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黑龙江流域与日本东北及北海道的古代文化交流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数千年的友好关系，在历史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彼此给予对方的影响极为深远，许多传统习惯至今保持一致。以往的研究多注意到中原地区与日本交往细节和过程，而很少注意到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尤其是黑龙江流域与日本北海道及其日本东北地区之间的古代交流与往来。实际上，如果从黑龙江流域的下游地区渡过鞑靼海峡，经由库页岛到达日本的北海道及其东北地区，是极为便捷的。也就是说东北亚大陆文化与文明在与日本列岛接触和交往中，并非都是从朝鲜半岛或山东半岛出发而达日本列岛的南部地区。近些年来，中国、日本、俄罗斯的学者在围绕着黑龙江流域下游地区，包括库页岛、北海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为揭示这一地区早期古代文化交流的轨迹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依据。近年来，笔者在对俄罗斯远东、日本北海道、日本东北地区、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时，也注意到这一地区存在着悠远的古代文化交流的事实。无论从旧石器、新石器还是早期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都一直存在着接触与交流。笔者希望仅从一个侧面尽可能地反映出日本北海道及东北地区与黑龙江流域的古代交流的历史线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日之间的古代文化交流活动早已在黑龙江流域与日本海之间展开。
一 黑曜石与“楛矢石弩”
在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在黑龙江流域中俄两国的考古文化遗存中，出土了许多用黑曜石制作的石镞、石矛和一些刮削器。这些遗物最初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工作者们发现更多用黑曜石制作的各种规格的生产工具和兵器，便对其来历、产地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
日本北海道是黑曜石主要产地之一。在北海道余市町古代港口遗址发掘中，出土了一批与黑龙江流域有关的重要文物，其中出土了数百枚制作精美的黑曜石箭镞。余市遗址地处余川河入日本海河口处，是历史上日本北海道与黑龙江流域进行交流的重要港口之一。据日本学者宫宏明先生介绍，在遗址中一次性出土如此之多的黑曜石箭镞是非常少见的。数目如此之多的黑曜石箭镞出土于日本北海道余市町这个重要的港口，恐怕不仅仅是当地的土族为了狩猎或军事行动而准备的。由于这个遗址处在与外界交往的港口附近，而出土的数量又如此之多，储存的方式又十分集中，不能不令人疑惑这批黑曜石箭镞是否是作为一种与周边地区进行交易的物品而被历史遗忘在这里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萨哈林岛（库页岛）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中国黑龙江省的黑龙江流域的右岸、乌苏里江和牡丹江以及松花江中下游流域等地区，均发现了用黑曜石制作的生产工具及狩猎用具。这些黑曜石的制品究竟是来自于何方，尚需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从目前发现的黑曜石石器区域来看，以日本北海道黑曜岩体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在历史上很可能存在过以黑曜石为代表的古代交流文化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录中，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民族肃慎及挹娄人曾经使用过一种用石头制作而成的箭镞，被称为“楛矢石弩”。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石箭镞，不然它是不会被中原人用特殊的方式记述在史书中的。有趣的是楛矢石弩的“楛”字的发音与日语中“黑”字的发音十分接近。它们二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目前尚难于确定。但是，“楛矢”中的“楛”字发音，显然是中原人对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民族所使用的这种特殊的箭镞的一种标音文字，应该是属于音译而不是意译。“楛”音背后的真正含义可能就是“黑”。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楛矢石弩”的译义，很可能就是“黑色的箭镞”。然而，在日本北海道、俄罗斯远东，以及中国黑龙江地区东部广泛分布的这种以黑曜石为代表的石箭镞，很可能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记录的“楛矢石弩”。当然，这种黑曜石箭镞的分布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上述划定的范围，因为这种箭镞是一种非常轻便、易于携带的物品。中国学者对“楛矢石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石箭镞，则一直是大惑不解，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木化石”说、“青石”说、“玛瑙石”说等。笔者认为“楛矢石弩”很可能就是“黑石之箭”或“黑色石镞”之意，即用黑曜石制作的箭镞。
总之，黑曜石的制作物，很可能是古代黑龙江流域与日本北海道及东北地区进行交流的重要物品之一。因此对黑曜石文化的研究应该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高度注意，揭开黑曜石文化传播与交流之谜，则应成为21世纪重要的课题之一。
二 多贺城与多贺城碑之谜
多贺城位于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县多贺城市附近，是古代日本东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要冲，也是日本北方当时较大的城市之一。
多贺城共设有城门3座，南门居中，东门开设在东墙的偏北处，西门则开设在西墙偏南处。多贺城有内城和外城之分，城门多为内瓮门结构。这种结构的城门与中国黑龙江省友谊县的凤林古城的城门结构及渤海国时期的古城城门有相似之处。多贺城始建于8世纪初，并一直沿用到11世纪中叶。多贺城最初称为镇所或陆奥国镇所，以后又改为正规的军政府，又称镇守府，并设置了陆奥国府及陆奥出羽按察使府。802年，坂上田村麻吕筑胆泽城，两年后移镇守府于其地，多贺城仅设国府，又称多贺国府。780年，经伊治公呰麻吕之乱被大火烧毁，869年又遭到大地震的破坏，至室町幕府时期将奥州探题移至加美郡后，多贺城从此废弃。
多年来，日本考古工作者对多贺城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发掘工作，城内出土了大量的从8～10世纪的瓷器、陶器、铁器、铜器、木器、木简等遗物。其中最具中日文化交流意义的是“多贺城碑”的发现。
多贺城碑发现于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因为此碑出土于多贺城，故有“多贺城碑”之称。此碑是目前日本国内所存最古老的三通石碑之一，又名“壶碑”。多贺城碑高约196厘米，碑面宽92厘米，碑身厚70厘米，现存于多贺城南门内的碑亭中。此碑的石材呈淡绿色，为较硬的砂岩。碑额呈不规则的半圆形，碑额正中处刻有一“西”字，“西”字下方用刻线将碑额与碑身（即碑文）隔离开，碑文四周用一条刻线围绕。碑文从左至右竖行排列，共计11行，140个汉字。现将碑文全文抄录如下：
多贺城 去京一千五百里
去虾夷国界一百二十里
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
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里
去靺鞨国界三千里
此城神龟元年岁次甲子按察使兼镇守将
军从四位上勋四等大野朝臣东人之所置
也天平宝字六年岁次壬寅恭义东海东山
节度使从四位上仁部省卿兼按察使镇守
将军藤原惠美朝臣朝猴修造也
天平宝字六年十二月一日
此碑是研究黑龙江流域与日本北方的古代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文字资料，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很少利用这一重要的资料。对于中日古代文化交流来说，多贺城碑碑文中最具魅力的记录是“去靺鞨国界三千里”的记载。碑文中所记的靺鞨国就是指7世纪末，在黑龙江流域所建立的渤海国，渤海国是以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唐地方政权。
从今天日本的多贺城出发经由日本海直达当时渤海国的都城，即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恰为1500公里的距离。这与碑文所记“去靺鞨国界三千里”的记载相合。
多贺城碑立于日本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六年，即762年，此时正相当于渤海国的文王大钦茂统治时期的大兴二十五年，唐代宗的宝应元年。这是渤海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渤日之间交流的最繁盛的历史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762年，唐朝进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同年，大钦茂派遣渤海人王新福等人出使日本。多贺城碑文将渤海国写成靺鞨国，正说明唐朝在册封渤海国之前，日本一直称其为靺鞨国则是顺理成章的，也说明渤海国的确是由靺鞨人建立的。多贺城碑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当时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黑龙江流域与日本北方古代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三 日本所见黑龙江流域文化特征的遗物
（1）瓜棱形黑釉磨光陶罐
在日本北海道余市川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黑釉磨光的瓜棱形陶罐，这种陶罐在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国、辽金遗址中曾经大量的出土。然而，在日本则仅见于余市川的遗址中，这是日本目前具有渤海国、辽金时期文物特征的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陶器。陶器为卷沿圆口、端肩鼓腹、收足平底罐，因陶罐周身从口沿到器物的底部均制作成瓜棱形，器物的表面则涂有一层黑色，经过打磨后陶器表面上有一种不褪色的黑色的光泽。整个器物如同南瓜形状，故有瓜棱形陶罐之称。显然，这种器物很可能是通过渤海国或辽金时期交流使者，横渡日本海流传到北海道。
（2）鎏金铜带
在日本北海道余市川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数件鎏金的铜带。这种铜带在日本东北地区及北海道曾经发现了数百件，同时出土了制作这种铜带的陶范，证明这种铜带是日本制作的典型器物，其年代当在8～12世纪之间。无独有偶，在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国及辽金的贵族墓葬中也出土了这类铜带, 20世纪90年代中期，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林县的渤海国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制作这种带的陶范。这种制作铜带銙的工艺技术究竟是来自于日本还是来自中国，目前尚难定论。然而，仅从发现的数量以及铜矿的产量方面分析，黑龙江流域发现的铜带及制作的工艺技术很可能存在着来自于日本的因素。无论这种铜带来自于何方，它们这种具有共同制作技术的产品背后，隐藏着如出一辙的文化内涵。这种相通的文化内涵究竟是如何跨越海洋进行交流的，则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问题。
（3）瓦当、筒瓦及板瓦
在日本多贺城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瓦当、筒瓦及各种板瓦。瓦当多为莲花纹瓦当，筒瓦和板瓦均带有布纹，在瓦的表面常常刻有一些汉字，所有的汉字外面均用方框框起来。实际上这是用阴刻和阳刻的木戳在瓦的坯子制成后没有干硬之前印押上去的，中国的学者习惯将这种瓦称为“文字瓦”。日本多贺城中出土的文字瓦，常见的汉字有“田、占、天、丸、伊、物、失、下、常”等。日本学者认为，这些文字瓦上的汉字，是制瓦工匠们名字的省略字。如“田”字，是“小田建成门”名字的略写，“伊”字则是“伊具郡麻”名字的略写。在建筑饰件的壁砖及规格不等的平瓦上，经常可以见到刻有萱草纹、宝相纹、连珠纹样的纹饰。
多贺城出土的文字瓦及瓦的制作方法、瓦的纹饰与黑龙江流域渤海国古城内出土的瓦当、各种板瓦、筒瓦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渤海国的文字瓦主要出土在渤海国的三京所在地，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县八连城）、中京显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此外，在渤海国的一些贵族墓地、寺庙及大型建筑的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文字瓦，这些文字瓦的制作方法与日本多贺城出土的文字瓦完全相同。由于渤海国出土的文字瓦的数量较多，所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按其不同的内容，将其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数字类，如一、九；
第二，干支类，如乙、丙、丁、戊；
第三，姓氏类，如王、田、尹、高；
第四，人名类，如福、勿、文、臣、保、可、目；
第五，复名类，如保德、卯若、卯仁、卯地、百工；
第六，殊异类，这种文字不能解读，有人曾经认为这是渤海国文字，这是不正确的。
此外，在渤海国的古城内还出土了许多各种规格的莲花纹瓦当及带有萱草纹、宝相纹、连珠纹的瓦以及青砖等建筑饰件。渤海国的瓦坯上也有一种布纹，说明与日本多贺城出土瓦的制作方法是一致的。这种共同的文化特征的背后深藏着古代黑龙江流域与日本北方的制瓦技术的交流背景。
（4）多贺城出土的陶器
日本考古工作者在多贺城内的一座8～9世纪的士兵宿舍里，挖掘出许多陶器。这些陶器多为轮制，呈灰色，器形有罐、瓮、碗等。在灰色陶器的腹部上还划有旋纹、斜线纹等。罐与瓮多为敞口、柳肩、鼓腹、收足的平底器，也有敞口无肩直腹平底器。有的陶器的底部写有汉字，如“广、厨、百束”等。这种陶器与黑龙江流域渤海国、辽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几乎一致。
（5）宽永通宝钱的发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黑龙江流域的明清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宽永通宝铜钱，有人曾经怀疑宽永通宝钱，可能与流传在绥芬河流域的宽永王及宽永国的传说有关，经过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种假设和推论是不成立的。宽永系日本水尾天皇的年号，日本宽永通宝始铸于日本宽永年间。日本在宽永年间曾经与黑龙江流域有过密切的交流和往来，宽永通宝的发现和出土就是这种交流和往来的最有力的见证。
四 鄂霍茨克文化与靺鞨文化、同仁文化及女真文化
所谓的鄂霍茨克文化，是指在靠近环鄂霍茨克海周边的岛屿沿岸，包括今天日本北海道的北部及俄罗斯的萨哈林岛，所发现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日本考古学者称之为鄂霍茨克文化。俄罗斯（苏联）的考古学者在今萨哈林岛、黑龙江下游及靠近日本海沿岸的滨海边区也发现了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称之为靺鞨文化。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考古学者在黑龙江中、下游接合部的黑龙江右岸，中国绥滨县复兴乡同仁村附近发现了与之相同的考古学文化，中国学者称之为同仁文化。这三种文化虽叫法不同，但实属同一文化。日本学者不过是以地域命名，俄罗斯学者则是从中国历史文献中寻找与其年代相对应的古代靺鞨族的称谓进行命名，而中国学者是以当代地名为基准，把地名加上考古发现的遗址命名考古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和环鄂霍茨克海沿岸延续的时间较长，即从5世纪一直延续到12世纪，故这类考古文化的遗存又经常被称作女真文化（主要是指9～13世纪）。
将靺鞨文化、同仁文化、鄂霍茨克文化及女真文化联系起来并最早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是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教授菊池俊彦博士。1995年，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出版了菊池俊彦先生的著作《北东亚古代文化的研究》一书。这是一部研究古代北东亚区域文化交流史的拓荒之作。作者之所以提出北东亚的概念而没有提东北亚，则主要是考虑书中研究的范围并非是整个东北亚地域，而主要是指黑龙江流域及萨哈林岛、日本的北海道和鄂霍茨克海沿岸。他认为：在日本北海道的鄂霍茨克海沿岸以及萨哈林岛、千岛列岛等地分布着的鄂霍茨克文化遗迹与北海道地区所发现的绳纹文化、续绳纹文化、擦纹文化之间的遗物遗迹在考古学文化上很少有共同点，而日本北海道地区及其沿着鄂霍茨克海沿岸的擦纹文化则与黑龙江流域的靺鞨文化、同仁文化及女真文化则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由日本北海道北方博物馆交流协会理事野村崇、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学系研究科教授宇田川洋合编的《北海道的古代——擦纹文化与爱依奴文化》一书，公布的一系列考古图录中的陶器造型与纹饰，在黑龙江中游地区（含松花江、乌苏里江下游）的靺鞨文化、同仁文化以及女真文化中都能找到相似性的痕迹，说明日本的擦纹文化中已经开始出现黑龙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特征，显然这是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与环鄂霍茨克文化，包括日本的北海道文化进行的交流的结果。如日本北海道网走市发现的二基岩遗址、札幌市K39遗址、青森县蓬田村小馆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造型与纹饰大体与黑龙江中游右岸、松花江下游左岸所发现和出土的蜿蜒河类型的陶器，萝北的同仁文化一、二期文化，萝北团结乡团结墓葬出土的陶器，绥滨县四十连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着明显的联系。
上述两种考古学文化显然分属不同系列，北海道地区所发现的绳纹文化、续绳纹文化、擦纹文化属于日本的本土文化系列，而鄂霍茨克文化则属于从大陆经由黑龙江和萨哈林岛，进入到鄂霍茨克海沿岸的一种外来文化。因此，在鄂霍茨克文化中具有明显的来自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和日本北海道文化的双重特征。鄂霍茨克文化中来自日本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具有擦纹文化的特征上，而来自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则主要表现在同仁文化的一、二期的特点上。
总之，从5世纪到12世纪以日本北海道为中心的日本北方，与黑龙江流域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往来。北海道的鄂霍茨克文化在日本北方古代历史文化中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对日本北方的历史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不容忽视的是，鄂霍茨克文化作为一种大陆文化的桥梁，在将大陆文化传播到日本北海道的同时，是否也可能把北海道及环鄂霍茨克海沿岸的文化也传播到大陆上来了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文物管理所有一件具有日本擦纹文化特征的陶器。这是目前中国境内的黑龙江流域所发现的唯一一件有日本擦纹文化特征的陶器，它出土于汤原县境内的松花江畔。这充分地说明了日本的擦纹文化随着交流的展开已经横渡日本海到达了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下游流域。
1997年9月，在黑龙江省依兰县桥南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用兽骨制成的捕捞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在遗址的一期文化层中出土了一件用兽骨制作的“活转鱼镖”，这是日本北海道的爱依奴人及擦纹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捕鱼工具。依兰县桥南遗址共分为一、二、三期，考古学家将一期的绝对年代断定在公元5世纪前后。这个年代早于日本擦纹文化，其年代距今1500～2000年。由此可见，这件活转鱼镖的绝对年代要早于日本的擦纹文化和爱依奴文化。活转鱼镖的制作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如果没有工匠的真传是很难创造出来的。那么，中国黑龙江流域首次发现的这种活转鱼镖与日本的擦纹文化及爱依奴文化中的活转鱼镖的关系，究竟应如何来看待？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后深思的问题。
此外，在环鄂霍次克海、环日本海以及日本的北海道地区均有大量的中国北宋时代的窖藏铜钱和北宋时代的铜镜出土。例如北海道钏路市材木町5号遗址中就出土了宋代的方形带款的湖州镜，以及许多窖藏铜钱。这些窖藏铜钱、铜镜与黑龙江流域发现的北宋时代的窖藏铜钱、铜镜等出土的窖藏方式完全一致，说明在女真建立的金朝时期（12～13世纪）黑龙江流域与日本北海道地区通过鄂霍茨克有着广泛的交流。
综上所述，中日之间的古代文化交流，不仅仅是局限在只经由朝鲜半岛的往来关系中。事实表明，日本北方与黑龙江流域一直存在着广泛而深入的古代文化交流。过去我们的眼光一直停留在大陆的一边，而没有勇气越过大海去寻找大陆文化漂移的痕迹。黑龙江流域犹如东北亚的一条大动脉，直接注入日本海。古代文化交流就是沿着这条大动脉的流向漂移到日本北方及鄂霍茨克海沿岸。然而，交流是相互的，传播和影响也是相互的。尤其是文化交流，它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过程。文化交流活动，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是采取一种潜移默化、依靠心灵传播的形式来完成全过程。在古代交流中，除了物质交流以外，还大量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在交流活动中产生的情感、记忆和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