京内城西区残存一些建筑遗址，有的建筑遗迹的台基比较高大。如内城西区东北的“点将台”遗址，是内城现存最高的建筑址，临近天街和横街，距离宫城正南门较近。点将台遗址在内城西区东北部，与宫城第3号门址隔横街南北斜对。这处遗址呈覆斗状，底边南北长约22米、上宽约17米，平面近方形。它北近横街，东临天街，可能与宫城安全保卫有关，有人推测可能是渤海右监门军驻地之一部分。点将台以西一直到内城西区，残存一些建筑物。西墙附近有一处面积较大的建筑址，其上尚存几块大型础石，说明原建筑物有一定的规模。点将台以南也有不少建筑址、残垣等。

“水牢”遗址：上京城内城东区的遗迹很多，但大部分已遭破坏。内城的东区有一处较为特殊的遗址，当地群众俗称为“水牢”。水牢遗址设在内城东区西南部，北去横街约300米，西距大街约30余米。所谓“水牢”可能是因其遗址凹陷呈圆形而得名。实际上水牢遗址，是一个较大的凹坑，平面呈椭圆形，直径38～42米、深1～2米，地面留有墙垣痕迹。城垣高出地面约1.5米、宽约6米，由墙外计算其直径约42米。墙垣的里侧有缓坡，从坑底到地表约2米。围墙的东北处有一缺口，宽约12米，似乎为一处门址。

上京禁苑园林址：上京龙泉府一带可以确认的禁苑遗址共有5处，城外近郊有2处，城内有3处。上京城外北部的“禁苑”是渤海上京城近郊最大的禁苑遗址，相当于唐长安城北部的上林苑。上京城外西部的禁苑遗址，横跨牡丹江两岸。在牡丹江的河通小岛上，还建有楼台亭榭等建筑。上京城北部的禁苑范围，西起牡丹江畔，东抵马莲河入牡丹江口，北濒牡丹江，南至上京城，占地数十平方公里。今渤海上京城北部有“玄武湖”，即渤海时期修筑的人工湖。在玄武湖有两座亭榭遗址俗称“团山子”即渤海国时期禁苑池内的重要遗迹。在这处遗址中曾发现大量的渤海国时期的琉璃瓦、宝相花纹砖、渤海方砖等遗物。玄武湖东岸还保留有大面积的渤海建筑遗址，遗址上渤海国时期的布纹瓦随处可见。

上京城内的禁苑共有3处，分别位于渤海上京城宫城的北、西、东三面。考古工作者称之为北内苑、西内苑和东内苑。

东内苑在上京宫城东侧，是保存最好且具典型特征的渤海国皇家园林遗址。它与渤海宫城仅一墙之隔（二者之间的墙垣有很长一段是夹墙）。东内苑北部今存有3道东西向石墙，其中南面一堵石墙很高大，墙体厚重坚固，应是东内苑的北墙。在这道石墙以南区域里，有宫殿址、池泊址、假山、亭榭址等。东内苑遗址东西宽约210米，南北长约520米。

东内苑内保存下来的最大的遗址是池泊遗址，约占整个东内苑面积的1/7。亭榭、假山、岛屿、宫殿楼阁和回廊等，皆以苑池为中心。苑池平面呈椭圆形，南北长，东西窄，酷似唐长安城大明宫的蓬莱池。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池苑的岸坡上发现有石块垒砌的护坡。池底则铺有厚厚的一层细沙，显然是修筑池苑时铺垫的。苑池内亭榭遗址保存较好，尤其是西亭榭遗址，至今保存础石12块，都是用较为平整的玄武岩制成。东部亭榭遗址，保留有础石22块。苑池南部有一圆形土堆，可能是人工堆土筑成的岛屿。

苑池北岸三四十米处有一座面积较大的宫殿及回廊址。在亭址附近及以西的建筑址上，仍然散布着绿釉花边渤海板瓦和筒瓦、小型绿釉莲花纹瓦当和绿黄釉鸱吻残块。苑内遗迹中最明显的是人工堆筑的假山，今存残迹比宫城墙垣要高。两座假山分别位于苑池北侧的东、西两翼，俗称为“东筑山”和“西筑山”。

“驸马府”遗址：上京外城东区北部，即今土台子村北原有一座较大的建筑址，当地群众俗称为“驸马府”。位于东内苑以东约200米处，南临土台子村。这一带原是渤海“东大寺”区域。

3．上京城宫城遗址

上京龙泉府的宫城遗址，当地人俗称为紫禁城，位于上京城内城的北部，这里是渤海国都城最宏伟的建筑中心。渤海国的建筑精华大多集中在这里。宫城南北长约720米、东西宽约620米，周长约2680米。宫城的墙垣全部用玄武岩砌筑，墙垣残基宽8～10米、上宽2米、残高平均3米左右。经过局部清理证实，宫城墙垣修筑十分科学，有坚固的地基，墙基的地下部分最深处达2米，呈凸字形，接近地面部分宽约5米，其上再筑石墙，收至3.5米左右。墙垣基础深2米，基本不受寒暑变化的影响，也可承受较大的外力作用。宫城四角建有角楼，西北角特别明显。角楼下有巨大的石块铺垫。城墙外有护城河，剖面呈梯形，可能是环城开掘。

宫城的东、西、南、北各有门址。现已清理发掘的南墙有门四座。左侧东门编为第1号门址，是20世纪70年代末清理出来的。右侧西门编为第2号门址。第2号门址以西有一门，编为第3号门。第1号门址以东有一假门址，只有门的外部设施，但不开辟门道，编为第4号门址。宫城正南门址为紫禁城的午门，俗称五凤楼。

宫城遗址大体可划分为四个区域，即中部、西部、东部和北部。中部是以宫殿建筑群为中心的区域，南起宫城正南门，北至第5号宫殿址。宫殿的东、西两侧以廊房及墙垣围绕。其南北长约510米、东西宽约210米。在廊房外侧筑有石墙，并与其他宫殿区相隔离。东、西廊房之外的石墙外分为宫城的东区和西区。从第5号宫殿址及其以南的石墙向北，至宫城北垣属于宫城北区。宫城的东区则存有水池、墙垣、亭榭、建筑址，以及四合院式的建筑遗迹等。

宫城午门址：宫城正南门的午门遗址今俗称五凤楼，经考古工作者的清理发现了两处门址，即午门箭楼台基东、西两侧的第1号门址和第2号门址。第1号门址以东约80米处，有一假门址。第2号门址以西约70米处，也有一处门址。午门楼的台基呈覆斗状，东西长42米、南北宽26米、高约5.2米，是渤海上京城内现存最高大的建筑物。有趣的是，在与午门一致的台基中央并没有发现城门遗址。午门的台基修筑的十分坚固，均采用玄武岩石块砌筑，石墙的中间则以碎石、鹅卵石和黄黏土层填充夯实。有些墙体则在外侧砌两层毛石后，再砌筑规整玄武岩条石。在午门的台基底边，铺设有向墙体外侧延伸的一层石条，长约1.4～1.6米。

台基面积约1000平方米，其上排列着南北7排，东西10列的柱础石。共有础石66块，柱础石东西间距3.7～4米、南北间距3.5米。部分柱础石加工精细，凿出圆唇履盆座，直径73～96厘米、厚40～60厘米。台基两侧与门道内侧连接无门的台基，外接门墩。午门台基东西两侧各向外凸出，南北长12米。台基东西两侧边缘各有南北排列的3个深洞，间距约3米，与之对应的门墩上也有3个大小相同的柱洞，南北约0.6米、东西约0.4米、深4米左右，这就是“永定柱”洞，两条门道共有12个柱洞。在南北长1米的门洞内，设置城门两道，门道上存有两道石门槛和两块“将军石”。第一道门（南门）南去门洞口约4.9米，第二道门距离第一道门约2.8米，门道用玄武岩石板铺砌而成。

宫城正南门的午门城楼是一种类似箭楼的建筑。两侧的城门应为过梁式门道，其上应有其他建筑与箭楼相连。从无门城楼台基和两侧的门墩有永定柱推知，渤海上京城的宫城午门楼上可能原来有重要的宫阙建筑。

城内的宫殿遗址：由南向北的宫殿址，按照考古学编排的序号分别为1～5号殿址。第1号宫殿址是上京宫城中最重要的宫殿建筑之一，学者们推断可能就是《辽史》中的永兴殿——当时永兴宫的主殿。第1号宫殿址规模较大，东西长约56米、南北宽27米、平均高约3.15米。台基底部基础坚实，地面部分为土石夯筑，砌有毛石层，其外再包砌一层青砖。台基南面西侧上殿街道附近保留有青砖砌面，残存7层，高约40厘米。砖为长方形，青灰色，长32厘米、宽16厘米。1号殿址南北两面残存3处台阶道遗迹，北面1处，南面2处。北面阶道位于殿址的中间，南面阶道分别处在台基东西两侧。阶道为石筑，长约5米、宽约3.5米。殿址南面正中无台阶道，这与殿前辟设广场、午门台基下不开中央南门相呼应。1号殿址的东西两侧附筑慢道，慢道与回廊相接，并可通往宫殿区两侧的廊房遗址。在1号殿址上依然保留着完整的柱础石，柱础石为东西5排，每排应有础石12块，台基上共有础石60块。

第2号宫殿址位于第1号宫殿址北侧约140米处，东西长约160米、南北宽约30米、台基残高约2米。2号殿址因清末有人在殿址东侧建砖瓦窑而遭破坏。从保留的部分础石情况看，其面积与1号殿址基本相同。2号殿址有回廊和殿前广场遗迹，回廊分南、东、西三面围绕，殿前广场居中。

第3号宫殿址位于第2号宫殿址以北约80米处。台基东西长约45米、南北宽25米、高约2米，是一座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宫殿建筑。它的建筑规模比第1、第2号殿址要小。3号殿址台基上的柱础石大部分保存下来，现存有础石41块，分作5排成东西向排列，南面2排础石共22块，这两排础石半数以上都经过细致的加工，有圆形础石面。中间一排础石仅存4块，分别在殿址东西两侧各2块。北面两排柱础石共计15块。

第4号宫殿址位于第3号殿址以北27米处。3号与4号殿址之间有回廊及中间通道相连。4号殿址台基东西长约35米、南北宽约20米。其上现存础石51块，面积略小于3号殿址。4号殿址建筑规模虽小，但其结构布局却比较复杂，说明与第1、第2号宫殿址的功用可能有所不同。4号殿址是由正殿和东西两侧的配殿组成，即以三殿堂左、中、右横向相连形式组成。中间的正殿面积较大，东西长约22米、南北宽约15米。它左右的配殿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建筑。4号殿址的外侧围筑回廊。正殿有3间殿堂，中间1间面积较小，东西2间略大。居中的室内北侧靠近西壁处，有一东西向的长方形玄武岩砌成的台基，东西长2.7米、南北宽1.5米、高出地面0.3米。台基上铺垫黄黏土和细沙并夯实抹平，表面抹一层厚约6厘米的白灰层，可能是土床。正殿中央居室同东西两侧房间有门相通。在4号殿址西偏北处，发现一座建筑址，东西长27米、南北宽15米，为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的建筑。其外围也有步廊，但该建筑址不在宫殿址的中轴线上，又没有台基。房间形式与4号殿址相似，也分左、中、右开间，中间小、两侧大，室内有火炕等遗迹。室外发现水沟遗迹，附近还有鱼、猪、牛等动物骨骼。遗迹和遗物迹象表明，这处建筑址可能与皇家膳房有关。

第5号宫殿址虽位于宫殿的中轴线上，但不属于宫城中区，而属于宫城的后宫区。5号殿址在第4号殿址北约100米处。第5号殿址保存完好，台基东西长38米、南北宽20米、高约1米，是面阔八间、进深五间的建筑。台基上柱础石为东西6排，每排12块，共计72块。5号殿址两侧有回廊，曾在该殿址中发现白灰地面遗迹。5号殿址西偏北约20米处有一座建筑址，东西长20米、南北宽12米，础石保存较好，并与地面齐平。较为特殊的是，5号殿址及西侧房屋建筑址，均被一道石墙围绕，自成一体，并与前述的宫殿区及宫城的东、西相隔离。

（二）黑龙江流域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

所谓二十四块石遗址，是因其遗址上有序地排列着3行大石块，每行8块，故称二十四块石遗址。

《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8年第3期上发表的《敦化县二十四块石遗址调查记》一文，是最早公开发表和研究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的专题文章。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对于渤海二十四块石的争论文章层出不穷。学术界针对渤海国二十四块石的用途展开了讨论，并产生了许多观点。如临时祭坛础石说、渤海王室之纪念建筑说、宫殿说、官衙说、驿站说，等等。目前关于渤海国二十四块石为驿站说的观点逐渐被学术界接受。尤其是在二十四块石的断代问题上，学术界取得了共识，断定其为渤海国时期的遗址是毫无疑问的。主要根据有三：其一，二十四块石遗址上发现的瓦片和陶片，均具有渤海国时期遗物的特征；其二，二十四块石遗址分布的地域基本上都属于渤海国的辖区，且多在渤海国都通往四方的交通要道上；其三，在二十四块石的遗址附近很少发现其他时代的遗物，其文化面貌比较单一。

根据考古调查表明，二十四块石属于房屋建筑所用的柱础石遗物，其表面平整，四周为不规则形。迄今为止，发现的渤海国二十四块石基址共有12处：黑龙江省境内3处、吉林省境内6处（图们市2处，敦化市4处：腰甸子、海青房、官地、江东）、朝鲜咸镜北道3处（侩文里、松坪里、东兴里），其中属于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国二十四块石共7处，其他5处均属图们江流域。

黑龙江流域牡丹江水系发现的二十四块石，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渤海上京龙泉府所辖地区和吉林省敦化市渤海旧国中京显德府的境内。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渤海国二十四块石，即湾沟遗址、庆丰遗址、房身沟遗址。

湾沟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乡湾沟村东约1.5公里处的高台上。二十四块础石保存基本完好。遗址背靠山峰，北距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50公里，南临松工河约300米。该遗址二十四块石共分3行排列，行距为3米，每行由8块石组成。按照石块排列长度计算，该遗址东西长9.3米，南北宽7.8米。二十四块石的石材为玄武岩，汉称火山岩，平面呈四角或六角形，台面平整，直径为50～65厘米。遗址上的二十四块石建筑在高约1米的台基上，台基的正南面修有台阶遗迹，其上出土了多种渤海国时期的遗物，有渤海布纹瓦、青砖、陶罐残片、红烧土等，均为渤海时期的遗物。

庆丰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乡庆丰村内。东邻山脚，西濒房身沟。遗址被破坏得较为严重，二十四块础石仅余下2排的5块。遗址附近盖有多处民房，在础石旁出土了灰色布纹瓦，为渤海时期遗物。

房身沟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又称庆丰二十四块。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乡房身沟屯（庆丰村）北250米处，共遗留有础石17块，均呈东西纵向排列。遗址长近10米，宽约8米，横向行间距为3米。

弯沟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湾沟村东约1.5公里处开阔地带高阜之上。南距弯沟古城址5公里，北距渤海上京龙泉府约50公里。遗址东西长9.3米，南北宽7.8米，础石分3列、每列8块。附道出土有渤海瓦当等遗物。

属于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水系的吉林省敦化市境内，共有二十四块石遗址4处：腰甸子遗址、海青房遗址、官地遗址、江东遗址。

腰甸子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大山嘴子乡腰甸子东北角，背靠山麓约300米，南濒牡丹江约400米，附近有古城堡和渤海建筑址。现存有础石22块，排列3行。北列有石8块，长9.4米，中列7块，其中有2块残，南列7块，长9.5米，二十四块石宽7.8米。

海青房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位于吉林省敦化市林胜乡政府东南约1公里处。二十四块石按3列8块整齐排列。北列长约10米，中列长约10米，南列长约10米，宽约8米，排列规整。纵向行间距为0.6米，横向行间距为3米。

官地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位于吉林省官地村东大路的南面，现为一农户院内。西濒牡丹江支流，遗址临河，西南有渤海时期石湖古城。二十四块石仅存有22块，缺少第一排第八块和第三排第三块，其余保存完好。遗址南北长约10米，东西长约9米，纵向行间距0.3米，横向行间距约3米。

江东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城内东南一高地上，南濒公路，北临牡丹江300米。现存础石23块，第二排第五块缺失。遗址长约10米，宽约8米。础石体积较大，顶面直径1米左右，每排两端础石均刻有深3.5厘米、宽40厘米的沟槽。

从黑龙江流域已发现的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的特征上分析，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从地理形势上看，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大都分布在靠山临水、交通便利的高阜之上。

其二，从行政区划上看，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和中京显德府的辖区，这可能是专门在渤海五京之间或主要京城之间设置的交通驿站建筑，如果联系到图们江流域所分布的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的话，那么渤海国的这类建筑大致与渤海的三京，即上京、中京、东京关系密切。由此可以推断，上述三京都曾经在历史上作为渤海国的都城而存在过。

其三，从建筑结构上看，渤海国二十四块石的建筑结构，均为3行8排，其长度和宽度均在8～10米。巨大的柱础石能够承受大屋顶厚重的砖瓦重压，说明这类建筑依然是仿照唐朝的宫殿式或官衙式的建筑风格，并且在渤海国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建筑定式被固定下来。

其四，从出土文物和遗址的文化性质上看，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应属于渤海国国王巡行的行宫或皇家专用的交通驿站和高级客馆。渤海国二十四块石遗址很少出土生活用具或生产用具，以及与军事相关的兵器。这类遗址的面积较小，且范围也很有限，更不属于官衙治所。但就其建筑的规模和大量使用大型的砖瓦的特征来分析，这类遗址功能与皇家场所有关。

（三）渤海国时期的边墙遗址

边墙，亦称边壕或“小长城”等。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国边墙共两段：其一是分布在今牡丹江市的市郊；其二是分布在镜泊湖附近。渤海国的边墙附近往往分布有渤海遗迹。

牡丹江市郊区一带的边墙，早在1931年就有人进行过调查和记录。边墙在牡丹江右岸，调查是从包河车站开始的。根据当地人的叫法，它被称为“东边墙”。牡丹江市北郊的边墙，东南距市中心约25公里，当地今称“边墙岭”。此地山峦属于张广才岭东麓余脉，边墙自江西村西沟北山主峰起，蜿蜒起伏向西北延伸，经新峰南岭、蛤蟆塘硷子、三道关、岱王硷子、二人石南岭等，终于西大硷子北坡，全长58公里。边墙所经之地为海拔500～600米的山峦和沟谷。修筑的方法为就地取材。边墙的东、西两端多以土筑，石筑较少，而中段石筑较多，并间以土筑。沟谷中的土墙今残高1.8～2米、基宽5～7米、顶宽0.5～1.5米。一般墙体向内侧凹进40～60米，呈弧形，两端有类似马面的弯度。墙体内侧有距离不等的圆形土坑，大小不一，直径3～5米、深1米。另外，还有石壁圆坑，可能是蓄水池。边墙上还发现十几座马面，马面均设在墙体的北面。边墙附近地区也发现一些遗物。调查者认为，该边墙是渤海时期为防御北方黑水靺鞨南犯而修筑的。

镜泊湖一带的渤海国边墙，又称江山娇古城墙，1990年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定名为“镜泊湖边墙”。镜泊湖边墙发现于1964年，当时黑龙江省博物馆派员在镜泊湖地区调查了城墙砬子对面的湖岸山地的镜泊湖边墙。1981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又对此段边墙进行了复查，调查报告发表于1989年的《北方文物》第3期。镜泊湖边墙在宁安市镜泊湖东岸的江山娇林场东山北坡上。其西端起自镜泊湖中段的小孤山，总长度为7500米。主要建筑特点是：墙体以土石混筑，墙体北侧附设有马面，马面的间距为50米× 80米，共有大小不等的28个马面。

（四）渤海居住遗址

目前，考古工作者把渤海国遗址的考古发掘的重点放在对渤海国都、京、府一级的城市上，却忽视了对渤海国乡村遗址的发掘。或许这是我们了解渤海国都城之外的渤海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很大的缺憾。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吉林、黑龙江两省一些地区发现渤海时期居住址60处以上，其中已发掘或清理的约有40座。如果将俄罗斯滨海地区南部和朝鲜北部地区发现的渤海国时期居住址及其相关遗迹计入，则可达百余处，发掘清理的也有50余座。

1993年至1996年，为配合重点工程莲花水库和水电站建设，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部门组织了对水库淹没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莲花水库在牡丹江下游流段，属于山区，多有河溪、沟谷平原和小型盆地，适于古代人类居住。水库淹没区涉及牡丹江市郊之柴河与海林、林口等相关乡镇村屯。这里距上京龙泉府200公里左右，经过考古发掘证实，这里的渤海国文化遗存极为丰富。

1993年发掘的莲花水库淹没区渡口遗址，发现了早于渤海时期的靺鞨房址3座，为方形半地穴式；渤海国时期居住址4座，平面为方形，地面筑屋。两者显然有继承嬗递关系。发掘海林三道乡的振兴遗址、河口遗址及鹰嘴峰第2号遗址等，皆发现有渤海国居住遗迹。这3处遗址都是前渤海和渤海国时期的聚落遗存，遗址面积很大。尤其是鹰嘴峰第3号遗址，文化层一般在2米左右，有的地方超过了3米。此处发现有渤海国房址10余座，都是石块砌筑的曲尺状的火炕，一般有两条烟道。振兴遗址的居住址是方形半地穴式，较为少见。

城山子山城渤海国乡村遗址位于吉林省敦化市西南12.5公里处的贤儒镇附近，发现了属于渤海时期的房址数座。房址分布于山城东部山坡上，房屋遗址呈矩形，长约6米、宽4米，房屋内没有发现遗物。

1988年，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省宁安市石灰场进行了考古发掘。这处遗址是一个多层遗存，即新石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渤海国时期3种文化层相互叠压。渤海国文化层位于最上层。遗址为一处灰坑，没有发现住宅遗址。

1995～1996年，在黑龙江省海林市二道乡细麟河遗址，发现了长方形的渤海时期的居住址。

俄罗斯滨海地区发现和发掘的渤海国时期居住址较多，有村落、城堡两种类型。20世纪80年代末，在滨海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1号村落遗址中发现了被认为是渤海时期的一种新型房址。房址为半地穴式，有基炕，内外结构和供暖系统的炉灶及火炕等也较特殊。

俄罗斯滨海地区的夹皮沟河谷渤海墓葬、寺庙遗址，以及渤海陶器的发现，证明附近应为渤海乡村居民的居住地。

新戈尔杰耶夫卡古城址中的渤海国房址是地面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为20平方米，并发现几个柱洞。居住址中有火炕和炉灶，火炕烟道呈曲尺状。

由此可见，渤海国居民址大多存在如下几个特征：半地穴式；屋顶采用斜坡式；室内多有火炕；房屋面积较小，一般为15～20平方米左右。

（五）渤海国寺庙建筑遗址

近年来，黑龙江流域渤海国的寺庙遗址和有关佛教文化的遗物被大量发现，说明渤海国时期的黑龙江流域的佛教文化曾经繁盛一时。从目前发现的佛教文化遗址的分布特点上看，其遗址主要集中在渤海国的京、府、州城邑的人口密集区。属于渤海国的金、铜等各种质地、不同大小的佛像也大量出土。这说明了渤海国时期佛教的普遍存在。例如，在渤海国上京城遗址中发现的大石佛、石灯幢，以及各种尺寸的金佛和铜佛等佛教艺术品不仅反映出渤海国精湛的工艺水平，也反映出渤海国佛教艺术的繁荣。

黑龙江流域陆续发现的若干佛教寺庙遗址，出土了大批精美文物，其中有影响力的是上京兴隆寺，俄罗斯滨海地区的马蹄山寺庙、杏山寺庙等。

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的建筑气势宏伟壮观。在发掘上京城城址时，发现10余处的佛寺，其寺庙的密集程度十分罕见。这些寺庙遗址大体是沿着朱雀大街东西两侧分布，对称于宫城、皇城，这些寺庙占据了城内重要位置。以朱雀大街第二列里坊内的寺庙为例，此处的寺庙为主殿、配殿、回廊相结合的格局。主殿内有倒“凹”字形的佛坛，在佛坛上列有9个佛座，而佛座上的佛像已失。佛座的塑像应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供坛菩萨”。

在渤海国上京的内城东侧，今渤海镇土台子村南的渤海国寺庙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的雕砖佛像和陶塑佛像，以及铜铸佛像，并出土了一套精美的舍利函。用各种材质层层包装的舍利函，反映出渤海国时期的绘画、丝绸、琉璃制品、金银制品技术的精湛。在这处渤海国寺庙附近还发现了白庙村的一处渤海国寺庙址，并出土了陶塑的佛像及陶香炉等渤海遗物。

据张庆国、李济莹的详细调查，仅在渤海国上京城内就有寺庙13处，他们据此撰写了《渤海上京寺庙遗址调查》，刊发在《东北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据此文，我们对渤海国上京城内寺庙遗址的分布简要做以概述。

兴隆寺寺庙遗址位于上京龙泉府外城南部，俗称“南大庙”，因院内有大石佛和石灯幢，因而也被称作石佛寺。经考证，这处遗址被确定为渤海国时期所建，清初在寺庙原址上重建兴隆寺，清咸丰年间又重新修整。该寺庙的大雄宝殿的殿基东西长52米，南北宽30.7米，上面础石整齐。兴隆寺今存有五重佛殿，即马殿、关帝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在三圣殿内现存渤海国时期一尊石佛造像，佛像座高2.35米，连同座石有3.3米。经过千余年风雨的侵蚀，石佛依旧保存较好。在兴隆寺院内还保存有渤海石灯幢一座。石灯幢与石佛南北相对，间距14.5米，由12块玄武岩组成，通高5.51米，造型优美，雕工技术精湛。需要说明的是，渤海国时期的寺庙原貌虽已无从考证，但从保留下来的渤海国时期的大石佛像，以及雕工精湛的石灯幢和一些相关的渤海造像石刻上看，渤海国时期的寺庙当是一座气势宏伟的以大石佛为主的寺院建筑。

兴隆寺西寺院址在上京龙泉府城内孔雀大街（中央大街）西侧，与兴隆寺寺庙遗址东西相对。经考古工作者实地测量，此遗址东西长34米，南北宽25米，台基高出地面约1米。遗址上有柱础石12块，均没经过加工。础石间距为1.5～2米。遗址上的渤海砖瓦残片甚多，在附近的耕地中还出土了白灰块铜佛、泥塑陶佛等。

水塔寺庙遗址位于渤海镇的水塔北侧约50米处，破坏较严重。根据地表渤海遗物的分布范围，可推测该寺庙遗址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20米，台基高出地表为1.2米。遗址上发现础石2块，并分布有渤海国时期的残瓦片等。

双庙子村寺庙遗址与水塔寺遗址东西相对。从地表暴露的迹象分析，此处的渤海寺庙遗址的平面结构有些与众不同。其平面形状为凸形，这在渤海寺庙遗址中较为少见的。分布在地表的础石有加工痕迹，经加工的础石直径在45～50厘米，没经加工的础石在65～75厘米，础石排列整齐。在寺庙遗址的中央位置有一圆形的直径为2.5米的平整石块，可能是佛坛基础石座。这处寺庙遗址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30米，是一处较大的渤海寺庙遗址。

双庙子村北寺庙遗址位于上京城内的双庙子村正北300米处的耕地中。这处寺庙遗址破坏严重，但寺庙遗址的轮廓清晰，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其上有础石11块，排列不整齐，有经过加工的痕迹，渤海国时期的残砖碎瓦较多。

土台子村寺庙址土台子村位于上京宫城东侧御花园的东侧，有趣的是在土台子村的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角处各有一处渤海国时期的寺庙遗址。土台子村东南角寺庙址东西长约45.5米，南北宽约25米，高出地面1.05米。遗址上存有础石4块，1块经加工，圆形，直径为0.70米，并有少量的渤海残瓦片的分布。土台子村西南寺庙址位于土台子村西南角，遗址东西长约22米，宽约16米，高出地面约1.05米。多数础石为不规则形，直径在0.6～1米，础石间距为1～1.40米。在遗址西侧东西向发现砌筑墙基1道，可能是寺庙围墙基础。1975年4月在该寺庙遗址西30米处出土了舍利函。土台子村东北寺庙址位于土台子村东北角，遗址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35米，高出地面约1.90米，础石不规整。遗址上遍布渤海砖瓦，其中指甲纹板瓦较多，已采集到“国”字文字瓦1块，铁钉1个，烧焦变形的瓦片1块。土台子村西北角寺址位于土台子村西北角，遗址东西长约48米，南北宽约30米，高出地面约2米。该寺庙遗址没发现础石，可能是因离村较近，被农民搬走。在遗址偏北处，村民早年挖菜窖时发现地层有人工堆砌的痕迹，分为土层和石层交替叠压，石层厚10厘米，土层厚5厘米。遗址上渤海国时期的布纹瓦及残砖随处可见，已采集到渤海国布纹檐瓦一块。

白庙子村寺庙址位于白庙子村内。1997年在遗址附近出土了渤海国时期的舍利函，在舍利函出土位置西侧6米处有一排较规整的基石，有长条石，有圆形础石，这些基石排列有序，并经过精细的加工。遗址占地面积约为900平方米。

白庙子村西南角寺庙址位于白庙子村西南角，遗址南北长约22米，东西宽约15米。遗址上的础石大小不等。一般都在0.6～0.8米，础石间距1.2～2米，础石多数未经过加工。此寺庙遗址北高南低，南部高出地面1.65米，北侧高出地面约2.4米。遗址上发现有琉璃瓦，疑为皇家寺庙遗址。

外城北垣东侧门寺庙址位于渤海国上京外城北垣东侧城门西侧，距北城垣约50米。由于耕地将遗址破坏严重，其分布范围和布局很难查清。地表上有础石裸露，并散布有大量的布纹瓦残片。

外城北垣西侧门寺庙址位于渤海国上京城外城北垣西侧门西北处，遗址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5米，高出地面约1.2米。遗址上暴露出础石10块，间距不等，础石有加工的和没加工的，直径在0.30～0.50米，已采集到渤海文字瓦一块。

此外，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尚存多处渤海国寺庙遗迹。在斯拉维扬区夹皮沟河谷地发现两处渤海寺院址，即马蹄山寺庙址和杏山寺庙址。

马蹄山寺庙址位于斯拉维扬区夹皮沟河右岸马蹄山的平顶上。马蹄山寺是一座屋顶呈金字塔结构的双重（可能是四重）四面坡的瓦顶建筑物。其南北长6.2米，东西长7.3米。寺庙外面有玄武岩石板砌成的装饰性墙壁，上面覆有陶质嵌面，其外面饰有植物纹，还有一些圆孔。寺门前保存有3级台阶，长1.2米，宽0.45米，都为长方形玄武岩砌成。寺庙的庭院就位于马蹄山面积不大的平顶之上。在北面和东面砌有石墙，南面和西面是陡壁。在门楼西侧近2米的地方有一处半地穴式的住房。房内有一块不大的灰烬遗址，散落着很小的木炭和骨头残块及一些陶片和铁器残件。住房的四壁由苇束编成，外面有黏土涂料。马蹄山寺庙发现的文物有陶器残片，瓦片、装饰墙壁用的陶质嵌面残片，一块生铁车辕的残部，一只无饰纹的扁平青铜手镯，以及小管珠等。

杏山寺庙址在不高的人工台地上，位于马蹄山寺不远的杏山北面平缓的山坡上。寺庙台基每边长约8.5米。墙基由玄武岩石板砌成。在寺庙西北有3层用玄武岩砌成的石阶。在穿堂过道的两边有15块础石的残存。由此推测寺庙的构架是由22根柱子支撑的，这些柱子都是立在础石上，其中10根柱子平行立在过道一边，另一边10根柱子也同样立在穿堂过道上，正对两门中间各立有1根柱子。大火烧过的杏山寺，使得许多遗留物带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带有一些清晰的用细绳捆绑的苇束印痕以及彩色壁画也保留了下来。杏山寺庙址内发现的文物较多，有直壁杯、陶罐、小陶碟，均着绿色彩釉的瓷器以及3尊残佛像和一些零星的佛像残件，鸱吻、各式渤海瓦当，铁钉、铁条及一些不明用途的铁器残件等。

（六）渤海国桥梁遗址

渤海国的桥梁建筑也同样有着较高的水平。在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城西、城北发现5处渤海国的桥梁遗址坐落在牡丹江的江西、上官、半场、下官、胜利等处的江面上。上官石桥址位于距离上京龙泉府城北3公里的江面上，因其桥身已不见，仅留下7个巨大桥墩，被称作“七孔桥”，桥全长160米，每个桥墩间相距17米，都是由大块的玄武岩堆砌而成。其余4处桥址与上官石桥基本相同，飞跨江面，气势恢宏，可见当时城市的繁荣程度、百姓的密集程度和水路交通的发达程度，这些都再一次反映了渤海国的繁荣景象。

七孔桥位于今渤海镇北上官村以西，现存7个较明显的石头堆桥墩遗迹七孔桥由此而得名。桥身全长160米，桥墩间距大约17～20米，石块坍塌范围20～30米，呈椭圆形，东西约30米、南北约20米。石块散落水中，有的桥墩高出水面，有的隐约可见。在桥南岸曾发现渤海国时期的带有绿釉的瓦当若干。300多年前，七孔桥址和五孔桥址保存尚好，部分桥墩没有完全坍塌，还保留构筑桥梁的部分木柱。清朝张贲记：“大河绕城，而东有圮桥，乱石横亘水中。”杨宾记录得更为详细。他说，上京城里虽然没有人居住，但“望远之，犹有王气。城东十余里，有两石桥，桥九洞，今石虽记，柱尚在”。所谓“有两石桥”当指今称的七孔桥和五孔桥。

七孔桥是以石木构筑的，桥墩石砌，桥架、桥面为木构。砌筑桥墩的石块大小不一，大者达千斤以上。因石块坍塌，砌法不详。水面以上桥身系木构，也因早已不存无法知其详。因桥体附近江面南北宽约200米、江水最深处约10米，水流流速较快、冲击力较大，故构筑此类桥梁，只有在枯水季节施工才会比较方便。五孔桥在七孔桥以东的牛场村附近，与七孔桥遗址情况相近。

（七）渤海国砖瓦窑遗址

杏山窑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西南100余里的杏山公社境内。窑址西靠山丘，北临公路及牡丹江。西行74里就是渤海国的忽汗海，今称镜泊湖。东行偏北30里可直达渤海上京龙泉府。这里交通便利，窑土丰厚。所发现的渤海国窑址，几乎均建在河岸的一级台地上，临近河道，便于运输。窑址西南约500米处的山脚下，有渤海国时期的城堡，可能是戍守窑址或监视管理渤海国窑厂的衙门机构。

目前，在这一地区已探明的渤海国时期的窑址有20余座，且基本保存完整。渤海国窑址由烟筒、烟道、窑室、火膛、火口等组成。20多座砖瓦窑址排列整齐，火口均朝南，烟道出口则设在窑的北端，窑与窑之间的距离为1.3米。窑的整体建造结构呈长方形，平面呈平底袋状，属于“方框”窑。窑壁一般砌一层砖坯，再抹上几层草拌泥。窑室北壁留有排烟口，与窑室外的烟筒相通。烟筒呈“小”字形，烟筒内壁抹有草拌泥。窑内设置有砖瓦坯的平面窑床，是一个比火膛高出0.4米的台基。窑床长2.35米，宽1.55～1.8米，深1.13米。火口在窑的南端，略敞，高0.45米，长0.5～1米。

杏山窑址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砖瓦遗物，还有一些文字瓦，文字瓦上有一些没见过的文字。杏山窑址的发现解释了上京城修建中的大量砖瓦来源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渤海国建筑所使用的烧造砖瓦的技术信息。此外，在渤海国窑址以东约1.5公里处，即今至镜泊湖公路经过的牡丹江沿岸也发现有渤海国窑址。这里主要是烧制陶器和砖瓦的窑址。发掘窑址时对其附近进行调查，发现窑址附近残砖断瓦非常多，有的堆积如小山丘，厚达数米。有些砖瓦形制、纹饰和规格较为特殊，在上京城等地也未曾发现。除有些文字瓦外，还有少量涂有白色涂料的筒瓦残块，可能是一种釉瓦，未经二次焙烧。窑址附近数里范围内，特别是其南部沿低山一带，曾发现几处渤海国墓葬。有的墓葬前放置方形砖或宝相纹砖等，当与这一窑址有关。窑址以西约2公里的上屯村南，有一座古城址，早年已被改造为耕地，但墙迹仍隐约可见。古城址南临山丘，东西为平地，北面临近牡丹江。这里可能是渤海国时期通向旧国、中京等的必经之地。经研究和比较，这座古城址应是上京龙泉府所领龙州属县之一的肃慎县城旧址。

三 黑龙江流域渤海国重要历史遗物

（一）渤海国釉陶与瓷器

从渤海国墓葬、遗址、遗迹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制品，主要有罐、瓶、坛、壶、盘、盆、瓮、碗、甑、杯、鼎、盅、三足器、陶砚、陶印等。按不同时期划分，渤海国陶器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陶器以红褐、灰褐或黄褐色陶器为主；而晚期陶器多为灰陶，个别陶器则显出黄褐色和红褐色。显然，这种不同色泽的陶器的出现是由渤海国的烧窑技术，以及陶器的制作技术所决定的。如果按照制作技术划分，渤海国陶器可划分为手制陶器、慢轮修整陶器和轮制陶器3种类型。这也是代表着渤海陶器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釉陶则大多为渤海国晚期的作品，这种渤海国的釉陶技术主要受唐三彩影响，并对辽三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渤海瓷器制作工艺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文献中虽然有对渤海国的紫瓷盆的赞誉，但至今考古工作者还没有发现这类瓷器。

在已经发现的渤海国釉陶的器物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渤海国的釉陶具有烧制火温高、陶质坚硬、胎质纯正、多呈白色的特点，并与早期陶器有明显区别。早期陶器含砂较多，火候低，质地松软，制作方法多为手制慢轮修整，颜色以红褐、灰褐或黄褐色为主，器形以双唇长腹罐为典型。釉陶颜色单一，以酱色居多，器物的釉色多为2种或3种。其中以绿色居多，兼有蓝、白、黄、紫褐等色。有学者称其为渤海三彩。渤海国釉陶的色泽鲜艳，造型多样，多出土于宫殿、寺庙和大型墓葬中。

鸱尾：鸱尾，又称鸱吻，装饰在屋顶主脊的两端，是装饰性建筑饰件。目前发现3件较为完整的鸱尾。一件发现于俄罗斯滨海地区的杏山寺庙遗址中，另两件发现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宫殿遗址中。鸱尾为陶制，表面施有绿釉，形象如同水中蛟龙。以杏山寺遗址发现的鸦尾为例，鸦尾高80厘米，宽30厘米，长75厘米，壁厚1.5～3厘米，中空而壁厚。鸱尾的嘴、眼、须、牙均为浮雕状。鸱尾的尾部高高翘起，饰有卷草纹。虾眼、曲鼻、叽牙、颊须，构成鸱尾独特的水中蛟龙翻腾跃起的姿态，形象生动，活灵活现。

三彩兽头：兽头作为装饰性建筑饰件，在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源府多有发现。一种是三彩兽头，另一种是素面无釉的青灰陶兽头。三彩兽头多为手制、陶质，表面施有紫、深绿、黄绿、浅绿等多种釉色。兽头双目微凸，嘴大张，舌尖上翘，牙齿外露，鼻后有两竖耳，面目狰狞，个体大小有异。

涂釉陶器：在上京龙泉府宫城遗址中发现蓝色釉陶碗残片，颜色鲜艳透明，近乎深蓝色。在上京龙泉府的官衙府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个白瓦盆，底部里外均涂有透明的白釉。白釉瓦盆的底部稍稍鼓起，壁薄平滑，并向四周扩展。在杏山寺遗址中还出土了陶塑佛像残件，一件椭圆形陶牌和釉陶鼎残件。釉陶鼎残件内外壁均施有绿色彩釉，外壁塑有鸟兽像，平底，兽脚作为足撑。

釉陶熏炉：在上京龙泉府附近的渤海三灵坟墓地，还出土了一件釉陶熏炉。熏炉为黄绿色釉，造型敦厚匀称，十分精美。

泥质陶砚：在上京龙泉府的宫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刻有人像的圈足灰陶砚。这说明渤海国的文字书写和记录，均采用中原的方式，砚是渤海国文字记录的重要工具。

紫瓷盆：在唐朝人苏鹦所撰写的《杜阳杂编》中，记载了渤海国曾经向唐朝进贡一件宝物——紫瓷盆：“紫瓷盆，容量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息久之。”唐武宗对渤海国进献的紫瓷盆喜爱甚深，用以和仙丹密药，可见渤海紫瓷盆的精美程度。

紫瓷罐：在上京龙泉府的宫殿区遗址还出土过紫色瓷罐，其釉色晶莹剔透。器物的底部和接近底部的腹壁处则不施釉。这件器物虽与上述文献中所记载的渤海紫瓷盆不同，既没有“举之则若鸿毛”的程度，更不是周身施釉，但是它的出土可以印证渤海国烧造紫瓷盆的可能性。

青釉瓷碗：上京龙泉府遗址中还出土了10件渤海瓷器。在这10件瓷器中有9件是瓷碗，其中1件保存较好，白釉泛青，浅腹，薄胎，敞口圆唇，平底圈足，口径为15.9厘米，底径6.8厘米，高4.8厘米，接近碗底处未施釉。

紫黑釉瓷碗：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周身呈紫黑色，胎质为瓷，颜色接近紫褐色。

玻璃制品：在上京龙泉府和许多古城遗址中均有所发现，但数量相对较少。其中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中出土了舍利函，在舍利函中发现有琉璃瓶，制作十分精巧。另外，在渤海国的墓葬中也有各色玻璃料珠的发现。

（二）渤海国砖、瓦

在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国遗址中，如宫殿、城址、寺庙、墓葬等建筑遗址，均发现有大量渤海国时期使用的砖、瓦残件。渤海国的砖按烧制情况可分为两种：红砖和青砖。红砖发现的数量少，烧制火温低，质地较青色的砖酥软。考古发掘出土的红砖主要用于坟墓的修造，其形状有长方形、等边三角形、梯形等。如在贞孝公主墓的甬道和墓室内，墓顶部及其附近，采集到红色方砖、长方砖、坡面砖、尖砖、齿形砖等。渤海国的青砖较为普遍，砖呈青灰色，烧制火温高而质地较硬，可分为花纹砖和普通青砖两类。花纹砖以宝相花纹砖最为精美，主要发现于渤海上京城宫殿城遗址中。宝相花纹砖中间有美丽的宝相花，方砖四角围绕着大宝相花刻有4朵小宝相花，小宝相花之间又以侧视形的宝相花枝叶相连。此构图典雅，显得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宝相花的枝叶、花瓣均采用高浮雕式的雕刻手法，花、枝、叶十分逼真，表现出渤海国工匠精湛的手工技术。宝相花纹砖为方砖，每边长为40厘米。在宫殿城址的发掘中，我们发现这些砖保存较好，依旧坚硬，反映其制作的高品质。宝相花纹砖的制作式样与唐砖有很多相似之处。普通青砖以长方形较为常见，长31～37厘米，宽16～17厘米，厚4～5厘米，饰有细绳纹、忍冬纹、山丹花纹、莲瓣纹等。

瓦在渤海国建筑遗址中使用较为广泛，瓦的种类很多，比较常见的有板瓦、筒瓦、瓦当、滴水沉头。此外还有长条瓦、帽檐瓦、平瓦、仰瓦、角瓦、覆瓦、花样瓦、鞍状瓦等。板瓦和筒瓦前后等宽。板瓦的一端往往带有水波压纹、手印纹、戳印圆点纹等纹饰。板瓦的另一端则无纹饰。筒瓦除内壁带有与板瓦相同的布纹外，没有其他纹饰。无论是板瓦还是筒瓦的表面均为素面，内侧则有布纹。这种烧瓦的技术一直影响到辽金元时期的砖瓦烧制。较为特殊的是，放于屋檐部位的板瓦瓦头中间戳印圆点纹，在圆点之间加进了交叉十字，这种板瓦是滴水瓦头的前身。一般筒瓦前端没有瓦当，只有在檐头筒瓦前端带有瓦当。渤海国的瓦当为圆形，瓦当的主体纹饰为莲花纹。此外，在渤海国的板瓦和筒瓦上面，还发现了不少戳印的汉文文字。因此，考古工作者又将渤海国瓦称为“文字瓦”。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渤海的板瓦、筒瓦或是瓦当，除了青灰色以外，还有专供皇家使用的琉璃瓦。不过，这种琉璃瓦主要发现于渤海国京城的宫殿区或御花园，以及一些专供皇家使用的场所。

渤海国文字瓦对研究渤海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为渤海国文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金毓黻先生曾把渤海国文字瓦收集到一起，归纳为七类。通过这七类文字瓦可以看出，渤海人通用汉字，并且在烧制砖瓦的手工匠人当中使用汉字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如果结合渤海国的贞惠、贞孝公主墓志中所使用的规范的汉唐文字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渤海国无论是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下层阶级都能够精通汉文。汉字和汉语当是渤海人的国文和国语。此外，从保留下来的大量的渤海人仿效唐代汉体诗歌中，我们也能够领会渤海人的汉化程度与汉文水准。

渤海国的瓦当中发现较多的是莲花纹瓦当，这些瓦当根据莲瓣细节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样式。具体样式可参见刘滨祥、郭仁的《渤海瓦当的分类与分期研究》。莲花瓦当纹饰为四瓣到七瓣莲纹，中央为莲蓬的各式变形。在莲瓣间饰有下层莲瓣的造型，构图为由上往下看的透视图，轮廓清晰，花样繁而不杂，给人以高雅脱俗之感。

有些筒瓦和瓦当施釉（绿釉、紫釉、黄釉）与唐朝同种工艺有一定的差距。

（三）渤海国铜器

渤海国的铜器制作工艺较为发达，铜器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铜器制品也多种多样，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宗教用物、装饰饰品、建筑构件等。

渤海国双人骑马铜饰：在吉林市永吉县大海猛遗址处发现一件渤海国双人骑马铜饰，制作精美，是骑马人的佩饰。这件铜饰为青铜质地，造型为二人共骑一马。马的颈部和尾部被拉长，身体与四肢极短小，鬃毛被夸张放大。马背上骑有二人，一人头戴如鸟飞翔状的帽子，骑马者双臂抓住鬃毛，双腿并立。另一人较前者矮小许多，未戴帽，站于前者的后面。这二人姿态安详，不似一般骑士，而马从四肢短小的情况来看，不似奔跑而似飞行。这种别致的造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博朗湖墓地、沙伊金城址均有类似的发现。

铜铃、铜牌饰：渤海国的铜铃，铜牌饰在墓葬中多有发现，尤其是在靺鞨、女真人的墓葬中，因而被称为靺鞨-女真系铜带饰。铜铃、铜牌饰多为青铜质地，在渤海国墓葬中大量发现，以杨屯上层墓葬为例，发现铜牌饰53件，其中长方形牌饰30件，圆形牌饰23件。在女真人的墓葬里有散存的铜牌饰和铜铃，还有组合在一起的铜铃和铜牌饰，而在渤海国墓葬中仅发现散存的，而不见二者的组合。铜铃、铜牌饰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和演变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之一。铜铃一般很简单，很少饰有花纹，多为素面，空心圆球形。六顶山墓葬群出土的铜铃呈长圆形，饰有“凸”弦纹和“凹”弦纹。海林北站征集的三件渤海国铜铃很有特点：钟形铜铃两件，一件呈钟形，铃口椭圆，铃身上饰有四朵莲花八瓣纹，铃高10厘米，另一铜铃较小，高4.5厘米，铃身上没有纹饰；球形铜铃一件，呈圆球形，铃高3厘米，内含两枚不规则的铁质铃球。铜带饰依据其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三种：长方铜带饰、圆带饰、特异形方带饰。其中以长方带饰居多。渤海上京龙泉府附近虹鳟鱼场的渤海国墓葬群中，也出土了与黑龙江流域靺鞨墓葬中发现的同样的青铜牌饰，这说明渤海国居民的主要民族成分构成的确与黑水靺鞨有关。

铜镜：目前，能够确认的属于渤海国时期的铜镜共计有10余面，其中按照纹饰来划分，有素面镜、水波纹镜、菱花海兽葡萄纹镜、龙纹镜等。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龙纹镜》，收录了渤海国的3面龙纹镜：一面单云龙纹镜，两面单龙纹镜。

单云龙纹镜：单云龙纹镜，青铜质地，1988年发现于吉林省农安县，八瓣葵花形，圆钮，素缘，直径13厘米。一云龙绕钮盘曲，张口戏珠（圆钮）鬃毛飘动，身躯雄健，脊鳍似火焰，爪锋尖利，足蹬四朵祥云，气势雄浑。与唐龙纹镜相比，渤海龙纹镜有自己的特点，如尾部的盘曲，若珍珠式的鳞甲，肢、尾上鳞甲线状排列，无肘毛。

单龙纹镜：此镜共有两面，其中一面发现于黑龙江省原阿城市，青铜质地，圆钮，镜缘上刻有“都右院官”四字及女真押记，直径12.8厘米。一龙绕钮盘曲，龙头在钮上，曲颈昂首，张口瞪目，须发飘摆。龙躯周围有火焰珠和龙纹。龙躯强健，气韵生动，粗犷豪放，带有明显的渤海国时期和唐代特点，铜镜上的刻款属于金代沿用后嵌刻上去的。

水波纹铜镜：此镜发现于黑龙江省五常市。青铜质地，直径11.5厘米，厚0.35厘米，重145克，铜镜背面有牡丹花和波涛纹饰。牡丹花与水波纹都是渤海国崇尚的纹饰。

瑞兽莺鸟镜：1981年，此镜发现于渤海国上京遗址内城外侧距地表半尺深的地方。镜呈菱花形，青铜质地，直径8.5～10厘米，重100克；圆钮，中心纹饰由同向排列的双兽和双莺组成，兽形似奔马，莺鸟衔花枝，边缘饰有花卉、蜂蝶。此类铜镜曾在唐中宗时期的墓葬中出土过。

正方形铜镜：在宁安虹鳟鱼场渤海国墓葬中出土一面正方形铜镜，十分少见。铜镜为素面，直径11厘米，厚0.2厘米，圆钮，镜缘微凸。

铜印：渤海国的官印所见甚少，其中有两方渤海国时期的官印实物已经不知去向，目前只能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掌握一些线索。

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印：据《宁安县志》记载，1911年宁安县镜泊湖畔城墙硷子山城内，曾出土一方铜印，“狮柄，印有朱文曰：‘勿汗州兼三大王都督’十数字”。金毓黻先生对此进行考证：唐封渤海诸王曰渤海国王（初封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宁安县志》所记印文必有误，忽汗，又作勿汗。金毓黻疑印文为“渤海国王兼忽汗州都督印”十一字也。由于印件与印文都没有保存下来，文献上对“三王”也没有过记述，因而此印受到学者们的怀疑，是否真存有“三王”尚须考证。王禹浪、王宏北结合考古资料在《“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官印初探》一文中，对这方官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渤海国早期建国的移动和地名的变迁、旧国与忽汗海、勿汗州三大王等值得学术界注意的问题。

渤海大王印：《渤海国志长编·余录》记载：“谨案：余闻吉林有陆军团长徐清泉，为水竹村之族弟。民国十一年驻防东京城，购得一印，文曰‘渤海大王’四字……余又闻此印出于东京城西发户附近。”史书上记载仅有“渤海郡王”“渤海国王”而不见“渤海大王”，如若此印为真实存在，则应对渤海国初期的历史重新考证。

天门军之印：此印发现于上京宫城南门东侧耕地中。印为铜质，5.3厘米×5.3厘米，正方形，印纽扁平，中穿一圆孔，呈桥状。正面印文为汉字篆书“天门军之印”，印背为楷书小字“天门军之印”，印文笔画工整有力，并与唐代官印篆字风格相同，当为渤海国官印无疑。

在渤海国上京城内还发现有一方此类铜印，印文尚没有被释读出来。另外，在上京城内还发现刻有“王”“内”“宗”等字样的私印。

鱼形青铜信符：俄罗斯滨海地区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曾发现一件鱼形青铜信符，为青铜质地，长5.6厘米，宽1.8厘米，厚0.5厘米，头略大，嘴突出，正面有鱼鳞状纹饰，背面刻有“左晓卫将军”“聂利计”8个汉字。沙弗库诺夫认为这个鱼形信符为渤海遗物。中国学者对此进行重新考证，并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据金毓黻先生研究，渤海仿唐朝卫制，称‘左右晓卫’为‘左右熊卫’或‘左右熊卫’根本没有‘左右晓卫’这种称呼”。可见，此鱼符不可能是渤海国制造，当然也不可能是渤海国颁发的。那么，这枚铜牌符究竟是不是唐廷颁发给靺鞨人，或渤海国所属的黑水靺鞨人的，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不过，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又重新对这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学年代鉴定，该遗址的确属于渤海国的历史遗迹是毫无疑问的，这对中国学者推断这枚鱼形青铜牌符不是渤海国遗物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童子骑马铜像：1960年在渤海国上京城遗址内发现了一童子骑马铜像，发现者将其送交给当时的文化部门，现藏于黑龙江省宁安市文物管理所。该铜像通高3.5厘米，头部宽0.8厘米，底部宽2.2厘米，保存完好。童子像正面形象为一童子的左侧面，童子的头转向右侧，故右侧面所见为完整的正面像。童子面目丰满，垂髻发，发顶有一用来悬挂的环，已破损；眉目细长，通额鼻，嘴部磨损较甚；有护颈，颈部不外露；屈双膝骑于马背上，左手抚马颈，马体形较大。背面为童子的右侧面，其后脑因磨损已经不能清晰地看见发式，右手下垂。此像系双面合范铸造而成，做工比较细致，对人物的五官、手足及衣褶都有刻画。因此物出于渤海国上京城遗址内，故推断为渤海国时期的“马上封猴（侯）”之遗物。

铜佛像：在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国遗址中出土的铜佛像为数最多，其中尤以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铜佛像最为丰富，这说明黑龙江流域以上京为中心的佛教的盛行与发展。阴淑梅在《宁安市渤海上京城发现的铜佛像》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上京城内出土的7件渤海国的铜佛像：立式六手羹金铜佛、立式羹金铜佛、立式小铜佛、坐式羹金铜佛、坐式羹金小铜佛（2件）、蹲式鎏金铜佛。这些铜佛像分别出土于不同年代，现分别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和渤海上京博物馆。

（四）渤海国铁器

在对黑龙江流域渤海国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是铁器。各种铁制品在各类渤海国的历史遗迹中，以不同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这说明了铁器的使用已经普遍深入到渤海国日常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建筑用材：铁钉、铁户枢；兵器用具：铁刀、铁甲、铁盔、铁箭镞；农业生产工具：铁镰、铁镑、铁凿、铁锯、铁锄、铁釜、铁斧等；生活用具：三足铁锅、铁香炉；装饰用品：铁镯、铁耳环等。铁刀，是渤海国墓葬中发现最多的铁器陪葬品。这些铁刀大多为长条形，平脊平刃或平脊直刃，前窄后宽，刀尖上翘，通长在10～20厘米，刀柄上留有明显的木锈痕迹。在黑龙江省海林市二道河子乡渤海国墓葬中还发现铁甲片和铁镯。铁户枢则出土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城正南门址附近，为长方形并带有花纹。

（五）渤海国金银器、玉器、玛瑙

金银器、玉器和玛瑙制品，是渤海国贵族和平民最青睐的奢侈品之一。金银制品多见于渤海国大墓中，如金带、金耳环、金戒指、金钗等。1975年，在渤海上京城内土台子村南发现了渤海国的舍利函，舍利函由石函、铁函、铜函、漆函、银函、银瓶、玻璃瓶九层套合而成。漆函残破较为严重，从残片上看漆函制作十分考究，表面用银丝嵌成美丽的花鸟图案。银函造型精巧，高8.5厘米，宽7.5厘米。银函由多层丝织品包裹，底部垫有紫、黄、杏黄等颜色鲜艳的绸、罗、纱一类的丝织品。银函顶部刻有“祥云”，四壁为“天王”，天王披甲戴胄，手执各式兵器，脚踏“二怪”，形象生动，雕刻刀法纯熟。在银函里面装有银质桃形瓶，瓶里套装有玻璃瓶，翠蓝色，小巧玲珑，瓶壁薄如蛋壳，内有“舍利子”5粒。舍利函一般放置于佛塔的塔基或称“地宫”内。在吉林省敦化六顶山渤海国贞惠公主的墓葬中出土一件圆形金杯，金杯用粗0.2厘米的黄金丝制成。此外，渤海上京城内虹鳟鱼场渤海国墓地出土了银耳环、银镊耳勺、银链等。银镊耳勺一端为镊子，一端为耳勺，造型奇特，长约10.4厘米。

渤海国墓葬中还发现有玉璧。如贞惠公主墓中发现一块玉璧，玉璧由温润的玉石磨制而成，扁平圆形，正中有一大孔。宁安虹鳟鱼场墓地也有玉璧发现，遗憾的是残损约1/2，玉璧外径10.2厘米，内径4.5厘米，厚0.3厘米。吉林市杨屯渤海国墓地中发现4块玉璧。玉璧作为贵族朝聘、祭祀、丧葬的礼器和装饰品深受渤海国人喜爱，也反映出渤海国工匠的工艺水平。

玛瑙在渤海国墓葬中发现不多，多为小件装饰品，黑龙江省海林市北站渤海国墓中发现1件，扁圆形，中间有穿孔，红色略带透明，直径1.2厘米，孔径0.25厘米。史书上记载，渤海国的“玛瑙柜”“紫瓷盆”都曾是贡品，受到唐宫廷的喜爱。

（六）渤海国雕刻工艺品

渤海国留下的雕刻作品虽有限，但可以反映出渤海国工匠高超的雕刻水平。这些作品大到石灯幢、大石佛，小到高仅为8厘米的石雕。大的粗犷豪放，小的细腻生动，皆代表着渤海国特有的文化。

石灯幢：又称石灯塔、石浮屠、石香炉、石灯笼等，其主要功用是作为渤海国人礼佛时的燃灯用物。清初张贲在《白云集》中写道：“（上京龙泉府古城）城南有古寺……前有石浮屠，八角形。”此处提到的古寺是位于上京龙泉府城南的清代兴隆寺，寺内尚存有一件渤海国时期遗物，即为石灯幢。渤海国上京城内的石灯幢，由12块玄武岩雕筑而成，庄严宏伟，工艺精湛，堪称渤海国雕刻艺术的精品之作。石灯幢通高6.3米，攒尖式，由石托、灯室、叠轮、幢座四部分组成。石灯幢底部为底石，底石上是莲花幢座，幢座上立着一个花瓣向上盛开的莲花石托，石托承载着灯室，灯室为八角形，镂空，十六孔，为敬佛上香之所。灯室之上有幢盖，呈八角伞形，其八角与灯室八面相对称。幢顶是相轮，相轮为四轮重叠，相轮下刻联珠。石灯幢上下结构匀称，给人以平衡高雅的美感。据推测，石灯幢可能为渤海国第十四代王大玮瑎时期的作品，为渤海国晚期之作。

大石佛：兴隆寺内还保存有一座渤海国时期的石佛造像，因其巨大，被人们称为大石佛，是黑龙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古代历史上最大的石佛。大石佛存于兴隆寺最后一重佛殿三圣殿内。大石佛身披袈裟，身躯高大，面容丰满，盘坐在莲花台上。石佛像座高2.35米，连同座石高约3.3米。据清朝康熙年间张贲所著《东京记》记载：“（渤海上京城）城南有古寺，镂石为大佛，高丈有六尺，风雨侵蚀，苔藓斑然，而法相庄严，镂凿工巧。”并咏诗曰：“古佛高寻丈，危岩依石成。发增苔鲜绿，珠共雪霜明。砆坐终无恙，低眉尚有情。圆澄方说法，早晚自东迎。”如此可见，现存大佛身高较前矮了许多。依据传说，佛头曾断裂坠地，而后“有好事者装而复之”。又有“新乡张司空琢而小之。今高六尺，而石座又三尺余”，现已证实无误。“（石佛）颈部有折断裂痕，鼻端微损。”由张贲的诗可以看出，大佛依山而建，千百年的沧桑虽使古佛头部长满碧绿的苔藓，但佛珠还同霜雪一样雪亮。另有诗咏曰：“金刹忽开南市陌，毗卢百尺嶙峋碧。莲花刀削大华峰，想象庄严如满月。”（1659年即顺治十六年夏，方拱乾被流放宁古塔，看见古佛而留下此咏佛诗句。）历史沧桑的变化，使大石佛造像遭到损毁，后几经修复，其在渤海国时期的原貌虽已逝去，但庄严法相依然存留。

石狮：石狮历来被认为是唯我独尊的瑞兽，有避邪守卫之用，因而石狮的造像多见于渤海国贵族墓葬、宫廷、寺院门庭的守护之处。蹲坐式石狮流行于盛唐，并达到顶峰。渤海国人从唐人那里学会了雕刻石狮的工艺技术。现今在黑龙江流域发现的石狮造像有：吉林六顶山贞惠公主墓内2尊，三灵坟1号墓内1尊，上京龙泉府正南门东侧门址的北侧2尊石狮头，金上京博物馆院内2尊。

1949年，吉林敦化六顶山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内出土石狮两尊。两尊石狮为一雄一雌，体态大小相仿。雄狮高0.64米，雌狮高0.6米，体态较雄狮略小。两尊石狮张口吐舌，做狮吼状，昂首裂眦，凝视前方，给人以雄浑健魄之感，反映出渤海国工匠高超的雕刻艺术。

三灵坟位于上京龙泉府城北约6公里处，在三灵坟的1号墓内发现1尊坐石狮。此处的石狮与贞惠公主墓出土的石狮略有不同。石狮面向前方，微张嘴咬紧上齿，胸部较平，鼻凸于胸，颈部与背肩屈曲度较大，雕刻刀法娴熟质朴。

上京龙泉府两尊石狮的头部与前者略有不同，石狮形象更加生动逼真。两尊石狮头大小相同。圆眼，阔口，鼻孔粗大，颚下有短毛。在造型上更突出狮子的牙齿，为咬合状。狮身的尾部较尖，朝上的一面还有插孔，可能原是固定在大殿台基的某处，以显示王权的威严，并非为守墓避邪之物。

金上京博物馆院内的两尊石狮子为蹲坐像，高约70厘米，整体形象与贞惠公主墓地发现的渤海国石狮子基本相同，尤其是腿部所表现出有力度的筋骨的道道凹痕，更鲜明地表现了渤海国匠人的雕刻工艺。这两尊石狮究竟是何时何地从何处运来，已经无从查考。但它们所表现出的唐人和渤海国的风格却非常的明显。目前，这两尊石狮子依然摆放在金上京博物馆院内的正门两侧。

八宝琉璃井：八宝琉璃井位于上京龙泉府宫城中部，第二殿址的左侧，井身用玄武岩砌成，井口呈八角形，精巧别致，相传为国王和贵族们饮水之用。《白云集》中说：“别有小城，似宫禁，左右石井二，白石甃砌八角形。”可见当时存有古井两口，而今仅存一口。据载，在井中曾出土铁砧两块、古镜两面、银牌一面。

石龟趺：石龟趺出土于20世纪70年代，在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城内的渤海镇小学校址的地基中发现。发现时，石龟趺深埋地下，除身上驮有的碑身、碑额不见之外，其余保存完好。石龟趺通高0.91米，底部垫有扁平的玄武岩石块，通高为1.4米。石龟趺引颈、昂首前视，颈长0.76米，石龟趺的背上有放置碑身的凹槽，碑身已失。从槽内尚存的残断石碑推测，碑身厚约29厘米，碑身宽约16厘米。石龟趺的四脚踏于一个2层底座之上，为一整块玄武岩雕刻而成，重约4吨。有人推测石龟趺上的碑身应为渤海国国子监的“国学文”碑，而此处的渤海镇小学可能就是渤海国国子监故址。在石龟趺出土的周围的深沟里，探得大量的渤海国建筑石块，当为渤海国的建筑址。

碑碣：渤海国的石碑发现甚少，在黑龙江流域共发现两通。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志铭碑的发现，为渤海国史的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贞惠公主的墓志铭碑碑高95.5厘米，宽48.5厘米，厚29厘米。碑呈圭形，碑身上刻有725字的碑文，用楷书刻写而成。碑文周边阴刻蔓草纹，碑首阴刻浅浅的卷云纹，纹饰简单但简洁有力。

在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地区有渤海国时期碑碣的遗物。在南乌苏里斯克古城发现一块长方石板，上面阴刻有突厥文，铭文是渤海国率宾府的名称。另外，《柳边纪略》《东京记》等书中均记载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宫址前有“下瞰台城，儒生盛于东观”等字样的国学碑，但碑碣已失。《柳边纪略》卷4记载：“前宁古塔将军安珠瑚，于福儿河即呼尔哈河，得一碑，仅五行七字。首行曰：上顺国，次曰不，次曰字，次曰归，次曰佃。”

（七）渤海国壁画

由于有关渤海国的史料甚少，而在渤海国的墓葬和遗址中发现的壁画则显得弥足珍贵。渤海国的壁画作品现今发现较少，但从发现的范围来看涉及甚广，包括宫殿、寺庙、墓葬，发现的题材则仅限于图案画和人物画两种。至于金代的渤海国遗民擅画的“松石小景”以及渤海国后裔的画马作品都不得见。就发现的渤海国壁画来说大多是残块，保存较完整的仅限于贞孝公主墓的十二侍卫像，但是贞孝公主墓地的壁画不属于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国遗址范围，因此谨以此壁画作为了解黑龙江流域渤海国壁画的参考。

渤海国贞孝公主墓位于吉林省延吉市海兰江支流的山冈上。考古工作者在贞孝公主墓甬道的左右墙壁和墓室的东、西、北三面墙壁上，共发现绘有12幅人物壁画。这12个人物均为侍从和门卫，按职位可分为门卫、侍卫、乐伎、侍从、内侍五类。人物刻画生动逼真，色彩饱满艳丽，线条流畅自然。从作品的绘画特点和人物的造型来看颇具唐风。贞孝公主墓中的12个人物画像，向世人展示了渤海国人的风貌，从衣着、发式到习俗，以及后宫侍从的形象，为我们留下了珍贵而生动的资料，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填补了渤海国绘画研究的空白。可以推测，在渤海国都城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附近，也存在着渤海国的壁画墓，贞孝公主墓虽然不属于黑龙江流域，但其壁画却代表着黑龙江流域渤海国墓壁画的水平。

目前，在黑龙江流域发现的渤海国壁画，可以确定的有两处：一是三灵坟渤海国壁画墓，二是俄罗斯边疆地区杏山寺壁画。三灵坟渤海国壁画墓位于宁安市三灵乡，上京龙泉府北偏西4公里处的牡丹江左岸，墓地与渤海故城隔江相望。该墓葬为大型石室壁画墓。墓室和甬道的顶部、底部抹有较厚的白灰层，在墓室的四壁、顶部及甬道两侧的白灰层上面绘有彩色壁画。壁画在内容上可划分为花卉和人物两类。墓室的壁画大多损坏，但保存下来的花卉图案为连续的团花，花朵较大，图案设计匀称、美观大方，色泽艳丽。在甬道南端东西两侧绘有武士像。墓室的内壁上绘有人物像，大多为女性，面部丰腴，体态婀娜，与贞孝公主墓壁画中的侍女图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些侍女仆人生前服侍主人，在主人故去后依然把其画像绘于壁画之上，以此来显示墓主人的高贵奢华的生活。这种不绘制墓主人的墓葬壁画形式与高句丽墓葬壁画有着很大的区别。高句丽墓壁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反映出墓室主人生前娱乐的场面。而渤海国墓葬壁画内容题材单一，又不见墓室主人的形象而注重生前侍从的刻画。在制作方法上，高句丽壁画采用直接起稿的方式，而渤海国壁画为针刺过稿。在人物的形象上，渤海国人与高句丽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渤海男人大多头戴展脚幞头，身着圆领袍服，腰系革带，足蹬黑靴麻履，面容丰腴。高句丽的男人形象则反映出传统的高句丽人的风俗，他们头插鸟羽或戴有乌纱笼冠，身穿短襦肥裤、足蹬尖头黑履，面容清秀，留有胡。可见渤海人在着装和生活习惯与方式上更趋同于唐人形象。此外，高句丽的壁画墓的绘画往往直接描绘在花岗岩石上，而渤海国的壁画墓的绘画则是绘制在白灰膏泥上。

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有两座渤海国寺庙遗存，其中杏山寺庙的墙壁上绘有彩色壁画。杏山寺毁于一场大火，也使得一些遗迹得以保存。杏山寺在黏土墙皮上又涂以一层薄薄的细灰泥，在墙壁的外面又涂以一层象牙色的颜料，壁画就绘在这层颜料上。此外彩色壁画“状若组合花纹。花纹中既有云雷纹成份，又有编织纹的成份”。

（八）渤海国钱币

关于渤海国货币问题，长久以来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围绕渤海王国是否曾铸造过货币和使用过货币，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肯定和否定的态度。这两种态度的争论主要与关于渤海货币使用情况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不足有关。持否定态度的人主要依据是资料和实物的不足，出土的渤海国时期货币极其稀少，因而断定渤海国使用的货币数量并不多。持肯定态度的人也因为资料不足不能形成突破，大多仅仅是猜想而已。如魏国忠的《渤海钱币之猜想》指出渤海国以“实物货币为主，金属钱币为辅，存在其自铸钱币的可能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国忠指出了长久以来一直被学术界混淆的概念，“钱币”与“货币”的不同。他指出“钱币只是货币的形式之一，货币的外延则比钱币大得多。所以，没有钱币绝不等于没有货币”。这种观点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货币不仅包括钱币也包括实物货币，这种货币是不以金属或纸制形式存在的。而在渤海国货币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渤海国使用过实物货币这种事实，因而再把金属铸币与货币的概念混淆就会引起混乱。此处主要是对黑龙江流域渤海国现已出土和发现的钱币的综述，为研究渤海国货币的学者提供资料和线索，因而采用不易引起混乱的词语“钱币”即金属铸币。

在渤海国墓地和遗址中出土的渤海国钱币十分稀少，因此，它已经成为渤海国历史学术研究领域中的空白。从目前的考古发现上观察，除了在一些渤海国的墓葬和遗址中发现有少量的唐代“开元通宝”外，就是极为罕见的日本钱“和同开玺”。例如石场沟渤海墓地，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桦林地区，1984年考古工作者对石场沟渤海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此次发掘中，“M16出1枚唐‘开元通宝’”，对于这枚“开元通宝”钱的质地和尺寸及保存情况虽然没有说明，但“质地精良，轮廓深峻”已经被描述得非常清楚。除此之外，在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遗址清理过程中，在宫城南墙西侧的房址内也出土了一枚唐“开元通宝”钱，直径2.5厘米，质地较好，文字清楚。正面的“元”字第二笔左挑，“通”字的字旁三撇相连，背面有月牙纹。在渤海国早期都城旧址的东牟山城，以及今吉林省敦化市境内的敖东城遗址附近也发现了唐“开元通宝”钱。

此外，由于渤海国墓葬中发现的钱币稀少，有必要提及另一枚“开元通宝”的出土，以求资料全面。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珲春县凉水镇庄荣村北渤海国墓葬中出土一枚“开元通宝”，该墓地距离图们江约1公里。“在延边地区的渤海墓葬中出土唐代货币还是首次”,“开元通宝”，出于第4号墓的副室东南角的第一层骨殖下，钱面和背面均严重磨损和锈蚀，背面尤甚。但钱面边廓依稀可见，方形孔穿四侧铸有直读“开元通宝”四字。钱径2.32厘米，穿径0.8厘米，厚0.09厘米，重1.7克。“宝”字较大，与唐初“开元”钱有明显差异，应为唐代中晚期货币。

除了上述在渤海国墓葬和城址中发现的开元通宝钱币外，日本学者早年在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时，曾经出土了日本钱“和同开玺”，关于这枚日本钱的发现过程，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

黑龙江流域渤海国遗址和遗物的发现绝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的介绍。除了考古学上不断的新发现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渤海国的遗迹遗物尚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或者说是有待于我们认识的提高。关于靺鞨考古学文化中渤海因素的再认识，是需要长期研究和积累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关于黑龙江流域渤海历史文化的遗迹与遗物的系列文章，即《黑龙江流域渤海古城的初步研究》《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的初步研究》《黑龙江流域渤海国历史遗迹遗物初步研究》，已经分别在《哈尔滨学院学报》发表。其目的就是希望学术界能够从流域的角度去审视渤海国的历史文化的分布，从这些历史遗迹与遗物的分布中和出土物的特点上找出渤海文化的某些特征及其历史源流的蛛丝马迹。需要说明的是，本节在撰写过程中主要参考了朱国臣、朱威同志合著的《渤海遗迹》一书和著名渤海史学家魏国忠先生的《渤海国史》一书，以及最近10年出版的《北方文物》杂志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