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必须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的意义，是在“发生学”的层面发生的。“发生学”一词，英文为genesis，它最早是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例如对胚胎发生的探讨，对物种起源的探讨等，被称之为“发生学方法”（genetic method）。人类发生学是发生学方法从自然科学进入社会科学的纽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达尔文和摩尔根，以及他们的学术名著《人类的由来》和《古代社会》。但是发生学方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出现，是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密切相关，它使得发生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方法学意义的学科方法，并进而进入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例如哲学发生学、艺术发生学、审美发生学等。从总体上言，发生学方法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其主要特征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有分析地注重考察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

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发生学与起源学的方法是不同的，但经常为人们所混淆：发生学研究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而起源学研究事件在历史中的出现；发生是逻辑推理概念；而起源是历史时间概念。由于起源学研究的是具体事件在历史中出现的源头，因此在方法论上具有实证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具有经验主义的倾向。但是，任何事情的起源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开端，以事件的发生作为起源，必然导致起源的绝对化，并且无法解释知识结构的生成机制。与之相比，“发生学”研究观念的发生，强调知识结构的生成过程，其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并不以事件和时间进行实证，而以观念进行推理，从而解决起源研究将起源绝对化和无法解决知识结构生成机制的问题。发生学研究通过探究认识的结构生成，把握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从而解决了起源研究忽略主体性、只注重事件形式而不注重功能的不足。发生学方法以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为前提，认为知识的过渡是以一些新结构的形成标志，发生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探讨新结构的构造机制，包括这种构造机制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的问题。由于发生学方法注重动态的过程、主体的作用，重视整体的内容和功能，并着重研究观念发生的逻辑，因之它尤其重视比较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观念的发生不仅涉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还涉及观念在过渡前后的不同形态，它既要考察主体的心理状态，还需要研究客观的社会语境，并通过主客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把握观念发生的逻辑关系；由于观念的发生过程的动态性，这就涉及观念在过渡前与过渡过程中的比较，观念发生是与整体的社会文化实践密切相关，因之这种比较也就需要跨学科的视野。

之所以认为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审美和文学启蒙话语之间的关联是发生学层面的，就在于梁启超并不是在具体的、经验的、实证的层面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产生影响。我们很难在中国现代文学启蒙和美学启蒙的具体的理论言说中考证梁启超名字及其理论表述的直接引用，但是在观念和逻辑的层次上，梁启超在20世纪之初所建立的文化和文学启蒙的逻辑却贯穿于20世纪中国现代主流审美话语的言说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文学启蒙的理论和实践，正是中国古典教化话语向现代启蒙话语发生过渡的过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发生的关系，就在于它通过自身的理论提倡和实践参与，显示了这一转化的过程。正如哲学发生学既包括揭示哲学思维发生普遍规律的宏观哲学发生学，还包括对有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思想形成史进行研究的微观哲学发生学。作为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关键性人物，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形成也就属于微观哲学发生学的范畴，而他的影响也同样属于发生学研究的层面。在后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发生的意义，正是体现在他文学启蒙话语建构的过程之中，它蕴含着中国20世纪审美启蒙的内在逻辑及其逻辑悖论。