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的初步研究

7世纪至10世纪，我国东北地区的靺鞨族曾经在东北亚大陆建立一个强大的封建王国政权——渤海国。中国史书称其为“海东盛国”。鼎盛时期的渤海国，其疆域十分辽阔，西至松嫩平原，东临日本海，北到黑龙江下游，南到朝鲜的咸镜北道，其中心区域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和鸭绿江流域，是当时东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地方王国政权之一。但契丹人的一场大火，让这个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渤海国人民彻底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一切典章文物、亭台楼阁都付之一炬，灿烂的渤海文化也随着这些浓烟消失殆尽。1000多年以来，人们只有透过那废墟之上的残垣断壁或是从中原史书只言片语的描述中，去遥想这个中世纪王国的文明。然而，契丹人可以用大火毁掉渤海人的地上建筑，却无法摧毁堪称渤海国地下文书的墓葬。近年来，渤海国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无论是贵族墓葬还是平民墓葬，在黑龙江流域都有发现，为我们了解渤海国的历史与文化面貌提供了可能。

本节通过对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尽可能地还原部分渤海王国的文化面貌。这种以江河流域为讨论对象的研究范式，可以打破当代国家疆界的限制。在渤海国原来的疆域中探寻其历史，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民族情绪的波动。所谓的黑龙江流域，是指整个黑龙江水系所流经的区域，以今天黑龙江干流为中心，凡是流入黑龙江干流的河流和所经过的区域都属于这一范围。古代的渤海国则主要在黑龙江支流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一带，因此，这一地区的渤海墓葬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

一 国内外学者对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的研究情况

目前，国内外发现的渤海国墓葬有2000多座，大部分分布在我国境内的吉林与黑龙江两省，所以，我国学者研究渤海墓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渤海考古研究却落后于日本等国，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关于渤海墓葬，我国学者绝大部分都侧重于考古学上的研究，也就是将研究的视角局限在墓葬的形制结构、器物类型和文化渊源等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如已故吉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殿福先生把渤海墓葬分为土坑封土墓、石圹封土墓、石棺封土墓、石室封土墓、砖室石顶封土墓5种。他还具体分析了每种墓葬形制的特点及分布的地域。延边大学教授郑永振先生根据渤海墓葬的特点，将其分为砖室、石室、土坑3种形式，又根据各自构筑特点，将其细分为九式，概括出渤海墓葬“三类九式”的形制特点。孙秉根对渤海墓葬的划分更为细致，共归纳出5种类型12种样式，并总结出墓型的演变线索。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谭英杰则把渤海墓葬划分为石圹封土墓、土坑封土墓和石棺封土墓3种类型。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刘晓东又提出渤海墓葬分为土圹、有椁、墓室三种类型。吉林大学教授魏存成则认为，渤海国的墓葬应该分为竖穴土坑、竖穴石圹和封土石室三种类型。

上述观点大都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渤海墓葬进行研究，而不是从渤海国历史人物的阶层和文化特点的角度所进行的客观分类。值得注意的是，谭英杰教授和魏存成教授还分别对渤海的王室贵族和平民墓葬展开过研究。在渤海墓葬分期问题上，孙秉根、谭英杰、刘晓东、金太顺、李蜀蕾等学者也都先后阐述过自己的见解。显然，从文化学角度解读渤海国墓葬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李殿福、王承礼等先生在其文章中曾对文化学角度的研究有所涉及，李殿福、孙玉良的著作《渤海国》也曾利用考古材料对渤海文化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金毓黻、阎万章、王健群等先生还对黑龙江流域所出土的贞惠公主墓碑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研究。孙玉良先生还编写了《渤海史料全编》，把考古发现和发掘中的渤海墓葬编成目录，并做了简要说明，方便了学术研究中的查阅。朱国忱、朱威合著的《渤海遗迹》是一部近年来关于渤海考古成果的综合性编著。

目前，有关渤海墓葬的研究在国际上也是一个热点。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由于地域原因在历史上与渤海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渤海国的墓葬发掘和考古资料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早在1907年就来到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其后驹井和爱、和田清、水野清一、鸟居龙藏、三上次男等日本学者，也相继来到中国东北从事渤海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他们尤其关心渤海国墓葬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学者无法再像战前一样拥有在中国境内的调查和发掘特权，他们对渤海国历史研究转入对偷运回国渤海文物的整理和研究上。1990年，日本出版了三上次男的专著《高句丽与渤海国》, 1997年，又出版了李进熙的《高句丽渤海纪行》，等等。近年来，日本学者借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机，广泛收集和调查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渤海考古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先后在日本出版了《日本渤海关系史》（酒寄雅志）和《日本渤海的古代交流》（石井正敏）。这两部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地区所发现和发掘的渤海墓葬进行了介绍和阐述。

俄罗斯学者在渤海墓葬的研究上也有突出的成就。其代表人物是奥克拉德尼科夫、沙弗库诺夫和杰里维扬科等人。前者的代表作有《滨海遥远的过去》《苏联远东考古新发现》。沙弗库诺夫是苏联著名的渤海史专家，著有《渤海国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等书。目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和远东大学还有一大批从事渤海考古和渤海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此外，俄罗斯又与日本、韩国合作对乌苏里斯克的克拉斯基诺渤海山城附近的渤海墓葬群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考古发掘工作，学术界正期待着这一考古发掘成果早日公开发表。

由于渤海国的部分遗迹分布在今天朝鲜境内，所以朝鲜学者对渤海墓葬研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朝鲜的渤海史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他们的主要考古发掘工作集中在朝鲜的北青一带。朝鲜已故著名史学家朴时亨先生针对中国学者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渤海史研究文章。他从主体论的思想出发，主张“渤海国的居民、领域、主权、文化等方面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发展者”。70年代初，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朱荣宪的《渤海文化》一书，从考古学上认定了朴时亨的主张。朝鲜对渤海的墓葬研究始于60年代前期。朱荣宪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了60年代中朝联合考察东北地区渤海遗址和发掘渤海墓葬时没有发表过的研究成果。朱荣宪在《渤海文化》第二章专门论述了渤海墓葬的结构和埋葬方式。为了证明渤海墓葬继承于高句丽，他甚至将石室墓、石椁墓、石棺墓硬性处理为大中小型的石室封土墓。80年代，朝鲜学者又开始了较细致的分类，把渤海墓葬分成石椁封土墓、石椁石墓、积石墓、石室封土墓，并且主张这些墓葬都属于高句丽系统，忽视了其中的土圹墓属于土著靺鞨系统，而砖室墓又带有明显的唐式风格。

在韩国，渤海历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宋基豪和韩圭哲等人，他们在广泛收集渤海考古与文献资料的同时，又与俄罗斯的远东考古研究所、日本的学术机构联合在俄远东地区发掘渤海国的城址和墓葬。韩国学者在渤海墓葬的性质和文化从属关系方面所持的观点，基本与朝鲜学者的学术观点相一致，认为渤海墓葬的文化属性和民族主体特点来源于高句丽。

二 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的分布与形制

考古发掘的实践告诉我们，大河流域与海洋是孕育文明的母体，凡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都有规律地分布在大江大河所流经的区域。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的分布也不例外。这些墓葬或墓葬群都是围绕着渤海国的五京及其重要城市附近所处的江河有规律的分布。从黑龙江流域整体来看，渤海墓葬主要集中在牡丹江流域和绥芬河流域，尤其在牡丹江流域的分布最为密集，说明以渤海上京为中心地域的渤海居民的人口是最多的。

牡丹江流域的上游位于今天吉林省敦化市一带，因为这里是渤海早期拱卫“旧国”地区的西部险要之地，所以分布着大量渤海国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墓葬。位于敦化市区南约5公里处的六顶山，便有一个大型的渤海贵族墓葬群，墓葬区西临牡丹江约800米，分为第一墓区和第二墓区，两者呈东西状排列。据考古探查，这里共有大小石室墓80多座。目前在第一墓区共清理了10余座墓葬，著名的渤海贞惠公主墓就位于此。由于这里的墓葬规模比较大，而且设有外围的陵寝围垣等配套设施，所以可以判断这里是渤海的贵族墓区。而学术界多数学者所认为的这是渤海王陵区的观点则缺乏历史依据，因为贞惠公主墓只能代表墓主人的贵族身份（另文专门探讨渤海的王陵区）。在六顶山渤海墓葬区已发掘的墓葬中，封土石室墓较为常见。

贞惠公主墓位于六顶山第一墓区的中央，墓顶上面有圆形的封土堆，墓室位于地下，南北长2.8米到2.94米，东西宽2.66米到2.84米，高2.68米。四壁用岩石和熔岩垒砌。墓室的四壁和墓室顶层都涂有白垩土，墓室底部则铺有长方形青砖。甬道长1.74米，宽1.11米，高1.14米。由于墓室早年被盗，随葬品不多。最为重要的是，在墓室中发现有墓志一块、雌雄石狮一对和羹金圆帽铜钉等珍贵文物。墓志碑由石材打造而成，碑高95.5厘米，宽48.5厘米，厚29厘米。墓志碑文正面镌刻的墓志铭文，皆为汉字楷体，共有文字21行725字。其碑文文体“可以说与当时唐朝金石文字的作风是一致的”。墓志中记载，贞惠公主陪葬于“珍陵之西原”。王承礼等学者推断，这里可能埋葬着比公主地位还高的渤海上层人物，其中很有可能是渤海高王大祚荣、武王大武艺和文王大钦茂。其实，所谓“珍陵之西原”，并非说贞惠公主的墓葬所在地就是渤海国的王陵区，如果说珍陵就是渤海的王陵区的话，那么根据墓志的记载，其地理位置应该在贞惠公主墓地的东方某个地区。

宁安市是渤海上京龙泉府的中心地区，渤海在此立国的时间较长，所以宁安市境内的渤海墓葬遗址特别丰富，最著名的是宁安市渤海镇三陵村的王陵墓葬区。它位于上京龙泉府遗址以北的牡丹江北岸，今天宁安市三陵乡所在地。经过科学探测的墓葬范围东西大约长1000米，南北宽约500米。三陵1号墓比较出名，又称“三灵坟”，它位于牡丹江北岸的台地上，与上京龙泉府隔江相望。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俄国、日本、朝鲜和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多次清理发掘，在其周围发现了许多建筑遗物，如础石、琉璃瓦、青砖、布纹瓦、三彩香炉、石狮等大批渤海文物，当为渤海的陵墓区或贵族墓地无疑。三陵2号墓是渤海大型石室壁画墓，位于1号墓偏东北约30米处的牡丹江北岸，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三陵3、4、5号墓，也已经由物探确定了具体的位置。

宁安市渤海镇大朱屯渤海墓葬群位于东京城附近大朱屯西北约2公里处，与阿堡村隔江相望，分布在牡丹江左岸的一级台地上，共有70余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只有30余座。此外，渤海镇西安村有一处规模较大的渤海早期墓群，已经清理近110座墓葬，出土文物700余件。渤海镇附近的南阳墓群，发现墓葬也有30余座。宁安市大牡丹屯西北约0.5公里处的山脚下，也发现墓葬遗址，在其附近还采集到部分渤海时期的砖瓦残片。

虹鳟鱼场墓葬群位于宁安市渤海镇上京龙泉府遗址西北约10公里处，虹鳟鱼场北部的砂岗地上。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渤海墓葬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处，共有300多座渤海墓葬，出土文物3000余件。其中石室墓占多数，少数为石棺墓和砖室墓。出土器物中以陶器居多，其次为铜器、铁器、骨器、玉器、玛瑙饰件。

沿牡丹江顺流而下，位于牡丹江中游的海多等地也是渤海墓葬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海林市的山嘴子发现墓葬群一处，共有130余座墓葬，目前共清理了29座。这座墓葬群位于海林市新安乡海浪河左岸山嘴子之东的一条黄土岗上，南距海浪河500米。墓葬形制多为封土石室墓，也有少量石棺墓。出土有骨架、陶器及铜质羹金等铜器。这批文物与唐代中原地区所出土的文物比较相似，并可能一直影响到辽代。其对岸海浪河右岸的哈达屯也发现了40余座渤海墓葬，由于早年被盗，出土遗物不多。

1983年，在海林市柴河北站，发掘出3座渤海积石墓。同时，在海林二道河子乡中学和三道河子乡东沙村也有规模较大的渤海墓葬群，前者有4座石墓，其中积石封土墓1座，石室封土墓3座。后者发现3座积石封土墓。在海林市柴河镇头道河子村东南的洋草沟渤海墓葬群，也有26座封土石室墓。这处墓葬群在沙兰公社羊草沟东南0.5公里的方向上，玄武岩石台地的西缘，西邻丘陵地带，在石岗与山地之间有一条小河，从西折向北面流过。1983年，在三道河子中学后侧200米的山坡上，发现一处渤海墓葬群，共清理出12座墓葬。这批墓葬的主人可能地位较高，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当地的州府长官。

海林市以东的牡丹江市桦林石场沟渤海墓葬群，位于桦林公社石场沟村西南约0.5公里处的山坡上，南约0.5公里处有一条自东向西流的小溪。这里共发掘了18座墓葬，出土陶器、铁器、铜器等生活器皿和装饰用品，以及银耳环、唐朝的“开元通宝”货币，等等。墓葬形制同样是封土石室墓。

在牡丹江下游的林口也分布着众多渤海墓群。林口县的头道河子屯渤海墓葬群，位于牡丹江下游右岸的山坡上，地势比周围略高，墓葬群在屯南约3公里处，共有4个墓葬群，均高于地表，墓葬大多分布在牡丹江江边和附近山脚下，加上附近沙河子一带发现的渤海墓葬共有近170座渤海时期的墓葬。墓葬的形制也是以封土石室墓为主。

绥芬河流域与上京龙泉府地区毗邻，也是渤海墓葬分布集中的地区。1977年，黑龙江省考古工作队与吉林大学联合组成发掘队伍，对东宁县的大城子渤海墓葬群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墓葬位于东宁县城附近绥芬河南岸渤海大城子古城的西北。墓葬的形制大部分为积石墓，已经清理发掘4座，随葬品较少。在墓葬的附近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古城，据已故张泰湘先生考证，此座古城就是渤海国5京15府之一的率宾府的故址，是渤海上京龙泉府东方的一座较大的城市。

实际上，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按照墓葬的等级可以分为两大类：渤海王室墓葬和一般贵族平民墓葬。王室贵族墓比平民墓葬规模要大，墓室的用材比较考究，建造结构复杂特殊，大型墓葬往往带有壁画。随葬品种类繁多而齐全，且品位很高，有金、银、玉、玛瑙、三彩陶等，制作工艺十分精湛。黑龙江流域所发现的渤海贵族与王陵墓葬主要有：敦化六顶山墓葬群和宁安市三灵乡的三陵王陵区。而黑龙江流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平民墓葬群主要有：宁安大朱屯渤海墓葬群、海林山嘴子墓葬群、桦林石场沟渤海墓葬群以及渤海镇的虹鳟鱼场墓葬群。其中虹鳟鱼场墓葬群是最为典型的平民阶层的墓葬群。遗憾的是，虹鳟鱼场墓葬群的发掘资料迄今尚没有出版，如果这一墓葬的发掘报告能够尽快公之于世的话，必将会产生巨大的轰动。

总之，渤海平民墓葬的形制是以竖穴土坑墓和封土石室墓为主，其中前者在渤海早期较为常见，当然这种墓葬形制的区域性特点也是较为鲜明的，或者说这种竖穴土坑墓也受到了黑水靺鞨人的影响。当然，在平民墓较为集中的墓葬群中也有规格较高的贵族墓葬，如在虹鳟鱼场的渤海平民墓葬群中，就发现了规格较高的贵族墓葬，这些墓葬有大型的规整石块砌成的巨大墓室，以及带有羹金的器物，还有少量的精美玉器等，但这类贵族墓葬在平民墓葬群中发现的数量很少。至于为什么把贵族墓葬修建在平民墓葬群，则是令人费解的问题。

三 从墓葬角度看黑龙江流域渤海人的文化属性

晚唐时期大诗人温庭筠，以自己与渤海国王子交往的经历写下了著名的《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热情讴歌了渤海与唐朝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友谊。诗的第一句就满怀深情的写道：“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这是对渤海国文化特征和属性的高度概括。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印证了渤海国文化与唐朝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唐朝文化一直作为主体文化不断地对渤海国产生影响，并促使渤海国逐渐吸纳和接受了中原地区汉唐文化的主流。其中最富有鲜明意义的就是渤海文化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形式是流畅而又成熟的汉文字，这在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志铭文中已经有了最深刻的说明。这表明渤海国在与周边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对自身影响最深的依然是汉唐文化之风。他们利用汉唐以来的典章制度，说汉语，习汉字，着汉唐之服。在渤海的墓葬文化中所反映出的汉唐风气最盛。黑龙江流域渤海文化之所以高度发达，就是在于渤海立国的200年间，统治者奉行了切实可行的务实外交政策，即始终与唐朝保持着臣属和朝贡的友好关系，而与契丹、日本、朝鲜等国保持着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

仅从渤海墓葬文化的特点上看，我们不难窥视出渤海国繁盛时期所具有的文化面貌。墓葬研究主要是以考古发掘所见的墓葬结构、形制、建筑材料、施工特点以及出土文物等为研究对象，同时结合文献综合探讨当时社会条件下所具有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及其行为观念。在我国古代一些地区，尤其是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往往表现出与中原地区不一致的特点，黑龙江流域渤海人的墓葬就是如此。它既有渤海人先世肃慎人、靺鞨人的风格，又对后世女真人的墓葬习俗产生重要影响。渤海贵族和高等级墓葬的建筑又显示出与汉唐风格相近的特征，当然这里不排除具有高句丽墓葬形制的特点，要知道高句丽的墓葬特色主要受汉朝墓葬影响较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渤海墓葬的主要特征为汉唐风格是正确的。

1．黑龙江流域渤海人的丧葬习俗

对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的研究，首先要考察渤海人的葬俗。这既要依靠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零星记载，更要借助地下的考古实物资料。目前有关渤海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直接叙述这方面的文字，我们只能通过间接的历史文献去了解渤海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丧葬习俗。渤海国是由靺鞨人建立的国家，而靺鞨人又是肃慎族系的重要民族，通过对靺鞨的祖先挹娄、勿吉以及后世女真人葬俗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判断出渤海人的情况。关于勿吉人的葬俗，在《魏书》《北史》的《勿吉传》中有明确记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很显然，勿吉人的葬俗因季节的不同，既有一次葬，又有二次葬。史书中的这些记载完全能够与考古发掘相印证。著名的渤海三陵2号墓以及宁安大朱屯墓葬群，都是一些多人合葬的大型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发现了10余具尸骨。这些尸骨有的保存完整，骨架上的各个部位丝毫没有错乱的表现，可以看出是一次葬，也即墓主人死后，直接入葬。而离这些尸骨不远的其他地方，则摆放着几具零乱的尸骨，有学者曾经推测这些人是作为墓主人的殉葬而被埋入的，但对这些尸骨仔细研究，并没有发现砍伤或者是捆绑的迹象，因此可以判断是后来埋葬进入的，属于二次葬的习俗，魏存成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原始家族葬的遗俗。虹鳟鱼场所发掘出的墓葬中，二次葬的特征较为明显。关于渤海人火葬的考古证据更多，在敦化六顶山渤海早期贵族墓葬群和牡丹江桦林石场沟墓葬群中，都有明显的火烧迹象。

史书中关于渤海国所属黑水部靺鞨的葬俗介绍，对于研究同一族属的渤海人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旧唐书·靺鞨传》对黑水部葬俗做了详细的记载：“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殓之具，杀其乘马于尸前设祭。”可见，黑水部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实行土葬，而且不用棺殓之具；马在当时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通典·挹娄传》对渤海丧葬习俗是这样表述的：“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郊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看来黑水部靺鞨与挹娄人的丧葬习俗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们都把家畜作为活着的人对死者死后的寄托，但有所不同的是猪与马代表着不同的含义，猪可能为死者之粮，而马则有另外一种含义，既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前的爱物。黑水靺鞨这种为死者随葬马匹的习俗，在后来的女真社会的丧葬习俗中也有充分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黑水靺鞨与挹娄人的丧葬习俗在为死者用椁和无棺殓之具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这种习俗是否直接影响过渤海国人的丧葬风俗，尚不可知。但从渤海墓葬的多种习俗上看，的确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可能。如从历史渊源上分析，上述两种习俗在渤海先民墓葬中都较为常见。

以上渤海先民的葬俗，主要反映了渤海建国前期的一些习俗特点，此时的渤海先民还没有摆脱落后的原始氏族部落的丧葬风俗。在大祚荣建立渤海国之后，尤其是大钦茂从旧国迁都上京龙泉府以后，渤海与唐朝的联系逐渐紧密，二者往来也日益频繁，表现在渤海的葬俗风格上是渤海的上层社会开始吸纳唐朝的丧葬习俗。渤海国从先民那里继承来的原有的土著丧葬文化开始分裂成二元体系。一方面在渤海的上层社会流行唐朝的风格，而在平民社会则表现出多元体系的习俗，尤其是靺鞨族系统的丧葬文化及其风俗依然强有力地保持着。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渤海国所统辖的地域内依然存在着其他民族的丧葬习俗，例如高句丽人的丧葬习俗也会或多或少的被延续下来。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丧葬习俗并不是渤海国社会丧葬习俗的主流，他们丧葬习俗的主体文化仍然是贵族阶层的唐风与平民阶层的靺鞨族风。

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牡丹江上游的渤海贞惠公主墓。从出土的墓志来看，贞惠公主是渤海文王大钦茂的第二女，卒于渤海宝历四年（777）葬于宝历七年（780）。这位公主在去世后，并没有直接入葬，而是采用中原的堪舆迷信之说，停厝三年，择吉而葬，并采用挽郎送丧的中原仪式。不仅这样，贞惠公主的墓制也基本仿照唐朝的昭陵而建，可见渤海的葬俗深受中原唐王朝的影响。现已发现的渤海贵族墓葬在地表往往存有柱础或者砖瓦等遗存，如著名的三灵坟，20世纪30年代清理墓室顶部时，就曾发现过4块础石，这明显说明地表处曾经建有规模不小的建筑物。这一特点，又恰好与《魏书·勿吉传》“冢上作屋，不令雨湿”的记载相吻合，再次证明了渤海人的葬俗是直接继承自靺鞨族。渤海平民阶层墓葬群的代表则是渤海上京城附近的虹鳟鱼场渤海墓葬群。

2．黑龙江流域渤海人的宗教信仰

前面提到，渤海有火葬的习俗，这种习俗恐怕与渤海人民普遍信仰佛教和萨满教有很大关系。目前，在几乎遍布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墓葬中都能发现有火葬的痕迹。我们知道，渤海人笃信土生土长的萨满教及从中原传入的佛教，至于佛教何时传入渤海，史籍并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由于渤海王国与唐朝有着特殊的从属关系，唐朝又是我国历史上佛教文化最为成熟和发达的朝代之一，在渤海王国与唐朝的交往中佛教文化自然会深刻影响到渤海人的宗教信仰。无论在渤海的贵族墓葬还是平民墓葬中都发现了渤海人笃信佛教的事实。此外，在渤海王国建立之前，我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政权和鲜卑人建立的三燕政权都把佛教当作自身的国教，佛教早在3世纪前后就已经在东北地区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因此，渤海国的火葬习俗必然是深受佛教影响的结果。更何况建立渤海国的粟末靺鞨族首领大祚荣，长期生活在佛教最为兴盛发达的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想必早就接受了佛教。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掘的渤海贞惠公主墓还出土过两尊蹲坐的石狮，这也是渤海盛行佛教的一个例证。狮子是西汉张骞通西域时传入中国的，早期石狮大多呈行走状的动态样式，大概到了隋唐年间蹲坐式的造型盛行一时。根据《传灯录》记载，传说释迦牟尼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并且像狮子一样怒吼，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往往将石狮造像与佛教紧密联系。这种怒吼状的石狮在中原的许多佛教寺庙都可以看到，目前在黑龙江流域出土的3尊渤海石狮，都是蹲坐式并呈怒吼状，石狮的神态与唐朝乾陵墓前蹲坐的石狮子也极为相似，同时还带有东北少数民族造像艺术浑厚质朴的特点。

关于渤海信仰佛教的事实在历史文献中也是有据可查的，史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大祚荣派遣王子入京朝唐，便请求“入寺礼拜”,并带回大量的佛像和佛经。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正月渤海使高礼进等37人朝贡，献金银佛像各一。渤海历任国王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寺庙和佛塔。渤海名僧释贞素不仅学问高深，而且与当时的日本僧人灵仙大师的友谊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佛教在黑龙江流域的渤海社会之所以这样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渤海国的建立，实际上改变了靺鞨族那种原始状态下的奴隶制社会结构，并促使靺鞨族快速进入到封建社会。随着封建主对靺鞨等民族的剥削日益严重，统治者急需一种麻痹民众的精神工具，而佛教“今生受苦，来世幸福”的教义恰恰迎合了这些下层民众的心理寄托，因此佛教在这一地区得以盛行。

从渤海墓葬的出土物和丧葬习俗上看，渤海人除了信奉佛教以外，还有原始的萨满教信仰。这是一种渤海先民挹娄、勿吉人普遍信奉的原始宗教。虹鳟鱼场渤海墓葬与黑水靺鞨墓葬中都曾出土过类似萨满使用过的腰铃和具有神圣图案花纹的铜带，说明渤海国宗教信仰也分为两种形式，佛教主要是在贵族中流行，萨满教则普遍在平民社会中盛行。可能在渤海国早期，佛教还属于较为奢华的一种宗教，而萨满教则是在我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地区非常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论。这种原始宗教不受地域、场所、教义、文化水准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具有较为广泛的信众，甚至在一些偏远的山区也有大量信徒。萨满教在渤海建国前的靺鞨人社会中非常盛行，且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3．黑龙江流域渤海人的儒家文化观念

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原地区各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支配社会各阶层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从目前在黑龙江流域已经发掘出的渤海墓葬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渤海中期以后的一段时间是其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儒家思想至少在上层贵族中受到高度重视。这其中最主要原因还是唐王朝的影响。目前在已经发掘的渤海墓葬中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的当属贞惠公主墓。在墓葬甬道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志铭，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这篇只有几百字的铭文，利用孔孟之道对这位渤海公主进行了极力地歌颂与美化。这篇篇幅不长的墓志铭中，所引用的儒家经典文献就有《论语》《诗经》等书。很明显撰写墓志铭者对于儒家经典十分熟悉。值得一提的是，从墓志铭可知贞惠公主早年守寡，但她并没有再嫁，而是守节以终，这对于一名正处于青春年龄的公主来说并非易事，显然是受到封建礼教的深刻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渤海人学习封建制度礼仪这一行为本身，即是他们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过程。《玉海》卷153载：“渤海遣使来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这些中原正统史书本身也是对渤海社会进行儒家思想灌输的重要工具。渤海数度遣使来长安也说明渤海国贵族阶层，尊奉儒家思想，仰慕具有强大魅力的唐朝文化的愿望十分强烈。

《渤海国志长编》对渤海的行政建制有详细的介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渤海上层社会浸染之深。渤海仿效唐朝的吏、户、礼、兵、工、刑六部，建立了忠、仁、义、礼、智、信六部，其目的是使儒家思想成为人们日常道德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尤其是对于官员来说更要牢记这种忠君报国、恪守封建礼教的思想观念。渤海政府机构名称有不少来自儒家典籍。渤海的胄子监仿照唐朝的国子监而设，主管渤海王国的教育礼仪和文化事业，其名称就是根据《尚书》中的“典乐教胄子”而来。它的长官称监，全面负责儒学的传播与教导。巷伯局则仿唐朝内侍省而设，主管宣布谕书和敕令。巷伯局一词来源于《诗经》。掌握禁军的左右猛责之名则来自于《周礼》。渤海贞惠公主墓志铭，包括后来发现的贞孝公主墓志铭都是用汉字书写，至于渤海有没有自己的文字，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解释，不过渤海国通用汉字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文体都是早唐时期流行的骈体文。墓志铭文中有“早受女师之教”之语，这说明渤海国重视教育，且有专门的女性教师负责教授贵族女子。当然这是仅属于渤海上层贵族的教育特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这与中原王朝的情形很相似。

4．黑龙江流域渤海人的陶瓷工艺

黑龙江流域渤海人民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吸取了唐朝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制造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陶瓷艺术品。这些陶瓷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声誉，不仅销往周边国家，其精品还被选出以向中原王朝进贡。从目前在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中出土的各类陶器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出渤海陶器的发展脉络。敦化六顶山墓葬群是渤海早期的大型墓葬群，这里出土的陶器反映了渤海早期陶器的特点。如：盘口鼓腹罐和侈口双唇长腹罐，多呈红褐、灰褐和黄褐色，且含砂量较大，这是因为早期陶制品的工艺手法多为手工慢轮修整；陶器表面的颜色不匀是因为在烧制陶器时火候掌握不好，促使窑中的温度变化无常所致。陶器造型艺术上多保留靺鞨族的土著特点。从器物种类来看大多是生活器皿，如盘、碗、盆、钵、盂、侈口罐等。其中侈口重唇长腹罐与东宁县大城子墓葬中出土的敞口长颈深腹罐都是最为典型的早期渤海陶器，并与黑龙江畔绥滨县同仁遗址出土的靺鞨陶器基本属于同一序列。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把它们统称为靺鞨罐，由此可以进一步看清渤海国建立者的主体民族当为靺鞨族系无疑。

到了渤海的中后期，由于受到唐朝先进工艺手法的影响，渤海陶器的制作技术与风格完全不同于前期。目前渤海墓葬出土的渤海中晚期陶器，多为灰陶和红褐陶，颜色纯正、火候均匀，质地坚硬，这种规整的陶器的制作手法明显是较为先进的轮制技术。黑龙江支流绥芬河附近东宁县大城子渤海墓葬群中出土的渤海陶器的轮制手法已经非常普遍，并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从东宁大城子渤海墓葬出土的陶器纹饰来看，其花纹的样式和精美程度令人惊叹，表现了陶工匠人的艺术创造力。这些陶器上的花纹主要有弦纹、刻划纹和模印纹。这种纹饰对后来辽金时期的陶器纹饰影响极大。此外，渤海中晚期的陶器器形种类也有明显增加。在渤海上京城附近的虹鳟鱼场渤海墓葬群中就出土有短颈壶、长颈壶、鼓腹罐、敛口罐、折肩罐和重唇罐、双耳罐等器物。到了渤海晚期，陶器的工艺水平更是突飞猛进，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最典型的就是，在唐朝先进的制陶工艺影响下，渤海人仿造唐三彩制作出了渤海的三彩釉陶，如三灵坟出土的三彩熏炉、吉林省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中出土的三彩俑等。这种三彩釉陶烧制火温较高，呈白色胎，而且质地坚硬。926年，契丹灭亡了渤海，占据了渤海故地，渤海人的这种工艺得到了延续，极大地促进了辽代陶瓷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辽三彩”。

5．黑龙江流域渤海人的壁画艺术

壁画也是渤海人一向引以为豪的艺术成就，据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记载，渤海后裔“善画马”。又据《海东绎史》“渤海”条引《画史绘要》云：“大简之，渤海人，画工松石小景。”这是目前关于渤海人绘画仅有的几条史料，然而，我们完全可以从渤海后裔的高超绘画技巧中想象渤海时期发达的绘画艺术。遗憾的是，由于当年契丹贵族害怕渤海人民反抗，将上京龙泉府一带经济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付之一炬，许多珍贵的绘画作品可能毁于这场大火，永久地消失在历史的视线之中。尽管渤海人的纸张绘画作品濒于绝迹，但随着渤海贵族墓葬中的壁画的发现，渤海画匠精湛的艺术作品还是得以重现。

在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墓葬中，渤海贞惠公主墓和渤海三陵2号墓中都发现了壁画，前者出土过壁画残片，因墓葬早期被盗，所以壁画破坏较为严重，而后者保存较好，且规模较大。壁画主要发现于渤海三陵2号墓的甬道中，内容属人物画，人物形象清晰，女性居多，体态丰满。陕西省乾县唐朝永泰公主墓壁画所绘人物同样是形体丰满，线条挺拔。渤海三陵2号墓中所画人物穿的服饰与同期唐朝人的着装十分相似，圆领、紧靴长袍，腰中束带，左祍，头戴幞头，着靴，编发。我国东北地区的墓葬壁画最早见于辽东、辽西的汉代墓葬中，较为集中的地区是辽阳和大连一带。后来高句丽时期的墓葬中也发现大批壁画作品。比较高句丽墓葬壁画和渤海墓葬壁画发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壁画风格，所描绘的题材内容、绘画技巧和用料，以及壁画中所反映出的人物形象和服饰均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渤海墓葬的壁画风格和绘画艺术的技艺不是直接继承于高句丽，而是学于唐朝。与渤海国相始终的唐及五代时期，墓葬壁画的艺术发展达到了最辉煌的阶段。在陕西唐朝贵族墓葬中，发现有大量制作精美的墓室壁画，如前面提到的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及其他众多的唐墓壁画，其绘画艺术风格与技巧都与渤海墓葬的壁画相一致。这说明当时的渤海国在与唐朝的交往中，有派往唐朝专门学习壁画艺术的匠人，或者专门聘请唐朝的画师为渤海国的墓葬绘制壁画也未可知。

综上所述，从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中反映出的渤海历史与文化的面貌虽然不是全面的，但它向我们展示的渤海人的生产生活和部分社会状况却是真实的。我们通过对墓葬出土物和墓葬结构、建筑特点等进行梳理与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渤海国的诞生和存在对于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文明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渤海国之后，同为肃慎后裔的女真人又崛起于黑龙江流域，并在渤海故地建立起超过渤海国数倍的强大王朝国家——金王朝，把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入中原，同时也把中原历代王朝所积淀的历史文化传播到黑龙江流域。实际上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基础应该始于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