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历史条件的机遇与学科化基础研究的前景

由社会工作学科化发展所牵动的一般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是从重温前人总结过的常识和原理开始的。所谓社会科学理论，不外是以一定的概念化分析工具对特定社会历史过程或社会现象的总结和概括。它所反映的特定社会历史过程的代表性和趋势引领性，体现了那些理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意义。然而，这些意义背后的事实却几乎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逻辑和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才有了立足本土思考一般基础理论问题的机遇。

由于中国崛起的时间节点正值世界体系发生系统性变更的重要历史阶段，这就使这种融合具有了重新认识世界体系和探索新的社会理论的意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施法治和全面治党的总体目标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的发布，标志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将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科学体系的系统性改变。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完成的第五次修宪，从宪法的高度宣示了新的社会理论生成的社会体制的基本特征，标志着改革开放40年来体制摸索期的结束，使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的总结有了更明确的外部性参照。

本文的研究，在事理上，以知识社会学和类型学比较为基本研究方法；在学理上，遵循当代社会科学的演绎性和证伪性的通行原则，并借鉴了布劳关于科学理论建构应当具备的以下六个要素。①明晰研究对象的被解释物与解释物；②通晓相关的经验知识；③提出崭新的观点。布劳认为，一个理论若是提不出新见解，即使有完整的演绎体系、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精深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多少科学价值（Blau, 1995:16）; ④概念的精确化（Blau, 1977: 12）。⑤形成一个由命题组成的演绎体系（Blau, 1995: 15）。⑥把这个理论同实证研究结果相对照（Blau ＆ Schwartz, 1984: ix）。限于篇幅，本文只是拿出了一个总体框架，其他专题研究待后续发表。

“社会工作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在对学科基础研究充满期待的同时，怎么回答这种实质性的困惑？在理论上，杜威（Dewey, 1859～1952）实用主义的理论传统恰恰是要研究有用行动的基础理论问题。阿吉里斯所创立的行动科学也是在继承杜威有用行动研究思想的基础上，解决“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分工所留下的理论与应用的尖锐分隔。行动科学试图既在具体的情境中采取行动，又来检验那些概念化的理论”（阿吉里斯等，2012: 4）。如果在美国，这些基础研究都只能选择专业社科群体，而不能进入职业社工服务群体，那么，在中国现有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的状况下，基础研究进入一线社会工作群体也将是缓慢的事情。

笔者以为，推动社会工作基础研究发展的有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是教师队伍有探索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研究的要求；二是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在国内的学术生态环境下有比较优势，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学科认同将不断提升；三是政府职能机构的专业化程度在逐渐加强，对更专业的有基础研究功力的咨询服务将产生与日俱增的依赖；四是基层前沿的专业社会工作和行政社会工作群体对微观社会生活变化的科学辨识和改变能力的提高，这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手段不断现代化的保证条件之一；五是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教育结构的改变，在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内部可能先形成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不同侧重；六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发展，促进全面系统地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化一般理论，从而反哺社会工作的基础研究。

参考文献

傅龄清、刘平（2016）: “社会工作价值观二维结构在宁养服务中的应用”,《社会建设》，第3期。

顾东辉（2004）: “社会工作价值观、冲突及对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3～2004论文集》，第23～30页。

郭伟和（2018）: “迈向反身性实践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学海》，第1期。

何雪松（2009）: “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社会科学》，第7期。

何雪松（2012）: “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江海学刊》，第4期。

何雪松（2014）: “社会工作的 ‘文化自觉’”,《社会建设》，第2期。

何雪松（2017）: “社会工作：知变、适变、求变”,《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何雪松（2018）: “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路径与议题”,《学海》，第1期。

贾春增（2008）:《外国社会学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景天魁（2015）: “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第2期。

克里斯·阿吉里斯、罗伯特·帕特南、戴安娜·麦克莱恩·史密斯著，夏林清译（2012）:《行动科学：探究与介入的概念、方法与技能》，教育科学出版社。

刘平（2002）: “劳动价值论的社会理论及其分析技术”,《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刘平（2006）: “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特殊性与通则——关于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第6期，第7～14页。

刘平（2012）: “单位制组织的公共事务职能与分工——北方冬季城市除雪的启示”,《吉林大学学报》，第6期。

马尔科姆·派恩（2008）:《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第三版），冯亚丽、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2、18页。

乔纳森·特纳（2001）:《社会理论的结构》（上），华夏出版社，第3页。

渠敬东（2015）: “返回历史视野 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第1期。

童敏（2017）: “社会工作理论的文化转向及其文化自觉”,《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王思斌（1995）: “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王思斌（2010）:《社会工作本土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思斌（2011）: “中国社会工作嵌入型发展”,《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王思斌（2014a）: “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王思斌（2014b）: “袁方教授的社会工作教育思想与学科建设实践”,《社会工作》，第2期。

谢宇（2018）: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第1期。

杨静、夏林清（2013）:《社会行动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伊·拉卡托斯（2005）:《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张威（2017）: “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思想——兼论构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战略意义”,《社会工作》，第4期。

郑广怀（2018）: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迈向行动-话语的理论框架”,《学海》，第1期。

周晓焱、李精华、郑克岭（2010）: “价值分层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分析”,《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32～36页。

Blau, Peter M.（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Blau, Peter M., Joseph E. Schwartz.（1984）. Crosscutting social circles: Testing a Macro-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Orlando: Academic Press, Inc.

Blau, Peter M.（1995）. A Circuitous Path to Macrostructural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1, No.1, pp.1-20.

Younghusband, E.（1967）. Social Work and Social Values.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