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事实上，梁启超研究已经开展了近100年，关于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也经历了同样漫长的历程。早在新文学开展之初，梁启超的生前，就已经有人对梁启超与新文学的关系发表看法，如1917年2月25日，钱玄同致信《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讨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时，就以敏锐的眼光指出梁启超在散文文体和文学观念上的先导作用，他说：“梁任公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

郭延礼在《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中，从时间上将梁启超的研究史分为20～40年代、50～60年代和80～90年代三个阶段。而我以为，加之21世纪10年来研究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可以结合不同时期特定的研究特征，按照四种研究范式对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进行观照。这四种范式分别为感性范式、阶级论范式、实证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下文就在郭延礼的基础上，对四种范式进行归纳和分析。

（一）感性范式

特指20世纪20～40年代，与梁启超同时代或略晚些的许多人，他们读着梁启超的文章长大，对梁启超所影响的时代也有深切的感受，他们采用回忆、纪念、缅怀的散论方式，凭感觉对梁启超的先导作用做出经验性的描述，尽管没有采用严格的学术论文的形式，却往往发出远见卓识。我们称这种范式为感性范式。比如前引钱玄同的例子就是这种范式最早的一个例子。郑振铎在梁启超逝世后所撰的《梁任公先生》一文，是第一篇全面系统总结其生平、评价和学术成就的文章。在谈及梁启超文学影响时，特别推重其散文创作，他说：“他的散文，平心论之，当然不是晶莹无瑕的珠玉，当然不是最高贵的美文，却另有他的价值。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于梁启超的先导作用也给予承认，认为他“是想借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目的”，但“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此一时期，像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也回应钱玄同的说法，指出梁启超的文章尽管有很多毛病，但他毕竟是第一个冲破古文藩篱的人，认为他的新文体影响了近30年的文坛，新文学的胚胎孕育于戊戌变法之后，至五四终于呱呱坠地。而陈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7）在列举了对梁启超新文体的若干批评后，转而指出“这种新文体不避俚俗，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这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部，也即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35）将梁启超列入“新文学”一编，也表明了他对梁启超新文体与新文学一脉相承的判断。“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已经普遍认同了梁启超对新文学的开启之功和重大影响。”纵观这一时期，人们主要从梁启超的“新文体”——或者肯定是情感感染力，如郭沫若、胡适、周作人等，或肯定其文体的浅白通俗，如钱玄同、胡适、郑振铎、陈炳堃、钱基博等——这种突破古文藩篱，开拓现代白话文自由表述的角度来肯定梁启超对于“新文学”的贡献。而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和其他方面的文学贡献，在这一时期并不为人们所重。对梁启超“新文体”的现代文学意义的肯定，正与他们试图建构“新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具有重要的关系，因为白话文运动与梁启超散文实践之间的关联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是这也限制了对梁启超整体影响的视野，比如梁启超影响巨大的小说实践和理论贡献，在这一时期的论述中往往没有像“新文体”一样获得共识。而从中我们也可以透析出梁启超的影响力的真正方面：“新文体”的通俗性和感染力，使得梁启超的思想轻易地影响了时人，胡适在《我的信仰》中就揭示了梁启超的文笔对他所造成的震撼：“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梁启超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士（Hoblbes）、笛卡尔（Descartes）、卢梭（Rousseau）、边沁（Benthan）、康德（Kant）、达尔文（Darwin）等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个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字，坦然承认中国人以一个民族而言，对于欧洲人所具有的许多良好的特性，感受缺乏；显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国家思想，爱冒险，私人权利观念与热心防其被侵；爱自由，自治能力，结合的本事与组织的努力，注意身体的培养与健康等。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毛泽东早期孜孜以念的也是梁启超“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思想。由此也为我们留下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对于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之间的关系，应该具有一种突破具体文类实践的视野，应有一种整体性的观照。而20世纪20～30年代这种感性范式，由于其强烈的“新文学”溯源的倾向，也使得人们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容易限制在“五四”新文学这一特定的范围之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革命文学乃至后来的文学活动而言，梁启超的影响由于对五四新文学的“光亮”而形成了灯下暗影的“盲视”之区。

（二）阶级论范式

这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特定的政治时期的产物，以阶级的属性来判定学术的性质，从而给学者进行定性，成为这一话语的基本模式。由于梁启超是近代政治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区分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模式下，梁启超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遭受人们的各种批评。在当时，史学界关于梁启超的思想体系问题的争论一度成为焦点，就始终围绕在改良/革命的叙述框架之下。这一话语模式对于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这一论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60年9月25日佘树森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如何在文学上评价梁启超》一文，他认为只有依据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他将梁启超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1．戊戌变法前后（1895～1900）。这一时期梁的文学作品数量上并不丰富，但思想内容大都表现了他的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政治抱负和基于这种抱负而产生的爱国主义和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

2．由改良主义走向反动的初期（1900～190）。这一时期梁的创作和文学活动既有积极意义和进步的倾向，也有着不小的局限和反动性，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特别是与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阶级本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改良主义的反动后期（1904～1927）。这一时期梁的创作和文学活动，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而呈现出暗淡和衰落的状态，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

这是对梁启超的文学活动所进行的首次分期，但这种分期却充满阶级决定论的色彩。在佘树森看来，梁启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由进步走向反动，过去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离开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及其政治活动，离开他的世界观，对他的成就做出过分的肯定和夸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对梁启超改良而非革命派的身份定位，影响了对他文学成就的客观评价；而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更使得佘树森的分析评价看起来是那么绝对，甚至有几分荒诞的意味”。对于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在当时也有学者反对，如朱眉叔的《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就开始注意到梁启超小说理论的贡献，认为他对小说界革命具有倡导之功。他不同意阶级分析决定论或以政治立场来衡量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并给予盖棺定论，其观点较为客观科学。但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当时较为微弱。王立兴于1963年发表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小说界革命”》一文，重点分析梁启超的局限，认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确实推动了当时的小说改良运动，促成小说界一度繁荣，但是由于号召本身有很大程度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这种小说改良运动很快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击败，因此小说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命的变化。这种论述成为当时较为一致的看法。

这一方式随着特定的政治时期的过去而被人们所抛弃，但是其阶级分析的基本思维却没有完全消失，在当今专门研究近代文学的权威学者的学术著作中，这种对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身份，及其由之带来的“软弱性”“不彻底性”的评价依然充斥其间。如郭延礼自己就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中认为：“以梁启超为主将所发动的这次文学革新运动也有明显的弱点，如同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先天的软弱性一样，梁启超在文学革新上也是不彻底的。”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第十二章由连燕堂执笔的专论“晚清文学界革命的旗手梁启超”，在肯定梁启超的贡献的同时也同样指出，“它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一样，有其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的一面，这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的”。这种范式由于着重从梁启超的局限性的方面进行考察，因之对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就往往停留在其“不彻底”的一面，不管有多少肯定性评价，由于这一尾巴的残留，在看似辩证的背后，却是一种认识的“不彻底”，因为梁启超的“不彻底”和“软弱”，相对于现代文学的“革命性”而言，其影响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必然无法得到客观的评价。

（三）实证范式

随着新时期学术对于政治的相对独立，人们能够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这种客观性主要体现在从历史和文献实证的角度，对梁启超文论话语的学术渊源、文类变革的近代意义从具体的历史演变的脉络中进行考证，并能够结合当时人的反响和评价对其影响进行肯定。由于这一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和严谨性，因此也就有了专门对梁启超的文学思想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和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是国内最早对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专著。该书主体分为四章，分别对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与新文体创作、“诗界革命”与诗歌创作、“小说界革命”与小说实验品，以及戏剧理论与创作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并在结论上较为持衡，对梁启超所主导的晚清文学界革命的现代意义进行了确认，认为梁启超引导的文学界革命对新文化运动有直接的影响，新文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的文学观念并没有明显高于梁启超之处，他们不过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发展和提高，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连燕堂得出这种评价的基础却在于梁启超晚清文学革命与新文学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上，显示出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但是这一结论，由于有着实证的研究作为基础，也显得较为切合实际。1991年夏晓虹出版《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该书共十章，除去“导言”和“结语”外，主体八章主要探讨四个问题：第一，梁启超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的文学思想，考察梁启超前后期文学观念的差异（第二章）；第二，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研究，着重考察梁启超小说、诗歌、新文体与旧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三、四、五章）；第三，梁启超文学思想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关系（第六章）；第四，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日本影响，分别从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日本明治小说、日本明治散文三方面的关系，考察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文化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形成的影响（第七、八、九章）。夏著从历史的实证角度，对梁启超的文学思想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对梁启超文学观念的传统渊源和日本渊源的梳理，更是对此前梁启超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突破，此外，对于梁启超“新文体”“新民体”的关系的具体内涵提出自己的看法，更加符合历史的事实。该书尤其重视把握其中透露出来的若干文学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实证方法的限制，在理论发挥与阐释方面没有进一步展开。夏晓虹的另一部梁启超研究专著《阅读梁启超》，补充了前著在戏曲和梁启超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的缺失，对于梁启超的戏曲革命的过程梳理和梁启超文学研究方法的归纳，进一步凸显了梁启超在世纪之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在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由夏晓虹执笔的第一章《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则从梁启超文学研究的方法的现代性角度，通过其科学精神、文化视角和历史意识的研究，对他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过程中的学术史地位进行探讨。关爱和的《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则是21世纪以来梁启超研究的一篇重要的论文，该文也是通过历史实证的详细考察，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的理论提倡和创作实践两个角度，对梁启超在文学界革命中的意义进行确认，论文认为，“梁启超以国民启蒙、国民自新、国民变革为基本目标，以文体革命为触介点的文学革命思想，蕴含着许多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命题并具有极强的可实践性，因而得到了世纪初文坛的积极响应”。关爱和正是在“积极响应”的层面上，指出以梁启超为旗手的文学界革命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喧嚣与骚动”，并以之视“文学界革命”为20世纪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梁启超20世纪初年提倡并实践的文学界革命，对于后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来说，无疑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

对梁启超与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从总体上言，主要包括文类研究和渊源研究两种主要类型。文类研究主要通过梁启超的小说、散文、诗歌、戏曲四种不同文类的实证研究，考察梁启超具有的现代文学意义，由于“小说”的地位提升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得到人们集中的关注。而梁启超借道日本引介西方文化以促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也构成了此一时期人们关注的又一重心。此外，在探讨梁启超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上，也有一些专论文章，如孔范今的《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就高屋建瓴地论述梁启超与中国新文学的诸多联系，他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的所归纳的五个特征出发，逐条分析论证了两次启蒙思潮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及其对于文学革命影响的一致性方面，这种一致性包括“进化论”思想、对思想文化进行批判、以国民性批判为启蒙的中心议题、采取激进主义的历史态度、启蒙思潮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等。梁启超三界革命的现代性体现在开放的世界视野，文学观念具有现代性，以小说为中心的现代文体格局等，都是由梁启超所激烈鼓吹的。因此孔范今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梁启超开始。孔范今的这一论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此一时期学术观念的变化，正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新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点不应局限在“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晚清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梁启超作为晚清文学界革命的“旗手”，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也就因此凸显。这种凸显，既是因为他在小说中心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也因为其在文学的世界性的拓展上所具有的开创者之功。但是由于在探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上，将“五四”新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要标准，同时通过以“五四”来反推晚清的意义，而这种研究又建立在实证的文类研究的角度，这就导致对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影响，如后来的革命文学，大众文学等，缺乏必要的注意和观照，这同时影响到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本质的把握，以及对于梁启超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的真正理解，因为只有联系到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整体性，或者主流特征，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梁启超所具有的意义。换句话说，只有透过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内在结构的个性把握，才能为我们检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结构提供新的视野。而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它所具有的客观真实性的优点自难以抹杀，但是正如上述对发生学和发源学的辨析中所看到，实证研究也具有其对于观念发生发展过程把握不周的弊端。它更无法对于一种长时段的内在逻辑的发生和影响进行探讨，无疑这就限制了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意义的思考。孔范今注意到两次文学思潮之间在启蒙上的一致性，这一认识极富启发性，但是他由“五四”反推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做法，却不能不说正是上述问题的一种体现。

（四）现代性范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理论和视野的进入，西方现代性理论也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一种占有主导性的学术资源；海外华人学者立于西方理论的前沿，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视角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强，也被国内学者所模仿和借鉴。这种以现代性理论为研究立场、方法和视野，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行考察的研究方式也就是现代性范式。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梁启超的现代性意义在各种各样的现代性话语之下被重新加以考察，这就构成当今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关系研究的一种最具热点的研究范式。

首先，西方社会理论中关于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两种现代性的冲突理论，由于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政治启蒙现代性的关联，而对梁启超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杨晓明的博士学位论文《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是对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与现代性关系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一部专著。在该书中，杨晓明透过启蒙与审美两种现代性的视角，将梁启超文论思想定位为启蒙现代性思想，着重抓住其理性精神与梁启超学术态度、科学精神与梁启超文论中的科学方法、进化史观与梁启超文学史论、中西文化观于梁启超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四个角度，来探讨梁启超文论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并进一步探讨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启蒙现代性特征，透过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来思考梁启超的文论思想在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冲撞与调整。杨著结论透过梁启超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影响、对20世纪主流文学思想的奠基、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与审美现代性的超前意义，以及对现代学术规范的独特贡献四个方面确立了梁启超文论思想的世纪性意义。余虹在《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以梁启超和王国维分别代表晚清文学革命的两种现代性立场，认为梁启超是工具主义与政治现代性，而王国维则为自主主义与审美现代性。余虹指出，“由于梁氏的‘三界革命’强调文学的群治工具性，因此它不同于个体自然主义的异端诗文论；由于它强调文学为现代政治革命服务，并要求以欧西之道取代孔孟之道以更新文学的内容，以通俗之文艺更新文学的形式，从而彻底更替‘文以载道’的具体内涵，因此它又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诗文论。正是这一差异使梁氏‘三界革命’区别于晚清诗文革新运动，成为20世纪文学革命的先声”。陈佑松的《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则借助于美国学者列奥·斯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以主体性的建构、曲折和消解的观念，来建构主体性与中国文学性现代性缘起的关系。在其中，他认为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分别代表中国文学主体性建构、曲折和消解的三个不同阶段，在主体性的探讨中，又融入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视野，同样将王国维置于审美现代性，而将梁启超置于启蒙现代性。由于将主体性视为文学现代性的内在价值，因此对梁启超的启蒙现代性对于主体性的“曲折”也就相应地持消极的态度。这一视野在诸多的学位论文中受到模仿，深化了人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复杂性和紧张性的理解，但是这一模式往往视启蒙与审美相互冲突，从而以此宰割中国审美现代性内在的政治性动机，故意忽视审美与政治在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中的深刻关联，没有注意到启蒙与审美的内在一致性。

其次，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将时空观的变化视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中，也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全新的现代男女的体验。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新的体验方式的产生，这对于理解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鉴于梁启超在中国现代时间、空间、和感性视野上所具有的特殊体验，人们也就因此拓展了对梁启超的现代性意义的认识。唐小兵的博士学位论文《全球空间和现代性的民族话语：梁启超历史思想研究》就试图通过对梁启超的历史意识的研究，重新考察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出现，更为具体地说，通过重构梁启超历史观念的变化，揭示全球空间既是由梁启超对于现代性的呼唤而被激发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了他的批判性的重新定义。唐小兵以一种空间性或者一种具有决定性的空间组织和关系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分析梁启超历史思想的阐释框架。他既注意到梁启超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追求，又注意到梁启超对这种追求的反思，从而萌发出一种“人类学”的空间观，这种既追求又反思的过程，正反映出梁启超对于现代性的独特认识。李欧梵在2004年北大的学术讲演中，也将梁启超的现代性意义扩大到对现代性的时空观的发生上，在题为《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的讲演中，他就将梁启超视为中国现代“古”和“今”两分法的发生者，这不仅是因为梁启超是新的历史观的建立者，还是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王一川则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视为全球东扩所引发的本土诗学动员，全球化体验引发了诗人的语言表达需要，无意识中以汉语诗歌革命的方式为全球化在中国的东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罗义华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梁启超的“流质性”与转型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则从梁启超的“流质易变”的性格出发，借助于“流动的现代性”的理论，将梁启超这种“流质易变”理解为转型期中国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从而通过对梁启超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这种流变性的研究，来思考中国转型期文化现代性的问题。然而，对梁启超体验方式的现代性的理解，在于以集体性话语形式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中，要建立这种关联并非易事。因为这种现代性体验话语，首先必须建立在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类似于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一前提却仍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最后，与全球化的现代性相关的是本土现代性思路的兴起，这一思路往往被置于文论失语症和民族诗学建构的角度来进行。一方面，对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的重视，正蕴含着这一立场，论者质疑中国现代文论失语的说法，试图在中国现代的文论实践中，探寻传统性与现代性融合创构的新的典范；另一方面，是对于当今文化现实的关怀，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缺陷和现有知识体系的弊端，试图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寻找具有当代意义的美学范例。梁启超后期的美学思想，就被置于双重语境中被重新发现。如金雅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是第一本对梁启超美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研究的专著。该书通过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逻辑脉络，美学思想的四大范畴（“趣味”“情感”“力”“移人”），文艺思想和艺术美论等角度，探讨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体系和价值。该书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具有体系性，从表面上看，尽管前后期美学思想在具体问题上变化较大，但在内在理论基点和逻辑联系上却有着一贯性，梁启超思想中的“体系性”和“变异性”正构成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言，梁启超建立了一个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方红梅的《梁启超趣味论研究》将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作为主体进行研究，注重挖掘“趣味”在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中的意义，从艺术到人生的意义设定，入“生命之奥”的情感陶冶，“仁者不忧”的境界提升，“无所为而为”的生活表达等角度，探讨“趣味”在梁启超美学思想中的意义、方式、境界、实践等问题。这就构成梁启超审美话语现代性的一种重要思路。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旨在建立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现代传统”，把握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活力，但是由于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长期湮没无闻，这种研究对于完整把握梁启超的现代意义，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放在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发生这一问题之下，则不如梁启超早期的文学思想更具有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