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社会工作价值观二维结构的学理基础：意识形态与本土化问题

如果把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二维结构，作为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应用过程的分析工具，那么，这个分析工具的学理基础是什么？这就要厘清价值观的生成条件与价值观的特征。其实，“价值”一词，相对于人的观念形态而不是物品的效用，是主体对诸多相关事务之关系的评价和选择，在人文或社会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往往具有基础或核心概念的意义。在理论经济学中，价值范畴就是对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性说明（刘平，2002）。在伦理学中，价值观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善与恶、对与错、是与非等道德伦理问题的评价依据。在社会工作的行动系统中，价值观是行动系统的核心要素，是社会工作现象的理由和依据。

（1）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价值观能满足社会工作行动这一被解释物的分析工具的要求，是因为价值观具有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如果不是把意识形态特指为官方的主流话语，也不是反身性地指涉为失去合法性的强势阶层或集团的意志，而是界定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上，社会工作操作化理论就可能获得一种基础性的分析工具。

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一书中曾以评价性与经验性两个维度，解析了意识形态、宗教、逻辑学、社会学这四种不同类型知识的生成条件，即社会学知识源于经验；宗教源于评价；逻辑学既不源于经验，也不源于评价；而意识形态既依赖评价，也依赖经验（特纳，2001: 3）。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知识生成条件，依赖于评价，也依赖于经验；评价性观念根植于相应的经验生活，经验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精神生活又包含传统的和现代的；经验生活的改变也会制约评价方向或标准的改变。在社会工作行动系统中，主观性的因素包括社会工作的方向目标，是源于和行动者有关的意识形态的评价性部分。客观性因素即实现目标的技术性手段和策略选择，则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的经验性知识的制约。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二维结构与意识形态的二维结构具有同构性。

从意识形态双层结构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二维结构的同构性关系可以了解到后者作为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理论分析工具的学理意义。我们知道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习惯、法律、道德等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些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受到意识形态的评价性和经验性双层因素制约。不追求本质性认识的现象学所呈现的生活世界，也是通过意识形态链接的。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开创了现代知识社会学的理解意识形态的先河。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理念形态的社会事实，恰恰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与之具有同构性特征的“是什么”层面的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二维结构，一直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研究敞开着大门。

在现实生活中，有关意识形态的认知大体可划分成两种，一种是在社会思潮和伦理价值观念层面的，另一种是在经验行动层面的。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分类，意识形态不同于信仰或宗教信仰。这就是说，不论是社会思潮层面的，还是社会行动层面的意识形态，其评价性的依据都根植于相应的经验生活，不过在实际指向性上分成了思想观念层面的话语和经验研究的实证观察。由于思想层面的话语受众广泛，而经验研究层面的调查工作多限于社会调查的访谈与问卷，特别是问卷技术所获得的往往是简单的评价、态度、情感等信息，不会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因此，意识形态是成体系的思想观念，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是碎片化的意识形态。

不论是社会思潮，还是行动系统价值观，只要属于意识形态，就都是由评价性和经验性双层结构构成的。社会科学理论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经验环境条件的改变对评价性知识的影响。社会科学与时俱进的内在机制，实际就在意识形态的双层结构的关系之中。任何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果不是仅仅把它看作某一种观点，而是把它看作评价性与经验性双层结构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事实，则被这样理解和研究的意识形态领域就会成为社会科学提供科学增量知识的领域。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成就了不朽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例。

（2）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本土化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本土化问题密切相关，或者说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就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问题，因为行动层面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具有同构性的双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本土化问题主要反映在中外社会科学理念和文化艺术思潮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和冲突方面。无论什么样的本土化问题，都是评价性的观念与对称性经验基础的错位。大体可区分为以下三类内容。第一类是以东西方两种文化类型的差异为背景的中国化问题。这方面又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传统和新中国历史的小传统问题。不论大小传统问题，都因为与有科学主义背景的社会学有所区别，才相应地产生了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第二类是作为社会学的“通则”的传播和普及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后现代学术的传入使后现代话语成为当时社会学的标志，而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是不能停留在单纯介绍西方学术层面上的。第三类是在科学主义经验研究意义上的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问题（刘平，2006）。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社会工作专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形成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讨论的重要特点是，既重视宏观的东西方社会工作体制与价值文化背景的差异，这方面兼有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研究的特征，又重视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化社会工作的协同与融合。实践层面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社会工作的协同与融合，推进了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也使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从社会工作“为什么”的宏观层面的思考，进入微观实务层面“情景化”的行动研究。

微观层面的“本土化”研究，就是对每一次行动的情景化（区域化、族群化、阶层化等主观目标和经验条件的差异）研究。我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因此目标、手段、社会条件、规范取向等系统要素的差异和相互影响，使每一次行动的价值目标的确定和实施，都要受到相应的系统条件的制约。所以，如果把视角从专业社会工作引进初期所看到的宏观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差别，转换到本土实践过程的具体环境中，就会发现有多少层次和类别的社会工作，就会有多少层次和类别的本土化（情景化）问题。这样看来，在西方后现代社会工作的一般理论观点中，由西方社会原子化的主体结构和价值观的多元环境决定的所谓“社会工作是什么，永远没有最后的答案”的观点（派恩，2008: 12），用到本土微观社会条件的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可能是恰当的。

从社会工作行动和社会工作价值观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确立，到意识形态与本土化关系的分析，可以形成以下初步概括：其一，在微观的实务层面，以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二维结构作为分析工具，能够满足解释物与被解释物的明晰性与契合性的要求；其二，从社会工作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双层结构的同构性关系中，可以找到从宏观到微观的本土化、情境化基础研究的钥匙。这把钥匙也是开启辨识各种社会理论和构建新的宏观社会理论及其学科化逻辑体系的钥匙。

不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人文主义；也不论是千年的文化积淀，还是现代文明的影响，都会从现世代不同层面人们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留下各种社会事实的根据。不管这些根据将怎样在构建中生成和在制约中改变，只要学科化的逻辑规范是清晰的，各种扎根于本土经验的话语体系就都会通过学科规范走向本土化的科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