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于梁启超通过启蒙话语的建构，进而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之间所建立的发生学关系的把握，进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诗教”本质，对于我们反思并推进现有的梁启超研究，以及正确把握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内在逻辑和精神资源，反思长期认识的误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启蒙话语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标志，确立这一点，对于思考中国文学的现代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以往所确立的文学的现代形式——通俗化和现代内涵——民族国家（“现代人以现代语言表达现代生活”），实际都是基于启蒙这一更大的话语逻辑之内。因此，如果从“启蒙”的话语逻辑出发，则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变革活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在语言改革、文学论题拓展上的“根本性差异”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们不过是程度的不同而已，没有实质的差异。而以往的这种理解，遂导致人们在理解梁启超的意义时，由于极力强调晚清与五四的差别，梁启超往往被视为改良派的文学革新代表，其文学“改良”相对于五四的文学“革命”而言，就成为一种资产阶级妥协性的表现，这种阶级论的论述，也就人为地割裂了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关系，然而这种评价在现有的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近代文学史”著作中，却被不加反思地采纳；另外，对于晚清与五四的“断裂式”理解，也使得我们不可能准确地把握中国审美话语知识转型的内在逻辑的发生过程，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关系也就无法在这一前提下被显现出来；即使在“返回晚清”这一视野下对于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往往以“五四”新文学来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以此回推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关联的一致性之处，这种以“五四”新文学作为标的的做法，正如前述所言，是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主要特征的遮蔽，而“启蒙”则可以规避这一问题，因为“启蒙”不仅贯穿于晚清、“五四”乃至整个现代历程。“启蒙”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领域的一个关键词，其重要性就在于把握住了在形式和内涵变革之下的深层的逻辑整体性，由于启蒙贯穿于晚清到现代的整个过程，因此，启蒙话语的逻辑发生就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历史过程，梁启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一个关键环节，就将如同水面上激起的第一圈涟漪，它将不断地在后续的涟漪中传递其波动。

其次，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影响，人们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政治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间建立阐释的逻辑，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视为这两股力量之间的竞争。如杨晓明的《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于闽梅的《异向共建：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等。这一阐释范式，固然能够比较清晰地梳理出20世纪中国文学功利主义和审美主义之间的两条脉络，更借助于审美主义的“救赎”话语和“个体”话语而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主流话语的政治抑制性具有批判解构的功能，作为一种“姿态”更能够成全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个体道德诉求，但是这种阐释本身，却忽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觉的启蒙诉求。实际上，诸如“启蒙”与“救亡”的变奏的论调，本身正是对于“启蒙”的远离政治性的理解。那么在这一阐释视野之下，梁启超的意义就被窄化为政治启蒙一路，在抬高审美主义而压制功利主义的立场之下，对梁启超的评价无疑是更为消极的。但是，“启蒙”、“审美”和“政治”在中国现代的审美领域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处于一种复杂的关联之中，三者之间并不是截然的对立，而是彼此交混，其同一性要远远高于歧异性。以两种现代性的冲突来理解这一过程无疑有削足适履的麻烦。

再次，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逻辑话语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契机的打开的关系。但是以往对梁启超的研究，由于梁启超本人多提倡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文类活动，这三者成为人们理解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框架。如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关爱和的《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都是从诗界、文界、小说界的文类变革分别出发建构文章的阐释框架，探讨梁启超这三者变革的思想资源、具体过程及其对于中国现代相应的文体变革的影响等。然而这一框架所带来的问题，是使得对于梁启超的意义的理解，受到了具体的历史现象的影响，而不能透视梁启超审美话语变革的逻辑发生学意义，更重视梁启超的“起源”的意义而非“发生学”意义。也正是这种历史的具体性本身，使得对梁启超意义的认定，容易停留在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性质差异之上。它更无法对于一种长时段的内在逻辑的发生和影响进行探讨，这无疑就限制了对梁启超意义的思考。

最后，现代性理解的片面化和单一化，遂使得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把握，往往专注于其在西方、现代视野之下的一面，力图描述的是在西方视野观照下的中国现代状态，而忽视“现代性”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本土性，更由之忽视传统精神资源在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由于“断裂”的视野，使得人们对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解，突出其新异的一面，而忽视其古典理念的现代活力。这就导致对梁启超的研究，重视其与古典的“异”的一面，而忽视中国文学启蒙话语发生的传统资源和渊源，现有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这一立场，即使是研究梁启超在过渡时期的流质性特征，也同样是基于“现代性的流动性”的观念，而忽视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精神资源的作用。除了曹亚明对于梁启超误读西方人文主义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梁启超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误读及其影响》和其博士学位论文《承续与超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临界点”》，何轩的《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以梁启超小说功用观为中心考察》等少数几篇，而这些研究往往也并非着眼于中国审美话语的现代性的理解。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者那里，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往往不断地被比拟为“文艺复兴”，这一理解实际上正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是一场古典的现代言说。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本书选取梁启超“思想运动时代”的文学启蒙理论和实践为对象，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建立，及其具体的小说理论建构、以国族为内涵的“中国文学”观念的建立，以及报章文体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话语形态、话语内涵和价值导向的发生学意义。由于发生学的方法涉及跨学科和比较视野，因此本书主要从梁启超整体的政治启蒙的文化视野出发，将文学与思想史、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探讨中国现代文艺话语发生的复杂性。论文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在澄清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内在本质的基础上，从总体上研究梁启超“新民”思想对建立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的话语逻辑的影响，并揭示梁启超文学启蒙话语的精神资源是古典“诗教”传统。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落实到具体的层面，讨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话语形态、“中国文学”观念建构和报刊文体变革实践三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文学运动话语形态、以国族为核心的话语内涵和通俗的价值导向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梁启超的文学启蒙话语是其政治启蒙话语的具体实践，这一前提形成了本文的阐释框架。论文试图以此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内在逻辑，并确认梁启超文学启蒙话语作为古典“诗教”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中介的重要意义。论文试图以此推进文艺学及其相关学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和审美话语本质的理解，使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的整体认识更具客观真实性，以此澄清一些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